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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再没有一个城市像广州这样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这种影响并不体现于我正在广州求学，也不表现在尽管我到广州才短短的一年，但却对这个说不清楚的城市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对我而言，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莫名亲近，主要在于它容纳了我的亲人，在它闷热而又潮湿的空气里，混杂了我亲人的呼吸和眼泪。我的亲人当然不可能像我一样，在这个喧嚣城市的安宁一角，拥有一间宽敞而又明亮的学校宿舍；他们不可能像我一样，在捧着一本看烦了的单调的理论书籍后，能悠闲地听着英文歌曲注视着窗外的树影在阳光下舞动。当我从容安排一天生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叫做广州的城市，很有可能为了每个月不到五百元的工资，而不得不呆在一个令人发闷的工厂终日劳累；当我很有规律地在操场运动的时候，比我小一岁的表妹，此时此刻可能正在一个充斥了打工仔的工厂外面，摆摊子贩卖最廉价的内衣和袜子；当我每天傍晚在网络上面穿梭的时候，我的叔叔，这个整整淹没在亲人记忆中八年之久的男人，可能在他侄女无法知晓的角落为了第二天的早餐而忧心忡忡。还有我那个从小一起玩大的表弟，因为学坏在家乡混不下去，于是毅然将广州当成了自己的栖息之地。为了生存，他们远离家乡，他们心甘情愿拒绝家乡那缕在我眼里依旧散发出浪漫气息的炊烟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走向他们当初并不知道真相的广州。他们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条小巷，他们为了一点点小钱可以忍受别人无法想象的屈辱。为了实现他们离乡时的梦想，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暂时忘却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规矩和标准，白道黑道地冒险。在他们眼里，广州是一个可以摆脱贫困的地方，广州是他们年轻时候惟一能放飞自己心灵的所在。尽管在家乡的亲人眼里，到了广州就意味着生活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但他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些还没有到达广州就被定义为民工的亲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近任何一栋属于另外一个阶层的高楼大厦，他们永远都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想到，在疲惫的折腾中，这些到广州寻梦的亲人还来不及走出广州火车站，就背着厚重而又廉价的行李，被到东莞顺德这些企业集中的周边城市的汽车司机拉走，从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的众多与他们身份和处境相同的人流中，并在简单而又艰辛的劳作中支付自己的青春。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在他们的亲人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流光溢彩的广州注定只能是他们一个永远也无法走近的梦，如果他们没有特别的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永远都只能被社会的主流人物定义为盲流。
       尽管如此，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什么也不是的梦想，我的亲人可以在年关的气息还没有褪尽的时候，就勇敢地做出离家的决定，他们可以在家人还围着火炉烤火的时候，就加入到绵绵不尽的火车站排起的南下的长队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那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叫做“春运”的词汇。他们可以忍受最廉价的火车的拥挤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他们可以忍受十几个小时可能根本就无法好好站稳的艰难。在孩子的哭泣和挽留中，在年老父母送别的泪光中，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当他们付出一年的青春和汗水的时候，他们背后又多了多少的牵挂和泪水。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实现那个“到广州去”的梦想。
       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
       他们是我的亲人。
       尽管我与他们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尽管在街上碰到我可能会为他们不得体的打扮感到尴尬和难为情；尽管我在心底里认可他们的品味实在不够；尽管我承认我是如此讨厌他们满口脏话随处吸烟和吐痰的恶习；但他们是我的亲人。在他们走出广州火车站这个喧嚣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后，在他们踏进这个陷阱重重的人群后，我是他们惟一的依靠，我是他们拿起电话惟一可以打定主意要联系的人，我是他们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以前一点小小的依靠。
       他们是我的亲人。
       他们在广州寻梦，和我一样。就因为这点，我没法对广州的拥挤和混乱抱怨半句，我没法不从内心深处感谢广州的宽容和它永远温暖的阳光，尽管这个城市总是将我的亲人淹没并且藏在暗处。
       当下
       多年以后，我还能够记起今天吗？记起此时此刻——公元2003年8月1日（星期五）下午15：54，这个在人的一生中平淡无奇但不可或缺的时刻吗？还能够记起此刻播放的《绣金匾》、《灯碗开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些古筝曲吗？还能记起这个具体的时刻，我坐在电脑前面抓住现在的每一分钟，写我的第一篇叫做《细节》的长篇小说吗？
       此刻，因为是暑假，我的很多同学都回家了，孤零零的三楼只有我一个人常居。此刻，窗外的太阳正热烈地开着，晒得路人一个个行色匆匆，没有半点想停下来的意思。此刻，竟然有一两只蝴蝶试图飞进我的房间，但它们飞了几圈后还是疲惫地离去。此刻，我房间到处都是嫩黄色的蚂蚁，它们竟然大胆地爬上了我的肩膀。我写累了，连想说句话的人都没有。我想给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电话，但害怕他敏感的老婆酸酸地盘问，徒增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在电话中我最多只讲一点我现在的心境和感受，还有对炎热的抱怨。
       但我怎能忽视白天的时候，我身边活动的另外一群人呢？因为我所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毕业班的学生，她们毕业后，学校正好利用暑假装修。于是我的身边就多了一群搞装修的年轻人。我每天将门打开，为的是透气，我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们从来都不说话。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电焊的尖叫声，不得不忍受他们带来的比平时多得多的灰尘，不得不忍受他们油漆桌子和床时所产生的难闻而又刺鼻的油漆味。但我对他们没有反感和讨厌，此时此刻，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得不忍受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就不得不忍受漫长的没有任何声音和人影的日子。尽管我们彼此之间一句话都不说，尽管我们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但我离不开那种平时使我讨厌的声音，离不开那群以我的审美观判断没有多少气质的普通建筑工人。
       因为装修的时间比较长，我发现我已经从当初他们进驻宿舍的不习惯到现在的习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就准时上班的节奏，习惯了他们中午的午休，我还能感觉到他们因为我的存在，那种类似于小男孩说话方式所透出的不易觉察的收敛。我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到底念了多少书，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天天将他们牵挂，不知道他们用稚嫩的肩膀为整个家庭贡献了多少力量。他们看起来像我的堂弟，我的堂弟也在广州，整天像他们一样出没于不知名的建筑，每天弄得满身汗水和泥垢，每天弄得脸上黑一块白一块，全身散发出年轻人特有的汗臭。为了掩盖装修带来的噪音，我时常将音乐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我放摇滚，能够感到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中明显的放松，我甚至偷窥到一个还很小的男孩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的时候，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很明显，他们也爱听音乐。他们不但喜欢摇滚，还喜欢古筝，喜欢二胡，喜欢童谣。他们也是年轻人，他们应该比我更年轻。他们当然有理由和我一样喜欢音乐。
       因为同样的对音乐的好感，我发现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他们不再将我当成一个死板的只知道念书的姑娘，我到水房去打水，他们竟然给我让路，尽管他们让路很不方便，我还发现有一次我晾晒的衣服掉到地上，竟然被他们捡起重新挂在阳台的铁丝上，因为浅色的衣服上面，很明显地留有他们还带有泥巴的指印。因为这些细节，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可是，我们之间真的从来就没有任何沟通，没有讲过任何话。我们什么都没有说，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们等我到走廊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大胆地叫我“靓妹”（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广州人对“靓妹”称呼的毫不吝啬，他们正是凭着对靓妹靓仔的毫不吝啬的称呼，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他们要是知道我可能比他们大上五六岁，他们还会有这么顽皮的称呼吗？他们要是知道我的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表弟堂弟，在家里总是前屋赶到后屋的叫姐姐，他们还会没有顾忌地叫我靓妹吗？他们要我放歌给他们听。“声音大一点”，有一个小男孩趁机提出要求。其实我午休起来后，只是到医院去开了一点点凉茶，他们就不习惯了没有音乐的日子。“她回来就好了，有歌听了。”我的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说话，或者说是他们跟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心头却有一种真正的感动。
       他们太需要音乐了。工地上长期的单调的机器声，对年轻的心灵而言，确实是最残忍的事情。他们肯定对今年在中山大学装修的日子里，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好歌而高兴，并在偶然想家的时候想起这一切。
       我还知道，他们在房子装修完后，终将奔赴另一个可能再也没有音乐的工地。他们终将从我的视野中永远消逝，消逝到在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消逝到他们哪怕再次在我的眼前出现，我也不可能将他们认出。
       但当下的情景是，他们在我创作《细节》的时候，就在我的身边，他们隔我的距离甚至不到三米。我走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他们抽烟留下的烟蒂带进宿舍。
       事实上，他们此时此刻正聚在一起抽烟，正聚在一起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打打闹闹。就像我小时候和爸爸一起劳动时，中途躲在某棵树下歇凉一样。他们身边放满了很多只用一块钱就能买来的，那种份量特别多的矿泉水的塑料瓶，瓶里装满了很多带有黄色的茶水，瓶身已经被他们捏得变了形，瓶身上面全部是他们没有洗干净的带有污垢的指印。他们的生活也很繁琐，装修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包括洗桌子，扫地板，刷油漆，搬工具，搬梯子，喝茶抽烟，甚至包括那只污垢的矿泉水瓶。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构成了装修的全部，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才构成了装修完毕后，我们古旧寝室旧貌换新颜这个令人愉快的事实。
       过了明天，我现在所记下的一切就都成为往事了。到明天，我还能记起这一切吗？还能记起这个有点炎热的下午所发生的平淡如昔的一切吗？
       过年
       腊月二十八，叔叔从广州给爸爸打来电话。爸爸在话筒这头嗯啊嗯啊半天始终弄不明白叔叔的真实用意，叔叔在话筒的那头费了很大力气才支支吾吾地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今年过年不回家。
       爸爸气得将话筒丢在一边，腊肉也不腌了，腊鱼也不挂了，一个劲地骂“畜生，畜生，真是黄眼畜生。连亲崽都可以不要还是人吗？”我没有想到，叔叔一个不回家过年的决定，会对爸爸造成这么强烈的刺激。这么多年来，叔叔对全家而言，不过像一个活在我们眼里的符号或者影子，一个停留在我们口头语言中的词语和名字，一个始终在那个叫做广州的城市里飘来荡去的背影，家乡的一切，家乡本应与他息息相关的一切都被逐出了叔叔的生活。我甚至记不清楚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叔叔最后一次定格于我记忆中的容颜和相貌，和我已经过世的细舅比起来，我坦率承认细舅在我脑海和记忆中给我的印象要更深刻。推算起来，叔叔应该是四十多的男人，我不知道在广州这个潮湿而又闷热的城市他是否已日渐苍老。
       很显然，爸爸对叔叔不回家过年的计划所引起的愤怒，远远超过他那帮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操着巴陵口音的债主到我家来讨债所引起的愤怒。每年过年前夕，总有一个叫三坤的男人，一到我家就声泪俱下地控诉叔叔，说起叔叔当初是怎样信誓旦旦地跟他讲好话找他借钱，然后又神奇般地从人间蒸发再也见不到人影。爸爸面对别人对他亲弟弟的抱怨当然毫无办法，不得不一次次安慰那个倒霉的债主，“我也没办法，我娘在世时，他可以整整五年不回家，他的亲崽他都狠得下心丢在家里不管，这样的人，你老人家怎么失察了？这样的人，你老人家怎么也信得过，怎么也敢借钱？”三坤控诉完毕，很大方当然也很激动地跑到我家卧室去打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纸盒子，上面写着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叔叔最新的联系方式。电话照例打不通。他于是又拨了几个电话，主题当然都跟叔叔有关，都跟叔叔欠他的钱有关。我们站在一边，仿佛做错了事的是我们。爸爸留他吃饭，陪他喝酒。然后要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不肯。“黄老师，说实话，这事怪不得你老人家。但人生亲了，我也实在没办法。我有五个细鬼还在念书，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是太困难，要不也不会为了几百块钱，一次次麻烦你老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因为这几百块钱已经和兄弟姐妹结经（湖南方言，闹矛盾的意思）不说话了。下次老丙给您打电话，一定要告诉他，要他做点好事将钱还给我。都五年了，利息我不要了，只要能拿回本钱我就谢天谢地了。我也听说了，他在广州买码，他买码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还不起我这几百块钱。”爸爸无言，只得再次递一根烟给他。只得再次半是安慰半是负疚地补充“真不是人，我都一年没接到他电话了。你老人家一定要想开点。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老人家的”。
       可是叔叔能够回来吗？他谈不上事业有成，也不可能衣锦还乡。他如果回来也只能像在广州一样，灰头灰脑萎靡不振。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他回来住在哪里呢？他回来依凭什么过活呢？他十几年来所养成的游手好闲眼高手低的习惯，早就使他失去了在农村生存的任何本领，他那间本来还比较牢固的房子因为长久的失修早已倒塌，他弃之不理的田地和菜园早就荒芜一片。爸爸当然会让他住在我家，可是他能够睡得心安理得吗？他能够容忍自己人到中年后寄人篱下的结局吗？多年了，叔叔和爸爸，他们两兄弟惟一的情感交流就停留在应该尽快还债、应该管管自己的儿子、应该回来一趟将家里的田地处理一下这些毫无诗意的主题上。叔叔走得太彻底了，他不但欠下一屁股债凭空给他哥哥增添了很多麻烦，他还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让两个年幼的生命在亲人同情的目光中长大，他不种田也不交待别人帮着照顾，他的三亩责任田其中有一块茅草已经长得丈多高，别的谁爱种谁种。他毫不在乎所拥有的一切，毫不看重黄沙滩人视之如命的尊严和名节。也许，叔叔在决定离乡时，就已做出了抛弃一切的决定。也许，叔叔从做出抛弃一切的决定起，压根就没想到还有告老还乡的那天，在依旧年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像黄沙滩人那样想到终有老去的一天。他所树立的门户早已倒塌。亲人无论有什么大事从来就不沾他的边，也从来不将他提起，不将他当一个人头算在里面。他的孩子我爸爸的侄子，因为没有饭吃整整饿了两天，在老屋还是别人发现爸爸才得知消息。可是叔叔能够回来吗？他能够在亲人异样的目光中回到黄沙滩吗？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不回家难道就意味着他在广州过得很好吗？他看似绝情的选择难道就可以冲淡他独自一人在外过年的孤独和寂寞吗？当在广州打工的杨敏叔叔回来告诉我们全家，说叔叔过年那天和黄沙滩另外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仅仅守着一口锅而锅里只有半斤肉时，我明显感到了爸爸的压抑和难过，感到了妈妈对叔叔情绪的变化：对他不争气所生的怨恨已经明显地让位于对他的可怜和同情。“其实他也作孽啊！虽然不争气，但二十六就死了堂客，还有两个嫩崽，其实还是作孽啊！”爸爸听到妈妈的感叹，再次硬起心肠，再次坚持叔叔今天的一切都是自找的，他今天的结果完全是自作自受的报应。
       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叔叔，他是我爸爸惟一的弟弟，他是我们四姊妹惟一的叔叔，在广州非典期间，他是最早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亲人。他在黄沙滩的名声再坏，他在亲人眼中的地位再低，可依旧是我的亲叔叔，是那个在我初二时候，为了满足侄女的心愿，不惜到县城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绒面日记本的叔叔。
       我能够理解叔叔面对过年的选择。我知道只要他进入黄沙滩这个语境，就必然要面对很多他不愿也没有能力承担的东西。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给我姐姐的孩子他的小外孙一点压岁钱；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给他哥哥我爸爸买一条烟；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在大年初一那天去拜见我的堂爷爷，当然不能空手。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承受这一切，他没有这个能力和勇气重新面对黄沙滩人目光的检阅。除了逃避，他别无选择。因为只要进入了黄沙滩这个具体的场景，那张无形的网就会牢牢地将他罩住，就会使他不得不注意到自己的面子。
        我深深理解叔叔在过年时候做出的选择。
       过年意味着什么呢？对黄沙滩人而言，过年意味着必须准备腊鱼腊肉；意味着必须准备已经没有多少人情味的礼金；意味着在年关的时候；再来承受一次早就令他们不堪重负的人情大洗礼；意味着他们将本来就已经很紧巴的日子勒得更紧一点。他们年复一年地咬紧牙关等待年关的过去，他们在千篇一律的春节联欢晚会所营构的太平盛世热闹非凡的喧闹气氛中，小心谨慎地等待年关的过去。他们不能逃避这一切，他们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坦然逃避这一切。除了忍受，他们别无他法。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我相信这句话的最初源头正来自于黄沙滩。
       我到黄沙滩的小店去给爸爸买打火机时，听到店里有几个人在议论叔叔。“老丙真是个怪器人呵！万事不管百事休！”这是我听到的关于黄沙滩人对叔叔的主流评价以外的言论。我一时糊涂，竟然无法弄明白自己到底该相信哪一种评价。
       说实话，当我不想回家过年但又找不到正当理由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羡慕叔叔。
       房改
       1998年，房改正式拉开了帷幕，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同样被卷入了这次的改革浪潮。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变得太快的现实，往往使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握明天的事情。刚刚从并轨的魔爪下逃脱出来，又碰上了自主择业，好不容易搭上分配的末班车，又碰上了下岗减员、精简机构、福利分房的取消。在1990年代的那几年里，当一切还没有定局的时候，这活生生的改革节目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舞台上随时上演。
       ——说实话，回想起遭遇改革的切肤之痛，到现在我都对精简机构抱有深深的怀疑，我当然清楚，当然从理论上能认识到精简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可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哪一样停留在纸头的文件一旦落实到现实，不是在社会的熔炉中锻造得面目全非严重变形？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这种制度的变革，更多的时候，往往成了一些手握实权居心不良的人打击报复的手段，到最后，就毫无例外地演变成了有门路的人拉关系走后门理直气壮的借口，当然也就成了弱势群体活该倒霉的理由。在改革的名义下，那些既得利益者根本就不能从最基本的人道出发，根本就不能从国企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本就不设身处地想想，那些依赖了单位几十年，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了单位的老职工，一旦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重组，那由历史造成的客观不利条件，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应该摆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一个巨大群体面临的艰难处境，是否真的凭几个偶尔成功的下岗再就业模范的精神鼓动，就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在这件事上，我亲耳所闻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对我造成了强大刺激的例子，是岳阳市一家大型机械厂两个大学毕业的老职工，因为下岗生活困难，孩子饿得没有一点劲，夫妻没法就到郊区去偷老乡的菜，恰好被老乡看见，老乡得知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他们，问明他们的住址后，趁天黑，给他们送去了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没有想到，艰难的生活没有将他们摧垮，而这个老乡的善意举动却彻底摧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在这场人性自尊的搏斗中，这两个不幸抛入生活底层的人经受了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做出了极端而又显得有点惨烈的举动——晚餐后，全家服毒自杀。当这个消息在岳阳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的媒体会有所作为，我以为我们很爱热闹的媒体，面对这样血淋淋的例子会有所作为，就像今天的孙志刚事件一样，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能够在某些方面实实在在地得到改善。但是没有，除了沉默，没有任何说法，除了在同样遭受下岗处境的人的心中激起了无言的感情波澜，这两个维持了最后尊严的人，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死，在那些最会辩解的人的口中，当然与社会没有半点关系。为什么不去摆地摊？为什么不到郊区去当农民？为什么只会依靠单位？为什么这么无能和脆弱？为什么不向上面反映情况？为什么不到沿海地区打工？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足以使很多对这对夫妻充满同情的人感到心虚气短。可问题是，当一个人受过教育后，当他们已经在灵魂深处确立了自己的人格底线后，有人凭什么当改革遇到障碍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在新的价值规范并没有确立的情况下（1980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这种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承认，尽管过去的辉煌在现在的历史处境下什么也不能说明，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那一代中间的杰出者，正是在这个起点获得发展的），就可以这样粗暴无礼地要求他们降低自己的人格底线？如果我们所施加的教育不能培养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那这样的教育又有什么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当社会的发展还实际上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而各种力量的对比事实上又没有达到新的平衡，社会的种种机制还依旧脆弱无力不能对各种具体的问题做出灵敏反应的时候，我们凭什么不能允许弱者的软弱和无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当然会出现利益的重组，当然会有人成为利益的牺牲者，可在这样一个社会，在一些人可以凭借改革的名义保护自己并获得更多利益，而更多的人不能据此维护自己最低限度生存标准的时候，维护每个个体的自尊，应该成为改革的最低限度和基本要求。如果连这两者都不能保证，那改革的动机和目的就值得怀疑。
       现实就是这样，他们显而易见的劣势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反而成为今天他们被名正言顺踢出单位的借口。那些高高在上的改革先锋，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责备他们思想落后、技术陈旧、文化低下，他们从来就不承认一个前提，当年正是那群今天不幸要被抛弃的群体，凭借自己有限的智慧为今天的改革打下了最牢固的基础，在现实的逻辑下，这群历史的落伍者遭遇今天淘汰出局的命运的合理解释就是活该。我当然没有半点指责改革的意思，我当然也不会因为明显的感情倾向，就糊涂到为那群确实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老工人而去歪曲事实，可问题是，当改革并不关乎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时，当改革的代价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时，为什么事实上总是将改革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算在了那个肩膀最为羸弱的群体身上？为什么面对那个再也无力承担任何压力的群体，有人总是叫喊着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总是有人将最没有机会发言的群体，一次次逼进社会最阴暗的角落，然后再也不顾忌他们的呻吟和呐喊？
       房改制度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遭遇，国家任何一项政策的调整，无论大小总是会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我之所以提到“房改”这两个冷冰冰的字，是因为在这个改革的动作中，我目睹了我的同龄人怎样上演了一场场荒谬绝伦的生活戏剧。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实际的房子压力面前，他们怎样将需要很长时间酝酿的爱情压缩处理，然后搭上改革的快车，以给本来紧张的生活找到一个相对宽松的缝隙。那一年的五月，那一年使我想起来就隐隐作痛的五月，我目睹我的朋友和同事，在那一个月内面对生活的压力，怎样毫不浪漫地决定自己的婚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明的朋友。我永远记得那个稍稍炎热的下午，她穿着一条花睡裙，跑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我结婚了，猜猜是谁？”我很惊讶，因为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我还看到一个同事在追她，我以为是他，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出了一个我们谁也不敢相信的名字。
       “怎么可以在三天之内决定结婚？你对他了解多少？”我不断地追问。
       “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想有个家，有个房子，我再也不愿在这种集体宿舍呆下去了。”她一脸的坦然和淡然。
       “再说，人生不就是一场赌博吗？对女人尤其如此，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赢呢？既然这样，谁又可以断定我一定赌输呢？”说这句话时，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很漠然的东西。
       那是一个感情受过伤害的姑娘。她在房改的浪潮中终于结束了自己疲倦的折腾，将命运托付给了一个并不太懂的男人。她还算幸运，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两人关系稳定，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与之比起来，我在随后的一年内听到更多的却是在那场房改的浪潮中，那群匆匆决定婚姻的年轻人，又怎样为了逃避不幸，再次逃离自己打赌换来的房子的消息。
       不知为何，在那场房改中，我在目睹了那场疯狂的结婚浪潮后，便没有来由地想到了知青的返城。房改政策，事实上决定了多少人幸福或者不幸的婚姻抉择。而这种奇怪的联系，大约也只会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发生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听到那些唾液横飞的旁观者的指责时，我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除了我们自己，有谁可以理解这群疲惫的年轻人对一个小小的家的渴望的尊严和无奈？在这种时候，面对残忍的现实，除了褪去爱情的玫瑰色彩，他们还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970年代人
       对1970年代人这个词汇的理解，更多来自于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体会。和故事情节完整的父辈比起来，我们这一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情节只有细节。和父辈可歌可泣的辉煌青春比起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色彩要逊色得多平淡得多。现在看来，尽管我们父辈面对的是一个荒唐的时代，不可否认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而我们尽管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时代，但不可回避也是一个平庸而现实的时代。抛开国家这个宏大的主题不论，如果我们正视年轻的心灵最渴望的是理想和激情（请不要将“文革”的后果强加到我对年轻心灵的理解上），那么毫无疑问，在心灵的成长方面，父辈比起我们毫不起眼的青春要幸运得多，他们尽管在应该获得知识的时候，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但他们在放飞自己心灵的时候却有过浪漫的回忆，而这种情感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并没有被我们充分意识到，或者说对我们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很多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消解在一种看似正确但实际偏激的论调中，消解在一种功利性理解的偏颇中，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没有学会从中国最重要的智慧——中庸中去获取我们最珍贵的精神粮食。正因为这样，“文革”尽管耽误了一代人，但现在挑起社会重担的依旧是他们这代人，“文革”尽管搞混了一代人的思想，但新时期对一切的反思恰恰以对“文革”的反思为精神和逻辑起点，“文革”尽管酿就了很多荒唐的历史事实，但多年以后，那些荒唐事实在岁月的流逝和冲洗中，恰恰成为我们今天最有份量的精神食粮的原材料。当然，在上面的文字中，我没有半点为“文革”辩解的意思，因为没有亲历那个时代，这种局限注定我对“文革”的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我们这代人的印记。我不能肯定我的这种解读会在怎样的层面上揭示历史的真相，但我相信这种拉开距离的解读，这种客观而又冷静并且忠实于我们这代人的真实感受的解读，可能在某些方面仗着懵懂无畏，反而更能进入那些一直被历史遮盖的真实角落。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采用主流意识都用的方法，再千篇一律地说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哪怕我的结论永远都不着边际，我依旧要保留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方式。
       很明显，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宏大叙事主题的一代，我们还是少年时，就没有见过大字报，没有经历过串连，没有见过血淋淋的人生场景，也没有经历过家庭一夜的变故。跟我们的孩子比起来，因为物质的相对贫乏，我们也能算得上吃过一点苦，但这种苦难根本就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在孩提时代唱着“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憧憬中长大，到现在却为了能进一个外企想尽了办法；我们沐浴着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光环确立了同样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到现在面临的语境却再也跟理想无关；我们在中学的课本里，得知爱情的定义是“基于两性之间互相理解的一种人类最高尚的感情”（大意如此，见中学课本《青少年思想品德修养》），但到我们真正遭遇爱情时，却被现实活生生地告知，这种人类最高尚的情感往往与一些最现实的条件——房子位子票子——息息相关；我们在幼年时代就牢固地确立了一种信念：只要考上大学，人生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到现在我们面临的真实处境却是：毕业可能意味着失业，如果我们没有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身居高位的父亲或者舅舅的话；我们高中时代还在悄悄羡慕一对老师的浪漫爱情，并在心底悄悄将此当作我们明天的爱情版本，可我们大学还未毕业，得到的消息却是，因为说不清楚的移情别恋所致的劳燕分飞；我们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学会珍视自己的贞操，到现在面对的事实却是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在网恋的名义下不断地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上床的坦然。别人当然有理由责备我们，我们的父辈当然有理由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轻率，责备我们的功利，责备我们的心浮气躁，责备我们的缺乏责任感。可我们能争辩半句吗？我们的生活平淡得连争辩的理由都没有半点，但他们却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承受他们作为一个成人所承载的压力。我们在心灵最浪漫同时也最需要浪漫的时候，面对的现实往往是最无情的竞争。我们当然还想坚守一些什么，像很多年轻的心灵那样，我们当然还想在现实的烟尘中去呼吸一点浪漫的气息，我们当然还不愿轻易地向现实妥协，但在矛盾而又喧嚣的世界中，我们却再也无力去坚守自己卑微的梦想，我们不得不屈从现实的安排，将自己的灵魂封闭起来。
       我们的生活场景是如此地狭窄而又缺乏诗意，大学毕业时，因为不好找工作，接着考研，研究生毕业时，因为依旧不好找工作，于是考博，在毫无创意的追逐中，我们在一场场考试中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激情耗尽，为了所谓的现实问题，就这样配合现在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将自己改装成一个说来就汗颜的博士。在千篇一律三点一线的忙乱中，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好好实现自己少女时代的心愿，一直不可能在现实的缝隙中趁年轻的时候，去好好地流浪一次放松一次。我们一直就忙乱，吝啬到从来不会给自己的心灵留下半点空间，在这种忙乱中，我们忘记了感动和流泪，忘记了昨天的关于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忘记了对明天作一个小小的打算。
       这就是我们。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
       我们并不太长的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的关键词，很多时候单调到仅仅与考试、升学、排名、评奖、并轨、考研、电脑、出国、鼠标、就业、送礼、按揭、房改、找工作、拉关系、走后门、重点大学、外资企业、公务员考试这些毫不浪漫没有半点人情味的字眼有关，相反，诸如落叶、秋天、斜阳、黄昏、炉火、梨花、大漠、西湖、海边、笑容、诗歌、爱情、坚贞这些富有诗意的字眼永远都在我们的词典中缺席。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一代往往被武断地断定为缺乏历史感、没有责任感的一代，很多时候，卫慧棉棉的心灵独白（对她们的作品，事实上一直存在很多误读。也许只有同龄人，才能在她们放纵的文字中，读出那份无言的悲凉和凄怆）往往不自觉地被归为我们这一代的精神标签。我们不能拥有自己，但从出生起就肩负了浪漫过头的父辈要找回他们逝去的青春梦想的神圣使命。我们不属于自己，却属于别人，诸如父辈和亲人。但现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这种变化的每一个细节哪一点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高考改革，户籍改革，房产改革，市场经济，自谋职业，大学并轨这一切宏大叙事的枝微末节，哪一点不在我们身上烙下它在改革名义下的印痕？如果考虑到承受这一切也需要勇气和耐心，那么别人又凭什么判断我们的无能和平庸呢？在这种剧变中，我们依旧勇敢地接受并面对这一切，我们在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够处在压力更小的声音中，有谁正视过我们卑微奋斗过的勇气？有谁正视过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尽头的对于明天的恐慌和麻木？时代在以谁也无法阻挡的速度变化，这种变化之快以至于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有耐心或者说有能力，来勾画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轨迹。我们在巨大的时代速变中，渺小到只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就平淡得如一杯毫无创意的白开水。在我们苍白的记忆中，在一年年划过的，早已将我们的眼睛晃得什么也看不清的时代速变的光芒中，又有谁关注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说不清的痛楚呢？推而广之，在平庸化的时代，我们又如何理解比我们更年轻的灵魂的呼吸呢？我是一个感伤而又念旧的人，我没有办法完全认同这个缺乏诗意的世界。正因为这样，我才更珍视生活中一些令人感动的细节和片断，正因为这样，我才对那些在我生命中划过的印痕抱有深深的怀念，从而一次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玩那并不丰富的记忆，正因为这样，我才一次次在喧闹的人群中，深情地回望那曾经使我感动的片刻。与上一代人比起来，我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国家的剧变共呼吸同命运，而我们的人生历程却永远地消解于国家这个宏大叙事的影子中。
       唯有细节没有情节，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原谅我在这篇文章中，喋喋不休地纠缠于一些没有丝毫诗情画意的词汇和语言。长久以来，其实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心平气和地讲讲我们这代人的情感和经历，但我等到青春都快消逝的时候，还是没有遭遇到完整而又动人心魄激动人心的情节，原谅我只能给各位提供一些没有任何宏大意义的词汇。如果我坚持说真话的话，我要首先勇敢地承认，我们这一代正是在平庸而又千篇一律的旋律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父辈火热的青春比起来，我们这一代永远没有值得骄傲的回忆。和父辈的理直气壮比起来，我们因为自己的平庸永远都只能缄默不语，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当他们像我们今天追问父辈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面对一个尴尬的时刻，从而为自己没有值得向他们炫耀的诱人情节而羞愧不已。
       黄灯，博士生，现居广州。曾发表论文、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