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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依德在纽约去世。美国主流媒体称他为“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事业首席代言人”。对于学术界来讲，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当代世界能像萨依德这样在政治、外交、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音乐各不同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和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他虽然生前有许多政敌，他的观点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可，但毫无疑问，萨依德将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载入史册。他经常谈论知识分子，毕生的学术主题围绕着知识的建立、传播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他推崇的是积极参与世俗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依德自己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英雄——萨依德
       张慧敏（以下简称“张”）：当萨依德的好友在悼念文章中说“无法承受”时，不难理解这份人之常情，任何一位痛失亲人挚友者都会说出这四个字。但当人们不断称道萨依德为“英雄”时，就不得不带来深思了。我们仍处于需要英雄的可悲的时代，虽然这个“英雄”的含义广博得多，它被指认为：“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知识、毅力、勇气、敏锐、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典范。”是因为萨依德拥有了这样高贵的品质，才让朋友们哀叹：“没有了你，我们该怎么办？”如悼念文说的：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榜样，如果没有了萨依德，生活就会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虚伪。
       刘康（以下简称“刘”）：萨依德在纽约的葬礼简朴而隆重。在中东局势进入新一轮动荡、巴以冲突日益激化、所谓“中东路线图”前景茫茫的时局下，他的友人和学生痛失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是非常沉痛的。他的骨灰安葬在黎巴嫩，只有远远遥望他的诞生地耶路撒冷，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在他六十七年不算长也不很短暂的岁月里，一直是烽火硝烟，充满了血腥暴力。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悼念萨依德的聚会。杰姆逊在会上简赅地概括了萨依德的一生，称他为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可谓精辟概括了萨依德在后现代社会的多种角色、多重身份。其实萨依德生前对主要在学院氛围里从事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颇有微辞的，对包括杰姆逊在内的美国左翼理论家曾撰长文提出批评。但萨依德无疑是站在左翼立场上批评他的理论家朋友们“象牙塔”的选择，他自己则是以积极和激进的面貌，投身到学院之外的世俗现实世界。杰姆逊对萨依德的概括里虽没提起、但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
       坚持自己的立场
       张：有意思，杰姆逊对萨依德的三重身份的概括，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从萨氏的血统、参与媒体及向权力讲真话以及他的诸多生活行为和言论中，容易找到理据。而你是进一步地将其定义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你强调的是他的立场，那么就要问了：这里你是怎样来界定“左翼立场”的？萨氏为巴勒斯坦代言，为什么不是“民族立场”而是“左翼立场”？不过我试图这样来理解你的思考，霍布斯鲍姆在《认同政治与左翼》文中曾很好地离析了“认同”与“左翼”间的关系，文中指出“左翼”具有普世理想、博爱精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不同于只是从族群利益出发的民族认同，如犹太民族为了自己族群的利益可以去轰炸别族；甚至引用美国左翼评论家托德·吉特林的《共同梦想之光》的话“如果没有人民，只有种族，那就没有左翼”来论证其论点。而萨依德的关于巴勒斯坦言论始终要抗拒的是种族争斗，特别是在他的《认知策略》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民族认同”的渊脉和背景，他批评“权力置换”现象，他欣赏“没有哪个民族有权独霸美丽、智慧和力量”，他强调“公共记忆”的建构，甚至号召知识分子：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争席位。他说：因为弱者可能争得的只是“拥挤的房间逐个点名时”的“在场”，形同虚设；而强者亦同样受制于“置换的逻辑”，强大的对手很有可能将你的“在场”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帮助我们避免琐碎和渺小。而萨依德的好友W.J.T米切尔在纪念文中更是将这份“共享智慧”阐释得淋漓尽致，文中说：“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底下，萨依德都一向毫不动摇地抵制仇恨的言辞和敌意的思想的诱惑。在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数的犹太对话者的存在，感受到巴勒斯坦与犹太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密切关联，感受到他为共同的悲剧命运所连结的各民族的感情，似乎巴勒斯坦人可以被看作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一样。尽管他不说希伯莱语，但他喜欢引用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的话，达维希说过他用希伯莱语求爱。”
       刘：其实，左翼立场的精髓在我看就是为弱势群体讨一个公道。这个说法或许太直白、太俗，但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究竟为谁说话？萨依德在《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演讲中说，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向正统和教条挑战，在公众中提出令权力难堪的问题，不轻易被政府和企业收编招安， 其基本理念是代表总是被遗忘和埋没的人民的意见”。弱势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阶层、妇女、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国际社会中被强权霸权欺凌压迫的民族和族群。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两种类别的弱势群体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内部就有许多的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民族、非西欧裔移民、失业大军，这个第一世界内有许多第二、第三或第四世界。但是在世界大格局中，亚非和拉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广义上讲都是受到强权压迫的弱势群体，虽然在这些国家内部同样有强权和巨大的贫富鸿沟。像巴勒斯坦这样尚未立国的区域，也有强权和不公正。萨依德认为阿拉法特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中同意巴以分治平行建国的方案，是对巴勒斯坦和犹太公众的不公正、不民主的解决方案。他的理想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和犹太民族统一联合的民族国家，所以他转而对阿拉法特的政策严厉抨击，并愤而退出了阿拉法特的政治权力。萨依德也许太过于理想主义，他的政治方案也许太脱离现实。美国为了维护和强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正在全世界不断地支持和制造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运动，肢解任何一个对美国霸权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萨依德的政治理念必然是悲剧性的。他无法不跟政治权力疏离化或异化。
       对政治权力的异化和介入公共媒体、公共政策是萨依德左翼立场的两个方面，这点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十分接近，所以杰姆逊说萨依德是个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追溯到现代性建立早期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找到现代左翼思潮的源头。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十九世纪的独立知识分子，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的《我抗议》著名宣言，后来成为独立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权力和党派斗争中间，跟斯大林主义的分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跟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分水岭。像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阿尔都塞、福柯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新左派知识分子，都以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批判为己任。从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上来讲，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主要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和工具理性，批判历史的一元、线性决定论和功利主义的目的论、经济决定论和发展中心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早期共运领袖如列宁、卢卡契、葛兰西的思想中找寻新的理论资源，以打破现代性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普遍公正。
       张：萨依德曾引用法国作家热奈的话：你一旦写了什么东西，你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领域中了；你不可能假装只是为你自己而写作。因此他强调“进入公共领域便意味着不惧怕争议或采取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活跃于公共领域主要作用之一便是以一种“公共记忆”的身份来发挥作用，去召唤听众忘却和忽视了的东西，去审视、质疑“那些似乎固定了的‘真理’的东西”。他甚至坦言自己所说的是符合左翼实情的。虽然他表明这里涉足的不是政治从属问题，但这里探讨的话语具有“真正的政治性”，这就是他引用本雅明的话：历史通常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撰写的，胜利的浩大行列是尾随在被人忘却的失败者的遗体之后行进的。难怪有人说萨依德虽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倡导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著作却暗中与马克思主义携手。
       刘：萨依德的一贯风格是清晰明了，流畅通俗，把貌似复杂的问题一针见血、简明扼要地剖析得非常透彻。这并不表明萨依德走的是一个纯粹草根性的、煽动民众情绪的民粹主义路径，他坚持的是在不同语境氛围下用不同的身份和位置讲述同一个真话，那就是为弱势者谋求公正。他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学术精英身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面对大众、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公共舆论、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的策略。这两点构成了萨依德作为全球化/后现代社会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基础。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左翼学者爱瑞克·方纳（Eric Foner）也是很好的例子。方纳现在是哥大历史系主任、哥大明星学者之一，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萨依德则担任过美国现代语文协会主席），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通俗的文笔，有力揭示了美国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柱“自由” 在美国历史上充满暴力、血腥、压迫和歧视、不公正的演变过程，他这部著作由他的中国学生、宾州印地安那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博士翻译成精彩的中文出版，是难得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好教科书。方纳教授告诉王希，年轻时他的叔叔、美国早年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方纳就告诉过他，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取得坚固的学术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为正义和公平大声疾呼的场所和位置。跟萨依德常常比翼齐肩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出身木匠，从小生活在劳工阶层，对社会不公有深刻体验。他后来很年轻时就创立了生成—转换语言学理论，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明星。之后他转向大众传播和公共政策、国际关系领域，无情揭露美国统治集团借自由、民主、人权之名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美国权力精英最头痛的一个“不同政见者”。乔姆斯基在萨依德去世后表示，萨依德“是自由和人权的不懈斗士，不仅仅为巴勒斯坦人民也为全世界其他被压迫和受苦难的人民而斗争”。
       张：我曾认为，向权力吐真言，仅是一个追求、一个梦想，一份知识分子想有所作为的责任，当属意念性的追求，而在现实中因诸多不可能而时有挫伤，故中国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你刚才提到萨依德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学术精英身份非常重要，特别是你转述的方纳金言：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取得坚固的学术地位，这样才能得到为正义和公平大声疾呼的场所和位置。也就是说萨依德是在拥有了精英话语权之后才能在不可为中而有所作为。
       刘：萨依德的典范意义在于他是以一个知识精英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媒体诉诸公众，把他的左翼立场化为社会活动，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他向权力讲述真话的方式。权力首先是媒体，再就是公众，然后才是政治权势和精英。他的精英位置和公共知识分子面貌同样重要，没有前者，他成不了后者。但同美国大部分知识精英相比，他两者兼备，实为难得。许多美国自由派或保守派知识精英也大量介入媒体，介入权力，但萨依德是美国知识界坚持左翼立场的少数，乔姆斯基是另一个左翼公共知识分子。
       萨依德本人对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等是高度自觉的，这跟他的多重角色一脉相承。但他绝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立场。他的立场是一贯的，真正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从1991年发现了白血病，他一直顽强地与自身血液中的癌细胞抗争，与日益恶化的国际和美国国内环境抗争。尤其是布什上台后，发生了9·11，又有布什的全球“反恐圣战”，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爱国主义”招牌下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甚嚣尘上。萨依德在他生命最终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但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抗争。早在9·11前两年的1999年，美国极右翼媒体就给他贴上“恐怖主义教授”的标签大加鞭挞。2000年他在黎巴嫩边境向以色列一边投掷石块的举动，给他带来新的麻烦。美国强大的犹太右翼集团发动了一轮媒体战，并且给哥伦比亚大学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学校开除这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学术声誉的明星教授。学校最后顶住了犹太复国主义狂热集团的压力。虽然他扔石块一事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说他本来是跟他的小儿子玩比赛，看谁能把石子儿投得更远。但像他这样影响巨大的重量级人物，任何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一场轰动。不过萨依德在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放低姿态，最后几年他在主流媒体上越来越难以发表言论的情况下，把精力放在写自传和研究古典音乐中，但这也免不了争议。他的音乐家朋友、以色列公民丹尼尔·巴伦波姆创立的西东交响乐团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为巴勒斯坦学生演奏瓦格纳作品，受到以色列右翼主流媒体的猛烈抨击。
       警醒“再现”
       张：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像左翼理论那样有着强烈的要与现实结合的诉求，于是现实的状况，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会给理论家带来焦虑。因此，理论是否有可能对现时形势进行分析，几乎成为左翼领域的标尺。即使研究对象是“历史”，如杰姆逊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论题的分析中提出的“再现”概念，其强调的“再现”并不旨在重建某种更为完美的过去，而是成为现在实践的组成部分。所以你更看重的不是萨依德理论家的身份定位，而是“左翼知识分子”，你强调的是其理论及其行动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和影响。萨依德自己在一次访谈中也这样陈述他的《东方主义》、《采访伊斯兰》及《巴勒斯坦问题》三本书集中的是“再现”问题，他要处理的是那种与政、经相杂的“再现的力量”；并指出它是以强制和知识的力量的方式，决定所谓非欧洲人的命运。他认为“西方描绘伊斯兰世界的方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描绘再现成空白之地的方式有关，根本不把土著放在眼里”。 杰姆逊聚焦的是历史现象的时间位移中的“再现”，试图将其纳入“更大范围的理论和哲学问题”中去探讨。而萨依德是从空间置换来分析“再现”，认为这项研究，即探讨“再现”的意义和型塑等问题“是重大的文化议题”。萨依德试图通过细致的文化分析来“使我们超越‘我们’对抗‘他们’这种思考模式”。而《最后一片天空》更是直接地以萨依德的方式进行的重组和再现，他试图用“图片进行叙述”。这似乎更贴近他的“型塑”理论，但镜头下的话语对“真实”同样会有遮蔽的危险。
       刘：萨依德1983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理论的旅行》， 收录在他的学术论文集《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他首先追溯了卢卡契的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来源，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最后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所受的戈德曼的影响。萨依德认为威廉斯对卢卡契到戈德曼的过度理论化倾向有非常清醒的反思，威廉斯强调的是理论对现实的实际意义。威廉斯后来成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领袖，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创立功不可没。从威廉斯到文化研究，左翼文化批评开始了理论结合社会实践的新的旅行，把眼光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领域，分析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构成。萨依德在文章中提出要把理论“向历史现实与社会开放，向人类的需求与利益开放，向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开放”。他最后提到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认为对福柯理论的过分精致化、理论化和复杂化要保持高度警惕。
       “理论的旅行”的观点在其它许多文章中都表述过，萨依德是非常高产的作家和演说家，难免有很多重复之处。但“旅行”一文比较凝练，是他观点的精华。他实际上是在从较理论化、较抽象的角度来讲述他写《东方主义》的初衷。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是萨依德《东方主义》一书和萨依德大部分学术著作的理论基础。福柯是从认知的历史结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权力意志的关系来解构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到了萨依德那里就更加具体化了，更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了。萨依德选择的角度是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艺术、心理层面对殖民地社会的双重殖民，所谓东方其实特指中东阿拉伯世界，这样一下子就跟现实政治结合起来了，而且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美国和国际政治的焦点始终是中东地区，除了对西方现代化社会有着生死攸关意义的石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同享一个宗教渊源，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延绵千百年的爱恨情仇，实在是太密切了。1978年《东方主义》出版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产生了一个典范转变，出现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在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经济、法律、新闻、心理、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东方主义”的话题都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此外这本学术专著成了一本学术圈外的畅销书，发行了上百万册，出了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其出版商兰登书局就是美国影响很大的一家商业出版社。《东方主义》一书为什么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萨依德本人来讲，乃是实践他的“理论旅行”的观点，把学院象牙塔内抽象深奥的理论具体化到现实政治、现实社会中间去，是一个理论向实践的回归。
       《东方主义》的核心观点简单来讲就是所谓“东方”乃是西方生产出来的一整套思想、音像、语言和知识体系，在西方世界用来代表和替代真正东方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存在。这个话语和知识体系对东方的代表和替代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支持西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控制。从福柯的理论预设出发，萨依德把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社会内部所建立起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与权力体系，囊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权力体系，与西方社会自身的关联远大于与真正东方的关系，把西方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均放在远远高于东方的位置之上，由此来使东方向西方臣服。假如打个中国的比方，就是用道德仁义礼仪之邦的教化来感化蛮荒之地，但这个比方完全不伦不类，因为东方主义的初衷在萨依德看来根本不是出于道德教化，而是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血与火的征服之外的另一套战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前副国防部长奈伊在主流媒体上反复强调意识形态、文化、教育、思想这些“软性力量”或权力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即称霸世界战略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奈伊的观点对萨依德的观点倒的确是直截了当的解说。萨依德后来又出了许多专著，如1993年出版的《文化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在深化、拓展《东方主义》的论点。
       张：萨依德的研究有个明确的参照系即传统“东方学”，他把其称为“想象出来的知识”，那些对“自己领土之外的那片陌生的空间”的“形形色色的臆测、联想和杜撰”形成的话语，故萨依德试图既站在“我们的空间”，也站在“他们的空间”来说明历史现实的真相。而他的背景经历脚踏二域为此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刚才提到威廉斯，萨依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一文，与其说他在分析奥斯丁，不如说他在剖析威廉斯，历史与修辞的问题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思考的，于是“空间置换”、“地理方位”被特别强调。威廉斯就非常强调环境的能动性的。他说过：现实的社会关系深深蕴含在写作实践本身之中，也蕴含在阅读作品的活动发生其中的种种关系之中。换一种方式写作即意味着换一种方式去生活，也意味着换一种方式去阅读，在变换了的关系中阅读，并常常是换了一批读者。而萨依德也指出“对简·奥斯丁阐释，要看谁在阐释，什么时候阐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阐释”。威廉斯的研究里非常着重“读者群”的调查，而《世界·文本·批评家》里有一篇文章，萨依德是从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自1964年告别音乐舞台而转向灌制录音或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现象入手，来讨论文本是如何以多重方式进入世界，在进入世界的途中环境氛围是如何与文本产生交互影响，从而分析听者与说者之间的话语关系。我认为在这里萨依德提出了一个隐在的问题：磁带是不是一种“新的”没有听众在场的演奏？演奏的文本生产可不可以没有听众在场？萨依德在文中指出，断言会带来误解，特别是文学文本总负有其环境，即经验现实的重负。在另一篇文章《论反抗和坚持自己的立场》中萨依德更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其观点。他说一次在埃及的公开集会上，赛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在当地被认为亵渎上帝而遭禁止，有人恰以此向萨依德提问。因此萨依德在文中说：“我立即面临着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你向一群肯定会反对你的观点的听众说不同的事吗？或者说你会尽力维护你的立场但同时又以一种不同的语言去向一群不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吗？我想这一选择迫使我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却尽力以适合场合的语言来加以表达。那样一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尽力创造一个新的听众成分。这群听众在那里也许从来就没存在过。”你也提到《东方主义》文本的畅销，这与现实环境以及作者利用传媒进行公开讨论不无关系。
       刘：《东方主义》一书可以讲是美国人文和社科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学术专著，萨依德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明星。在后现代/全球化社会语境中，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多重身份。我们需要了解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和萨依德左翼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有历史的眼光和对多重语境的“认知图”（cognitive mapping）, 而不是线性、一元、功利主义的什么“路线图” (route map)。从纵向来看，对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演变要有所了解，横向的不同语境（包括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内部和相互关系的特点）也应该有所考虑。也就是一种历史化（historicize）和语境化(contextualize)的认知方法。如果说萨依德激烈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反美，就是反犹太人，就是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贴金、给阿拉法特贴金，这种非此即彼、黑白对立的思想方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惯伎。
       我们首先可以从萨依德作为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身份说起。他1935年出生在英国占领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父亲是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商人。后来他在开罗和黎巴嫩长大，父亲送他上英国人在开罗开的维多利亚学院，那是所专门培养阿拉伯贵族和精英的地方。但他在那所学校里格格不入，读了一年就被校方开除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作为在埃及的巴勒斯坦难民，在英国殖民者的学校读书，虽然是阿拉伯社会精英特权阶层的一员，却从来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或认同。1951年萨依德被他持有美国护照的父亲送到美国麻萨诸塞州的精英学校继续学业，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读本科和硕士，接着在哈佛完成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年轻的博士马上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的教职，一直到他去世都在哥大任教。他的人生道路，是一个第三世界名门望族后裔进入第一世界，受精英文化教育和熏陶的道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萨依德天生叛逆的个性和宽广的视野使他始终关怀着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在他到美国读书的五十（1950）年代初，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命运正在发生巨变。巴勒斯坦被肢解，英国殖民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的支持下，硬是在巴勒斯坦人民数千年居住的故土上创立了以色列国，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延绵不断的最严重的民族、文化、宗教冲突埋下了祸根。
       1967年的中东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局面，萨依德从此深深卷入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中东的公正政治社会方案而斗争的事业。他一生用英文、阿拉伯文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报刊杂志的政治评论、新闻分析，在世界各大媒体和阿拉伯媒体上广泛发表言论，严厉抨击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所向国际社会昭示。这就是萨依德向权力讲述真话的历史背景。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也是极其可贵的。美国这个成天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国家，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民族的真话是听不到的。美国公众听到的永远是倾向犹太复国主义和维护以色列立场的“自由言论”。美国这个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清教徒传统的国家，对异教的穆斯林宗教和文化的深刻偏见也是无处不在的。小布什和他政府的高官们在9·11之后的所谓反恐圣战中经常“说漏了嘴”，把美国今天的主要针对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异教文化的所谓反恐跟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和穆斯林血腥的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在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了解到冷战结束后，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进程便已开始。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美国的帝国意图已昭然若揭：凭借远超过当年罗马帝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势，它试图不加妥协地在世界事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为此目标它不必考虑他国的利益，不依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不再求助于一个固定的联盟，特别是在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倾向于单独动用武力。
       我们应该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国际政治语境下，来理解萨依德作为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意义。他一度是阿拉法特的战友，从1977年至1991年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的成员，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外交家和发言人，阿拉法特在联合国的演讲许多出自萨依德手笔。萨依德参与政治权力进入政治权力，这是他向权力讲述真话的重要方式，不仅仅是讲述真话，而且要改变和创造，为巴勒斯坦民族争取解放和公正，更广义上讲是为人类社会的公正而参与权力、介入权力。权力有各种各样，有大有小，在这个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世界上，参与、介入权力的动机和目的绝不能一概而论。像萨依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身份，不可能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他在美国的精英上流社会拥有不可争辩的学术明星地位，在曼哈顿有舒适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他的政治身份是出自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为了弱小民族、弱势群体的利益向强权抗争。他的左翼立场特点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毫不妥协，尤其是对美国国际或全球霸权的批判与揭露，影响深远。
       所以杰姆逊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萨依德、认识当代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契机。萨依德对于他的社会精英身份、大都会知识分子身份是很自觉的，充分利用他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广交朋友，四处演讲，并发挥他幼年即得到很好培养的音乐天才，跟世界各国的音乐家、艺术家广泛接触，切磋技艺，参加和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在英国BBC著名的莱斯讲座上发表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系列演讲，谈论“对权力讲述真话”、“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流亡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与业余”等等话题。莱斯讲座是从1948年哲学家罗素开始的，邀请世界学术和社会名流通过广播和电视对公众演讲。
       张：威廉斯在《出版业和大众文化》文中也提到“演讲”这个经常被忽视或被看做是一种极为次要的文化形式当值得特别注意，他问：本世纪有多少重要的社会思想都是通过演讲的形式传播的？他提出演讲中的听众特别值得研究。而萨依德的听众更有意味的是从学界到政界，从精英到大众，不只是美国、阿拉伯，乃至世界各地的听众。
       刘：对听众的研究可以纳入到知识传播中来讨论，比如福柯的理论本来产生于激进的六十（1960）年代，法国左翼知识界跟法国劳工和社会大众携手，在1968年前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和文化革命，导致了戴高乐第四共和国的垮台，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基。福柯的老师、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很早就强调理论自身的实践意义，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所以巴黎激进的“左岸”知识分子便退守到学院象牙塔里，开始酝酿和发动思想和知识的新革命运动。这就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大致的历史脉络。六、七十年代法国新思潮立即传到了追风赶时尚最劲的美国学术界。由耶鲁大学法文系牵头，很快形成了所谓“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 把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激进思潮迅速演变成非常精致繁复、庞杂奥秘、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促进了人文学科专业化、技术化和企业化的过程。这是很讽刺的事。萨依德在哥伦比亚对耶鲁近邻们标准美国式的理论加工和转换洞若观火，他自己则极为敏锐地把握了法国理论中激进的锋芒，以他巴勒斯坦裔学者、政治家不可替代的洞察力，对法国激进理论作了革命性的转换。萨依德受过哈佛、普林斯顿学术传统的长期熏陶，对西方精英文化和学术体系了如指掌，文章写起来如行云流水，立意更是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书一出便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他的书受到欢迎，跟1960年代末高科技革命、跨国资本引发文化、知识全球化过程，西方和国际社会人口日益流动、多元的历史大格局也有密切关联。越南战争和全球社会与文化革命风暴后，在美国和西方知识界关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呼声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种族、性别、族裔的议题，日益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张：你刚才提到多重语境下的“认知图”，此图当是立体的，横向纵向纷呈。一个社会实践最后形成的理论亦不会单一，好比俄国社会革命凝聚的理论是多面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它与你提到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形成也有脉可寻。而此理论输入美国之后的走向却是“知识传播”或是“理论旅行”的一个有趣话题。这里我们还是回到萨依德。我知道他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知识素质”，并区分于“职业素质”。在职业领域行的是“教义”语言，面对的听众只是学生，这套由职业自身形成的语言，并由此语言提取和阐述的课题，萨依德认为很有可能会“越来越远离这一课题的经验和现实状况”，这是萨依德对自己的《东方主义》的反思。因此他强调：作为一位学者的工作就是始终随着自己的背景而有所变化，随着自己的非学术关怀而作出调整。这也就是有意识地培养“知识素质”。因了这样一份素质，萨依德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巩固权威，而是理解它，阐释它并对它进行质疑， 这是向权力讲述真话的一种形式。以一种批判意识、一种怀疑意识进入公共领域，并以真正是自己的声音并从自己的信仰意识出发来发言。于是“言语”变为了“触角”，使本来沉默的文本与话语世界紧密相连。
       刘：萨依德充分利用了演讲的机会，向英国和欧洲公众也向收视BBC卫星节目的世界各地公众宣讲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世俗社会的理念。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如何使用语言，学会如何运用语言来参与社会”。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应当打破专业化的藩篱，走出自己专门学科领域的界限，做一个“业余者”。他的讲话针对着美国学术界的日益强化的专业化倾向，指出这一倾向的背后是学术机构的日益产业化、企业化，成为市场和资本的附庸。其恶果之一就是学术精英愈来愈使用非常专门的术语，无法使大众接受。更为严重的是专门话语成为掩饰真相的策略。萨依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有一次跟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轰炸机飞行员谈天，飞行员把他的任务用专业术语描述为“目标获取”，术语所掩饰的是炸弹落地“目标获取”后血淋淋的生命丧失。美国近十几年来频繁在世界上发动高科技装备的战争，“目标获取”、“电脑高精确制导”、“智能炸弹” 使多少生灵涂炭，冷漠的专业术语下面掩盖了多少肮脏的意图？我记得1999年北约联军总司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首脑克拉克将军在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的招待会上，面对记者连珠跑的发问，就是一脸冷漠、彻底专业化、技术化的回答，不同记者连续问同一问题五六次，美军是否真的没有中国使馆的地图，克拉克将军竟然冷漠地用同样的专业术语重复回答了五六次：“我们的目标搜索和目标获取均严格定位，如果有地图信息，则绝对无误。”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给萨依德的演讲作一注脚。萨依德是非常了解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面说话的不同方式的，他常常强调知识分子的“流亡者”、“边缘人”的身份，一方面他说流亡是最悲哀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又反反复复强调知识分子就像流亡者一样居无定所，这样可以使其不断打破各种思想和经验的疆域。
       萨依德和乔姆斯基这样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跨国资本和政治霸权，而且更直接面对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日益保守和右翼的知识界、学术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合流，把资本万能、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包装成新的全球主义，配合所谓全球反恐战略，正在把美国新全球资本帝国的策略推向世界所有角落。中国现在正不可逆转地、极为迅速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成员，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也面临着全球资本主义和美国新帝国霸权时代的所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回顾萨依德的遗产，反思萨依德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有特殊的左翼政治文化和历史，其实中国上个世纪后半个五十年间的社会实践早就跟全世界社会变迁、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更是毫无疑问地跟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激进思潮，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不解渊源。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目前也处在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知识霸权的强大影响之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空前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在当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中国，左翼立场究竟如何定位？如何考虑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跟各种权力结构和体系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不能没有萨依德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社会精英的身份，又积极介入大众传媒、公共政策、社会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正、揭露和改变社会不公现象作为他们的根本目标。萨依德生前对中国的发展总是三缄其口，这跟法国激进思想家们和西方左翼的态度基本一致，应该说是对中国抱着一种困惑、迷茫、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态度。但他生后留给我们思索的遗产却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超越了萨依德生前对中国的沉默。但是在今天，中国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是不应该沉默的！
       刘康，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妖魔与媒体轰炸》（合著）等。
       张慧敏，学者，现居美国，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