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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通常不大喜欢社会的既成规则。虽说忙着创作和享受人生，没有工夫带头跟权威作对，可是一旦事情变得热闹严重，激发起了责任感和激情，那么平时随心所欲，蔑视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习惯，就会爆发出来变成社会行动、政治事件。音乐家反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当然音乐家还要看是什么样的音乐家，古典音乐家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从政府那里得了好处，再说跳到街上去又会弄脏了燕尾服；流行歌手通常没心没肺，以娱乐大众为己任，怒火太盛、观点太多，会坏了甜蜜无知的好形象；最后剩下的，就是青少年亚文化里面不安分守己的那部分，摇滚乐、爵士乐什么的。是的，爵士乐也很猛，美国民权运动那时候，黑人萨克斯手Archie Shepp这样解释自由爵士的突飞猛进：“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全国都在为消除非正义和卑鄙而战……炸飞了三个孩子和一所教堂，必然要在某种文化艺术的形式中有所反映……我们当中死的人太多了。”
       先是民权运动，然后是反战。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国够热闹的。1960年代末，全世界的学生都在街上游行，法国五月风暴，巴基斯坦全国罢工——四个月推翻了军事独裁政府……通过激烈的政治表达，年轻人和大范围的民众找到了一种自我形象，反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外化。这个文化的核心，要从反战的另一面来看——当观众往大门乐队的舞台上扔的大麻足够淹没脚面；当吉米·亨德里克斯为提莫西·利瑞演奏贝司，让这位哈佛教授一边传播LSD和精神旅行法，一边吟颂诗歌和竞选加州州长的声明；当公认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被更感官的摇滚乐挤到一边；我们应该明白，“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本质是做爱，而不是反战。
       虽说在艺术家、音乐家的传统里面，充满着自由、天真的因子，但要不是和青年亚文化结合起来，也不会有新的激进传统。做爱也罢，反战也罢，都在摇滚乐、抗议民谣、自由爵士这些1960年代前后兴旺起来的新形式里找到了带头闹事的例子——以至于，后来的大众文化里面，不带头闹事的摇滚乐多少都显得有点不真实。这种态度，可以看作对主流文化的主动的对抗，或者干脆说，年轻人为抗议成人世界，而找到了一个姿态的合法性。这也是青年文化强调道德感的原因，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和实利的世界上，道德属于青年，而不是老人。所以当艺术家传统和愤青传统结合起来的时候，各种浪漫的声音都会出现，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环保、信息解放……凡是政府做的坏事，或者说凡是既有权力体系犯下的错误，都会被加以挑战。所以说反战并不重要，而做爱才是永恒的颂歌——人性的、生命力勃发的、欢乐的、在热量的释放中生成快感和新事物的……
       如此说来，麦当娜在新专辑上市前所做的反战姿态，比如说“我不反对布什，也不反对萨达姆，我反对战争”，听起来是高明的和平主义，但其实旧了，所谓妇人之仁，只能让提香时代的画家们叹息，而不能让今天的随便谁醒悟。反战要是没有理论背景，那还不如和尚来得干脆。而和尚的理论背景，又不是一个杀戒可以解释得了的……
       前些天中国学者分头反战和挺战。反战的把萨达姆政府当作善良的弱者，挺战的，把美国政府当作正义的使者，旁边评说的，则表示只有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不理会国家利益，一味强调生命的价值。是啊，这是一种不实际的、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梦想，它曾经在上一次反战潮流中盛行。但是自从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大麻非法以来，乌托邦草药、乌托邦音乐和乌托邦信仰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约翰·列侬变本加厉，跟他的艺术家老婆小野洋子一起脱光了给记者拍照。小野洋子说，让某某来和我做爱，他就会放弃战争。后来传唱甚广的《给和平一个机会》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思维方式不一样，音乐家，就是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实用主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知道呼吁那些心里早就有谱的政治家放下屠刀。音乐中自有宗教和哲学情怀，看起来乌托邦脆弱得不堪一击，实际上却改变了人心和文化。
       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组织化和暴力，两者都不在音乐家的思维方式里面，尤其是前者。但世界早就组织起来了，当U2乐队高唱《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的时候，并不打算劝说英军和爱尔兰共和军拥抱起来；十年以后他们跑到波黑战争的战场边上开演唱会，也不是代表联合国向军队施压。以无组织对抗组织，以不实用对抗实用，最终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胜利。和平与爱并不存在于任何政府的章程之中，它在心里。音乐要无数次响起，在无数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对无数神经元进行微不足道的感染，经过漫长的遗忘和积累，最终相加，才得到了世界向善的可能。
       作为乌托邦的升级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后来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倘若非要万众一心去实现，就需要组织起来，其结果就是《1984》或者红色高棉。但音乐家喜欢做梦，并且亲身实践局部乌托邦，他们喜欢做爱多过喜欢组织起来。即便是最危险的帮派说唱乐，也不会去参加政府组织。通过音乐，人们实践着童心、任性、友爱，对这个要求我们组织起来然后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世界进行瓦解，几十年以后，异托邦就出现了。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实在的事物，它提供了一种现实社会中可能的存在，也就是以生态学的形状，以不同于金字塔的结构，另行发展一个亚社会、一个无形的地下世界。它外化为年轻人自发的公益团体、非赢利自由媒体、无政府主义研究会、黑客和网络社团、遍布全球的地下音乐传播体系、艺术家社区、互助公社、各种亚文化圈，但归根结底，异托邦的存在，还是依赖于人心的联接方式。
       在2002年10月的“不许以我们的名义”反战集会中，美国人继承了西雅图暴动和热那亚行动的经验，又一次联合起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政治诉求的人士和团体，促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行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学者有乔姆斯基、萨依德和沃勒斯坦，诗人有W.S.默温，演员和社会活动家也不在话下，值得一提的，是从“感恩而死”的贝司手到前“愤怒反叛机器”的主唱和吉他手，从hip－hop联合组织到布莱恩·伊诺这样的老炮——顺便说一下，伊诺在世界杯期间大骂职业足球，说这是政府消耗人们精力和抑制大脑活动的阴谋，其激进锋芒不比愣头青朋克差吧——音乐家尽管没有当年独当一面、呼风唤雨的风头，但却在一个临时的集体中，呈现出没有界限的文化渗透景象。
       当然，要说玩音乐的都热爱和平，那也不尽然如此。要不怎么会有死亡金属、撒旦金属之类乐队的盛行，又怎么会有欧洲的早期右翼OI朋克（或者今天法国的种族主义朋克）？死亡金属歌颂战争，是出于美学上的幻想，是一种舞台表演的仪式，况且他们还有巴西的Sepultura这种无政府主义乐队，连单曲封面都是学生运动。即便我们深入研究几百支歌颂战争和死亡的金属乐队，也找不到一支赞成实际战争和暴力行为的乐队，事实上，这更像是神话美学的再现。而右翼朋克乐队，因为更直接地通过音乐来表达政治态度，已经成了小小的灾难。美国的朋克领袖“反旗”主唱说过，那些打着美国国旗蹦跳的朋克真让人恶心——当民族主义混进朋克文化圈的时候，别说平等自由受到了威胁，就是战争也立刻多了新的靠山。
       音乐并不是天堂，因为人们需要摆脱恐惧，需要欢乐和归属感，音乐才有如此的魅力。那些搭音乐的便车上路的思想或态度，其实本来就是音乐的一部分——既然“小红莓”唱过《僵尸》这样的反战歌曲，你就无法想象他们会像小甜甜那样做循规蹈矩的庸俗音乐。有的人生来反叛，唱歌不唱麻醉歌，做人不做哈巴狗，你说他喜欢做梦，他说他不孤独，还欢迎你加入。不管有没有反战的词，这就是反战的音乐，而反战的细胞，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缝隙。
       当U2乐队的主唱Bono开始到处跟政府高官握手，劝说他们减免贫困国家债务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在大赦国际的活动中签署请愿书的U2乐队了——我要说他们的音乐从1993年以后变得越来越难听，形象越来越像从夜总会混到跳舞俱乐部的黑帮老大，和所有中产阶级肥猪（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刚出名的时候，爱尔兰人的看法）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迟钝平庸。我不想得罪人，说握了白宫高级助理的手就会丧失创作灵感，但是好心人Bono的确已经从江湖上跑到了朝廷——为了美好的目标——同时也的确丧失了创作灵感。他要靠加入一个体系，来实现善良的目标，或者说，他微笑着和有钱有势的世界打成一片，这样的代价换来了许多人不死于饥荒。这是值得的，但同时就音乐而言，他所从事的那种音乐，却断无与权力并存的可能。
       据说“愤怒反叛机器”乐队的成员，有人在南美打过游击战。这种方式对于改变世界来说，成效并不显著，所以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大家还是去白宫跟人握手比较好。即使要反战，采取游击战士的方式、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方式、无业愤青的方式、朋克和其他无权者的方式，百万人相加，也不如一两个政客管用——如果他们打算反战的话——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异托邦是干什么用的。即使不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做爱，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反战，或反别的什么。反对，总是为了维护和支持什么东西，否则岂不是弱智。但如何反对，在1960年代结束以后，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那些不想和高官握手，也不想仅仅游行的人，既不能加入自己反对的体系，也不能用对方的方式去对抗——这正中了人家的奸计，对吧，反叛的假象对于平衡社会关系、释放敌对势力的情绪有好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反主流文化的消费，来消解对方的——异托邦要的是建设，同时，改变权力的结构，结束用好官代替坏官、用好政府代替坏政府的思维方式。
       这时候，上街的人、游击的人，就比通过关系减免很多亿美金债务的人更深刻地改变了地球。这话听起来有点太理想化了，但是道理一点都不错。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的人民，急着要民主；饥荒国家的人民，急着要吃饭；很多人没有力气高瞻远瞩。但我们还是要高瞻远瞩，谁说只有经历了充分的民主的人才会去反思资本主义？谁说伊拉克人非得从血海里游向彼岸？人们总是在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强行提供凑合方案，而不是做点更复杂曲折需要耐心的事情。这就是权力结构的机制。而它的终结者，要比乌托邦的信徒、头戴鲜花的天真青年更当代化，要比靠恶作剧来种植想象力的雅皮士（青年国际党人）更脚踏实地，他们所做的最无用的事情，比如说游行，也可以将自己团结起来、鼓舞人心、就地发明节日和亲情。这样一来，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所依赖的思维和文化，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战。
       同时，作为反面的例子，美国放克音乐老大，黑人詹姆斯·布郎在2003年的战争期间，给美军炮灰送去了四百张自己演唱会的票。他说：“我是穷苦出身，后来能够成名，作为艺人，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的荣幸，我会尽我可能地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为国出力。”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知道，一个帝国，是多么需要盲目的幌子，把人们装进集体，组合成软硬的机器。倘若他脑袋里没有那个庞大严密的国家呢？倘若他脑袋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而不是金字塔呢？倘若他已经经过了基本的去中心化改装，不觉得美国兵就比伊拉克人更亲切？
       对比朋克音乐和放克音乐的美学，对比实验电子乐、自由爵士乐、愤怒摇滚乐和放克音乐的语言，对比进步的音乐和乡村音乐的道德观，答案就在眼前，它不在风中飘荡。
       颜峻，音乐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地地下》、《内心的噪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