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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披上你的光辉(外三篇)
作者:王家新

《天涯》 2004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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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大概是一个凡事都爱挑剔的人,但有一次他却这样讲:“读者在一首好诗撞击他心灵的一瞬间,便可断定他已受到了永恒的创伤——他永远都没法治愈那种创伤。这就是说,诗之永恒犹如爱之永恒,可以在顷刻间被感知,无须时间检验。真正的好诗……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它忘掉的诗。”
       这就使我想起了茨维塔耶娃。那正好是在十年前的伦敦,我去泰晤士南岸听一场朗诵,散场后我的心里仍不平静,于是在路灯下再次翻开了诗歌节的册子,没想到只读到卷首诗的前两句,我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我在黑暗中问,一个英国人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这位痛苦的天才,不可能来这里读她的诗了,她早已安眠在遥远的俄罗斯的某个地方。此时,我才知道诗歌节的开场是一个纪念她诞辰一百周年的专场,而我错过了它!好在诗人的诗仍在“等待”:“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最后一句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最后我合上书,像一个虚弱不堪的人,走上了夜幕下的泰晤士河上的灯火闪烁的巨大铁桥……
       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作“不可救药”。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现在想一想,那些日子多么让人怀念!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人生的一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现在,即使我不感叹时光的飞逝,也不得不惊异“自然规律”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似乎转眼间,已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时候了;或者说,是到了与这个世俗的、肉体的世界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了。再说,像我这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诗,还有什么可以激动的?早已“麻木不仁”了。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偏偏有一个你已忘记的人再次出现。大约在半年前吧,我翻开一本杂志,上面恰好有一首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开始还不怎么在意,但接着,仿佛一种力量不由分说地拉住了我,仿佛死者在骤然间复活,过去的一切全回来了:“你穿着——我的甜心——破烂的衣服,/它们从前曾是娇嫩的皮肤。/一切都磨损了,一切都被撕碎了,/只剩下两张翅膀留了下来,”而最后一段是:“披上你的光辉,/原谅我,拯救我,但是/那些可怜的、满布尘埃的衣服——/将它们带到教堂的圣器室去。”
       于是我“留了下来”。我不仅再次感到一种语言的质地和光辉,感受到爱、牺牲、苦难和奉献的意义,重要的是,它令我满心羞愧。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爱尔兰诗人希内会说像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罗斯诗人在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是的,面对这样的诗,除了喃喃地重复“披上你的光辉,原谅我,拯救我”,我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
       音乐的三种成分
       “我看到音乐的三样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扎加耶夫斯基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而这同样是构成这位波兰流亡诗人诗歌的主要因素。诗人1945年出身于利沃夫,二战后该地划归苏联的乌克兰后,随父母被遣返波兰,上大学后写诗,1972年出版诗集《公报》,成为当时“新浪潮”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来的诗作逐渐淡出政治,但依然保持着对历史、文明的深切关怀。1981年被迫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迁居法国。迄今,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被认为是继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之后波兰最杰出的诗人。
       扎加耶夫斯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首被米沃什选入《世界诗选》的《飞蛾》一诗:“透过窗玻璃/飞蛾看着我们。/坐在桌旁,我们似被烤炙,/以它们远比/残翅更硬、闪烁的眼光。”“你们永远是在外边,/而我们在屋内,/愈陷愈深的内部,/飞蛾透过/窗子看着我们,在八月。”不是我们在看飞蛾,而是趋光的飞蛾——这种悲剧性的生灵在隔窗看着我们,这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一种内与外的互视。它让我们生活在一种“目睹”之下,它让我们和诗人一起承受着“烤炙”。一个东欧诗人的“内向性”,就这样带着一种逼人的自我审视的道德力量。
       同样让我深受感动和震动的,是他那首《荷兰画家们》。这大概是诗人观看伦勃朗等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后写下的一首诗。床单似的长袍,刚出水的牡蛎,沉甸甸地流着金属感的钵,“桌布带着浆和道德的味道”,这些独到的艺术感受足以吸引人了,然而诗人仍在继续,“妇人安详地削着/一只红苹果。孩子们梦着老年。/门都开得宽敞,风很温和。/扫帚做完了工歇着……这里画的/是一个没有秘密警察的国家。”这一句可谓“出位之思”!只有一个来自“营房般阴沉”的东欧国家的诗人才会这样联想,这不仅在骤然间拓展了诗的视野,还强烈地传达出一种内心颤栗。然而,令人震动的还在后面,因为诗人还要把这一切纳入到命运的高度来看,他要看得更透彻、更本质:“只是在雷姆卜朗特的脸上/落下了早年的阴影,为什么?/荷兰画家们啊,告诉我们,什么/将发生,当苹果削完,当丝绸变旧,/当一切的颜色变冷,/告诉我们是黑暗。”当所有的观看最终触动了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和悲悯,诗人发出了询问。这不是一般的询问,而是更内在的迸发,因而如此震动人心。
       这就是一切艺术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这就使我想起了肖邦,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就流淌着这种来自肖邦音乐的血液和禀赋。因为爱、善良和敏感,也因为在强暴下对一种精神价值的坚持,所以他“脆弱”。然而这种脆弱如此深刻感人,如此富有尊严。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同另一个东欧作家凯尔泰斯一样,“坚持以个体的脆弱经历对抗历史的野蛮的独断专横”。因此一接触到他的诗,我就感到这是一位“精神同类”,我就再一次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和内心相逢。
       被继承的乡愁
       “昨日我从清晨开始等待……”,“今天你来,而它变成/阴霾、沉闷的一天,/雨下个不停,而且有点晚,/枝桠冷缩,雨珠滴不完。”“言语抚慰不了,手帕揩拭不掉。”就是这样一首诗,把我置于一种氛围中,它使一切历历在目,它还使我陷入某种莫名的愁绪之中——爱情的失意?等待的徒劳?不,一切要比这更本质。它写出的是一种更致命的缺席。正是这种缺席,使希望变成了失望,使灵魂难以慰藉。“枝桠冷缩”,人在向晚的雨中被带入一种更为不可言说的精神的乡愁之中。
       就是这样的诗,使我的目光久久落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上:亚森尼·塔可夫斯基。我是在其子、著名导演、一位世界级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艺术自传《雕刻时光》中读到这位前苏联诗人的诗的。我惊异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创伤累累的诗歌版图上还有着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诗人。我一再地读着《雕刻时光》中所收录的他的近十首诗。我甚至想把它们用笔抄下来,送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就是诗人亚森尼·塔可夫斯基:1907年出生叶利扎维塔格勒,父亲是一位民意党人,曾被长期流放,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母亲是一位教师,也非常热爱诗歌。诗人很小就被父亲带着参加“白银时代”诗人们的聚会,很早就在普希金、丘特切夫、安年斯基的影响下开始写诗,后来曾和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结为知音,但他的一生和她们一样充满坎坷和悲辛,在斯大林时期,他的作品一直不能公开发表,已经排好版的作品被销毁,直到1962年才出版第一部诗集……
       然而,对于历史的不公,诗人一直坦然自若,因为他那不可摧毁的信仰,也因为他深信他写下的一切将“庇荫于偶遇的屋顶,/如字般,燃起遗爱的光辉”。看过其子的电影就知道,诗人的灵魂可以告慰了。“枝桠冷缩,雨珠滴不完……”,父亲诗中的这永恒的钻石般的雨,已变成了其子的内在源泉和秘密元素,变成了电影《乡愁》中那被精心雕刻的雨,变成了一种被赋予了重量和质地的天启的语言……
       这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世界。他所有的作品都无愧于他父亲的诗,都来源于对俄罗斯灵魂世界的深化。它同样具有精湛的技艺和深邃的精神性。它们甚至不可用一般的“电影”来称呼,它们是诗,是生命内在的风景,是对时光和灵魂的最有勇气和深度的雕塑。他的影像道出了不朽。碰巧的是,今年的威尼斯电影大奖授予了俄国的《回归》,这是多少年来继塔可夫斯基之后俄罗斯导演第二次荣获此奖,我提及这一点,因为它恰好也是“父与子”这个主题!
       父与子,诗与电影,被继承的乡愁,被继承的痛苦和诉求。父亲诗中那永恒的守护天使——母亲,在《镜子》的影像空间中神奇地飞翔;父亲诗中那秘密的精神源流,汇入了其子坚强不屈的生存和血液,也许,正是它使《牺牲》中的那棵枯树奇迹般地复活,多么动人啊——风吹动着树叶,巴赫的音乐响起,那上面的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又听到了电影中亡灵的朗诵声,我又听到了那金子一般的语言:
       “我不相信预言,或者凶兆
       的恐吓。我不逃避诽谤
       或者中伤。地球上并没有死亡。
       一切皆是永生,全然永生
       如今我们全部都在海滨,
       我是曳网者之一
       在大群不朽涌入之际。”
       一切窗户的最后命运
       这里要谈的是耶胡达·阿米亥,一位以色列诗人。他1924年生于德国,1936年随全家入以色列籍,二战期间曾在英军服役,后又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战后在希伯莱大学求学,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出版有《耶路撒冷之歌与我》等多部诗集。阿米亥的诗溶入了个人生存经验与充满民族、宗教冲突的残酷现实,在艺术上则将古老传统和现代诗艺结合起来,“他找到了一种声音能够跨越文化界限说话”,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拉宾曾这样推荐阿米亥:“我认为他是这片土地的桂冠诗人,他的作品深深领会这片古老的、产生了伟大信仰和文化的土地的价值,以及它的痛苦和迷误。”
       对于这位堪称伟大的诗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但直到几年前我读到他的《葵花田》,才受到一种更深刻的触动:“成熟与枯萎的葵花田/不再需要太阳的温暖,/褐色和明智的它们,需要/甜蜜的阴影,死的内向,/抽屉的里面,一个深似天空/的粗布口袋,它们未来的世界:/一间幽暗的房屋最深处的幽暗”(刘国鹏译)。成熟后的向日葵是褐色的,但又是“明智”的,诗一开始就不寻常。我怎么没想到“明智”是一种成熟的色彩呢?然而这就是阿米亥,他的眼光如此独特,并富有思辨的色彩(只不过他的玄思从来没有脱离过人生的血肉和具体经验)。使我惊异的还有“一个深似天空的粗布口袋”这个极其亲切而又极其玄奥的比喻!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粗布口袋的语言质感和一种深邃无穷的透视就这样被奇妙地结合为一体,其简练和深邃都让人为之惊异。
       《秋日将至及对父母的思念》(刘国鹏译)也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秋天就要来临/人们走在往日不曾走过的路上……”,正是在这秋风骤起的时节,父母在记忆的远方出现了,“我思念他们就像思念那些儿时的简单玩具,/原地兜着小圈子/轻声嗡嘤……而后陡然一个停顿并/在最后的位置上保持永恒”。这就是诗人思念父母的方式,他用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比喻和细节,不仅亲切感人,又多么深切地写出了人生的那难以言说的孤寂和空旷!这就是阿米亥的诗,充满困惑、脆弱和迷思,甚至不乏黑色的幽默,但又总是显现出他内心深处的那些宗教性情感。生存的无休止的残酷和荒谬使他用一种“疲惫的语言”讲话,但同时他又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不懈地挖掘并努力确定这种情感的价值,这使他的诗极具张力和感染力。《烧毁了的轿车上的第一场雨》写的是一堆钢铁的残骸,但又直达一切悲剧的起源,“减震器比死者更平静/死者不肯这么快平静下来”,这真是感人之极!“正如燔祭开始都是用人/后来改为牲畜,而后改为祈祷/而后只在心中默念/而后连祈祷都不必要了”,因为受难和无辜的牺牲已成为命运,甚至成为日常生活本身了!它就这样写出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无奈,更写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悲痛。
       “那古旧房屋的窗户/存留下来是为了供人朝里窥望:/一切窗户的最后命运”(傅浩译),阿米亥在一首诗里如是说。他本人的那些充满创伤而又具有坚实质感的诗,就是这样一扇不朽的窗户。
       王家新,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王家新的诗》、《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