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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童年的时候得过肾病，现在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记得一次撒尿，尿是血红色的，就住进了医院。同病房有一位小病友也是肾病，可能是吃强的松这类激素的原因，成了个胖子。没过多长时间，这小胖子就死了。我在医院里住了半年，肾病是好了，却转成了气喘病。接着就是漫长的十多年的呼吸痛苦。几乎什么偏方都拿来试过，什么怪药都吃过。
       少年时期，我的身体特别弱，一半时间是躺在病床上，在每一次呼吸中挣扎。另一半时间我也过的并不愉快。我现在还记得几件让我特别失望和愤恨的事情。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野蛮无理的体育老师。他上课的习惯是先让这些小学生围着操场跑几圈，把他们先跑累了再说。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酷刑。每次我都感觉像是要马上死去一样。1976年的时候闹地震，那时是夏天，我们都住在闷热的地震棚子里。那晚全院的孩子都跑出棚子看月蚀，我只能憋在里面。任凭院子里其他孩子欢乐地叫笑，我只能躺在蚊帐里，因为我实在是站不起来。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盯着蚊帐的帐顶。那一刻，我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失望。
       气喘病需要长期使用安茶碱和强的松，而后是气喘喷雾剂，慢慢懂事后我才发现，我用这些东西成瘾了。虽然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到北京去上了大学，可能是换了水土的原因，气喘病突然消失了，但有时候我还是克制不住要拿喷雾器喷几下。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疾病，家里人在我小时候对我根本不抱什么大希望。在我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爸就围着床转，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搓着手没办法。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我能顺畅地呼出和吸入每一口空气。我奶奶还对我讲，日子混过去就得了。
       1995年的时候，我和妻子住在北京西单一座老院子里，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在我们楼下，住着李季李伟四口之家。有一天这兄弟俩来敲我们家的门，跟我讲了他们家的故事，希望我拍摄他们的父亲。那时，他们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里，是因为长期酗酒造成的酒精中毒。他们的爷爷就是因为酗酒而后酒精中毒自杀的。我感到好奇，就去精神病院见了他们的父亲。原来，他们的父亲是位很有才华却一生不得志的舞蹈演员。因为酗酒，他已经和妻子离婚了。两个儿子因为家庭的苦难荒废了学业，已经成年却整天无所事事。同样是优秀舞蹈演员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没赶上事业的好时光，家庭生活中又摊上了这样一位酗酒的丈夫，整天抱怨世道的不公。因为没有另外的住房，父亲进精神病院前，一家四口仍旧浑浑噩噩地挤住在一起。当我见到这位父亲时，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是个悲观的人，他是蹦蹦跳跳的从很深的走廊里跑出来的。可能他已经知道要让他走出精神病院，亲自出演自己，参与拍摄一部真实的家庭片。基于此，他正努力彻底自觉地与酒精告别，决心开始新生活。也就是在我见到他的这一时刻，我决定要拍摄这部影片，真的让他们一家四口自己演自己，重新演绎他们过去的生活。在镜头面前，让他们重复过去。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绝望的故事。可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能让这个家庭和更多的人远离酒精。影片拍摄完成以后，父亲按照当初与医院的协议，又重新回到了精神病院。他跟我讲，他想出院，想回家，为了能够走出精神病院，他完全能够战胜酒精，不喝酒。他后来确实做到了，也确实出院了。
       现在，拍完这部电影已经有几年了，李季开了个酒吧，他和李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工作，父亲和母亲的舞蹈教学事业也开始红火起来，这家子人的日子好过了。可是，我最近在和李季喝酒的时候听说，他父亲又开始酗酒了。同时，我觉得我自己也越来越离不开酒精这个东西了。当然，这部叫做《儿子》的电影现在没有机会和中国观众见面，因为它是没有被通过审查的“地下电影”。
       2002年6月份，我去参加德国科隆现代艺术节。艺术节为我和一个东德戏剧导演安排了一次与科隆观众和记者的对谈。谈话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艺术。这个谈话的起因是，我们两个导演都是来自社会主义的背景。对话时谈的最多的就是审查问题。我和这位导演并排坐在一个桌子旁，这位已经是与西德统一了的社会主义东德导演，不知为什么，在我去之前就被翻译一次次地介绍和推荐，他是东德最重要的戏剧导演。可是他在台上谈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他非常紧张。我轻轻的斜眼看过去，他手指上有一块被嚼过的泡泡糖，不断地被从大拇指移到小拇指，移来移去，拉着丝。用了很长时间，他才把那个泡泡糖移到烟灰缸里。当时，我觉得自己和他一起作为来自社会主义背景的导演，面对着非常严肃、认真、勇于提问的那些科隆观众和记者，我们谈不清楚我们在自己创作环境中的审查问题。但我们俩之间，似乎不用说一句话就能明白对方的处境。
       过去参加电影节，经常和同行的中国朋友一起，猜测电影节期间的导演或客人，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他们中哪些是东欧，甚至是东德、西德，都能被我准确地猜出来。的确，在一些脸上，我们有似曾相识的印记。
       只要有国外记者采访我们，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审查问题。回答这类问题真的回答烦了，因为这个问题你给他说不清楚。可他们一般还问得特别细。像剧本是哪一些人审阅的，电影拷贝是哪一些人能决定它的删减，到底哪些题材可以拍，哪些题材你不可以拍。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与美国和西方不同意义的“地下电影”，在中国大陆电影行业中就形成了不同阵营，那就是通过审查的和不通过审查的。
       一位西方电影节的选片人对我说，他们为什么经常拒绝来自我们的这里通过审查的影片，他打了个比喻，有些电影通过了审查，虽然也表达了一些问题，只有几个小点被剪去，但就好像一个男人只缺少了一点——被骟掉了一样。
       为什么我写了这么多与基耶斯洛夫斯基毫无关系的个人小事情，因为读《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本书使我想起了许多。为什么我愿意给这本书写序，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序，首先是我对这位大师很热爱。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与其他大师比较，他影片的深度不是以沉闷为代价。再一个就是我对这本书中他的很多说法都有共鸣，读这本书对我有启发。
       他不同意“成功”这个词，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悲观的。什么是成功，就是在历经艰难之后活下去。
       （本文为《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中文译本序言）
       张元，导演，现居北京。主要电影作品有《北京杂种》、《过年回家》、《绿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