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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两道窗玻璃，我分明看到后凉台上有一个男人赤裸裸的背影，在正午的阳光里挺拔地立着，反射着白花花的光。我发出一声在我自己听来都不可思议的尖叫，转身就往大门外冲去，我快得脚不着地，根本用不着老女巫的笤帚就能飞起来了。房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严了。
       对门的邻居出来了，一个长得很敦实的男人，他疑惑地望着我说，是新搬来的？
       我浑身哆嗦着说，今天刚从学校总务处拿到房门钥匙，来看房子，可是，可是那里面怎么有个人呢，吓死我了。
       很敦实的男人用很敦实的嗓音说，不会吧，这家搬走两个月了。
       我说，那人在后凉台上，还光着身子，是个男的。
       邻居愣了几秒钟，随后又笑了。他说，看来他们把雕塑扔下不要了，以前这里住的两口子之中有一个是艺术系的画家，你哪天找个民工来抬出去就是了。
       于是我重新拿出钥匙开了房门。我先在门厅里站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这才小心翼翼地往后凉台上挪去。尽管有了这样充分的心理准备，当我再次瞥见那个背影的时候，还是差点儿又吓得跑掉，它太逼真了，猛的看上去跟活人一模一样，我总觉得他会突然地转身或者回过头，用男性的嗓音冲着我说出一句什么话来。
       我打开后凉台的门走出去，终于完全看清楚了那尊雕塑，这个裸体男人高大、匀称、健壮、棱角分明，还是个美男子呢，我的脸颊禁不住有点发烫了。后来我发现在他旁边还有一尊裸体女人雕塑，那女雕塑半蹲半坐，头微微低着，容颜秀丽，她的底座比男雕塑的底座小得多，被高大的男雕塑遮挡住了，所以我没有一下子发现她，女人的线条极其柔媚，仿佛她身上的曲线来自湖水荡漾的波纹，她身上的节奏来自清晨棕榈树叶子在和风中的颤动。
       我决定把这两个美好的雕塑留下来。这是顶楼，后凉台没有封，任风吹雨打，又有厨房里先前的气息吹散过去，这一对人身上全都灰蒙蒙的，尤其是男雕塑的后脑勺正对着厨房窗子上的排气扇，这个美男子头上于是就有油腻腻黑乎乎的一片污垢，当然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是个少见的美男子。
       我把房子只是打扫了一下，洒了两瓶消毒水，就搬了进去。我是个简单主义者，为了取东西方便，我曾经试图把所有柜子橱子上的门都拆卸下来。先前在这里住的那一家看来与我是同类，地板没有铺砖，露着老房子里那种光光亮亮的水泥地，墙壁和天花板上没有任何修饰，窗子是过去那种老式钢窗，油漆剥落，这些都合我意。
       对门敦实的男人有一次和他的老婆——一个穿戴得很鲜亮的中年女人——在楼洞门口遇见了我，男人和我打了招呼，打完招呼还想再多说几句，女人把两耳下边的金坠子不耐烦地摇晃着，催促道，你真嗦，没完没了的。很敦实的男人于是马上把说了三分之一句的话收住，随老婆走了。那女人转身的那一刹用她微微发青的眼白把我狠狠地剜了一下，与此同时她的耳坠子放射出大义凛然的光芒。这女人显然把她自己和她丈夫与别的女人的关系都当成了警察和小偷的关系，她不知道她这样对待我实属浪费，我这人有志气得很，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不要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给也是不许要的，对人家递过来的苹果或者点心就是垂涎三尺也要说“谢谢，我不要，我家里有”。这种来自幼年的教育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深远，长大后，以此类推，从别人的苹果和点心一直类推到别人的丈夫，我是都不会要的，就是白白送上门来我也不肯要，面对别人的丈夫，我在心里以跟幼年时期相仿佛的口气和节奏发出一个声音“谢谢，我不要，我家里有”。就是没有，我也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家里有”。
       很敦实的那个男人说出来的那三分之一个句子是“你家那位怎……”他只说出了主语和一丁点儿状语，我在心里把这个句子补全，就是这样的“你家那位怎么总是见不到呀？”别人总是见我一个人进进出出的，于是就询问我的丈夫哪里去了。我会告诉他们，我的丈夫出差了。结果是他们永远不会见到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永远都在出差，出差出差永远在出差。我不会告诉他们我离异了，我的丈夫如今已经和别的女人住到了一起；我同样不会告诉他们我从前的丈夫是一个叫李仟万的男人，是一个专门研究新月派的所谓学者，偶有哼哼卿卿派的散文、小诗以及文史钩沉之类的东西见诸报端。他有一个富翁的名字，其实是一个穷光蛋，一个流氓无产者，因为和文学沾了边，所以确切点应该叫他流氓文学无产者。男人有钱就变坏，而这个文学男人没有钱照样也变坏了，怎一个“烂”字了得；我也不会告诉他们和李仟万相好的那个女人比我差二十倍，他在和她探讨学问的同时，还和她一起探讨了肉体，把自己当了徐志摩把对方当了陆小曼，那女的惟一比我强的地方是屁股大得像磨盘，而脸庞又跟屁股一般大；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李仟万变坏的代价是失去了我，我不要他了，他痛哭流涕地求过我，但我就是不要他，我宁愿为他守寡也不要他了，我就当他死了，死翘翘了。
       我就当那个叫李仟万的男人已经死了，即使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又遇见了他，我也当他已经死了，我宁愿把正在街上走着的他当成他的鬼魂，我认为他死了他就是死了，就是有人向我谈起他的近况，说他活得如何如何，我也不要相信，反正我就是认为他死了。就是这样，他死了，我成了寡妇。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寡妇，一个还算得上年轻的寡妇，一个眉清目秀的寡妇，一个刚刚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寡妇。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小画书，叫《田寡妇看瓜》，打那以后便无端地以为全天底下的寡妇都姓田，因为自己也姓田，便无端地觉得自己长大了也会是一个田寡妇。我的名字叫田尔兮，在名字里，一个字是形容词后缀，一个字是语助词，全是《现代汉语辞典》里最僻静最孤苦伶仃的字，它们加在一起简直到了孤绝的地步，是万丈悬崖峭壁那样的生着锈的孤绝，这是一个寡妇的名字，而且是一个五十年也嫁不出去的、寡居到死的女人的名字。
       学校里常常要填些什么表格，表格里经常有“婚否”一栏，从语法上讲，“婚否”是一种简略的压缩了的说法，它其实是个表示选择的疑问句，就是“你结婚了呢还是没有呢？”答案应该只有两种，一是“婚”，二是“否”，这样就使得离了婚的人填这两种都不合适了，如果如实填“离异”的话，那就有些答非所问了，等于人家问你吃饭了没有，你不回答“吃了”或者“没吃”，而是说“我从前吃过，如今已经不吃了”。这个设计表格的人把人分成了两类，结婚的和没结婚的，而漏掉了结了婚又离掉了的，所以这一栏叫“婚否”是很不科学的，应该改为“婚姻状况”才好。我拿着表格去请示系主任我应该怎么填的时候，这个平日里喜欢咬文嚼字的语言学教授也着实伤了番脑筋，最后他很勉强地说，想不出别的更准确的填法了，那就只有填“离异”了。然后他在例会上讲到表格时还对大家特别地说了说，婚否一栏，我们在这里统一一下，离婚的老师们就都填“离异”吧。离婚者在我们系里并非我一个，是该用复数的。
       离婚之后不久，就碰上了学校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就分到了这套旧的两居室，我本来可以分上一套新的，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旧的。近年来许多关于豆腐渣工程的报道吓着了我，我的婚姻其实也是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众多“豆腐渣工程”中的一桩，已经坍塌成废墟，我对这个时代失去了最基本的信赖，我宁愿选择一套建筑于过去时代的老房子。我是一个胆怯、优柔、神经质、畏缩、带着粘液的软体动物，对外界的一切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我很庆幸我及时地有了这样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它老旧、坚硬、厚实、稳重，它的主要质地跟蜗牛壳和贝壳是一样的，均为碳酸钙。呆在这样的一个密封很好的容器里我才感到安全。楼房前面长着粗大的杨树，老高老高的，树梢已经超过我居住的六层楼楼顶，站在前凉台上伸出手臂不费力就可以够到杨树叶子，我想万一什么时候失火了或地震了，我就抓住树枝把身体荡过去，顺着树干往下溜向地面。
       
       我的两居室中，一间大的一间小的。我把大屋闲置起来，只住那间小屋。小空间比大空间更能给人以安定和踏实的感觉。小屋里有一个由天花板地板以及两面竖立墙壁围成的侧躺着的凹形空间，很像是一个扁扁的大抽屉。就在这个空间靠近着屋顶稍稍往下些的地方横空遮挡出来一道钢筋水泥顶子，将这个空间分成了两部分，成了上下叠在一起的一小一大两个抽屉，上面部分是一个带着两扇门的壁橱，下面部分空闲着，我就把一张单人床填了进去，正好把那地方给塞满了，那正是放一张单人床的地方，我找来一块花布做了个带拉环的床帘，把这个床洞遮起来，这样它就成了一个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遮挡着的长方体，我就安安稳稳地躺在这个长方体的小洞洞里面。我白天晚上都躺在那里面，在里面睡觉，在里面吃东西，在里面看书，在里面用手提电脑整理我的诗，在里面睁着眼睛发呆，我还把电话线接了进来，把话机放在床头上，在里面接电话。我的大大的两居室基本上不用，只用这个小洞洞，我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那么安然，我觉得自己从肉体到精神都尚未发育好，不宜跟外面那个硬梆梆的世界打交道，这里才是我该呆着的地方，我终于给自己找了一个好位置，茫茫宇宙中，这个位置最适合我。不管刮风还是刮沙尘暴，不管下雨还是下冰雹，不管别人赞扬我还是贬低我，不管大白菜的价格是涨还是跌，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反正我呆在这里面谁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管我，没有人要我，没有人想我，没有人搭理我，我成了“狗不理”。我自己呆在这个小洞洞里面，哪儿也不想去，一秒钟也不想离开，一寸也不想挪动，我觉得这里面又暖和又安全。
       我让我自己变得又暖和又安全——
       我是褐色果仁呆在了核桃壳子里。
       我是蚕宝宝睡在茧子里。
       我是蛐蛐放在了小罐子里、蝈蝈盛在秫秸编的小小笼子里、萤火虫投进了玻璃瓶子里。
       我是灯泡安装在灯笼里。
       我是线轴裹在了针线包包里。
       我是青虫钻进了卷心菜里。
       我是蜜蜂伏在层层叠叠的花瓣里的花蕊上。
       我是蚂蚁爬行在点心盒子里。
       我是小圆点模样的飞蛾子趴在绿豆粒里。我是大红枣包在棕子里。
       我是蛋黄呆在鸡蛋里。
       我是一枚亮闪闪的宝石戒指安放在了有天鹅绒衬里的小首饰盒里。
       我是一个安祥的词语镶嵌在《现代汉语辞典》里。
       我是分和秒藏在石英钟里。
       我是某个日期包含在一本台历里。
       我是CPU插在电脑主机里。
       我是氧原子在水分子里。
       我是“女”字偏旁生在汉字“囡”里。
       我相信我如此迷恋这个小小床洞，在意识最深处，跟原始人类生活在山洞里有关，这是一种返祖现象，我是现代的山顶洞人。
       至于头顶上的壁橱，我第一眼见到它时就想象过它的最美妙的用途。它可以在偷情遭遇不测的紧要关头用来藏人。比如那个偷情的女人就是我吧，在我和别的男人亲热的时候，真不巧我的丈夫突然回来了，我听到大门开锁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我让我的情人从床上起来，踩着椅子一个轻功就飞到小床上方的壁橱里去了，我用壁橱里的被子把他掩盖起来，把橱子门关上，然后神情自若地等待我丈夫开门进来。我认为呆在那壁橱里是比较安全的，我的丈夫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打开那壁橱，就是打开了，抬起头来往里面看时，由于仰角太高，一般也不会一下子就看到什么。我和刚刚进门的丈夫耳鬓厮磨了一会儿，然后对他吩咐道，你去买棵大白菜吧，我们晚饭吃白菜粉皮炖排骨。丈夫于是就出门买大白菜去了。他刚出了门，我就打开壁橱把藏在里面的那个男人放出来，让他趁机溜掉。想想吧，这可真是一出好戏呀。可是如今我是享受不到这壁橱能够给我带来的这种乐趣了，我孤身一人，我想让谁来谁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来，没有丈夫需要提防，不必把人藏在橱子里。要发挥这壁橱最美妙的作用，实现藏人的理想，于我是多么地艰难：第一步须先结婚，让自己重新有个丈夫；第二步是要有婚外恋情。这在我这里实现起来是不容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看来我只有将此计推荐给本校住同样结构房子的别的女人们了。想到这里我不免有点失落和忧伤，多么好的一个藏人的地方，就这样白白地浪费着。
       我在外面无论做什么，都急急忙忙的，想赶快做完了，赶回到自己家里来，钻进那个小床洞里去。每当我在闹市区横过马路，走到路的中央，我就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孤伶伶啊，我的前面是车，后面是车，左面是车，右面也是车，我腹背受敌，掉到车的汪洋大海里来了，它们全都不管不顾地向前冲，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几乎是擦着我的衣裳纤维而过，要摩擦出火花来了，我感到一阵又一阵闪闪的凉意贴着我的肌肤呼啸而过，我只要稍微有一点儿走神，导致一点点偏差，就会被吞噬，被卷到某个车轮子底下去丧生。我一个人过马路，我总是一个人过马路，没有人牵着我的手，没有人与我并肩同行，我必须自己在险象环生的十字路口见缝插针地奔走。过了十字路口走到僻静的路上去之后，我开始溜着墙根行走，我把空旷的路面省略出来，只占据着很小很小的一点点路的边缘，我在路边边上低头走着一溜直线。那法国梧桐树内侧的墙壁高大坚实，紧挨着它走路使我觉得自己有依有靠，将身体的一部分重量仿佛交付给了这墙壁去承担，世界的喧嚣有一部分由它来为我遮挡了。我看见别的女人偎依着男人走路，把她们婀娜的身体的重心放到某个或挺拔或臃肿的男人身体上去，而我是偎依着一堵砖墙在走，是的，我信赖一堵砖墙甚于信赖一个男人。我的脚步细碎而快，像这个城市里的一只灰色小鼠那样不引人注意地消失在茫茫暮色里。
       我的小床洞是一个温柔而结实的怀抱，我从外面回到这个怀抱里来，每次都像久别重逢。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搂着我的布娃娃。我给布娃娃起名叫珠儿，《红字》里海丝特·白兰和牧师丁梅斯代尔偷情生下的那个孩子就叫珠儿，我的布娃娃也是私生子。我挨着她，她挨着我，我滑润她细腻，我丰满她娇小，我们胸脯贴着胸脯，脑袋碰着脑袋，惺惺相惜，我离异了，而她是个老姑娘。我们挨着，就这样默默地挨着，紧紧地挨着，全心全意地挨着，同病相怜地挨着。我的呼吸像均匀的小小的波浪，和她的轻轻的鼻息搅和在一起，脉脉温情在小小空间里氤氲着，我禁不住为这相依为命的情形感到欣慰和忧伤，流下泪来。我想是不是只要是物体，就存在着要和别的一个什么物体挨在一起的向往？我往布娃娃连衣裙的口袋里放进一颗糖去，我拍拍她，哄哄她，我知道她像我一样头脑简单，哭着，喊着，不过是为了向这个世界要一颗糖。
       我整天整天地闷在屋子里。黄昏的时候我就想找个人说说话，夕阳映红了我的窗子，我的孤独多么鲜艳，鲜艳得近乎悲怆。我闭门不出，对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地球在转动，并且载着我的小屋永不停息地转动，我不可避免地在一点一点地变老。我多想找个人说说话，说什么都行，只要是一些话就行。我感到自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人类的声音了。我先把电话打到一个本市的女同学家去，电话响了好久，那边才接起来，女同学刚和我聊了不到一分钟，说着最近的天气情况，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婴儿哭声，她说，对不起，不和你说了，孩子可能尿了，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又把电话打到另一个女同事家里去，她向我抱怨了一会儿股票下跌，说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术语，突然她大叫一声，坏啦，我还做着鱼呢，都糊了，再见吧。说完就扣了电话，连我的连连道歉也顾不得听了。我把电话又拨到一个邻省的男同学家里去，大学毕业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来闲扯，我倒还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呢。电话是他老婆接起来的，她老婆先把我审讯了一番，让我在口头上填写了个履历表，才把电话递给他丈夫，我的那个男同学在电话里的声音不像从前那样绵软，而是变得规规矩矩的，听上去像新闻联播，他说，你好，我就是，我听出来了，请讲。接着就是好多个嗯，嗯嗯，嗯嗯嗯，等他嗯完了，实在没的嗯了，就问道，你有事么？我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说完我就积极主动地把电话扣掉了。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给这个男同学打电话了，就是哪天他把电话打过来，我也会像他那样用新闻联播的口气说话，还要问他，你有事吗？后来我索性拿出电话号码本来，从头到尾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照着拨，一连几个电话打过去，都是没有人接，我不死心地拨下去，好几个都在占线，我听着话筒里的忙音继续一遍一遍地拨，我穷凶极恶，直到把占线的终于拨通了。我拨通了一个，这次是我的一个中学老师，女的，她接到我的电话很惊喜，谈到我的离异，她一个劲地劝我要好好活着，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啊。我想对她说我本来也没想去死呀，可是最终并没有说出来。最后我的这位老师祝我节日快乐，我问什么节啊，她说，中秋节呀，今天是中秋节，你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呢？
       我扣掉电话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我穿过校园往外走，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正挂在西山尖尖上，秋的天空那么澄澈，衬托着这一轮圆月无比娴静温良，看上去不像是真月亮了，倒跟一枚剪纸似的。我到学校附近的超市里买了一只最小号的月饼，大约有单位办公室里的公章那么大小，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吃着。月饼很硬，里面的冰糖五仁馅儿恨不得把牙齿硌掉，我想我不是在吃月饼而是在开矿，我像个受虐狂似的一口一口吃下去，最后总算胜利地把它吃掉了。我感到满足，月亮看了，月饼也吃了，这个节过得像那么回事，我和我自己团圆了，我一个人那么美满。
       路过学生宿舍区的时候，听到楼上传来歌声“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儿，我就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有一天我又回到故里，我还会在你的窗前徘徊，假如我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的窗前……”这歌声在风里飘啊飘的，我的眼眶里渐渐地就有了泪光。我觉得歌里唱的那个梦中女孩儿就是我，可是那个去远方寻找未来的男孩子是谁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时竹山。时竹山是班里个子最高的男生，我是班里个子最矮的女生，他曾经送过我一块电子表，那只电子表我锁在箱子里从来没戴过，但我按时更换电池，至今它在我的箱子里仍然迈着北京时间的标准步伐走着，我想只要这只表不停，那个叫时竹山的男孩儿就会来找我，总有那么一天，无论他成为一个男人还是变成了一个老头，他都会迢遥地来找我的。时竹山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行员，如果不是近视眼的话，他这个理想就实现了，后来他考上了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时分配到西部去了。上次我回老家的时候，在街上见到了一个热衷于组织同学聚会的做了老板的同学，他把时竹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的，我要给时竹山打电话。他结不结婚跟我无关，他老婆高兴不高兴我才不管呢，我就是想给他打电话，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想和他谈谈那只电子表。
       电话拨通了，那边拿起话筒来。那边说：喂。我这边也跟着：喂。那边说：你是田尔兮吧？我吓了一大跳，我和时竹山已经有整整十三年没有联系了，他怎么单凭一个字“喂”就断定是我呢？时竹山说，你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变呀，还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把一个“喂”字似乎分成了好几截来说，好像这一个字是好几个字，好像这个字并不只是一个表示语气的词，而是一个有完整句子成分的句子，从这个句子里可以看出说话人的情态。时竹山的声音是那种成熟了的男性的声音，浑厚苍茫里还透着一点灿烂，像映着斜阳的寒温带原始莽林。我好像看到了他正在运动着的喉节。我好像还看到了他的刮得青青的胡子碴。那个送我电子表的少年已经长大成人，长成了一个男人。和他说话我心里十分安然，我的焦虑不安得到了缓解，他的声音似乎是谷维素，可以营养神经。我们谈论起了那只电子表，谈论那只生产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子表的形状、颜色、体积和性能，以及它上面的每一个小部件。第二天我们又通电话，还谈电子表，第三天也通，仍谈电子表，第四天，第五天，我们不外乎还是谈论那只电子表。我的声音通过千里电话线向他的声音扑过去，我的声音那么绵软无力，它需要依靠着一个什么，一个背景或者一个容器。他的声音搂着我的声音，他的声音抚摸着我的声音，他的声音轻轻拍打着我的声音，他的声音把我的声音温柔地覆盖住了，两个声音缱绻地拥抱在一起，它们接吻并且做爱。我的声音它寻到了亲人，此刻在我的身体里面最幸福的莫过于我的声音了，三千宠爱在一身。
       我的声音挨着他的声音，就是：
       纤细挨着粗犷。
       瘦弱挨着刚强。
       六神无主挨着自信坦荡。
       山东半岛挨着河西走廊。
       以后我每天都和时竹山通电话了。我们终于除了谈那只电子表，又谈了点别的，比如，回忆中学时代的点点滴滴，交流两地的天气状况，还要说说每天都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当得知时竹山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告诉他我离婚了，他也很高兴。我们十三年没有见面了，现在却隔着千山万水在电话里谈情说爱，“谈情说爱”这个词于我们是多么恰当啊，情和爱就是这样在电话里用美丽的汉语谈出来和说出来的呀。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如火如荼，我们用声音完成了在现实中应该完成的诸环节，都快生出孩子来了。我们离别十三年了，连对方现在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可是在电话里都快生出孩子来了。扣了电话以后，他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我的屋子里。我的房子由于总是只有我这个女人居住着，所以感觉阴气缭绕：桌椅沙发是母的，锅碗瓢盆是雌的，电脑书本纸笔是女的，梳妆用品全是待字闺中的模样，而四季的衣裳堆积在一起，看着都像弃妇和怨妇，床铺贞洁无比，只有我一个人躺在上面，简直就是一个尼姑，窗帘像修女，就是连我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文字也都是婉约派的，长袖善舞。如今我的屋子里终于渗透进了一个男人的气息，那是一种北方秋天里刚刚收割后伏倒在地的庄稼在阳光里焚烧着的温厚、明亮和刚毅，我就活在这样的气息里，像水仙养在水里。
       我们也通信，有一封我寄给他的信，他看了以后，在我的黑色墨水写下的文字的空白处用红笔有针对性地做了批注，又给我寄了回来。我看了他的红色批注以后，又在那些红色批注旁边一一用蓝色笔做了批注的批注，再次给他寄了回去……我们这样折腾了好几次，直到那信笺再也没有写字的地方了。我的字胖胖的笨笨的圆圆的，他的字细长而有韧性，它们在那信笺上亲密无间地挨着，肌肤相亲，像一群寻求庇护的小鸭子钻到了芦苇丛里。
       时竹山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影像还是十三年前十七八岁时候的样子。他的体型完全是一个飞行员的体型，他的相貌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西化。我忽然想起他的样子应该就像厨房后凉台上那尊男雕塑。我于是一趟一趟地跑到后凉台上去看那男雕塑，越看他越像我记忆中的十三年前的时竹山。我决定把男雕塑擦洗出来，挪到阳光灿烂的前凉台上去。我找来了洗衣粉和鞋刷子，开始擦洗男雕塑。我打算从他的头顶开始，自上而下地擦洗。我比他矮一个头加一个脖子，于是就搬来了小板凳踩上。擦洗他的后脑勺真是艰难，跟擦洗抽油烟机差不多，那上面是积了很多日子的油烟和灰尘混合物，说白了就是用油和灰和的泥巴。擦到他的五官的时候，我的动作变得很轻柔，他有点冷峻的表情让我感到些许敬畏。当擦到他宽宽的肩膀时，我由衷地想，只有这么宽阔的肩膀，才担负得起一个民族的希望啊。他四肢修长，肌肉发达，敏捷和力量就藏在那里面。最后我擦到了他的那个部位，我故意将这个叫做生殖器的部位留到最后来擦，是因为害羞，我擦它的时候，眼神斜视着别处，故意显得心不在焉，就是这样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把它看了个一清二楚。最后我终于把这个男雕塑擦洗出来了，他看上去更加神采奕奕仪表堂堂，我连拖带拽地把这个沉重的男雕塑挪动着，从阴暗的后凉台弄到前凉台上去了，让这个美男子屹立在灿烂的阳光里、蔚蓝的天空下、清凉的秋风中。
        我轻轻地呼唤着男雕塑，时竹山，时竹山。
       那个女雕塑被我留在了厨房后凉台上，我把他们两个分开了。爱情是自私的，我不能和别的女人分享。
       听说我的前老公李仟万结婚了，当然是和他的那位美才女。这个消息是我的一个比较要好的大学女同学彩彩打电话告诉我的。彩彩曾经是个文学女青年，凡是这个城市里的文学女青年没有不知道李仟万的，李仟万是我们这个城市里的文学大众情人。
       彩彩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可千万别难过呀，你要是难过我就不告诉你了。
       我问，到底是谁死了呀？
       彩彩说，谁也没死，是李仟万要和那个女的结婚了。
       很多年前我买过一本小32开本的彩色连环画册《伤逝》。现在我把它从旧书箱里翻出来，决定寄给李仟万做结婚礼物。
       我在书里夹了一页纸，纸上断章取义地抄了小说中的两段话。一段是“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我还抄道“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抄下这两段话来是为了表示个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我抄了，并和那书一起放到信封里寄走了。
       我还想送他们一只狗，叫阿随。
       我和时竹山每天除了通电话，简直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们必须偎依着彼此的声音才能活着，就像我们离不开氧气一样。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秋冬，迎来了春天，这个春天美艳得让人晕眩。我们用掉了无数张电话卡，201卡、300卡、IC卡、IP卡。我们快要倾家荡产了。尤其是我，我那么贫寒，身上的最后一笔小钱也准备着派上重大用途，那就是去购买一张电话卡，哪怕是面值最小的，我要用来拔通那个区号和七位数，我要让我的声音从这个国度的东部传到西部，我要用最轻最细的嗓音和最朴实无华的语调，达到震耳欲聋的效果。我有那么多要说的话，它们扁扁地贮存在一张卡上，存放在衣兜里，被随身携带着，卡号吉祥如意，密码正大光明，元和角将被分和秒一点点吃掉，几千里化为乌有，我们的青春啊在电话线里闪光。每当电话卡上出现这样的声音“对不起，你还可以通话一分钟，一分钟后我们将切断这次通话”，我就觉得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了，我得要求它对准靶心打个十环的成绩，要不就是火柴盒里只剩下一根火柴了，我要用它来引发一场火灾，在这正在倒计时的一分钟也就是六十秒里，我语速加快标点省略，仿佛我的生命就剩下这一分钟了。
       有一次我在还剩一分钟的时候，大声对着话筒说：“我们结婚吧。”然而我听到那边传来一个铁石般冰冷的声音“不行。”以后每当电话卡上预告只剩下了一分钟时，我都要说“我们结婚吧”，渐渐地每张电话卡上的最后一分钟都成了求婚时间，我得到的却总是斩钉截铁的否定的回答。时竹山告诉我说他父亲婚姻不幸，曾带着年幼的他离了两次婚，结了三次婚，现在都是六十岁的人了，还跟他的现任继母三天两头地吵架，前不久接到同父异母的妹妹打来的长途说，父亲揣着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出走了。所以时竹山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婚什么姻的，他倒希望废除婚姻制度，孩子们交给国家统一来管理。
       可是我一如既往地在电话卡上的最后一分钟里向时竹山求婚，而且越来越诚挚，越来越奋不顾身，时竹山则一如既往地拒绝我、劝说我、哄我。我每次打完电话我都哭得双眼红肿，肝肠寸断，趴在床上好久起不来。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未必就是真正地喜欢跟谁结婚，我也许只是喜欢这种在电话里撕心裂肺悲欢离合的感觉，这感觉让我快乐，在电话里冲着一个男人哭泣要比只对着他说话更让我满足，这样我们挨得似乎更近了。
       有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没有接到时竹山的电话，打过去无数遍也没有人接。第二天也如此，第三天也是如此。就这样天天如此，许多天许多天过去了，我和时竹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联系。我按通讯地址“某某省1215信箱”给他写去的信总是粘着“查无此人”的条子退回来。我真是快急疯了。我变得抑郁寡欢，连哭都不会哭了，我想这个时竹山一定是让我的求婚车轮大战吓着了，要么是躲藏起来了要么就是逃跑了。
       我很后悔不该用过于强烈的感情把时竹山吓跑。如果可以挽回，我宁愿重新回到从前，回到我们刚刚通电话的那时候，让海拔升高，气压永远到不了一个大气压，把情感永远控制在一百摄氏度以下，永远不沸腾，和他自然而然地来往，像风和水、像大地和落叶那么自然而然。我宁愿不要求做什么夫妻，而和他保持同志式的关系，我宁愿不卿卿我我，而是进行君子淑女式的礼尚往来，我宁愿不在信末写什么爱你吻你之类的混帐话，而写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我该怎么办啊？我真想往西部发射一颗远程导弹过去，正好落到时竹山的头上。我的悲伤刺穿了二十四小时。我的心里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句歌：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我感到走投无路。我的职业既稳定又体面还清闲，旱涝保收，不愁吃不愁穿，另外我没有生活拖累，还有一套满意的房子，人呢算得上年轻聪明，身体健康，无残疾，可我就是感到走投无路。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生活了，我觉得这生活大大地亏待了我，就差置我于死地了。我总想毁掉点什么。我要先下手为强去毁掉点什么，要不我就要被什么毁掉了。这个世界狰狞强大，我注定是毁不了它什么的，我要毁也只有毁我自己。我无端地认为在我身上精神和肉体已经演化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厌弃这具孤零零的寡居的肉体，这具失去了性别的肉体，只有摧毁它，才能使所有执拗的念头得以长存。
       我常常在日影西斜时分想到死亡。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结束，而是人生的一个后院，它和活着隔着一道黑色大铁门。那后院里长满了奇花异草，只是颜色有点失真，是用油漆漆上去的，而且它们没有香味。那里的河流流动得很缓慢，简直像水晶石的，鱼儿穿戴得过于华丽，并不忙于赶路，而总是在舞蹈和宴乐。那里的鸟儿都是化妆的，爱涂浓浓的指甲油，当然也戴各种各样的首饰。那里的人们走起路来目不斜视，不懂得自动拐弯，直到撞到什么物体上了才能在外力作用下改变一下方向，他们说话声音缺乏抑扬顿挫，声调是一条直线下来的。那里的爱情非常简单，活着的时候你最恨谁，那么死后到了后院里就要和谁结为夫妻。另外，那里将天黑称为昼，将天亮着称为夜。还有，那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怀旧之中，怀念着前院里发生过的，但又彼此心照不宣地对此缄默，从不提起。
       就这样，我一个人，卧在我的小床洞里，看着窗外的黄昏，心里想着死的事情。我想着这件我从未经历的、看似遥远却唾手可得的事情。我像做功课一样想着它，它是我在每日黄昏里的功课。想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快乐。如果现在我就去做，没有人会来搭救我，死会毫不犹豫地接纳我、包容我、覆盖我、圈定我、淹没我、箍住我、环绕我，它会紧紧地把我拥抱。我会和死挨在一起，跟挨着我爱的人一样幸福，死不会抛弃我，永远不会。有那么一次我已经把水果刀举起来了，把带花边齿痕的锐利锋刃放在白细的手腕上，压住了绿绿的血管，只要我一用劲，鲜血就会像喷泉一样迸射出来了，鲜血会汩汩地流啊流，很快地渗透被褥，我会变得苍白如纸，我躺着的这个六面全都围起来的小小床洞就成了一个棺柩。我拿着水果刀刀柄按着往下使劲的时候，并没有丝毫恐惧，我觉得自己是在切一只白皮萝卜，一只白皮红心的水萝卜，它的皮富有弹性，它里面的纤维有脆脆的柔韧之感，它在等着，清甜可口地等着，等着被一下子咔嚓一声切开来。我要切了，我要切了，已经没有什么好等的了，要切了，切了，切——。这时候电话响了，我暂时放下了刀子，去拿话筒，里面传来彩彩的声音。她问我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切东西。她问，切什么呢？我说，切手腕。彩彩笑了，说她也不想活了，正准备卧轨呢。
       自从和时竹山失去联系以后，我就把那只电子表从箱子里取了出来，天天拿在手里看啊看的，以寄托相思。终于有一天我看来看去，突然变得火冒三丈，找来一把锤子，把那电子表砸了个稀巴烂。
       我不再把前凉台上的男雕塑唤做时竹山了，我重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南阿。我起这个名字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我就是想叫他毕南阿。这是一个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
       毕南阿是我的。我的毕南阿是一个飞行员，而且是一个开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他抽出自己的一根肋骨造了我，当我长成一个黑发飘飘的少女，我穿着布衣布裙，涉过落花飘零的河水，去找他，以身相许。他把我的手放进他宽阔的大手里，我的心就得到了安慰。我们在露珠闪烁的淡青色早晨举行婚礼，把家安在依山傍水的小镇子上，在起伏和缓的山坡上用木栅围起矮矮的院落，有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通向不太远的有店铺的街道。我们在星空下用低婉的声音说着情话，风飒飒地从竹林穿过，油菜花地在不远处醉醺醺地香着，山坡下的灯火错落有致，呢呢喃喃地传递着人世间的温暖。我们过着地久天长的好日子，我很快就有了身孕，据医生说还是双胞胎。这时候我的丈夫毕南阿要走了，他要去飞，他的梦想是蓝天，就像我的梦想是围着木栅的点心盒子一样的家园。他在天上飞，我在地上等他快快回来，我准备了酒、馅饼和樱桃，等他回来，我常常抬头仰望，把全部的思念交给无垠的天空。我为这个叫毕南阿的男人守身如玉，严辞拒绝了来自其他男人的引诱，并且想进一步从镇上的老巫婆那里学点巫术，把那些屡屡来骚扰的登徒子全都变成电动玩具。最后我和毕南阿成了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老头子，我们的一双儿女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生活着，我们老俩口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我们一直活到很老很老，老得牙齿全都掉光了，一张口就是一个大洞。
       我把这一番想象出来的美妙故事讲给男雕塑听，他听得非常认真，嘴角还微微露出那么一点点笑意，他笑得非常含蓄，只有我才能从他冷漠的脸上把那点笑意分辨出来。
       我把自己的身体挨到男雕塑——不，是毕南阿——的身上去，让我小巧的身子挨着他魁梧的身躯。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挨着一个男人的身体了，他坚挺的骨骼和富有张力的肌肉唤起我身体最深处的一种悸动，它像潮汐一样翻卷着涌动着奔突着，沿着神经由内向外，向四面八方——像射线一样——迅速抵达皮肤，我感到短暂的酥软和一股尖锐的麻醉，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差一点儿叫出声来。我只有挨得他更紧，水蛭般贴在了他的身上。只有像这样在挨着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才会爱我的身体，认为它是活的，并且精神就种植在它里面。我挨着毕南阿，全身心地挨着他，他是一个男子汉，他是我的丈夫，我的顶天立地的丈夫，我的挣钱养家的丈夫，我的忍辱负重的丈夫，我的大大咧咧的丈夫，我的通情达理的丈夫，我的知道疼我、宠我、哄我、惯我、怜惜我的丈夫，我的可以托付终生的丈夫，我的谁也抢不走的丈夫，我的永远的、永恒的丈夫。
       我现在不是田寡妇了，我有了丈夫，他叫毕南阿，我可以被称为“毕南阿家的”、“毕南阿屋里头的”、“毕南阿那口子”、“毕南阿他老婆”、“毕南阿夫人”、“毕南阿的家属”、“毕南阿的女人”、“毕南阿他对象”、“毕田尔兮”、“毕田氏”等等，都行。
       啊，毕南阿，我相信，相信，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我想打制两只有龙凤呈祥图案的烧饼。一只烧饼上面烙上“田尔兮的丈夫毕南阿”的字样，用绳子穿起来，挂到男雕塑的脖子上去；另一只烧饼上烙上“毕南阿的妻子田尔兮”的字样，挂到我的脖子上来。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一个香喷喷的面烧饼，跟奖牌一样。这两只烧饼就相当于结婚证吧。
       可是一切都到此为止，我不可能离毕南阿更近了，我还能怎样靠近他呢。我们无限地靠近，但永不可能相交融：我不能在他里面，他也不可能在我里面。他无法像钥匙开锁那样，用他凸出的部分进入到我的凹进的部分，一点一点地对准密码，把我打开来。我的身体是一座城，而且是一座四季花开的春城，却这样无可奈何地闭关自守着。我们不可能再靠近了，不可能了。这使我难过。
       我接到一个关于我们那级大学同学国庆假期要在母校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的通知。在彩彩的煽动下，我去了。聚会聚了两天。
       吃第一顿饭的时候，我坐的那个女同学桌上，她们争先恐后地说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同学介绍自己三次流产以及第四次保胎的艰难历程，还有两三个女同学就自己孩子换乳牙的事进行了交流和蹉商，由乳牙又说到哪个牌子的钙片最好，又有两个生育最早的说起孩子在小学里的功课情况，还有两个频频碰杯，吵着要定娃娃亲，最后大家又商定着要让自己的孩子认彼此做干妈。我是那个桌上惟一没有孩子的，听别人轰轰烈烈地谈孩子我就有种莫名其妙的羞惭，我想起我的布娃娃珠儿来，我三十岁了，只是一个布娃娃的妈妈。我想跟大家谈谈我的珠儿，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谈起，又觉得说不出口，怕别人以为我患上了精神病。
       吃第二顿饭的时候，彩彩和我都主张没有孩子的坐成一桌，彩彩自婚后就盼着要孩子，可就是怀不上，中药吃出来的渣子都能堆成一座小山了，也还是于事无补，所以彩彩坐的那个女同学桌也在谈孩子的时候，彩彩受的刺激一定比我还大。
       没有孩子的女同学人数刚好凑成了一桌。就这样我们这些没孩子的女同学坐在了一起，大家不谈孩子，总得谈点别的什么吧，于是大家就踊跃地谈起自己的丈夫或男朋友了。有个女同学把第二任丈夫送给她的白金项链从脖子里拖出来在饭桌上进行了一次巡回展览；还有个女同学没有结婚，新谈的男友是某著名影星，她向大家提供了一些在小报上也读不到的关于这个影星的第一手材料，使大家开了眼界；有一个女同学谈到自己的丈夫时，用埋怨的口气夸赞道“他老是出国，前不久又作为翻译陪省长去澳大利亚了，害得我老是独守空房”。彩彩在谈到自己的丈夫时比较低调，只说了一句“我爱人是搞哲学的”。后来大家纷纷切磋起了御夫术，我这个已经无夫可御的人自然没有发言权，只有倾听的份，就算是曾经在婚姻里积累了那么一星半点御夫术，说出来也是不足信的，试想我要是真懂得什么御夫之术，估计也就不会把夫御跑，御到别的女人怀抱里去了，如今我这个人坐在这里，只配为大家谈论的所谓御夫术当一当反面教材。我坐在那里听着别人谈论我没有的东西，也并没感到怎样的自卑，只是有些惶恐。
       我想起了我放在前凉台上的男雕塑。
       我忽然对大家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我的丈夫叫毕南阿，是个飞行员。
       我的话引来了一阵唏嘘。有人说，那他长得一定很帅吧，飞行员都很帅。我点头默认，并故做谦虚地笑了笑。还有人开玩笑地说，你找个飞行员做丈夫，是为了跟别的男人偷情方便吧，他在天上执行任务高高飞着的时候，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对于他就像发生在另一个星球和另一个国度里，他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也不会有突然回家敲门的可能，正是天时地利人和呀。我说，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有彩彩没有说话，很警觉地望了我一眼。
       第三顿饭我没有在会上吃，同年级里有一对男女同学结婚的，男的叫夏，女的叫秋，家就住在母校附近，邀请我和另外两个外省过来的男女同学去他们家吃海鲜。大学时代我常常和夏、秋他们一起参加补考，如果某门课本年级里按比例要有两到三个不及格的，一般不外乎就是我和他们，所以算得上革命同志。夏和秋一毕业就结婚了，一结婚就生孩子了，我算了算他们儿子的出生月份，断定该是在学校里怀上的。晚餐很丰盛。外省来的男同学使劲夸我，一会儿说我看上去比别的女同学要年轻，一会又说我是个才女。虽然我知道这年头女人只要五官还算端正，就叫美女，女人只要能写几个字的，统统叫才女，“才女”、“美女”这种词已经贬值成了狗屎，每个女人头上都可以随便扔上那么一块半块的，完全不必当真，但我还是不好意思了，我这个学生时代常常补考的才女被夸得不好意思了，直后悔没有随身携带着录音机来，好把他的溢美之辞全都录下来，以后可以时不时地放给自己听听，以鼓舞士气。
       外省男同学吃完饭后有事先走了，剩下我们在那里喝茶。大家说着说着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了我身上。
       秋在一个党校任教，她忽然用在党校里上课的口气教育起我来：你这辈子能干什么，不就是写点歪诗么，你还想做著名诗人呀，就凭几句歪诗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再说，你会做饭吗？你会洗衣服吗？你会收拾家吗？你根本就不具有维持婚姻的能力，离婚是注定了的，再婚也得离，哪个男人能和你过到一起去呀，你能生养孩子吗？我看你这种性格的人没有孩子就对了，你根本就不配做母亲，孩子到了你手里也要遭殃，你知道做一个妻子和母亲得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看看我，看看我们，夜以继日地操劳，你就知道了吧，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绝不像你写歪诗那么容易！我看李仟万不要你了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一个只会写点歪诗的女人，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哪，你想想，你还算是个女人么……
        秋的丈夫夏在一旁听了开心地哈哈大笑。
       外省女同学惊呆了，她望望秋，又望望我。我不言不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把皮包斜挎到肩上，微微笑着说，谢谢对我的指导，我要走了。
       我关上门，背过身去，可是已经看不清楚楼梯了，泪水蒙住了双眼。来到大街上，看着昏黄街灯下的路面是倾斜的，坐上出租车，说了目的地，任汽车把我拉着走。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恨我自己怎么那么没出息，为什么要去吃人家的饭，我吃了人家的饭，就得接受人家的再教育，我吃了人家的饭，就有了听人家说我这不是那不是的义务，而人家就有了教育我的权利，谁让我吃了人家的饭呢，我已经吃下去了，我吃的哪是饭，分明是屎，吃下去了，却吐不出来！我这是自取其辱。我真是活该。今天晚上他们过得很快乐，他们过了一个佳节，我这个生活惨败者把他们原本平庸的生活衬托得光芒四射。我受伤了，伤痕累累。我是被狗咬了，被疯狗咬了，我必须立即去防疫站打狂犬病疫苗。
       回到住处，回想着刚才别人评说我的每一句话，浑身发起抖来。我想打电话给几千里之外的父母。我是我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孩子，他们原以为第三胎能生出一个儿子来，没想到我来了，还是一个丫头片子，我将他们传宗接代的梦想彻底粉碎了，还使他们差一点被免去公职。从小到大，无论何时，只要一想起这个，我就幸灾乐祸。的确他们曾经说过我的脸上与生俱来地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即使在哭的时候也抹不去。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们，作为父母亲，他们是怎么看待我这个人的，他们会不会也像别人那样嫌弃我，后悔当初生下了我？
       我踱到前凉台上，看到了毕南阿。
       以黑夜为背景，在明亮的月光下，毕南阿通体发亮，呈现着银青色，脸上的表情也显得过于诡谲和肃穆，猛地看上去竟有些触目惊心。我的心禁不住有点发紧。
       我赶紧回转身去，把屋里的白炽灯泡打开来，让灯光透过一扇大窗子无遮无拦地流泄到凉台上，把月光冲淡一些，于是毕南阿通体的色泽立刻变得柔和起来，看上去跟平时一样了，脸上的表情也立即由诡谲和肃穆换成了悲天悯人。
       我扑到毕南阿的怀里，哇哇大哭起来。我把刚刚受到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在这种时候我就是想大哭，扑到一个我信赖的男人的怀里大哭。
       我除了跟他说，我还能跟谁说？我除了向着他哭，我还能向着谁哭？
       我逃离所有的人，只挨着他。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毕南阿，才是我的亲人。
       彩彩来找我玩，看到了前凉台上的毕南阿。
       彩彩又像聚会那天在餐桌上那样很警觉地望了我一眼。
       后来她坐在门厅里的沙发上，我端了一杯绿茶给她。她漫不经心地呷了一小口，眼睛并不看我，突然说道，他很帅。
       我也不看她，笑了笑，答道，是啊。
       我们并不说出“他”是谁，但我们心照不宣，知道在这里“他”指的是谁。
       他很酷。
       她突然又补充道，还是不看我。
       我说，是的。
       彩彩从我这里走了之后，第二天打电话过来，用很平静的口气对我说：我给你物色了一个搞计算机网络的男人，跟你同岁，未婚，我说了你的情况，他很愿意见见面，你哪天有空的话，我出面请你们俩吃饭。
       彩彩真是费心了，我这么个残花败柳，她还给我介绍了个童男——虽然生理上未必是童男，但至少在社会意义上还是的——而且这个童男竟还很愿意见我，真是让我感到荣幸，看来我还没有沦为“狗不理”。可遗憾的是已经晚了，我并不想去见他。到这时我才突然发现，在离婚后漫长的独居日子里，我对情感或男人的渴望急剧上升上升上升，已经达到顶点，并突破极限，以至于变得非常形而上了，结果是我只能爱我意念里的男人，而对某个具体的男人并不怎么感兴趣了。
       彩彩对我的拒绝很生气。她用一针见血的语气对我说：田尔兮，作为你的朋友，我劝你赶快把你凉台上的那个裸体男人雕塑抬出去扔掉，你已经变态了，那不过是一个雕塑，是泥巴的、石头的，是一堆无机物，你必须接受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开始正常的生活……
       彩彩的愤怒使我有点幸灾乐祸，我哈哈大笑起来：是啊，彩彩，你给我介绍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堆真正的有机物，他有新陈代谢有生老病死可以腐烂还可以让蛆虫一点点吃掉并可以变成肥料去营养庄稼，他像李仟万一样都是有机物。可是在这颗星球上，挨着一尊雕塑比挨着一个男人更让我觉得心里踏实，我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一定比一尊雕塑更可靠更值得信赖……
       彩彩忧心忡忡地说：田尔兮，你病了，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真的，你听我的话，你要小心你的精神状态，你要保重，一个人生活更要好好的，知道么，我建议你多外出走动走动，别老是闷在屋子里，啊？
       我知道我没有病，我比那些心理医生还要正常得多，我可以给他们看病。
       十二月八日夜晚或十二月九日凌晨——由于后来人们把那天发生的事件称之为12·9案件，所以我就记住了具体日期——我在睡梦中听到一声悠长、惊恐而惨烈的叫声，我醒来了一会儿，似乎听到楼下有些许动静，但又很快沉沉地睡过去了。后来我被一阵急急的敲门声惊醒，睁开眼睛，窗帘昨夜忘了拉上，明亮的阳光猝然击中了我。
       我打开门，五个穿警服的人站在我的门外，我认出里面有一位是我们学校保卫处的一个处长。我一下子懵了，飞快地在脑海里搜索我曾经做过什么触犯法律的事情。我想起在筹借房款那段日子里，由于穷极生疯，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自己持一挺五六式冲锋枪抢劫了银行，一麻袋一麻袋地从银行里往家背钱——除此之外，我可是没有动过任何犯罪的念头，更谈不上行动了。五个人一边嘱咐我不要害怕，一边进了我的屋子。他们察看了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最后把兴奋点锁定在前凉台上。他们在我的前凉台上又是拿出尺子来测量，又是拍照，还取了个什么印迹说要拿回去化验，还询问了我不少莫名其妙的问题，其中问到那尊雕塑，我都一一作答。他们忙活了一大阵子决定离去的时候，突然又提了个问题，为什么不封凉台？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理由太多了，多到简直就像是没有理由了，我只好说，想封还没来得及呢。
       他们已经出了我的房门了，我听到楼梯上传来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一句我听得十分清楚，“可以断定，死者瞳孔里留下的最后映像就是凉台上那尊雕塑。”
       第二天住在我对门的敦实的男人在楼梯上遇见我的时候，很关切地和我谈起正闹得人心惶惶的12·9案件，我才恍然大悟我竟是这12·9案件的当事人或曰受害者。原来一个坏人从我们六楼楼梯口的天窗跃上了楼顶，试图从楼顶往下溜到我的前凉台，再进入我的居室，可是在他的脚刚刚踩着前凉台的水泥边沿的时候，不幸失足，堕楼摔死了。又隔了一天，对门这个很敦实的男人又拿来一张晚报给我看，上面的法制版上以消息的形式报道了这件事，消息是这样的：
       “本报讯12月9日凌晨两点左右，月光皎洁，在本市的长亭小区南区一幢隶属师大的教职工宿舍楼上，发生了一起企图入户作案未遂却失足堕楼事件。12月9日凌晨，案犯潜入该楼，并通过六楼楼梯口天窗爬到楼顶，在他企图从楼顶进入某户的时候，双脚踩到凉台边沿时，不慎失足从空中坠下，当场摔死。公安人员接到报案，立即赶往现场，在七小时内破案。据查案犯叫李铁，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曾因盗窃罪和流氓罪判刑七年，李犯是于今年10月流窜到我市的。”
       这则新闻上“月光皎洁”四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四字和那天听到的警察们在楼梯上说的那句关于死者瞳孔里留下了雕塑映像的话联系了起来，忽然我的灵感来了，并在我的脑海里放射出万道光芒：案犯一定不是失足坠楼的，一个惯犯绝不会这么轻易地就马失前蹄的，他是被猛然映入眼帘的雕塑吓死的——就像我曾经看到过的那样，裸体男雕塑在明月笼罩之下会呈现出银青色，通体发亮，表情诡谲而肃穆，半人半鬼，一个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人在猛然看见它时，视觉会受到强烈刺激和震荡，引起极度恐惧，心脏在瞬间承受过大压力，犹如灯泡一般鼓破。我断定，案犯是被男雕塑直接吓死的，或者至少是在受惊吓后四肢失去了平衡，才坠楼而死的。
       我坚信一定是这样。
       那么是毕南阿保护了我，使那个妄图劫财劫色的坏人罪有应得地摔个粉身碎骨。毕南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守护神、我的保镖、我的卫士、我的吉祥物、我的幸运之星、我的永恒的丈夫。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像他那样保卫我，没有，从来都没有过。
       我久久拥抱毕南阿。我让自己的身体和他的身体紧紧地默默地挨在一起。挨着，这是世界万物之间所运用的最体贴的语言，是漫长而寂寥的人生旅途中最欣慰的举止、最温柔的笑意。
       路也，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诗集《风生来就没有家》，小说集《我是你的芳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