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学
说起我在图书馆的日子，自然是要从我的失学谈起的。
19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国家从最底层开始，都有着对现实极大不满的时期。我的家庭，也经历了从中产人家到赤贫破产的过程。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勤奋来谋世的人，在那以前十年，就进城谋生，曾经有过两个商铺，在老家的当时和省城还没有太多联系的渔村，也有过几年的头面。但是，他是不满意于自己的商铺小老板的地位的，又正值物价横飞、官吏横行的世事，也担心历年辛苦的白费。这样，在一番谋划后，他匆忙地经营了许多粗浅的加工，但却越来越多的积压。不久后，包括日常的生计，都要倚赖于借贷了，并且，这种的倚赖，虽则日渐艰难，却一直地延续下去，直到父亲的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后。
那些日子，穷愁和困顿，挥之不去地在我的家庭里。父亲和母亲，固然在几个孩子面前严严实实地强作些欢颜，但从小懂事的大姐，仅仅依据耳边的一些言语，也就加入了他们。从小在家里长大、后来远嫁的堂姐，在探家时也有了一些叹息。而这时，原先往来密切的亲友，却渐渐地疏远了。
这时，我大约十五、六岁，正是心事上最为自由蓬勃的年月。对于家境的中落、日子的窘迫，在心事里，实在地是没有多少地位。正值升学，我的家庭不惜辛苦地张罗了一大笔的额外学费，送我进了一个所谓的名校，但这也不能让我负责于我的学业。那是多么丰富、易感而又驳杂灿烂的时期呵，在《
诗经》、唐宋诗词、《
红楼梦》和金庸的意境深邃广阔的小说里，在从北京以及临近的街道上传来的消息里，在我的一些买自旧书摊上的期刊杂志里，最后，是在作为当时的完全崭新的、来自遥远德国的大部头书籍里，一个那么无序的、然而又那么清新的，和身边的学堂、街市都完全不同的心灵空间，就这样形成了。家境中落引发的一些亲友态度的转变，有时也令我倔强地愤怒，并以少年的冷峻为回复，但这也从来不是主要的。
课渐渐地很少去上了。在旧书摊边流连的时候开始多了起来，许多日子，我都躲在一个僻静的所在，阅读着、咀嚼着各式的书籍。我开始以为，那个学校里，并没有我所必要的。这时，几位一直偏纵我的师长，对我进行了几次的规劝，终究因为忌惮我的个性，渐渐地也没有言语了，而我和我的同窗，也渐渐地形同陌路了。这样，在学校，我几乎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连原本常去的学校图书馆，也渐渐地去得稀少了。
这样，到这一年的夏天，我终于地失学了。我的家庭先是一片的恐慌，但最终，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几个关注我的前途的师长，也纷纷认为是可惜了。但我终究地不愿再回去。我开始在这个小城的有着几处旧书摊的弄巷里游荡，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就是那几个月，在我的回忆中，从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小鲍庄》开始，也确确实实地读了几本好书。不久后，我就开始了在图书馆长达两年的阅读生活。不管世事将如何变迁、以后日子里将拥有怎样的心灵生活，在我的回忆中，那始终都是我贫困、认真、而广泛阅读的一个时期。
图书馆
四卷本的《马恩选集》、小册子《河殇》，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卷秩浩繁的历史名人传记，是我在图书馆的最初的读物。这些阅读，从《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开始。阅读是艰难的，通常每一个句群都要反复阅读，我首先看到了人类怎样从森林、平原、最初的一条河边走来，生息和繁衍，由模糊、混乱而有序。比较有趣的段落，比如引用了一个神话故事来论证从母权制到父权的变迁，不止一次地引起我的大笑。这是最愉快的阅读记忆。而《河殇》，因为它的叙述风格更加接近于文学作品，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冷却的当时，它是我较为热衷谈论的。
现在想起来，我的阅读从历史科学开始，是和我的父亲有关的。父亲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作为一个乡村的土秀才，熟悉着各种裨官野史和戏台文学，并始终关注着中共的历次运动和党内斗争。从很小起，家里的几个孩子就都有围听他的讲述的习惯。——但在那时，由于我偏激的个性，连同他对我的恩德与深重厚爱，连同他的这些影响，都被我忽略了。贫困，乃至饥饿，成为我阅读生活之外的主要因素。
福建省图书馆，当时坐落在小城著名的东街，古旧而破败。但那个院子，却似乎有着终年的阳光，并且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年轻的学子，这两个，都是我所喜欢的。对于潦乱而寂寞的生活，也是不可多得的安定剂，虽然我并不刻意要在那里寻找一些朋友，也一直没有出现过。图书馆，永远地是一排一排的目录卡片，是阅览室角落的那个座位。
从我家的寓所到省图旧址，大约八公里地，从小城的近郊到市中心。在两部自行车接连遗失后，每天三个小时的步行，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偏执的风格，使我在那时除了和我的大姐之外，和家庭很少有什么语言。但父亲仍然体恤我，每天都在我能一眼看到的地方，放一些零用钱，但，却从来没有被换成过一张公共汽车车票。开始时，它是稿纸和旧书摊上的书籍，在我因为苦闷而开始抽烟，并且烟瘾日大后，它就是最廉价的卷烟。
每天凌晨，在我寒素简陋的、甚至有些抑郁气息的卧室起床后，匆忙地往两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添满凉开水，再到附近的早市，向卖早点的摊贩购买两到三个的馒头，是固定的程序。而那两年里，每天，从那时开始，这些，加上放在书包里随身带的一包榨菜，基本上就是我的早餐和中餐。有时夏天里，省图公用厕所洗手处的自来水，也成了我的饮用水。
八公里，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步行。八公里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个公共汽车的站点，看到一处站点的遮雨棚，就近了一段。在路上，在路上，那是些我百看的景致，在劳作的清道夫，穿着陈旧过时的衣裳在问路的进城农民，早起的学童，慢慢地连成一片的自行车流，是怎样有序的一幅市井众生图啊。而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没有职业，没有朋友，在心灵上，也事实地远离了自己的家庭，是默默地一个人在路上！
图书馆阅览室在早晨八点钟开放。在阅览室的入门处，和管理员浅浅地谈上两句，就找到自己的那个固定的位置，翻开自己带来的书，开始阅读和笔记；或者，检索书籍卡片，尔后抵押上自己的证件，借阅一两册书。这样，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读书就开始了。而那两年里我所在的那个角落里的座位，纵然有时因为病痛和一两天的风雨，赶不上初初开放的时刻，也必定是空的，似乎每一个图书馆的读友，都知道那里应该坐着一个沉默的失学学生。那两年，它似乎专属于我。
图书馆慢慢地开始坐上许多人了，也有了一些交谈的声音，又慢慢地，人渐渐地少了，一个个座位又空了出来。几乎每天都是如此。这个浮躁的时世，并没有几个人肯长时间地在图书馆里。而这些，是和我无关的。马克思的关于中英战争，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文字，《毛泽东传》的关于他的青年时期和关于长征的篇幅，《美的历程》关于唐代文艺的《盛唐之音》，这时都在我的心中，久久激荡，并因此发现了在心灵深处，自己对于汉字、土地、中国历史的至诚热爱和不可切割。
在图书馆，在图书馆，我的心灵和思想，那时又哪里是在图书馆呢？透过那些文字，我追溯着那些面目模糊的遥远的先祖，看他们燧木取火，用水与土创造着美与追求。
我后来一直带到北京去的历史观念，即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图书馆的早期——形成的，而在我真正地懂得研读鲁迅的时候，这个观念又结合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的认识和情绪。但是，图书馆形成的集体英雄主义情绪，却长久地保留着，结合后来在北京的青年群体生活，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而当时，在自己的心里，也实实在在地有着一句话：读书，读书，接下去，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前途！其实，这只是处在逆境的人自慰心灵的通常方法。站在书堆上，我看到了整整的一个世界，这就是最丰硕的回报了。
午后，是最难熬的时候。经过几个小时的阅读，精力上的倦怠，是不可避免的，读书的效率，也就低了下来。在图书馆，不过是强打精神熬着。更主要的是饥饿。饥饿，时时的饥饿。两三个的馒头，往往会有一半在清晨的步行中，成了我的早餐。而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初初步入青年的人的一份午餐。
多少的书本留下过关于饥饿的故事，可是有多少人真正地懂得呢？这样，一个个午后，暗暗地、不可抑制地升起的念头，就是对傍晚早些到来的盼望，那时，再走上八公里，就可以“好好地吃一顿”了。
步行、贫困、饥饿。有谁知道一个身躯孱弱的青年，两年里无休止地走了那么多的路呢？图书馆之外，还有旧书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书》、《随笔》等杂志，还有像《杜诗诠释》、《草叶集》等旧书。这些从旧书摊上，用惊人低价买下的书籍，则是我晚餐之后的读物了。
工厂和仙霞洲
啃完包括《马恩选集》在内的第一批、十余册书，我大约用了四个月时间。而时候已经是晚秋了，最难熬的南方盛夏已经过去。这时，怅然若失的情绪，在一些日子里影响了我的生活。通过书籍，我已日渐向往着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活，用当时的话说，“一种参与和影响大多数人们的生活”，而这在图书馆的多少有些霉烂气息的日子里，是看不到的。
此外，如《自然辩证法》一类的书籍，也使我开始了对人生本义的关注。我向何处去呢？
冬天就要来的时候，我终于地、短暂地在省图消失了一些时候。或者是我对所谓“广阔生活”的刻意接近吧，或者是艰难挣扎在底层的家庭终于地对我有所触动了吧，又或者是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吧……总之，这时，我决意要找一份职业给自己了。这并不是多么难的事，却也要费一些周折。我让一位偶然认识的朋友替我伪造了一份中学毕业凭证，我把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两岁，最后，我给一位我听说过名字的台湾籍青年经理人写了一封信，于是，没有几天，我就开始在一家台资的鞋业公司上班了。这个职业，以后许多年我都没有提起过，包括在最详尽的简历里，也没有添上过这一笔。但是，的的确确，前后大约两三个月，我是过一个未成年的工人。
清点、统计、交接从另一个车间发来的半成品，另外的时间，和其他的备料工人一同备料，有时还要在下班前帮助其他人清洁场地；一个月不到三百元的薪水，中午管一顿午餐，节假日经常被强制性地要求加班。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大致面貌。即便这样，因为我的工作多少带有些脱产性质，同时我来到这家工厂的背景——通过写信给那个被他们称为“老板”的、严肃的人——在那些饶舌的女工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这样，也居然被许多人惊羡着。
但是，没有书籍和思考，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偶尔还有监工对工人的呵斥，或者本地工人对外来工的欺生引发我时常的书生气十足的义愤。那个用围墙和门卫来隔绝外界的工厂，怎么能容得下一个一心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酷爱读书的青年呢？于是，我日渐地沉默了，并暗暗地怀念着、盼望着重新回到图书馆的日子。
离我的寓所不远，是小城旧码头所在的老城区。一家较具规模的书店，一小段用麻石铺成的街道，凋敝的老式弄巷里，有几处的小吃店和一个废品收购站。对这个有着几千人家的旧街道，上了年龄的人，要么叫它“仙霞洲”，应是哪个水运鼎盛时期留下来的码头旧称，要么叫它“青年会”，这是个实在令我以为亲切的地名。是民国时期吧，不会更远，这里的某一处建筑物，时常地出入着一些穿着统一制服的男学生，和一些穿着短襟长裙的女学生。在作为一个未成年工人的日子里，那里成了我的乐园。
那家书店在古老的万寿桥边。在一天的劳作之后，书店是必去的，并且一逗留就是一两个小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站立着，不急不慢地翻阅，是对一整天工厂生活的最好调整。如费正清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就是站立在书店的货架前，前后两个月时间完成通读的。而书店附近的旧街市，还有一家小电影院，时常地放一些旧片子，口袋里还有几块闲钱的时候，也偶尔地光顾。包括令我久久不能忘记的、通篇洋溢着中国古典散文神韵的《
城南旧事》等，也都是在这些日子里欣赏到的。
我在青年会一带的日子，在那以后不久，就被我写进了《闲话金庸》、《关于城南旧事》等手稿。对青年会的回忆，始终是舒展的、亲切的、旧识一般的。它既不同于图书馆的严谨、艰苦的，也不同于近两年生活的放纵、无序。它真真实实地是这个秀丽的、有着大约两千年历史的小城和古城的特定日子。直到现在还令我遗憾的是，这些青年初期的手稿，在北京时期大多遗失了。
疏朗散淡的仙霞洲或者青年会；因为我的工作而得以改善的和家庭的关系；并且，新近认识了一两个可以谈谈历史和文艺的青年。——这样的日子，除却那个围墙内的工厂之外，都多么的好啊！甚至，我有时都趁着夜色，散步向大半年前我离开的那个学堂，看看从学堂围墙里逸出的三角梅，吸些山顶的空气，或者在临近学堂的华南女子学院、烟台山公园一带，闲坐或漫步。那些的夜晚，也都多么地好呃。这一年的春天温暖而潮湿，有两三次的春暴，在那些温暖的夜晚，我的写作开始了。在同一种的文字和情绪中，所有传统的、诗人般的情怀和触觉，都被我用来描述最熟悉、最刻骨铭心的乡土、四季、祖先和风俗礼仪，这些内容，通过代代流传的血源，一直流到今天，流到了我的那些夜晚。
比如：
“那也是我在我老家的院子里见到过的那一轮月。所有离乡的中国人的心中，都是有一口井、一道庭院、一轮庭院中的月的，正如所有离国的中国人的心中，都是有一条长江、一道古城一般。”——习作《根》
“所有美丽的，都是历经沧桑而成长起来的。正如秋天。”——习作《说秋》
“据说，原本地，‘年’这个字，是象形丰收的，正暗合着后来代代的心事。”——习作《一点家事／春节》
还有《清明》、《关于金庸》、《闲话红楼梦》、《父亲》等等。这些，零落地写在那年春节及以后日子的文字，有着我至今不敢相信的咄咄才气。厚实、广阔、清丽而浑然一体的风格，以及在图书馆里，已经被唤醒的长久的对于汉字、土地、乡村伦理的深沉情感，这些结合少年的人生初觉醒般的眼光、情绪，使多少的回忆、向往，都生动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神秘、奇异、人情化的世界呵，是初初入世的青年，清新而迷惘的咏叹和抒发。如同闻一多评论唐诗歌特别是《春江花月夜》和《代悲白头翁》时的语句。而这种情怀本身，也使我沉浸其中，“于是他更迷惘了，同时也更满足了”（闻一多）。这本身即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
青年会，书店，旧学校，还有家庭、一两个朋友，现在又有了令自己的心灵全面自由的写作。除却那个围墙内的工厂，一切都开始令我满足。我计划着不久以后，就离开那家工厂，重新地、完全地回到有关图书馆或者青年会的生活中去。毕竟我不能和图书馆分离太久。从现在仍保留的当时的两个记事本来看，对《资本论》第一卷和《美育书简》等美学著作，当时已经列入了读书计划。这表明我已经开始关注美学了。但是，包括席勒的《美育书简》、《论素朴诗与感伤诗》等大著，事实上一直到我的北京时期才读到。读的是缪灵珠先生的译本。
社会理想
别了，工厂！见鬼去吧，工厂！我终于地和我的工厂生活作别。我的家庭反对我离开工厂，父亲的说法是，一个人，应该负责于自己的职业，他解释说，并不是要我在工厂里长期地做事，但是，至少应该有下一步的打算。我当然地无视这些言语，作为当时的一个那么厌恶体力劳动的人，离开工厂的决定一旦作出，感到的是全身心的轻松。何况，不要说工厂生活，我当时还鄙视着几乎所有的商务活动。我把那种生活笼统地蔑称为：一群划表格的。
是的，没有什么比游历的、广阔的生活更吸引人了。虽然我自己说不出这种生活方式的面貌，但仅仅是这些说法的字面的意味，就够重要的了。而离开工厂后的日子，对所谓“广阔生活”的真实设计开始了。
两三个月的工厂生活，使我的脸色丰润了些，添了一些书，其中包括《中国农民负担史》的第一卷。也多了一部用几十元钱买来的黑市赃车。我没有立即地回到图书馆中去，因为我隐约地有些畏缩于那个单调的灰色的关于饥饿和困苦的象征。于是，骑着车，在街市上游荡了三五天后，才开始思谋接下去的生活和出路。
《中国农民负担史》使我的思想，回到了我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农村。我的村社生活是很完整的，有春节、祭祀时的亲族和烟火，有经常接触的、满是王侯将相的戏台文化，有含敛不露的亲情，这些就是在工厂时，曾经意象地展现在我的写作里的内容。但是，和这些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却是幼时在乡村日子所亲见的农民的代代艰辛。——是海边的山地，一个个人家，除却番薯外别无食物。街巷里到处是流着鼻涕、衣裳破旧的小孩。终年辛苦精打细算却依旧濒于破产，并且连最日常的日用品都要依靠票证才能限量购买到。这种的境况，不独是一个村落的，这就是前三十年的中国村社。
还有歧视。社会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城市居民压根看不起农民，而农村也普遍自认为不如城里人。虽然也有一些青年有各样的雄心，包括我的父亲，但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几乎没有。乡村麻木着，村口的稻杆垛是集会的地方，而有抱负的或者不满于自己生活的青年，在这里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人。
这里自然也有孩童的笑容。我自己就出生在前三十年的末期，曾经对自己的村社童年，作了很好的理解。但是，这时我认为，村社含敛不露、悠远绵长的图景，是传统中国的最后遗产。这种认识结合在在近十年里，所目睹的基层政权的腐败，使我感到了令人几近窒息的压迫。
而另一个我所认识的青年，加重了我这种“窒息”、略显绝望的情绪。那是大约年长我十岁的人，曾经在我们的乡村小学当过代课教师，也就是说，当过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个把非常积极的生活形态带到我的面前的，在村小时，他每天坚持长跑，对我们讲授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解。后来为了参加高考，在县城补习期间，他整夜整夜宿车站半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他最后的职业就是一个乡村中学的司务长，负责住宿学生的食堂。几年后，有关他的酗酒和不务正业，却传闻到了我的家庭。我深切地以为，是命运，是这个年代和社会的一些不平等，沉沦了那个积极勤奋的青年。而生存不应仅此于此。我向往着变革种种的不平等，让所有的青年，都自由地生活。
但，读书，除了读书，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对《马恩选集》的又一次通读开始了。我断断续续地保持到今天的，夜间工作和读书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一盏铝制的台灯开始出现在桌上。此外，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类似于《两条路线斗争史》一类的读物，成了我的关注。一个后来席卷了一个古老国家，并且改变了这个国家几乎全部面貌的运动，在其崛起时，居然是那么弱小！这当中，有什么规律？而新社会出现后，又迅速地回到旧世界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方面，旧世界以新世界的名义还魂，这背后，有什么必然？
作为一种信仰和决心的象征，不久后，我的卧室的床前，开始挂上马克思的头像。我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当时，社会理想也是的。在以后接近四年的时间，不管我住在哪里，从南方小城到北京，都是如此。
除了读书，还能做些别的吗？我思考着。我渴盼结识自己的同志。我渴盼有人和我交流各种见解。
也是不久以后，我的主要活动，转移到南郊的师范大学一带了。
施埔前路七号
那个小屋，在施埔前路七号，是个住着许多青年学生的小院。我为了能够和尽可能多的青年交往，在这一年的夏天，成了这里的房客。这时，距离我失学的日子，已经接近一年了。
和我住在一起的，小屋的另外一位的房客，是来自浙江的攻读教育学学位的青年。年龄上，要比我大上三四岁，原本素不相识，因为他经济的拮据，同时又不习惯回到学生宿舍，需要另一个房客来分摊房租，就走到一起来了。他是一个严谨、重礼节的人，有着很典型的浙江人的特征。虽然在个性上和我有很大的差别，却也谈得来。加上他几乎包揽了小屋的各种杂务，关心着我的生活，很快地就成了朋友。很久以后，我早就离开了那个院子，并且来到了北京时，我们还保持着通信联系。
施埔前路七号，我的行李非常的简单，往床上铺一张草席，丢一条毯子，就算是安上了一个窝。但其他的方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房东是一个早早就办理了病退、迂腐得几乎不近人情的中年人，在最初的几天，因为我的早出晚归，倒也相安无事，但不久后，种种的指责就开始了，大至出入，小至用水用电，再而作息时间和交谈时限，一个房客所可能受到的种种限制，我几乎是在几天内全部领教。但我却没有了通常的脾气，一直耐心地敷衍，因为，是多么生动的施埔前路七号呵。
两层的小楼，大约十二间房，大部分都出租给附近的师大学生。一个小院子，出出入入着二、三十个仅仅比我大上几岁的青年。而其中，更有一些开朗、清秀的女孩子，和他们在同一个院子，是多么的奇妙！几天后，我就认识了同院的几位学生。这样，和他们交谈一些观点，或者有时一起喝几杯啤酒，就成了我的休闲。而且还不止于此。因为临近大学，并且在那里有了一些新朋友，我的活动空间,也就慢慢地转移到了大学里。
这是一个在这个浮躁时世里，尽管扭曲，但仍然极大地有着平等、诚实、热烈的地方。在这里我如鱼得水，表现得敏捷、眼界开阔而有理想的质感，立即地就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包括一些学生社团。我也热此不疲了。因为，一个也才初初接触到广阔世界、并决心成为其中一个主角的青年，是多么地需要表达，也多么地需要表达的对象。这样，没多久，我在那个学校就有了自己的圈子。
我经常地带着新朋友到小屋，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有时我的室友也在，他只是静默着，倾听着我们的交谈。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是躲开了那份热闹，晚上在一处教室读书，直到睡觉前才回来。那些日子里，我开始进入着许多青年学生的私人生活，而他们，也开始对我谈一些自己的家事和过去的生活。
学生街，是师范大学边上的一条窄街的通称。连同附近的几十所中专学校，那一带聚集了数万名的学生，而窄街是必经的南北通道，一到正午或晚上，就热闹非凡。这样，饭馆、书店、杂货铺、各种服务行当、以至小录像厅、游戏机房、形形色色的地摊等等，应有尽有，成了一条面向学生的小商业街。廉价、随意、亲切，是这条窄街的特有风格。
从小院到大学，窄街也是必经的。午后时，点一根烟，随随便便地从小院出来，正是窄街由极喧闹到有些宁静的时候，阳光暖和，懒懒地偷着闲的样子。古旧的铺面，厚实的小摊贩和书店老板，一路嘻嘻哈哈的学生，是极和谐的、极有书香味的窄街。这时，拐进一家书店，随手抽出一本书，和书店老板谈上几句，是惯常的事。窄街尽头有一家书店，我现在已经记不得确切的名字了。是“绿洲”吧？那是一个相当开放的书店，一点也不反对读客一读几个小时后却不购买。在国营书店里受够了营业员的干涉后，自然地珍惜着这个场所。有时，是因为歉疚，也节省下几天的菜金来购买一两本新书。
我在施埔前路七号的日子是短暂的。大约两个月以后，因为经济的问题，每个月的房租和必要的菜金，也因为我的新计划，我就离开了那里。
笔友
在施埔前路七号只有短暂的两个月。经济上的麻烦是我离开这里的直接原因。家庭的状况是每况愈下。我的大姐作为当时家里主要的收入者，经过一番为难后，终于明确地告诉我，她再也支付不出我所需要的大约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了。对此，我是难过的，作为我深重敬爱的一个家庭成员，我理解她的难处。
我离开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长期看不到前途的生活的试图摆脱。和那些青年学生的交流，是不会有什么现世的结果的。我以为，要回到家里，沉静地思考下一步的出路。
在萧条冷清的家里，面对马克思的头像，我和一些偶然结识的朋友，开始通信了。谈论文艺似乎是我们通信的主题，但排遣愤郁的心事、表现自己改造社会的决心，却是我当时下意识的目的。在大约三个月的大量通信的日子里，我大约和十个人保持联系。我的朋友小卓，以及华南女子学院的一个在校学生，是我主要的笔友。
我和朋友大量通信的习惯，从十四、五岁开始。在我还是一个在校的中学生时，我曾经和一个文学青年，进行了长达一年，数量上百封的通信。渴望表达是我一生的形态，但从没有像这时这样需要过。
寓所的楼下，有一个我的信箱。每天下楼，三五次地翻阅信箱，是这时的习惯。邮差每天来两次，带来厚厚的信件，而我，几乎一接到信件，浏览一遍后就开始回信。我的笔友的来信，谈的通常是读书的观感，而我总要把话题给蔓延开去。对中国历史的探讨在回信里面开始了，包括均田制和财税政策的评议，主要得益于《中国农民负担史》的阅读，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立，作为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更是我回信里经常的话题。
日子沉郁着。很难说通信对我来说，这时是什么。然而，几个青年却热烈地回应着。其中，小卓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青年，对于历史，他并没有什么了解，但是通过一些词汇的接触，却发掘出历史的暴力与美的质感。他迅速地把这些写进了他的诗歌，一段时间里，他的信函总是最厚的，不仅有信，还有对文化进行纵深探索的诗歌原稿。此外还有几个青年关注起学术的话题来了。大约两个月以后，一个小小的交际圈，终于形成了。有人——我忘了确切的是哪一个——提议把通信演变为定期的沙龙，这个提议被最热烈地回应着。
当时小卓住在离省城大约一百里地的一个小城，此外还有几个，也不住在省城。而住在省城的，都和我差不多，没有自己的客厅。我们提议一个月一次聚会，而地点，就只有放在师范大学一带的随便哪一个茶座或者小饭馆。后来，因为我认识一个小咖啡馆的老板，就决定把那里作为地点。
第一次的聚会来了七个人。另外三位，虽然早有约定，但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有办法到省城。——我们当时几乎清一色的赤贫——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面，但同样的困苦和对改变自己处境的决心，使我们的交谈空前热烈。当天晚上，我们是那个咖啡馆最后一批离开的客人，在老板收拾店堂时，自发地把凳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又带着一些啤酒，到几个人住宿的鸡毛小店，继续交谈。
类似的聚会还有几次。人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大约十三四个人，因为一些笔友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朋友。咖啡馆的几张桌子拼接了起来，才挤挤地坐成一团。清一色的福建籍，清一色的不满二十岁，也清一色地赤贫。
正是在和他们通宵达旦的交谈中，一个想法，渐渐地成型了。后面几个月的、日渐稀疏的通信里，一个地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那就是——北京。
“到北京去！”
“到北京去！到北大去！”
在我卧室的马克思的头像下，这年9月，我产生了到北京去的想法。产生这个想法，得益于前一阶段的热烈的聚会，也得益于我在施埔前路七号时的室友。在离开施埔前路后，我仍然偶然地去看望他。这个攻读教育学的质朴的学生，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学习和前途，在我和他同住的时间里，他就对我有各种的建议。这时，又支持着我的这个想法。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毛泽东的京沪天地，早就在我的印记里。北京，是所有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冒险家的乐园”，这是我对北京最初的、浅显的理解。
北京，又首先是北大。那是有着未名湖、红楼、三角地和严复、蔡元培、毛泽东、李泽厚的地方，是在遥远北方的传奇，一个民族的光荣，梦想的汇聚。毫无疑问，它是我心中的那时北京的几乎全部。——我后来当然地并没有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但，也时常地在未名湖边，听讲一些课程，并且和一些富有使命感的北大青年，成为朋友。北大，仍然是我获得一些重要启蒙的特定地点。
“到北京去！”是我整个图书馆时期最明确的一个口号，我把这四个大字，贴在马克思的头像下面。至于用怎样的方式到北京去，则是当时还不能确定的。
这样，这一年的九月末，更为刻苦、贫困、艰难的图书馆日子开始了。而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面对的书籍不再是我天生关注的人文和社科类的，而是我一年多以前极力躲避的中学课本，因为，通过高考而实现到北京去、到北大去，是最被人理解和最体面的方式。在离开学校一年又四个月后，我又加入到了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备考学生中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中学同学，也都在其中，和我一起准备着九个月以后的高考。
大量的习题、要默记的大量内容，一个个的英文单字，从前期的图书馆到这时的图书馆，多少地有些荒诞。一个已写出了对《
红楼梦》、金庸小说等较为精彩评论的人，这时要去注意八股式的、千篇一律的议论文体的写作规则；通读了《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现在要去硬着头皮理解所谓“马哲”。这当中，只有数学的自学是令人愉快的事，在接触过包括微积分等理论后，对平面解析几何、数列等的兴趣更大了。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只能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了。图书馆的一些管理员，因为和我长期的照面，多少地有些熟悉了。对于我借阅书籍类别的极大变化，产生了疑问。而在我告诉她们我的打算后，态度往往立即地变为积极了。这些有人情味的人——大多是一些女性——给了我许多鼓励，此后，我所需要的各种书籍、材料，都能最尽心地帮我找来，时时地向我介绍各种编写得较好、被借阅次数多的参考书，而这也给了我一些触动，开始和图书馆里的一些老读客有所接触了。我，不再是图书馆里的那个苍白着脸色，沉默的、独来独往的读客了。
但，一天九个小时的读书，而且所读的，还是自己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兴趣的书，没有限时的压力，也没有可比拟的、或者作为示范的同窗，懈怠就极容易产生。没几天，嘴上就起了大燎泡，还有一段时间的便秘，用以应付的，是大量地喝水和连续地服食牛黄解毒丸。而通过一两个同学搞到的试卷，进行对自己的检验，则是克服懈怠的好办法。
不久后，读书的时间，就由白天改成晚上了。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的自学开始了。除了每天的吸烟，从一盒变成一盒多甚至两盒外，确实效率大大地提高了。有时，一个夜晚能够解几十道的数学题目，熟背百来个英文单词。这时，我已经从施埔前路七号搬回了家里，通宵读书的习惯，使我的母亲每天在晚餐后，都要单独地为我做上一大锅的稀饭，稀饭配榨菜，又香又省事，在间隙的休息里，可以吃上两三碗。但，致命的营养不良，和到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都是在这时埋下病根的。
致命的苦读，有时一直到早起人们开始锻炼的时候，甚至小摊贩已经沿街叫卖的时候，才匆匆擦洗一把脸，睡上三四个小时。在中午刺眼的阳光，透过窗帘，将我弄醒后，沿江边散步上一两个小时，是一天的最好的休憩。
偶然，也有亲友到家里作客，问起我的境况时，我总是冷淡地敷衍上三两句。我不能对他们说，我读了多少书，而这才是对我最重要的。现在想起来，那两年里，为了我脆弱的自尊和敏感，我确实粗暴了许多亲友的关心。我只是希望自己早些摆脱社会底层的、市井的生活，我所有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个么？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北京，北京！北京！我仿若见到了它天际的曙光。
最后的日子
公正地说，不安分的个性，还有消沉了几年的赤贫家庭，是我图书馆时期的两个必然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家庭对我的支持，那么，我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够在那样的日子以后，还能是一个读书人，还有这样的对生活的激情。
正好是在我图书馆的岁月里，家庭进入了让每个成员都终生难忘的境地。又是我在结束图书馆以后，家庭虽然依然清贫，但总算衣食无忧了。现在，在我们家庭的第三代——我大姐的女儿，已经四岁的今天，我和大姐，一次闲话谈到图书馆时，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两个青年，在沉静中仍然心酸。我们那时，决心让我们的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而再也不会有像我那样的求学时代。
图书馆的日子，正是在大姐的拼死支持下，走到了尾声。“到北京去”！很难设想，没有这个鲜明而对我充满诱惑的口号，我是怎么度过那最后的图书馆日子的。每个夜晚，北京都在我的眼前，它还是模糊的、远非鲜明的，不过，通过大量的涉及北京的阅读，有一点我是始终坚信的：北京，它必定地有许多的青年。
在一个冷清的、和亲人共度的春节之后，我短暂地休息了几天。这一年小城开始禁放鞭炮，一下子淡化了春节才有的那种喜庆和热烈。那几天里，我写下了针对北京的一个计划。图书馆，图书馆。是的，我对在图书馆日子的定义，是包括了那两年不管是在图书馆阅览室、书店、寓所、施埔前路七号，还是其他的一些沉思着、勤奋着的时候。近十种学科、大约一百多种书籍的通读或选读，关于我作为一个未成年工人的阅历，近十万字手稿的写作，两年另两个月的艰苦年月，不敢有一点懈怠的日子，心灵的日渐丰富，思考的逐渐成熟，由一个倔强而懵懂的少年到一个青年，为了“那么多贫穷而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决心。那日日夜夜，是我所不能出走、不能忘记的。图书馆，它是我一个重要时期的见证。
那个在空旷的、有时空无一人的图书馆阅览室角落里的那个座位，现在还在么？那里事实上有我的一些灰色、苦闷的，然而心灵却无比自由广阔的青春。事实上，北京时期，我很难说是还读了多少书。而生活在一群优秀的、具有各自特色的青年中，话题极其广泛的交流，使我在图书馆时期的大量阅读和思考，得以总结、丰富和深化。
几个月后，我终于结束了我在图书馆的日子，带着一套替换衣服和四百元人民币，我坐上了从南方小城直抵北京的火车，来到北京。这是我的又一个时期的开始。
（根据1996年6月的旧稿整理而成）
丁三，作家，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蓝衣社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