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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39年春，海南岛沦陷后，我取道湛江逃往越南，欲从越南往抗战大后方。从西营乘英商轮船往海防经过琼州海峡时，遥望日寇的战舰在海口海面一带游弋，心情不胜愤慨。
       我记得当时逃难的旅客都是买统舱票，有些人住在货舱里，有些人住在甲板上。有一个青年占着二人的位置，我和几个朋友劝他让出一个位置给一位老妇人，他不但不答应反而出言不逊，挥起拳头要打我们，说声“老子占的地方谁也动不得。”我们都为他不把这“高强本领”和“英雄气概”用到抗日战场上去而“可惜”，如果他拿起青龙刀和日本鬼子交锋至少将达到三百回合以上。听说他是中学生。
       抵达了海防，逗留二天，再往河内，游历了当地的名胜，又过了几天才乘火车往西贡。火车的设备很差，四等车人和货物都挤在一起，经过某车站时，成包的东西从窗口掷入，乘客稍一不慎就会使你头破血流。路经中圻的归仁，停了一天，由客头带着新客到新客衙办理居留手续，缴纳居留人头税每年三十多元贡币，由居留政府发给人头税证明手册一本(俗叫本身书)。这本手册要经常带在身上以备检查。在归仁纳人头税就只能在中圻地方一带通行，因为在那里纳税比较在西贡纳税的钱少点。如果往南圻西贡或其他地方居住遇到警察查问，就要说刚从归仁来的。有许多华侨由于没有钱缴纳人头税或其他的捐税，就被殖民政府逮捕监禁或驱逐出境。办理居留手续的时候还要印指模。在南洋别的华侨居留地像先前荷属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泰国等处只印一只手指，而在法属印度支那却要印上左右两手的痕迹，这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有色人种尤其中国人进入印度支那的一种特殊的最不合理的待遇。印指模原是欧洲一些国家惩戒犯人的一种办法。我记得在上海时，有人在商务印书馆偷一本荷马著的《奥德塞》，被馆里的人发觉逮捕，送往公共租界巡捕房，租界的统治者也只强迫那人签个名，印一个指模而已。
       经过两日夜的行车到了西贡，总算达到了目的地，但找自己的行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各旅客的行李好像小山一样堆积在仓栈里，由你自己去找，找得满头大汗，筋骨疲累。有些人找了整日竟找不到。找到了行李，又要经过警察的严格检查、盘问，检验人头税证明手册始得安然离开。
       (二)
       西贡是南圻的首府，法国的南圻殖民总督即驻于此。我初到越南，居于堤岸，是南圻第一个省会，位于西贡之西南。从外表看来好像一座城市。在这里，华侨居住最多，经营工、商业者和苦力工人绝大多数是华侨。潮州、广籍、客籍、海南、福建，所谓五帮华侨，在这里皆设有学校。海南帮的三民学校设在水兵街海南婆祖庙里。我有亲戚朋友、旧时的老师当该校教员，有此机会我就暂时在该校住宿，而该校的炊事员潭榄村人林君，又是我的朋友，因此在那里吃饭可以不缴膳食费。不但如此，林君经常还请我饮茶、看电影，引导我游历著名的西贡动物园。我在堤岸，认识了好些人，他们是父亲、绍兄、丙裳的学生或朋友。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我一方面想往抗战大后方，一方面又想如果未能去应该找个职业。过了二三个月，我的女人也逃难南来，于是我决意长住越南，托人介绍当教师。据朋友某君说，金瓯省华侨学校将聘请教师，我就到金瓯去。从西贡乘汽车到金瓯，早上六点钟开车晚上五点钟才到达，沿途经过芹苴、蓄臻、薄寮几个有名的省会。到了金瓯，由人介绍在一家海南人开设的药材店里住下，据说海南人要开办一间学校正在筹款，而华侨学校聘请教师的消息却杳然不知。要具体了解海南人办学校的情况，得询问黄善礼帮长，于是我又乘民船经过将及一天的时间到黄帮长的家里去。他的家是在一个小市镇上，以我和他有同宗的关系，他的儿子有祥在故乡时也认识，所以得到他很好的接待。他是士后村人，该村姓黄的弟兄和我村的人先前是同一派的祖先，大家都是唐朝御史、进士滔公的后裔，依照辈序，我叫他叔祖。他拥有田地不少，并有耕牛出租，可能是个小地主。离市镇略远，他建有一座西洋式的房子，那里的地低湿，蚊子甚多，牛舍也要挂上蚊帐。据说办学校的事情困难重重，恐怕办不起来，我只得回堤岸再行打算。我起身时，他赠我贡币十元做川资。这是我到越南后第一次撞一鼻子灰的事情。
       我的女人来堤岸后，起初住在大姐处，暂时和她的（儿）媳妇同睡。可是我的外甥却这样说：“八舅母竟和我的女人同睡，我要回来睡，她又将到哪儿去呢?我偏不给她睡。”我的女人听着哭了起来。我非常愤怒，就将戒指卖掉，自己租房子来住。我认为他这样的人不顾人家一时的困难，自然谈不上亲戚的关系。这样的人还当得教师吗?之后，我找职业的意志更为坚决，我决不再寄人篱下。
       (三)
       海南岛沦陷于日寇后，海南同胞如小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渡海到越南的真是像过江之鲫。自然，在西贡、堤岸也来了不少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人帮助的则经营小生意，没有人帮助的就要找职业干，主要是走权门，巴结校董，想吃一碗教师饭。因此，钻这门职业大有粥少僧多的感慨，而在西贡、堤岸没有人事的，只得面向南圻各省去进行。
       我在祖国已知有贵、有章宗叔二人在南圻茶荣省经营生意，他们回祖国时，常和父亲来往，看来有点交情。于是我就往茶荣去，请他们介绍个教师位置。到了茶荣，备受他们的欢迎，并在酒楼设宴款待。原来他们不同在一处，有章叔在茶荣省会开西餐店，有贵则在茶荣省属的平富市开设药材、谷栈，兼营杂货，自己还是个中医。他们的大兄有富叔也在平富市经营谷栈、杂货生意。他们都有船只直接往西贡、堤岸装运货物。当时相会之下，大家不胜欢喜，有贵叔是茶荣省海南帮帮长。据云海南帮要开办学校，帮长是当然的发起人，但办学校要具有条件的人向殖民政府立案。有贵叔很想我负起这任务，问我是否具有下列条件，即：一、国籍明确；二、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资格；三、确实的年月生日；四、向殖民政府的法院取得清白书；五、取得公立医院或挂铜招牌的医生的身体健康证明书。我当时答应他，上述条件可能办得到，但我在归仁办入口手续时，在人头税证明手册上，填的名字是“黄闻棣”，与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不符，因为我无意居住越南，只随便填一个名字。现在须得到归仁去看看，是否能更改过来，如能改过名字，其他的条件就容易办。翌日有贵叔给我十元做川资，就辞别他回堤岸。
       (四)
       我听朋友说改名并不难，只要花钱，如果以一百五十元贡币打通新客衙的越南籍事务人员，他当能瞒着法国人把你的名字糊改过关，使人不易发觉。越南籍的官吏或通译大多受人贿赂，这些人对待华侨或当地的劳动人民常常是狐假虎威，甚至凭藉主子的势力，横行霸道。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就到中圻去。我先到芽庄，从西贡到芽庄车上的餐室由海南人包租，租金贵因而西餐也贵，他们对乡亲招待还好。在芽庄歇了一宵，翌晨从芽庄往宁和，遇见了好多熟人，如彭舜臣、钟尧轩，都是父亲的朋友。过了几天又从宁和乘马车往朱花市有浩叔处，他的儿子闻安是父亲的学生。闻安弟为我开一顿丰盛的午饭，并给我二十元做费用。赶车的越南人能说一口很流利的文昌话，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文昌人呢。当天下午乘汽车往绥和，希望在绥和能乘上往归仁的火车，可是在绥和，没有一个相识的人。我在街上逛逛，有一家海南人开设的药材店，我硬着头皮进去，说明了来意。店中的人都乐意接待我，引我到设备较好的房间里休息，很客气地请我吃饭。有一位店东说：“出门人不可拘执，在我这里多住几天也不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是乡亲呢!”我若外出，他总会叫伙计找我回来吃饭。这位店东接待乡亲十分周到，听说他原是读书人，会吟诗，遇着“同行”，更加敬重。不料在该店还遇到井头村人潘以溪，看样子很贫，并且生病，他在这里赋闲度日。我请他去外面吃饭，还给他二元做零用。我得他的帮助买了火车票到归仁，就托海南帮长代办改名之事，但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西洋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与咱们中国大不相同，以名字来说，西洋人只一个名字，而咱们中国人大多有乳名、学名，写文章的有个笔名，结婚时同学朋友又赠个字名，即俗所谓表字。名乎、名乎，何其多也。名字多了自然是麻烦的事，西洋人如改名要经过在法院办手续，还要登报声明，居留政府决不为你搞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又乘火车往岘港，在七斗村潘先甲的广和美商店住下。潘先甲是文考村人的门婿，他的岳母和爱人以及许多亲戚都住在那里。有个潘先万是广和美商店的通译，如有跟法国人或居留政府交涉的事情都由他出面代办。我请他代办改名这件事，他也大摇其头。有一位朋友为我设计，说我是刚从唐山来的叫他代办入口手续。他说：“先生，不行，你存有底册在归仁，底册上有相片和指模，如果被居留政府查出吃罪不小。”改名不行了，这可说是我第二次撞到的一鼻子灰，只得掉头回堤岸去。
       我从堤岸到岘港已是半个月了，而钱也差不多用光了，只得伸手向玉珍借钱。她是满口答应了，请我放心，但是她的母亲和丈夫不肯，反而讥讽说我的女人有钱。她丈夫生性悭吝、刻薄、一毛不拔，从来看不起穷人，尤其像我这样的“寒儒”更不喜欢。我真懊悔不应该向这样的人借钱。
       我补记一件事，当我乘绥和往归仁这一段火车时，跟一位越南籍的老人坐在一起。他七十岁，懂得汉字。我初到越南，不懂越南话，即以自来水笔写出文字跟他交谈。他说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我称赞他的精神很好，他点头微微地笑，以手抚摸他的胡须。他戴一顶黑色帽子，穿一件黑色长袍，越南人的长袍比中国人的短些，穿起来只到膝部，正在交谈之时，他解开长袍的扣子，在里面的衣襟上结着一只银章，上面刻着“太帝寺署正”五个字，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中过进士，越南人考取进士很容易，跟咱们中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大作其八股文是不相同的，他指着银章给我看又微微地笑，以手抚摸他的胡须，看来他非常得意，原来他先前是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傀儡皇朝做过太帝寺署正这官儿，傀儡皇都设在顺化，傀儡皇帝就是保大。他是中圻某地人，到顺化去探望他的孙女，他的孙女在顺化某中学读书。我下车了，跟他挥手道别，这位老人的慈祥面容经常留在我的脑海里。
       (五)
       我在中圻白跑了一趟，匆匆忙忙回堤岸，心中有点不安，为了要教学解决生活问题，就托人领取华侨登记和国籍证。不久，有贵叔叫我带女人到他那里去，从堤岸到茶荣，大约行车四个钟头，经过美、新安、永隆几个有名的省会，始到达平富市，从平富市还要行车十四公里才到茶荣有贵的铺子。
       越南人民居住的房子叫做là屋，无论屋顶、墙壁门窗全是用là叶建造的，là是水生植物，叶子跟椰子树叶很相似，把它来编织成块好像门板一样，作为建造房子的材料，这样的房屋猫狗都可以钻进去，有些富裕人家，屋顶盖瓦，用木板或là叶做墙，也有屋顶盖là叶以木板为墙的，普通的越南劳动人民都非常穷苦，自然没有好的东西吃，所吃的只是粗饭。无论男女都有吸烟、喝茶、啃槟榔的嗜好，睡觉时床上铺一张草席，盖覆身上的也是一张草席，越南人买草席要买两张，如果只买一张便是有人死了，在衣着方面，有些人没有衣服替换，就在夜间脱下来洗，日间才有衣穿，这些人是靠种田过活的，谷子未收割时没有钱用就得向债主告贷，又要受高利贷的繁重剥削，逾期不还将被官府送到牢狱里去，尝尝铁窗风味。
       (六)
       到平富市后，有贵叔安置我夫妻两口人住于有章叔的铺子里。这铺子和他的商店原是一间大房子，是二层楼的建筑物。平富市除了这房子有楼外，其他的全是平房，有的是là屋，有的是瓦屋。
       关于办学的事情，有贵叔认为，如办正式的学校，必须向殖民政府立案，而校长教员都必须具有上述的条件。为了使逃难南来的儿童得就学的机会和侨生的儿童得以学习汉文，就征求本市和附近的学生家长的同意，先行设立家学。于是请木工制造黑板、课桌和凳子，买一些挂图教具，积极准备开学。招得学生十五名，学费是以每月来计算，有的人出钱多，有的人出钱少，按各学生家长的经济能力作决定。这样，我每月大约可得三四十元，总算能解决夫妻两口的生活。这十五名学生中，在本市的八名，附近各处来的七名。我的女人还要跟他们煮饭，房子的楼上让他们住宿。虽然是家学，但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教授，小学课本教完后接着还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
       我的教学尚好，得到各家长的赞扬。
       开办家学，由有贵叔以帮长名义向省级的殖民政府讨得办学证明书(即所谓人情书)，有省长的签署。省长是法国人，殖民政府省级以上的官吏，如省政府各机构的人员都是法国人充任，设有通译。省以下的行政单位，如县、乡的首长则由越南人充任，不但设立家学要人情书，即婚姻、葬祭之事也要讨人情书，燃放一包竹炮更要办这样的手续。华侨也好，越南人也好，高棉人也好，都不能例外(这些只须在乡政府讨取)。设立家学的证明书，只允许收十名至十二名的学生，如超过名额，将受到严重的处分，同时要与乡政府的人员打好交道，当地的越南学校校长教员也要联系。我们招收的学生已超过了名额，如督学或公安局长来巡查时，先得到消息就打“游击战”，叫几个学生暂时避开。可是那个越南学校校长是个狡猾之徒，他常常刁难我们，恫吓我们，并且要通知茶荣的教育部门和公安局取缔我们。我在那里当了四五年家庭教师，虽然有时害怕，但皆幸免无事。
       那个校长不但是个狡猾之徒，而且是个赌棍，经常赌钱。越南的小学星期四不上课，让校长、教员休息，星期六下午则上课，实际上一周教学只五天。在例假时间那个校长一定上赌坊，或者聚集赌徒在他的家里打牌。他体罚学生非常严厉，把学生打得遍体鳞伤，使学生不敢再上学。当时越南的教师几乎都是对学生进行奴化的法西斯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带着法国殖民主义者回来越南南部接收，当时学校停课了，那个校长却当法军的通译，到处勒索人民的财物，最后反而被法军杀死了，得了应得的罪罚，这是一个不知亡国惨痛的知识分子的可耻下场。
       (七)
       我当了家庭教师每月得三十多元，在法郎未贬值之前，夫妻两口的费用每月约花二十多元，生活总算过得去。虽然如此，但我时刻都不忘记祖国的情况——抗战何日才能取得胜利，日寇几时才打垮?同时也怀念着年迈的双亲和幼稚的孩子，他们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能否保全得性命?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经常萦绕着我的脑际。家乡的音信有时隔绝了，消息杳然，我不禁口占一绝以遣怀，诗云：“滂沱大雨闹黄昏，独坐无聊泪欲吞，隔海音书鱼雁断，乡关有否阵云屯。”当时住在海外，邮政断绝，送信往来，或寄钱回家，全靠那些“客头”，也有人托其带家人亲属回琼的。他们偷渡敌人的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搞这工作，而“油水”也捞得到手。这些人也有不幸遭遇的，有的在海上碰到敌舰，所乘的船只被烧掉，人则被杀死，有的幸得回到海南，登陆时，却被土匪打劫一空。个别客头趁着风险骗取人家的钱财。我有一次寄钱交与石鼓村人史克善带回家，但他并没有回去，反而去马来亚，在家乡时我原和他相识，他是个补锅匠，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来信有云“其人名曰克善，未必为善也”。父亲还述及村中祠堂和自己的铺子被日寇烧毁，村中各人逃出虎口，幸得平安。我又写了一首七言绝句：“鱼书万里报平安，客里伤心强笑颜，举首关乡何处是，一重绿水一重山。”
       为了多一点收入，我的女人有时做些食物出卖，这些食物，有的是椰子汁煮香蕉，有的越南话叫做bànlóngguō，一般的糖果饼干之类的食物，越南话都叫做bàn，而bànlóngguō则是米粉、糖和椰子捣烂，做成一只一只几乎同巴掌那么大，蒸熟而成，这和我们家乡所做的黍()以米粉做裹皮，里面装些花生糖或椰子糖为馅的是不相同的。
       女人怀孕了，我以为如生下孩子，多了一个人自然在吃穿各方面也将随之增加。为了减轻负担，我就动员她回琼，她如回去了，将来祖国抗战取得胜利，恢复锦绣的河山，我一个人也容易回去。可是她说：“路途之上非常危险，是不是能回得到家，倘如遭遇不测，死的是两条生命啊!”我的心顿然冷了，只好让她留下来。因为她说的话有道理，应该接受。
       在女人将分娩的前一天，由有贵叔的女佣乘三轮车送她到茶荣有章叔处，晚上八点钟才往茶荣省助产院，于当夜一点钟生下一男孩。过了两天我到助产院去。该院是省医院的一部门，房屋的建筑至为壮丽，医疗设置都很完备，我一到助产院某号房间时，越南籍的助产妇笑嘻嘻的说：“翁台(先生)你的巴台(师娘)前晚生个公艾(女孩)!”从来中国人重男轻女，与越南人恰恰相反，她倒说这句话跟我开玩笑。一会儿，一个中年的法国妇人走进来，和我亲切地握手，她是助产院主任，懂得越南话。她向我道贺，并且指着孩子微笑地说：“你的孩子生得真漂亮好看啊!”该医院对于防御疾病的工作做得很深入认真，所有的婴儿一生下来洗干净了就种牛痘，母子两人住院时，都是穿院里的衣服。对于产妇来说，吃的东西，营养非常丰富，她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才乘车回平富市。
       在女人生孩子那半个月里，幸得有个越南大嫂帮我煮饭。女人回来后，所有衣服和孩子的尿布则由我拿到河里去洗。在孩子弥月的时候，我特地设较好的酒肴宴请各学生家长，他们每人都给我送贺仪，但我一概不收受。
       女人生孩子后，她的工作有些艰苦。经过再三考虑，有贵叔为我请高棉籍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工来帮助抱孩子和洗衣服，每月工资三元。这女孩的家庭十分贫苦，她的衣着破烂不堪。女人就把半旧的衣服给她修整起来穿，每顿饭都是叫她一同吃，她的父亲非常感激我。
       孩子牙牙学话了，学会走路了，但是还没有断乳，女人又重操她的旧业，收买些鸡、鸭和鸡蛋以及果子等跟市上的妇女同到茶荣去卖，经常是鸡啼时赶路到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走路已经花去几个钟头的时间。有时孩子哭了，哄他不听，我生气了，竟以小棍子在他的小腿部轻轻打了两下，可是他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心中很懊悔，又独自暗泣。
       有位三坡村人潘先茂君，五十多岁，是有贵叔之舅，他对家学是大力支持的。他每月出的学费比各人都多，他非常喜爱进先儿，把一只藤制的摇篮赠给我作为进先儿睡觉之用(价值十元)，还赠我一只椰子壳装的茶壶和几只茶杯。他的儿子正庭肯用功学习，接受能力也强。我买了一本林则徐写的习字帖送给他。某年，正庭结婚，请我为证婚人。先茂君叫我为他儿子开个表字，我就以“瑜阶”名之，并以这两字为一付(副)对联：“瑜珥声清传合卺，阶除花放泳关睢”，书好嵌入玻璃镜中送上门去，他非常欢喜，因为华侨社会最喜搞这一套。
       当法国殖民主义者回来接收的时候，法军(有法国人、非洲人、越南人)到先茂君店中抢掠，他说：“我是战胜国的侨民，你们不能抢夺我的东西!”他与兽兵们辩论，意欲夺回财物，但他们蛮不讲理，竟将先茂君枪毙，放火烧掉商店(là屋)，距离平富市一里路的正庭见势不妙乘机逃脱生命。先茂君死于非命，使我为之流泪，他的爱国主义自豪感令人念念不忘，而正庭回祖国后，不幸患肺结核死去，为什么老天又不容这样善良的人在世间呢?
       前面所写的有浩叔，云楼村人，也被法军无理杀死，跟先茂君同一遭遇，良可愤慨。
       (八)
       茶荣省海南帮要办学校的消息已在华侨社会传遍开了，当我充任家庭教师之时有海南籍林、陈二人到茶荣省，声称他们要来这里办学，不领薪金是义务性质，目的在于为海南侨胞造福。侨胞们经过不久的酝酿，就设立了建国学校，但他们并没有请我合作，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这建国学校是以海南公所为校舍，地方狭小，容不了学生二十名。在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请了各帮学校的负责人光临指导，凑凑热闹。该学校虽然立案，但开学不满一个学期便关门大吉了，据说原因在于教师在教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学习不够好，家长有意见。在办学过程中有贵叔很少支持他们，受到帮中一些人的批评，而他们也并没有跟帮长商量，这是他们贸然从事的地方。
       我当五年家庭教师，有的学生大了，有的学生往别处找职业，学生来源显然减少，家学要停办了。在离平富市几公里的饶多市，客籍华侨最多，他们那里设有正式学校，恰逢该校领导人他往，缺人主持。他们知道家学要停办，就来会晤有贵叔了解情况，然后请我去充当校长。他们邀我到饶多去，杀鸡款待我。当时我未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也未辞却，因为学期尚未结束。寒假到来了，我到茶荣去，恰好省松庆市吴竹如兄来茶荣聘请教师，邀我在酒楼叙饮，恳请我到他那里当华侨学校校长(其实是家学性质)，我一口答应了，我认为跟海南人交朋友对自己将有好处。便寄信饶多市客籍华侨，说明不可能往就教席的委曲，请他们原宥，但他们对我有点不满意，这是无可奈何的。
       青龙村韩保元伯是茶荣省大东亚茶店老板，六十多岁，精神还很矍铄，生性严毅正直，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的儿子锭光、铣光是我的好友，吴清和、吴竹如是他的女婿。他的家住于省马芒县富可村，他有几个亲戚兄弟在、堤岸各地经营生意。
       1945年的春节过后，在骀荡的春光中，我和保元伯从茶荣乘汽船往，船票和卧位票都是他出钱买了。到了，在德裕祥谷栈暂住。这谷栈是他和朋友合资开设的，女人和孩子则暂时住于茶荣。当时，闻和、闻光各人也在开小型西餐店，并租有房屋住家眷。他们再三催促我寄信叫女人带孩子到他们那里居住。母子两人来后，我才搭小汽船去松庆市吴竹如处，商讨办学的事宜。在那里原设有家学，但教师不受人欢迎，现拟扩充设立正式学校，而学生来源又不多，充其量可招得三十名左右。在那里海南人较多，其次是客籍人和广籍人，当地乡政府人员和小学校长对华侨的感情还好，因此，既不立案也不讨人情书，就把家学继续办起来。
       在华侨社会普通话至为流行，我来这里后，学生家长要求我以普通话教学，并设普通话夜班。越南人也来报名入学，他们希望中国抗战胜利，还希望中国人帮他们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他们学习普通话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好。还有几个越南青年跟我学习汉字和英文，我也向他们学习越南文字，大家的友谊正在不断的发展。
       暑假期间日寇投降了，音讯传来华侨个个欢喜若狂，我欢喜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时，华侨社团纷纷开会庆祝，锣鼓喧天到处听到竹炮的声音，大家都浸在胜利的暖流之中。在敌人南侵的岁月里，每个人胸中存在沉郁之气，这时完全消逝无踪了。
       那年的冬天，法国的战舰从松庆市经过，驶往，有几个越南人说：“这艘战舰一定给我们军队击沉”，法军进驻了，各人都拿不定主意，心头有些慌张。我再三考虑后，便带女人孩子乘船到富可村保元伯处暂住。他安慰我一番，叫我不要怕，生活也不必顾虑，并给几元(给)孩子买糖果吃。过了几天，法军乘登陆艇开往马芒县，从这里右边经过，空中还有飞机掩护。保元伯的房屋宽敞高大是有楼的建筑物，屋顶上插一面国旗。法军的汽艇开进来了，村子里的人慌张避开，只有保元伯拿一张藤椅，坐在河边，目送法军过去。他回来微笑地对我们说：“我们是大国的人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胆识兼优的人。
       我离开富可村不久，保元伯不幸患脑溢血逝世，使我非常悲痛，他对我的深厚恩情将永远铭于心版，念念不忘，先前他充任过海南帮长，负有名望，他之逝世，华侨、越南人士都来吊祭，可谓生荣死哀矣!
       (九)
       由于时局的影响，松庆市的学校停办了，于是我带女人孩子到去。蒙锣铜村人史其仁兄的介绍，我认识了潮州人彭润泉君。他是美和斋管理铺子、房屋的司帐。美和斋是潮州丰顺县人黄国澄兄弟所经营的生意，资本雄厚，在堤岸、西贡、海防、河内、汕头、香港等地他们都设有分行。在，他们的铺子、房屋很多，他们住家的房屋像个“回”字形，共计一百多间。国澄之弟维齐是个大学毕业生，当时充任堤岸中华总商会会长。维扬留学法国，经常与法国人交游，他们自己出资设立中华公学。
       日寇投降后，有些知识分子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纷纷到越南、马来亚这一带地方来，寻找教师或其他职业。当时的中华公学由彭润泉主持聘请教师。从祖国南来的梅县人罗伦，广西大学毕业，被聘为校长。他的爱人广西人黄慧芳是他的同学，充任总务，兼教六年级语文。福建人沈秋生，厦门大学毕业充任教导。各帮的教师都有了，只海南帮没有人，彭君就请我充任。先前梅棋县学校也聘请我，只得寄信辞谢。中华公学教职员的人头税由学校出资代纳。待遇问题，罗伦校长提议凡是大学资格的教职员比中学资格的工资每月多一百元。我只报中学资格每月得六百元，也足够三口人的生活费用。该校开了八个班，即幼儿园、完全小学六个班、初中一年级等，我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并教一学期英文。我还在海南公所开设普通话夜班，教育一班不懂普通话的青年，教材则由沈秋生编著，内容大多是美军滚出中国和蒋匪帮勾结美帝国主义的罪行等材料，同时学校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从香港购买了不少社会科学、文学等书籍，和订了许多种进步的报刊，藉以向华侨青年传播民主主义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女人来后，居住于学校的宿舍。有一个学期，学校请不到炊事人员，她便帮学校弄膳食，有时到美省买点香烟、糖果来卖。她第二胎又怀孕了，1947年冬，在广州帮人开设的产院中生了一女，幸喜母子平安。当起燕出生后，我则携进先儿到史其仁兄的新发利茶店吃饭约有半个月之久，其仁兄对我的恩情也是难以忘怀的。
       进先儿四岁时已进幼儿园了。幼儿园的设备较好，在学习、生活游戏各方面都适合儿童的需要。管幼儿园的是二个潮州籍女教师。进先儿在幼儿园班当班长，他懂得普通话、潮州话和越南话，叫起口令来威风、严肃，常常得到教师的喜爱。
       (十)
       1947年冬，我安置女人、孩子暂住，我则只身到堤岸去，得光的招呼，寓于水兵街益兴隆杂货店，该店是大元、保元合营之生意。不久，由于清和的介绍，我认识了吴坤江，并且先后认识了陶乍昌、林鸿凤诸人，他们都是三民学校的得力校董。蒙他们的引荐，我得充任三民学校教员，分配在西贡分校教学。
       在1948年春节前，我的职业安定后，女人也带孩子们从来西贡，住于学校教室的后楼。前楼是一位女教师的宿舍。
       校长面谕各教师应缴充当教师的各项证件。我和几个教师同往殖民政府教育局报名参加考试。语文是写一篇文章，数学是算几道题，和一般的考试情况略同，惟常识考试却迥异。它不是笔试而是口试，各试题以纸书好放在盒中，应试者随手取出便说该试题的含义。当场有个法国人监考，一个华侨传话。如我取出个“水”字，就说明水的性质及其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那个法国人注视着我的表情和语言表达情况，传话的则翻译给他听，他点头微笑，表示满意。
       经过考试后取得了教学证明书，但还必须办理各项手续，如国籍和真实出生年月日，则请帮长证明，同时往殖民政府法院讨取清白书，花了五块钱。一个越南籍人员对我说：“我了解你的历史清白，此清白书老早办好了，给你工作方便。”之后，由法国医生检查体格，花了十块钱。那个医生微笑地收去了，说声：“谢谢你。”就给一张健康证明书。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殖民地“有钱可通神”，一点也没有错啊。
       暑假期间，吴坤江请我到他家辅导他的子侄们学习，和教他们几篇古文。我答应了。每天早上由他家的汽车接我去，中午在那里吃饭，晚上又以汽车送我回学校。他给我大概五百元做酬劳，他对我是十分敬重的。
       当时，我认为西贡、堤岸是处在狂风暴雨前夜的城市，做客的人久居此地祸多福少，于是我决意让女人携孩子们先行返国，之后我也容易回去，因为我念亲的心是极其迫切的。同学们听知师娘要回唐山了，有的赠现金有的赠绒衣有的赠各种衣服，有的赠糖果饼干。他(她)们的厚情盛意是难以形容的。他(她)们都祝愿女人和孩子一路平安到家，甚至邻居的印度人也把孩子抱起来，以他满脸的胡须刺刺小孩的小颊，这是亲吻，表示舍不得离开的意思。
       1948年冬办好了出境手续，女人带孩子们乘挪威商船克利文号归国。该轮船是直达海口的，同行的有闻湘弟、符芹老师，女人经验不多，恐怕途中出事故，放心不下，就再三请托闻湘弟妥为照料。下船之时，我和有杏叔、闻和弟同到码头送行。轮船较小，旅客又多，甚为拥挤，女人所带之行李已由琼海旅店于前一天送到船上去了并且已定了住位。但在这天，女人一手携进先儿，一手抱起燕女，还要拿一只藤篮，非常麻烦。幸喜得潘鸣平同乡的帮助，好容易才登到船上去。女人、起燕女哭得很厉害，进先儿也满脸流泪，哭着要爹爹。霎时间，锣声、汽笛声一齐响了，船离开了码头，徐徐驶着，女人和孩子挤在旅客中还在甲板上站。我仿佛听到她喊着“找不到住位”的微弱的声音。我站在码头上频挥着手，流泪不止，一直望不到她们的影子才乘车回学校。
       女人带孩子们回国后，我感到非常孤寂，有时暗中愁闷而流泪。回忆孩子们在身边时，常携他们逛马路，游公园，上茶店，看戏剧，是多么愉快啊。他们的回去也必定因为离开了我而不快乐吧?这（从）他们上船之时的情景可以想象得到的。由于心绪的烦闷，我一连发了几封家信，但都不得回音，这使我更加的不安了。
       有一天，卫华主任对我说：“最近有一艘英轮威尔士号将从新加坡来西贡，经过海口往香港。你如要回国就早做准备，听说以后不再有船经过海口了。”以后不再有船经过海口这句话，在我的脑中重复了好几次。他经常和琼海旅店的人相接触，这消息是靠得住的。
       我参加学校开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忌辰后，便办好了出境手续。女人回国后，我身边的钱几乎用完了。朋友、同事、同学们知道我要回祖国，恋恋不舍，知道我没有川资就尽力帮助。在朋友方面韩光赠四百元，陈维光三百元，吴坤江、黄良任各二百元，吴清和、韩大元、黄敬钧各一百元，赠一百元以下的还有几人。在同事方面，韩卫华二百元，其他老师各一百元，三民学校刘校长一百元，其他老师各五十元。在同学方面，大多赠送罐头、布料、香烟、香皂、毛巾之类，各老师还设宴为我饯行，我则口占一首诗留念。我的回去，他们赠送的川资约三千元，负累了人家，于心非常惭愧，古人说一饭之恩不可忘，何况这么多钱。他们深厚的情谊将永远铭于心版，终生难忘。
       我旅居越南的南圻十二年，虽然在领事馆办了出口护照，三年之内还可再来，但我不再回头了。我一定走我应该走的道路。
       口述者：黄焕裳，退休教师，已故。
       资料整理者：黄进先，干部，现居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