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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其生命最多只能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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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永久生活，就迅速生活。”这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贯崇拜的座右铭。从能够看清楚事物的眉毛的角度进行观察，这种局面之得来，完全仰仗以下两种情况：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受到了时代的快速之箭的诱发却又无力自拔；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想尽快耗完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愿意长期忍受外部世界的无聊。因此，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终和速度相关。而速度归根到底是一个时间概念。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终依靠的依然还是时间。只不过相较于我们，时间给了这种人特殊的外形结构而已：时间包纳了这种人的心脏，时间始终在要求这种人的心脏能够适应快速的时间本身。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后无一例外要死在时间之前：他撤退，他前进，他原地踏步，但他最终只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只需要一个跳跃和倒栽葱，他就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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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取决于中途退场的决心，但由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的天生胆小，他最终连一个微不足道的窗口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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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通常对外部事物不屑一顾，只偶尔对他感兴趣的人和风景投以一瞥。他就这样把用于解脱的窗口，处理成了可以盛纳视线的暗中通道。和我们不一样，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分裂是彻底的、决绝的。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外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内心反刍的材料，即使是通过窗口映入眼帘的一堆牛粪、一朵残花、一枝败柳，也能在他的反刍中成为内心的有机养料。他坚信自己内心的足够强大。但他没有注意到，危险正是在他的妄自尊大中一步步靠近他的。当他只顾消耗内心而不能有效地补充内心所需要的能源时，内心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趋于老化。可以设想，一部高速运转了十年或十五年却又从未从外部获取有效营养的机器，要是不老化，就只能依靠奇迹。对这个人来说，惟一可能的结局就是突然衰老、内心坍塌。在这种时刻，他有一张足够年轻的面孔，却有一头白发和过早酸软的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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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是一架具有浓厚形而上学性质的机器，但它又不是虚拟的机器：它是一部需要真实的力量去滋养和启动的机器。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重要任务：不断开动这架机器，加大它的马力，让它高速运转起来。这种人就是从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过程当中，才获得了生存下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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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字面听上去，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其步伐和心跳都应该是从容的，但这种人必须要完成开动机器的重任却使他格外性急。因为如果没有急躁，机器就会停顿下来，生存的活力也就会不复存在。凭良心说，形而上学性质的机器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拯救了他，但天地良心，这架机器同时也对他构成了伤害。在所有可能的伤害当中，心脏受到的损害也许最大。这就是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有可能得心脏病，哪怕他从前的心脏是如此健康，搏动得如此有力。但这确实怪不得他，因为没有任何心脏能够长期适应包纳心脏的快速的时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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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有两种情况值得充分考虑：依靠急躁使内心机器高速运转，其结果肯定是毁灭——因为它得不到有效的休息；依靠从容让内心机器慢慢趋于静止，其结果也是毁灭——因为静止意味着生存活力的彻底消亡。这两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在解除了外部拯救的所有可能性时，内心机器的高速运转就是生存活力的惟一来源；而随着机器的不断老化，要让它保持高速运转的态势，就必须给它施以更大的助力。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这样在悖论中出现了：运转和使运转得以产生的力量实际上都来源于这架机器本身。这无疑再度加快了机器的老化。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一旦停机，这种人又该怎样生存下去呢？他还有力量从活力的彻底丧失中站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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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确实是傲慢的：他鄙视一切，除了内心的力量，他不屑于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但一度这种人怀着可笑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愿意相信爱的力量。但他终于没有看见什么是爱。他不过是看见了几根爱的鞭毛——这和我们大多数人把鞭毛当成天使遗落的羽毛迥然有别。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思虑再三，在终于否决了爱之后，接下来他就不再需要相信来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没有能力作恶——当然也不屑于作恶——，因此，假如有来世，他必定还会是人。这恰好是他万难忍受的事情。这种人因此从心底里就不再相信任何型号的拯救，他甚至把不信任的态度推广到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身上。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根本就看不起医生。他认为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最可耻的人，在干着一些伪善的事业，竟然在采取各种方式割断人的解脱之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上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是医生和医学的天敌。按照这种人的真实想法，他倾向于看不起任何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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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确实不能将纯粹依靠内心生活的人视作狂徒。这种人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于人无害的悲观主义者罢了，也基本上不会对他人构成实质性的伤害。他惟一能够伤害的人只是他自己。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是一些无聊的自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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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不相信外部的一切。他认为外部的事物不过是假相，是毫无意义的尘土。但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又决不是佛教徒。这种人甚至把生活本身都看作是外在的、异己的事物。生活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必不可少的存身的场域。当然这种人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悲观主义了解得十分清楚。他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他把这一局面的到来全归功于命运在从中作梗。而对于命运，这种人向来无话可说。他拒绝谈论命运。正是因为对外部的彻底否定和不信任，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在无奈和绝望中才转向了内心。这又是一个悖论。当从内心生活中得到少许安慰时，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会暗自兴高采烈，甚至还会愚蠢地认为这一回很可能是真的有救了，也因此忘记了厄运轻轻的脚步声。但当他听见厄运的脚步声时，才发现大势已去。他最后能听见的，只是他的胸膛深处发出的一声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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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大的愚蠢是：他居然无条件地相信内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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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个比较大的愚蠢是：他在被逼无奈中，竟然动用了内心的悖论和内心的阐释学循环。为了应对包纳自己的时间的快速，这种人竟敢把自己的生存活力的来源，建立在一个由无数个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点组成的圆圈上。但他忘了，这是一种致命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上，原因就是结果，结果就是原因。无论是从逻辑的角度看还是从经验的角度看，这个支撑生存活力的圆形构架都称不上稳当。它的坍塌是必然的。而想要避免坍塌的命运，除非仰仗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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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来说，避免坍塌的奇迹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的帮衬：一，奇迹确实是人间的“事物”；二，构成这种人的生活的时间可以是静止的；三，这种人的内心的坍塌必须要先于圆形构架的坍塌。但这里面的难处在于，第一个条件万难成立，第二个条件根本不可能成立，第三个条件也许可以成立，但又需要另一个条件的帮助：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出生就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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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为了拯救自己，为了奇迹真的可以现身，也曾暗暗将目光转向了各种可能的学说。他把他能想到的各种宗教——从基督教到绝种教——都挨个打量了一番，试图从中找到借力打力的武器。但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不仅是悲观主义者，而且在悲观主义的长期哺育下，还最终成了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任何一种天花乱坠、口吐白沫的宗教。这种人只愿意站在毁灭的边缘，站在内心的废墟的中央，为宗教居然不能拯救他暗自叹息。这是他对宗教的惟一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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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敬意。正是依靠这一点，这种人最终获得了一汤勺的虔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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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虔敬感最终也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恐惧才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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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恐惧才是这种人必须天天面对的“事物”。前者是后者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口的食物，但从各种意义上说，前者又都是后者的敌人和仇恨的渊源。时间长了，这种人简直就成了恐惧的化身。他走向人群。虽然他看起来和我们并无二致，他的同类却一眼就能将他从人流中认出，并把他从我们之中分离出来。因为我们和那种既悲观又妄自尊大的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作为同类，所有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绝不会互相喜欢，尽管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就是人和镜子的关系。走在大街上，他们中的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跳动的心脏，但他们中没有谁会把这种局面真当一回事。对此，他们早就见惯不惊了，惟一的愿望就是掉头而去，把那些讨厌的同类尽可能抛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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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能遇见他的同类，无论是在大街上、厕所边、书店还是食堂或睡梦中。因为我们时代太容易生产这些物种了。我们时代就是生产这种人物的优质培养基。
       
       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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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正的颓废主义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所以然的。浅薄的人会以为颓废者就是蓬头垢面者、无精打采者、破罐破摔者。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对颓废主义者做如是想的人，很可能是被地摊上的“相术”手册给搞糊涂了。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恰恰是那些多多少少有些飞扬跋扈的人。真正的颓废主义者绝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始终在提倡高歌猛进和人定胜天，轻易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说，就意味着颓废主义者的立即完蛋。颓废主义者坚决拒绝他的时代，他只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和观察者。而要完成这一身份的构建，有两个必须的条件：足够长的观察时间以及被足够多的人愉快地接纳。因此，表面上的兴高采烈始终是颓废主义者的一贯标记。他的风趣和幽默使他得以吸引更多的人。良心不坏的颓废主义者在心里也有偶尔的歉意：他玩弄了那么多人，那些人却始终把他当作朋友和妙人，并给了他足够多的掌声和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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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颓废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真正的无精打采者、破罐破摔者和蓬头垢面者。和颓废主义者大不相同，他们是因为高歌猛进的势头被打断后，才做出这副悲惨兮兮的模样的。这伙人从来都不是旁观者，也不屑于做一个旁观者。他们自始至终都想做一个勇于进取者。这类人一旦被他人或者命运掐断了支撑高歌猛进的生长点，悲痛欲绝的神态就出现了。不管他们从前是多么的幽默和有趣，到此刻都会原形毕露得令人同情或遭人厌恶。颓废主义者早已洞穿了这种境遇，所以他从来不把人世间的事情真的放在心上。他来到人间，仅仅是为了尽量多地领教众生相，当然也包括无精打采者、破罐破摔者和蓬头垢面者的所有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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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颓废主义者始终都是一个谜。他是怎样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又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在一个以积极进取为时髦的时代？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曾经有不少故做深沉的学者和哲人给出了诸多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如果说不是可笑的，起码也是言不及义的。因为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如下问题：即使是领教众生相，又对颓废主义者有什么好处？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没有谜底的谜语。不过，我认为，在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在我们的智力中得到清晰呈现的时代，有几个小盲点简直是太好了。——我乐于看到智力的失败，也乐于看到各种学说的最终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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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是真正的隐士。但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士：他不是居住在终南山之巅或渭水之滨，而是穿行在众人之中。哪里人多，哪里就有颓废主义者的身影。他衣冠楚楚，口若悬河，无非是想换取活命的口粮——实际上，颓废主义者离开了人群，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时代和他人的滑稽可笑，始终是颓废主义者的养料和补给品。没有值得可笑的人群和可叹的做派，就很难想象颓废主义者还有存在的可能。但颓废主义者并不是要以他人的可笑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和不可笑。恰恰相反，颓废主义者正是从他人的可笑、可叹上，看到了自己有可能滑向可笑、可叹的危险，并借助这种“看到”把自己的隐士身份保持到底。所以，颓废主义者离不开人群。他感激人群。但他也在骨子深处看不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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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颓废主义者当中，释迦牟尼可能是最极端的人物。此人所组建的佛教教团则很可能是最大的颓废主义者群体。和所有颓废主义者一样，乔达摩·悉达多在成为释迦牟尼之后，依然穿行在人群之中。他甚至拒绝接受所有形式的布施。释迦牟尼看到了勇于进取者的荒唐、可笑、可叹和可悲，更加坚定了进一步成为释迦牟尼的决心。很难设想，要是乔达摩·悉达多像后起的沙弥或僧众那样抛却众人、深山静修，是否还会成为释迦牟尼。这样说起来我们都错了，因为我们以为释迦牟尼真的是超越生死轮回的佛，而不是人。事实上，释迦牟尼始终是一个人，是人中的颓废者。而且正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所以才能成为世世代代被人顶礼膜拜的佛。但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不可复制。他的行为是一次性的。即使今天仍然有人愿意成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也是不可能的。乔达摩·悉达多是第一个洞明了这个秘密的人，所以他抢了先，率先占领了这个后人永远也不可企及的高度。除此之外，乔达摩·悉达多的聪明还在于：他确实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者，相反，由于他的善良，所以他才预先创立了一个教团，以迎候那些向往彻底颓废的人。完成了这一工作后，释迦牟尼还给那些向往彻底颓废的人，安慰性地制定了颓废所能达到的各种果位：沙弥、和尚、菩萨……或者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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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颓废主义者都喜欢另一个时代。他只把自己的时代当作隐居静修之地，而把另一个莫须有的时代当作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释迦牟尼之后的和尚们彻头彻尾地错了：他们一步跨往了深山，却悲剧性地忘却了自己更应该和可悲、可叹、可笑的人群集中在一起。许多和尚有偷情、喝酒、吃肉、还俗、娶妻、生子、贪财……的毛病。这不能被看作意志不坚，而要归因于他们忘记了人群对于颓废者的重要性。和尚们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实则是人群对他们的愚蠢或性急的报复。没有观察对象的旁观者是不存在的，同样的道理，没有人群可供穿越的隐居者也是不存在的。逃往深山还号称修道，在真正的颓废主义者看来，只能是怯弱的表征。归根结底，颓废主义者的家园就是他寄居的时代——只不过通过他的观察和冷眼旁观，他修改了他存身的时代的涵义。释迦牟尼没有把这层至关重要的颓废理论告诉他的弟子，既有可能是他高估了弟子们的悟性，也有可能是要故意留一手，以便在他死去后，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他的弟子们在如何丢人现眼。此人就这样在阴曹地府也在继续他的颓废主义行径。他也因此成为惟一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至少是给他的惟一性增添了让人信服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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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真正的颓废主义者，都能很快从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就像当年的乔达摩·悉达多一眼就认出了阿难。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早已失传，但又被无数的颓废主义者暗中运用。有多少颓废主义者就有多少种运用方式。但也有偶尔的失误。我愿意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种失误。有一天，我因为无意间冒犯了我的领导，正失魂落魄地走在魏公村的街上。这时迎面过来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此人一脸讪笑。他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看我，搞得我以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对他怒目而视，想把领导发在我身上的邪火发到他身上。没想到此人在经过我的一刹那却对我说：哥们，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我们一起放声大笑那些可笑的！我以为他是个疯子，于是不理不睬，径直扬长而去。过了许久，我才明白过来：这是一个颓废主义者，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颓废主义者。现在我还明白了另一个事实：在这个假货横行的年代里，颓废主义者当中也有赝品。只是我弄不明白，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颓废主义者还值得冒充吗？这又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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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说邀我入伙的那个家伙是个刚刚入门的颓废主义者，除了他的冲动和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外，还因为他喜欢拣各种边缘开走。要知道，魏公村那条街在我走的时候，仅仅是一条小偷出没、贩毒分子十分猖獗的小巷子。的确，颓废主义者喜欢人多的地方，但同时也喜欢边缘。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这两件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情统一起来的。邀我入伙的那个家伙在喊我的时候，很有些装腔作势的做派，本身就是颓废主义者观察和调笑的对象。但更值得调笑的是，他不能同时既行走在边缘，又行走在人最多的地方。他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这一技术。他居然以为人少的地方就是边缘。此人的如许行为表明：如何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秘诀看起来已经泄露了。但这正好是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故意性的阴谋：他抛出了一点皮毛，让喜欢附庸颓废的人上当受骗，促使他们以颓废者的面目到处招摇撞骗。此等行径刚好给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提供了新的风景、新的观察对象。但真正的颓废主义者这样做确实是出于无奈：我们时代的人太乏味了，太没有趣味了，颓废主义者如果不自己给自己创造可以继续观察的有趣对象，就难以把颓废的行为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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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颓废主义者差不多都是些食量很小的人。由于颓废是这个世界上最花力气的事情之一，所以，绝大多数颓废主义者都是些干筋瘦骨的家伙，也许只有惟一彻底的颓废主义者释迦牟尼是个例外。如果你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胖子，我建议你首先要把他从颓废者的行列中清除出去。胖家伙们最有可能是政府官员。因为在我们时代，成为政府官员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尽量多地摄入山珍海味。颓废主义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是食物的退让者，是各种动物的朋友。在通常情况下，同时行走在边缘和人最多的地方，使得颓废主义者疲惫不堪，毕竟他从餐桌上摄入的热量实在太少了。但颓废主义者之为颓废主义者的诀窍就在这里：他从人群的可笑、可叹中，得到了热量上的必要补充。这种补充让他们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完全能将过于耗费热量的幽默和嬉皮笑脸做得更为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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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颓废主义者离不开人群并不表明他不能独处。恰恰相反，夜晚才是颓废主义者最钟爱的时间段落。夜晚是颓废主义者的春天。他躲在屋子里，开始动用某种只有颓废主义者才能理解的语言，动用只有颓废主义者才具有的特殊口吻、语调，记下白天的一切。因此，夜晚给颓废主义者提供了播种和发芽甚至收获的美好想象。颓废主义者就这样在语言和文字中，得以让自己很轻松地既行走在人最多的地方，同时又行走在边缘上。他从中又一次补偿性地获得了必要的能量，以便他在天亮之前的睡梦中，有足够的力量拜会各种各样的神祗。他甚至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占有了乔达摩·悉达多的高度。颓废主义者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窥见这一高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食量很小的人经过一个疲劳的白天，还要在晚上进行记录的原因。顺便说一句，每一个颓废主义者一生中都写下了无数本日记，但由于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绝不相同，所以他们记录的具体内容始终不为我们所知。他们的记录只在颓废者的阵营中暗中流传。这就是颓废主义者为什么最终不可能被假冒伪劣的真正原因。那些附庸颓废的人就这样被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当作长枪使用了无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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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正的颓废主义者都是骨子里的失败者。他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和其他样态的失败者不同，颓废主义者是笑着的失败者。他失败得越彻底，就越接近彻底的颓废主义者。正是这一点，把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和假冒伪劣的颓废主义者最终区分开来。后者不过是想通过冒充，去博取别人的同情，或者干脆把冒充当作了韬光养晦的手段，以便在关键时刻施以绝杀，从而有效地猎获成功。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对此了然于胸，而且这也同样出于他的诡计：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就是想看见那些附庸颓废的人的如许行径，以便从中获得能量。实际上，这是颓废主义者获取能量最不费力的方式。颓废主义者就这样笑着，等待者，观察着，一步步走向他的终点，走向他终极的春天。
       敬文东，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指引与注释》、《失败的偶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