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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政府的强硬的单边外交路线借助9·11事件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对伊战役闪电般胜利（虽然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越南还难预料）令中东格局震荡，也迫使世界诸国急思应变之策。国内知识界已经开始有专文研究支撑布什政府核心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比如崔之元就写了《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一文，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尝试把握布什国防战略对罗马帝国的军事策略的现代性沿袭。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就受到自由主义与左翼的两面夹攻。但攻击的焦点以笔者所见，基本局限于具体的战争细节，还未真正触动大的原则，比如在主流媒体里很少听到对布什的核心的先发制人原则提出质疑，也不见太多的对美国公然冒犯联合国权威的指责。美国东部自由知识分子现在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喧闹的涡流更多的是两党在竞选前期造的声浪。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新保守主义几个核心刊物（《评论》、《旗帜周刊》、《公共利益》等）相对得很有君子之风。不过，一场比较明显的交火出现在最近一两期的《新共和》和《旗帜周刊》上。交火原由是因为前者发表《战争令布什难看》长文，揭露布什政府是如何向CIA和FBI施压向民众夸大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可能性。虽然如此，这一番拳脚依然不动摇美国新帝国主义霸权策略的根基。
       这显然是印证了英国左派佩里·安德森在2002年10月在《读书》所提出的观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同大于异，只不过克林顿做的更隐蔽些而已。安德森的演讲迄今仍然左右着中国知识界对这类问题的思考模式，这个模式集中于探讨国家理论，并置美国新涌现的诸多国家理论于全球化和冷战解体的大格局下考问其起源和内在动力。安德森的意思在《新左派评论》（2002年9—10月）编者按中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冷战格局里，美国的两大战略任务彼此并不冲突。这两个基本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和维护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龙头老大的位置。这两个战略目的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消失，不再是不辩自明的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又成为主要矛盾。和左派知识界一样，资本的内在的邪恶本质被看成美国新帝国策略的内在动力。这固然是妥善的办法，然而它的局限性亦不得不引起重视。不管国家理论如何有自身形成的规律，如果忽视对美国国内复杂的矛盾加以必要的考察，是很难看清楚布什政府的致命的内伤和种种影响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因素的。
       简单但辩证地说，还是美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这个内因将最终制约其对外的策略。副总统切尼就曾在一次采访时说过，帝国如需扩张，那并不是哪个政治家可以左右的了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内在矛盾需要当下时刻以战争和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呢？从这个角度研究的著作开始越来越多。《国家》杂志一口气就介绍了六部有关“帝国”这个话题的近期著作。笔者今天介绍的是《新闻周刊》国际部主笔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新著《自由的未来：在美国和海外的非自由的民主》。该书并不直接指涉“帝国”议题，相反，却用精炼之笔勾勒了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面临的精神危机。它让人们把美国强权的军事扩张路线引到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危机这个角度去观察，有可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视域。
       作者试图说明，美国社会正在饱受民主泛滥的厄运，其程度几乎到了政纲废弛，道德沦丧之地步。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了保守主义一贯的焦虑和对平民百姓的不信任。扎卡里亚的思想基本属于传统保守主义伯克的传统，他对新保守主义有接受也有批判。但我们不仿把这看做面对一个共同危机而出现的保守主义策略的两个变种。本书既批评了美国现在的民主状况，同时也质疑美国以输出民主为借口的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核心观点是，这个世界需要的民主应该比我们想要的民主少。
       此语一出，可以想见会引起左右两派不同的反应。重要左翼思想家齐采克（Slavoj Zizek）在《伦敦书评》率先评论，高度赞扬本书对民主悖论的理论阐述。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青年才俊罗伯特·卡根则在其编辑的《新共和》七月的一期著长文加以反驳。本来，该书作者扎卡里亚其实是布什总统最喜爱的专栏作家，因此他的写作不会过于离谱。其为挽救美国政治厄运的拳拳之心浸透字里行间。卡根所不能饶恕的是作者不同意将民主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向其他国家不顾国情地输出。他显然把这点抗争看成是对他不断倡导的大棒哲学的不恭。
       扎卡里亚并不是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家，他的书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力图证明美国的民主已如怪蟒回头咬住自己的尾巴。这个危机绝不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或全球化时代来临才开始出现，而是1960年代以来后现代消费社会带来的痼疾。这样一来，问题被放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立的理论框架来探究。而布什政府强硬的国际政治策略也可被看做是任何一个后现代政体会采取的一种自救选择。
       其实，正是意识到这个危机并试图寻找出路才孕育了第一代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而又是在共同对左翼和自由主义不满的前提下，美国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终于握手联盟，这是新保守主义由单纯的学术思想发展为政治势力的关键一步[见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美国保守主义：1945—1995》]。然而，也是在这篇文献里，克里斯托告诫同僚，与宗教势力的联盟随时可能破碎，因为基督教右翼有势力自己发展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三党。克氏的洞识加深我们对于布什政府政治变数的敏感（布什政府政治力量目前由老共和党、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三股力量合成）。美国的帝国正在扩张，但它的扩张的可能性受制于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
       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对民主的批判都值得介绍到中国来。扎卡里亚颇为打动人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在1920年代担当社会中坚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如何在后现代的信息和消费社会中逐步地丧失对于历史、时间的洞察，丢掉了对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责任感，从而令整个社会也跟着丧失了目的性。第二，他试图证明，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是自由原则先于民主。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民主的危机是在民主已经相对充分实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将会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即将在民主和自由皆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就先行进入一个会产生民主和正义危机的消费性的后现代社会，同时，中国将在没有培养出一个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以英国的贵族和美国的律师为理想原型的一个中间阶层之前，就必须进入一个依据西方的经验会毁灭这个阶级的社会良知的后现代社会。这似乎是中国发展到现在阶段不得不面临的理论挑战。换言之，如果当美国遇到这种民主的危机就会自发产生一种肌体免疫力，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和教堂的类似中世纪的结合，那么中国的免疫力在哪里？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国度，能够在什么方向上集聚一种超验的力量，这个力量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正如甘阳指出的，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伟大民族必须是一个政治民族。那么一个政治民族如何逃避世俗化和商业化的侵蚀并自始至终肩负历史的使命感？
       本书作者核心的观点是自由原则前于也优先于民主（自由在这里取传统之意，包括社会给人的诸如言论自由、参政选举等权力，即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个观点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是有民主而无自由的表率，是民主先于自由的最好实例。个中原因谁都知道，当时的民主议政形式不是建立在一整套自由主义理念上的。由于奴隶和女人在雅典被剥夺参政权，人权的概念便是缺失的。所以，经验上讲，民主是先于自由而存在。自由的雏形出现在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合法之后，尽管此时民主又不幸地缺席。然而，正是综合历史的经验，作者认为自由前于也优先于民主，是理论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民主才不至于流于暴政。或者说，民主才不至于变成泛民主。自有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后，西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态，就是听到民粹两字就头疼。何以民粹如此之恶呢？因为它是大动荡和大独裁的两端结果的因子。（最近，在英国著名报纸《金融时报》上，即将赴任的新IMF首席经济顾问撰文批评意大利总理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左右民意，也居然以“民粹主义”加以指责。除此之外，更能不断地听到美国对欧洲目前的民粹思潮涌现的关注。）
       有了上述理论铺垫，作者就开始解释美国自立国二百二十七年以来何以昌盛的原因和可能衰微的危险。依他言，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由宪法之父们确立了开万世太平的建国思想，亦即奠定了自由优先的原则。他引用麦迪逊的原话，“美国的力量在于她施行共和的制度而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度。”自由的民主或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由此被当做民主逐渐发展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限定者。共和体制照作者理解就是精英政治。选民不直接参与选举，而是选出精英来托付自己的管理权。卢梭曾说过，选民一旦选出自己的代表，自己即刻失去自由。在这方面，显然扎氏更欣赏伯克的话。伯克在一封信上曾告诫选民，当代表已由选民选出，他就要对选民负责，负责的方式是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事情做，而不再受选民的控制。
       但无论英法德，都有一个贵族或绅士阶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担当人类的守灵者。那么美国的情况就特殊了，美国缺乏这个阶级。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初访问美国时指出，“整个美国社会似乎已经融合为一个单一的中产阶级。”又说，“美国人生而平等而不是为平等而生。”托克维尔的著作帮助扎卡里亚看到中产阶级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意识到正是他们承担了贵族或绅士在欧洲的历史使命。于是作者全面考察了中产阶级核心构成：律师、医生、牧师和报刊的编辑，最后发现，自1920年代以来，这些职业的人都基本上是当地有名望的知识阶层，而且乐于公众事业。以律师为例：“律师在美国社会位置特殊。在一个没有传统的贵族的国家，律师群体形成了有名望的充满公众服务意识的精英阶层。在每一个城市和乡镇，他们领导居民修建博物馆、医院、市政设施，并且在各级政府机关服务。”
       随后，作者笔锋一转，满怀忧虑地描述了在一个被消费统治的时代这些精英的蜕变，从灵魂的守护者滑到和普通大众一样的道德和精神水平。正因如此，他说，当看到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安德森会计审计所和安然的案子，每个人都不应该奇怪。
       扎卡里亚不愧是一流记者，在他笔下，悄然发生的社会转型魔术般地复活在人们眼前。他举1958年一件著名的事件来描述自由民主向泛民主转变的过程。几乎在一夜之间，著名的美国银行便向加洲等地发行了近六万个信用卡。“这简直是小说中才有的情节”，扎卡里亚评论到。美国人从此学会借款消费了，新的消费观念出现了，预支消费不再看成是丢人现眼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资本的第一次民主化运动。一个更广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随后在1970年代，整个经济、科技领域都做了去中心化、去管制的政策调整，于是涌现出一个更大的民主化的经济帝国。1975年，随着政府命令纽约证券交易所开放股票价格，允许任何人都可以买卖股票，于是资本的民主化进一步加深。
       商业的民主化的恶疾渐渐感染到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系统。先以文化领域为例，《纽约时报》曾经采访美国当代两个最著名的博物馆馆长。一个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蒙特伯娄，一个思想老派的代表。他主张博物馆必须远离尘嚣，为参观者打造纯艺术的天地，让人在里面流连忘返。另一个是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馆长，他完全持相反的观点：博物馆应与周围各种购物环境配套，出了博物馆的大门，人们应该马上就可以在附近找到购物大厦、饭厅和电影院。扎卡里亚说，后者的意见实际是要把博物馆变成消遣的地方，而决不是一个给人敬意的文化圣殿。
       在全方位的民主化趋势里的一切弊病中，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的降低和失去远见卓识的领袖无疑是最可忧患的。作者特别举出游说团来说明这种民主体制的种种弊端。游说团就是说客，雇佣来为新的法案能够顺利通过在私下做一些宣传和鼓动的工作。它的数目的增加是惊人的。1950年中期共有游说集团五千多个，到了1990年数目翻了四倍。1993年当克林顿要通过一个新的医疗保险法案时，白宫在这个方面的拥有的游说团是1973年的七倍，虽然最终克林顿计划失败了，但新组建的游说团却都保留下来。白宫日益臃肿的机构还不算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那些愿意游说的人所经常代表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如果一个法案通过，可以让一个人受惠十元钱，而让十个每个人失去一元钱。那么是这一个得十元的人有热情去组织游说团促成此法案成立，还是那十个人有热情去组织游说团阻止法案的成立呢？当然是那一个人更有热情。以小见大，美国的官僚制度或许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了。天天的民意调查会影响总统政令的持续性。四年一次的选举，又迫使总统看中短期政绩。最反讽的例子要数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了。谁都知道，处理古巴最好的办法是双方开放国门，就像美国对付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但由于部分选民的利益关系，美国一直就不能按应该做的去做。
       通过对上述现象做的具体分析，作者着意指出，直接从民意中来构建民主政治的宏图往往不是最优之选。民意如果不经一个精英层做提炼处理，它就只能停留到低等的原初状态。但是，后现代社会中，精英也已经不是昔时的精英了。美国的民主由于精英的灵魂自杀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制度。
       令作者无限怅惘的是昔日光辉灿烂的宪政自由主义制度。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回麦迪逊的原典。再度培养一批可堪当大任的精英团体。他在书中开篇即回溯美国政治体制中种种不民主的设置。比如高级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就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不是全民选举。美国参议院也是全世界上议院模式中最不代表民意的。强调正是这些“集权”方面使美国政治在过去为世界树起了风范。
       他的国际政治见解就基于他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深刻担忧。他的结论是，盲目地颠覆一国政府，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中产阶级的话，可能的后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大动乱。他的观点使人们想到亨廷顿1968年在《变革社会里的政治秩序》中的观点，稳定应被看成推广民主的先决条件。最令作者不满的是西方总把民主概念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他指出，美国也没有做到这点。顾着布什的面子，他没好意思举戈尔与布什竞选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如果按一民一票制统计，戈尔显然已赢得了公众选举的胜利，如今顺理成章地坐在布什现在的位子上。他的这个观点最清晰的理论表达是由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于1967年提出的，这位民主理论权威论证了自由民主制度和选举民主制度不能画等号。
       谁也没想到，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成了扎卡里亚最有力的实例来论证他所强调的“秩序前于民主和自由优先于民主”的观点。他说，香港地区由于受英府长期托管，形成了有自由秩序而无民主的体制。回归中央政府后，民主逐渐在自由已深入民心的社会条件下不会引起任何暴力地进入港岛。这是他认为最好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在比较印度和中国大陆不同的体制时，作者也更青睐中国大陆的体制。
       下面简要介绍两个理论家对扎卡里亚思想的批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的回应——开始就有点挖苦人的味道。他说，扎卡里亚的思想不但错误而且稀奇古怪。在美国思想史上，很少有谁幻想用贵族体制来解决美国民主社会的危机的。换句话说，只有像扎卡里亚这位在印度长大的学者才会做出如此石破天惊又不切实际的设想。这种批评已经多少戴上种族眼镜了。说到底，美国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新的白人中心论。他们的核心人物基本上是犹太知识分子，对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黑人要求民权的运动有特殊的敌意。在布什政府的政治保守主义里，道德论色彩浓重，但这个道德论不仅是扎卡里亚所说的精英道德，或更简单地说，不只是一种能有效抵制无孔不入的商品文化侵蚀的职业道德，而是基于善恶截然对立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新保守主义更强调用信仰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道德的力量来唤起美国的精神。根据民意调查，1976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美国人相信福音书或生命轮回论。这比例足以让知识精英感到巨大的震动。到了小布什当政那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这显示美国国内出现了急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
       这里笔者想利用卡根和扎卡里亚的辩论来简单澄清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问题：对民主的看法。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诞生了一种政治乌托邦，就是以哲学王来治理国家。这个流派相信，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的盛衰系于观念的正确与否。正确的善的理念决定现实。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平等受教育的体制，但这个体制的目的是从公平竞争中筛选杰出人士来治理国家。这些公正无私的智者不再以民意而靠正确的原则来做统治的依据。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列奥·斯特劳斯无疑发扬了这个思想。从表面上看，扎卡里亚的观点也与此思想吻合。但为什么卡根会激烈地与扎卡里亚为敌呢？为什么卡根会热情地维护民主至上的原则呢？我们看到，扎卡里亚提倡的是强权政府，反对的是民意定天的思想。他将他的思想扩而广之，变成了对美国肆意输出“民主”的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卡根对扎卡里亚的批评可以看成是对美国新的肆无忌惮的强权政治的辩护。但问题依然不是这么简单，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自斯特劳斯始，美国强调精英政治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就形成很强的亲民主的传统。这个观点不断地出现在加拿大贾纳大学政治系教授萨迪雅·特鲁里的著作《斯特劳斯和美国右派》里。在她眼里，新保守是精英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奇妙结合。事实也印证了她的观点。布什政府倒萨行动主要得到中西部民众支持，他们的结盟，把东部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挤到了边缘，割断了他们与“人民”的联系。事实证明，只要有了民意，就可以无视国际法准则，就可以避免与酸儒们论证“先发制人”原则的合理性。
       这样一来就比较清楚为什么卡根会就“民主”问题与扎卡里亚争论起来。下面介绍卡根论争的逻辑也就比较好理解。卡根批评扎卡里亚误用了一个新的政治标准来处理国际问题。卡根和大多数鹰派人物相信民主与极权是当代政治的两种基本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能是其中一种。照扎卡里亚看则不然。不管是民主制还是专制，更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依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么一对关系划分的，即任何政权的模式只能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才是更为基本的对立。这种观点走向极端，甚至会认为萨达姆是统治者而不是极权者。卡根因此说，他不能接受扎卡里亚的根本思维原则。
       扎卡里亚的另一个错误是，卡根强调，过多依赖经济指标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好坏。比如他对印度和中国的评判就用的这个指标。他反问扎卡里亚，你对中国能了解多少？中国的政体的信息向来是不透明的。卡根又进一步指出，扎卡里亚还错误地把经济的增长和民主的促进看成自然的相辅相成的过程。他引用著名学者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在《哈佛国际评论》来批驳这个观点。普氏否认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民主的实现。因此，卡根认为，民主可以也必须通过外力强行灌输。
       更有理论分量的批评文章是《民主杂志》的编辑马克·普拉特纳（Marc Plattner）写的《自由和民主：缺一个都不行》。实际上，扎卡里亚在写这部书前，已经于1997年完成一篇引起高度重视的文章《非自由的民主之兴起》，发表在他当时就职的《国际事务》杂志。引起反响的原因是“非自由的民主”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在普拉特纳看来，扎卡里亚的错误是将自由与民主做了对立处理。他重读了一些经典政治哲学，发现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代议制度包含比古代自由思想更多平均主义色彩。美国的逐渐开放的自由主义显示了现代性的历史必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本来就不是像扎卡里亚认为的相互对立。而且普拉特纳进一步指出，不可以设想有比投票制的设立更能显示民主进程在一个独裁国家的发展状况了。
       本文引述了三方就民主问题发生的争论。民主对于卡根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基本是对内激发美国民族主义对外推行美国全球霸略的工具。表面上看，扎卡里亚的论调具有强烈的反“革命”色彩，他反对以颠覆国家政权为方式的民主输出进程。但仔细想来，他的思路依然是美国人的思路。比如说，由于他对民主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就可能敌视在这次反战中逐渐显露的跨民族—国家的一种国际领域的反国际霸权的民主机制。学者张旭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扎卡里亚对民主不信任的原由，来自其印度裔穆斯林背景。由于其家族的财产因印度民主的运动而被大量没收，从此养下他对民主的歧视。事实上，扎卡里亚的民主观在卡根的攻击下立刻陷入了自相矛盾。他在国内要求的精英式统治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可能会不断地推动他所反对的外交策略。
       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扎氏这部书有意思的地方是试图将美国冷战后形成的强硬外交政策理解为欲整治由民主制度造成的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离心力。换句话说，作者认为要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就要适当约束民主，警惕商业文化的侵蚀。联系中国的实际，也许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民族正在消逝，而中国面临的却是一个政治民族如何建设。但相同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政治民族来讲，支持政治性背后的意义源泉是什么？如何产生？由谁担当？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2003
       Fareed Zakaria
       蒋晖，学者，现居纽约，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