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堤，1961年生，湖南衡阳人，诗人、学者。主要著作有《山间庭院》、《诗说岳麓》等，曾是新乡土诗派的代表诗人，并参与策划岳麓书院“千年论坛”电视节目等活动，2003年7月21日凌晨因病骤逝。
湘西草堂
一
湘西草堂是王夫之晚年所筑的居室兼书堂。
古代的许多建筑在当时实际上是做书院用的，但不冠书院之名。夫之一生闭门隐居四十年，不与官员往来，不食朝廷俸禄，生活全靠居室课徒所得，这种教学与私相传授的从游方式是一样的。夫之的一些著作实际上就是教学课艺，写完了就给学生拿走了。夫之晚年，身体日见衰微，只管编撰课本，具体课徒养亲的工作由季子王吾承担。王吾筑“蕉畦室”于草堂之侧，从游的学生称他为蕉畦先生。夫之也偶然到堂授课，随处指点，这在传世的三种《湘西草堂记》和后人的各种研究文献中说得很清楚。因此，我说草堂兼有书院功能是不用怀疑的。
草堂的位置在湘江南岳以西，蒸水以北，与我的老家同处于万山之中，南岳奇峰连绵纵横千里的山势在那一带看得很清楚。我的老家名叫王家冲，三百年来并无王姓人家居住，因传闻王夫之中年隐居在那里而得名。由王家冲的山头北望，视线越过三四个峰头就可以望到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以三百年前的寂静清绝，一声唤远就能将彼岸的人呼往此岸。
我对书院文物及建筑遗址的研究始于十年前，而我离开故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对故乡，对草堂都有一份深深的牵念。
金圣叹为冠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批文，有《快说》三十三则，其一是说：“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一个人在外浪游久了，骤回故乡，见到熟悉的景物，听到熟悉的乡音，那份高兴也只有用“快说”才能言状。故乡是灵魂中的钉子，是肉体里的根，没有谁可以将它拔掉。
我初次见到夫之的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古旧书店，一本残册，看上去像是曾国藩兄弟刻印的金陵节署本，当时很穷，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书的作者与我同处一个故乡，共饮一条蒸水河，共拥一座石船山。
我见到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已经是1996年了，八百八十块钱一套，十六巨册，得攒两个月工资才买得起。那时我已结婚生子，自己又病魔缠身，孩子要喝奶，而我要治病，那种状态真是辛酸得要命。可越是辛酸，越想得到那套书，越想探究一下故乡的这位大思想家在穷愁潦倒时的生命状态。那时候，我对书的渴望如同种在坡地上的苞谷，渴望清泉；如同笼中的鸟畜，渴望森林。我一直在想我为何这样牵念一套书，与其说我牵念着的是书，不如说是故乡，是故乡的灵魂。我需要故乡，需要故乡的大爱支撑。如今《船山全书》早已摆上书架，我也一字一句把它读完了，该沉入灵魂的东西已经沉淀下去了，生命已被王夫之塑造成了另一个样子。
我在外面工作了二十年，灵魂在红尘的鞭笞中凄嚎，如果没有王夫之，我可能早已举手投诚。我知道甫志高是如何叛变的，也知道与王夫之同时代的学者钱谦益、王铎是如何写《降清文》而晚节不保，我还知道我身边的许多人是如何贪图荣华、敛取财物、沉迷声色而最终丧失人格、国格甚至生存的资格。有人曾带我到法场看过，希望能在犯人身上切一个器官下来给我换上，也有人将我领到另一种“杀人场”，只要你甘心被宰割你就能得到官位、权力、文凭、职称，并借此获得杀手的资格，从而可以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宰杀他人。我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尚未心动，设若哪一天死了，我因为拒绝污秽之物进入肉体、进入精神，而可以昂首见同乡，那是一种何等高尚的荣耀。金圣叹在另一则《快说》里说：“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如柏杨妙言是酱缸文化。关起门来用热水洗阴部的癞疮，这样的污秽有何快哉可言，热爱自身那点阴暗的人在人所不见的地方像苍蝇一样偷着乐。在这个变味的“可口可乐”时代，要保持健全的人格，留住人性最后一点尊严，没有王夫之是不可想象的。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存在于自己的时代里，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历史或者推动历史。他们的际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发言权。我一直在想，苦难过去之后，他们的故事对当下的时代对处在生活进行时态的人来说，是否还有意义。新时代在与旧时代的对峙中话语变得越来越少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他的巨著《我的世纪》中说：“要是有客人问，我总是说：是这个魔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我是在时代这面魔镜前面、在新世纪的苍茫时分里追忆王夫之的。公元2002年的故事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像蒲公英那样在地球上飞，人们忘却王夫之一点也不意外。而这种意外正好巧妙地避开了嘈杂人员干扰我对王夫之的追忆。
二
王夫之的文化价值，是过去三百年来历经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无数先贤前赴后继的开掘才慢慢发现的。读《曾国藩全集·日记》，我知道他是如何喜欢我故乡的这位大师的。那时候，仗打得很激烈，曾国藩要调兵遣将，在各条战线上与太平天国军作战。这年是同治元年，曾国藩部署九弟曾国荃攻打南京。这是生死攸关的战役。
二更……四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夫之）所注《张子正蒙》。（十月初五）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者。（十月十七）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杨仪、孙资诸篇。（十月二十八日）
二更四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何晏等篇。（十月二十九）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十一月初一日）
……
这样的记载，有时不间断地出现，有时断续出现。不管仗打得如何，总是在深夜入室，凌晨才从书斋出来，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声，被曾国藩演绎得淋漓尽致。
到同治五年，记载又有了新变化：
辰正开船，阅《乡饮酒义》、《射义》、《聘义》。中饭后阅《丧服四制》，又补阅《投壶》……未刻……将近三日所看之书酌加批识，兼录朴目。……夜又批《
礼记》二条。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论者半……若前数年在安庆、金陵时，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
这一天是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日。因为公务，人在旅途，王夫之始终陪伴着他，真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此前，曾家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取南京城，太平天国从此一蹶不振。王夫之的书也在同治四年十月刻竣，称《船山遗书》，是当时的全本，共收著作五十六种，322卷。在战争节节胜利的同时，王夫之的著作被曾氏兄弟一印再印，分送朝野上下，将帅兵弁，大名如同旗帜在各条战线传扬，许多将士战死沙场的时候，手中没有刀枪，但有王夫之的书。
三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逢乱世，悲痛黍离。顺治五年（1648），曾举兵衡山，阻击清军南下。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为抗清复明、民族节义而崎岖奔波，甚至改姓隐名，在山中东躲西藏，过着久无宁日的流亡生活。直至事不可为，遂专一闭门课徒著书，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营建自己博大的学术体系。顺治十七年（1660）始到衡山以西寻觅隐居之所，避乱于衡阳县金兰乡，最终在茱萸塘构筑竹篱茅屋，名曰“败叶庐”。这时，夫之已年近四十。有了相对安定的避居地，使他有条件招收更多的学生，改变一地的文化荒漠的现状，并得以集中精力探讨哲学、历史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十二年，他在败叶庐一边教书，一边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
尚书引义》、《
读四书大全说》、《
春秋家说》、《
春秋世论》、《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及记录南朝永历政权的《
永历实录》等。其中《
尚书引义》竣稿于康熙二年（1663），在这部作品中，他借阐发《
尚书》经义，抨击明代政治弊端，进而总结历代王朝覆灭的思想教训，对玄学、佛学和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并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修订。
康熙八年（1669），王夫之已年过半百，身体日见衰弱，卜居十年的小屋也已不能抗御风寒，于是他又在败叶庐后构筑新屋，名观生居。此后六年，每当冬春两季便移住观生居中。期间，又陆续撰成《诗广传》、《
礼记章句》等著作，重订了《老子衍》。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兵变，次年正月兴兵檄文传到衡州，旋即吴兵攻占了湖南全境，王夫之在门人陪伴下，走出家园，频繁往来于衡阳、长沙、岳州之间，实地考察和谨慎分析了清军与吴军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继续归隐，以课徒著述终老。从这一年起，他以“顽石”自喻，蛰居在石船山下的新居湘西草堂中。此后十七年，王夫之深居简出，专意著述，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在草堂居住期间，先后写下了《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噩梦》、《
读通鉴论》、《
宋论》等数十种脍炙人口的著作。
四
在我的故乡，十年以前的房屋还是土砖青瓦，依山而筑，一律悬山造或硬山造。一般人家都只有三间一进，大户人家才有多间多进的。房屋多数为两层，上层用圆木做楼枕，枕上铺木板，一般用做阁楼，不住人。再往前推，就是败叶庐、观生居那个样子：“蓬檐竹牖、编篾为壁”（王吾《湘西草堂记》）。今湘西草堂为砖瓦房，三间二层，那是王夫之过世之后，经由季子王吾重建，又经历年改建修缮后的建筑。这些年，乡村房屋大量更换，传统民居受到毁灭性破坏，像湘西草堂那样的房舍，剩下不多了。
里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败叶庐尚剩残壁，观生居虽已犁为农田，但遗族仍能指其遗址，如今那两处故迹已很难辨认。
在我刚懂事的年月，对湘西草堂那样的房子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年轻的后生和孤寡的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等待终老。他们的前途暗淡无比。如果不是王夫之，文化永远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存活，人们祖祖辈辈都不可能从万山丛中突围出去。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从王家冲徒步去湘西草堂。我将那里想象成爷爷的别院。里面的被褥都是现成的，我可以在那里睡一觉，还可以到后山拾些柴，到门前的园子里扯点青菜萝卜，到池塘边挑水，简简单单做顿饭吃。要是王夫之回来了，还可以坐在一起喝杯水酒。酒，在我的故乡，是最浪漫的物资。
那段时间，我其实很落魄，一点雄心壮志也没有，而且因为时空和自我修为的原因，王夫之总是躲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总是那样碌碌无为，今生今世也不可能见上王夫之一面。从那以后，我明白草堂本身对我来说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就像一个笔记本，不管是真皮封面还是纸面，填在里面的文字才是紧要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阳光很好。我躺在草堂前面的稻田里。水稻刚刚收割。背下的稻草散发出怡人的芳香。我的思想顺着一根遗留的稻穗向前伸展。凉凉的风拂过草堂拂过我之后，隐入万山丛中。如果是三百年前，这样的时候，王夫之很忙碌。他要将稻草晒干，将草堂屋顶腐旧的稻草卸下来，将新鲜的稻草覆上去。他的学生们会与他一起做这项工作。等一切做完了，学生也归家了，王夫之才会安安静静坐在窗前。对王夫之来说，读书写作才是生存的主体，才能让文化生命从精神崩溃的边缘回到命运的舞台上来，在文化的实践中，找到空前绝后的王者风范。
五
天地造化是山川河岳、日月星辰之于人的雕镂，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呼应着天地的灵性，有着纵横捭阖的气象，暮霭与晨曦在展示王夫之的生活的时候，注入了永恒的美感。
王夫之的守身保节，得益于故乡晨昏的庇佑。清丽的山水在他与尘浊的世界之间形成一道屏壁，喧浊之气没有突破防线。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最终只有王夫之至死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额上之发始终保持汉人本色，“完发以没”，“虽死不辱”。如果有那样一架机器，可以乘坐它回到明清之际，我与黄宗羲、顾炎武可能都没有什么话说，他们在那个时代已负名在身，享有盛誉，朝野上下，皆以名士之礼相待，精神虽然痛苦，但衣食无忧。而这样的名士，常人往往难以接近。以时下的名流论之，想见他们的尊容已然困难，动辄出场费若干，何以能与他们交谈。而王夫之则不一样，他不过就是坐在我家门口欣赏落日下山的那个老头。黄昏沿着山脊蜿蜒向前伸展，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惆怅，空中的云在落霞的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四周白浪滔滔。谁家的媳妇将竹篱上的棉被连同夕阳抱回卧室，被阳光的芳香刺激出来的情欲像鸟一样在空中上下翻飞，只有老者才懂得阳光对于生儿育女的含义。
这样的时候，我可以跟王夫之谈一些爱情问题，可以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找他卜卦，看什么时候会遇见美人。他的学生经常跟他学习卜卦的方法，他随口教他们一些道理，或是让他们读《
周易》这本书，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向他发问。
他说：“《
周易》是用作占筮的，而学习《
周易》义理也就存在于占筮之中。”“占筮是属于了解天命的事，了解天命，是要遵循天命为自己立命；乐于依从天命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而不感到忧虑。”天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客观规律。“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辞中，有的适用于日常生活小事；有的适用于治国安邦、修己治人、拨乱反正的大事”，要仔细观察，才能恪尽其道。
后人评价王夫之的学问，说“笺注训诂，六经于《
易》尤尊”（船山祠联），“平生为学，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于《
易》根底最深。”（《清儒学案》）这都是教人卜卦的益处。在故乡，三十年以前，卜卦的事相当普遍。逢年过节、出门离乡、生诞忌日、嫁娶殡葬，无不要借卦预卜吉凶。阴阳相抱，乾坤相合，则万事顺达；反之阴阳不调，乾坤背向，则诸事皆休。而至今在那一带谋生的算命瞎子，也都自称得夫之易学真传，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
晴朗的天气，溪边的石桥或山中的古枫下，年轻的学生怀抱书册阅读。石桥和古枫都已经很老，桥下的溪水、树上的叶片还像孩子那样，在希望中活着。睡在书册里的文字，就像知道雪要来到村庄一样，好奇地醒着。“老师，是不是要下雪了？”年轻人问夫之。夫之说：“下雪之前，你们必须把书上的内容记熟了。”年轻人于是继续读书。
冬天在阅读之中来到了。
我小时候的冬天，是在灶堂边度过的。柴火呼呼地烧着，鼎锅里的水哧哧地响着，白薯、红薯、芋头、土豆在灶堂的灰烬里煨着，空中弥漫着扑鼻的香味。学生问夫之，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夫之说：“应不随外物的诱惑而坚持自己的操守”，“小人在自立德行时是无常的，会随着外物的诱惑而变动，在接纳外物的时候，不会有虚怀若谷的心怀。”（《周易大象解》）就像钱谦益那样，虽有满腹的才学，但只要读他的《降清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就知他的小人嘴脸，爹妈给他的就是一身汉奸的软骨，何配言仁人志士。清代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将钱谦益的诗放在篇首，乾隆训了沈德潜一顿：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真是岂有此理！乾隆又尝指示《
明史》修撰人员，只能将钱氏放在贰臣乙卷，入贰臣甲卷的资格都没有。又送诗一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作为钱氏一生的盖棺定论。学生似乎明白了老师为何枯处山中，不与满清为伍的道理。
那样的夜晚，时光在鸡埘里静伏着。鸡的生物钟出了点问题，到三更时分就开始鸣叫。火苗娴静下来，草檐上有猫步走过，夜空银白，外面真的下雪了。夫之问学生，你们是喜欢吃煨白薯还是喜欢吃煨土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煨芋头。焦黑的皮剥掉之后，紫色的芋肉就像狍子肉那样又香又软和。那种野味，想起来就唇齿流油。这样的年月，谁能知道我在怀念夫之、怀念草堂的时候，嘴里有狍子肉的味道呢？简约的生活，不是最富有的生活，但却是最有意蕴的生活。
六
夫之晚年，不再授徒，由季子王吾的弟子侍奉他，年轻人称他师祖公。夫之对冬天的痴迷甚于中年。徒孙们在草堂前的稻田里打雪仗，抓到一只又大又肥的兔子烹着吃，夫之闻到兔肉的香味很生气，痛斥王吾教徒无方，怒书《家传十四戒》，其中一条就是：“勿挟火枪驽网猎禽畜！”众生平等，各有生存的权力，玩物丧志，殊非正途。
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野兔因饥饿而偷食地里的青菜萝卜，食物变得紧张，徒孙从家里带些菜叶接济才勉强度日。
冬天漫长，思想在旅途。
冬天一过，野兔们要回到深山里去，要到来年的秋天才返回来。
这年已是康熙三十年（1691），老百姓说是辛未年。
中秋刚过，徒孙们陪着他到山中拜访那只被烹的野兔后裔。他们在山中的石头上坐下来。夫之说：“这石头像船，就以石船作这座山的名字吧！”我曾爬到山头去看过那块石头，老实说它并不像船，更像一只兔子。
秋天在那个年代，特别深沉。树上早早地结了冰棱，衡山主峰在石船山的东面如同一面寒冷的铜镜，蒸水在南面像一缕青色的长发在山野间飘拂。夫之那天突然有了感慨，令徒孙展纸研墨，挥笔而舞：“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这一句，刚才他已经跟徒孙讲过了。“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指稀少）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其沼凝浊以停而屡竭其濒。其前交蔽以（妨碍）送远之目，其右迤于平芜而不足以幽。其良禽过而不栖，其内趾之狞者（指野畜）与人肩摩不忌，其农习视其塍埒之坍谬而不修，其俗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写到这时徒孙们疑惑。我读到这里，也对夫之将故乡山水刻画得如此丑陋而心有不快。一方水土，一方人之水土，非一人所独有。在我看来，故乡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而三百年前，人烟稀少，绝少人为破坏，风景不说秀甲三湘，也绝非一无是处。“然而，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后来读刘载熙的文章，他有个观点，说事物丑到极境便是美到极境。所有的美景皆因国破家亡而成了哀景。“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虽然也是隐居，但和那些享尽湖山之美，林泉之幽，万物之性，天地之趣的隐士相比，一切美好皆因亡国之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次夫之为自己的笔作铭文。说：“为星为，于尔分畛。为枭为麟，于尔传真。吁嗟乎，吾惧鬼神！”一副笔墨能写出千样文章，可以写《降清文》，也可以写“此吾山”的气节。只要不惧鬼神，便可以为所欲为。徒孙问夫之：“鬼神何来？”夫之说，鬼神就是后人手中的判笔。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说这年冬天夫之“居湘西草堂，公久病咳嗽，吟诵不辍”。这年，夫之七十三岁。
这篇文章夫之题名《船山记》，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
题完篇名，夕阳西下。
一群黑色的乌鸦向南飞。飞翔的黑羽，使落日的场景惨淡而暧昧。一朵野花在落日时分造了一个生动的句子，它的性灵一直延续到柳絮飘零。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夫之坐在草堂前，柳树下，嘴里念叨着《
诗经》，伸手去摘柳枝，手僵在空中。
那天清晨，风是固体的。
徒子徒孙像夫之告别柳树那样与他告别。那时卫星频道还没有开办，我没能看到徒子徒孙告别他时的实况。
徒孙问师祖，有什么遗憾。夫之像老鹰那样回望一生，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现在行将归西，“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一切都将解脱。
我在大罗山夫之墓石上看到这些文字，已是公元2002年，夫之以东晋名将刘琨自况赍志而殁，以北宋学者张载为法献身学术，为自己盖棺定论已三百一十年。
三百余年来，他的遗骸在故乡的山地里，享受着自然繁华所带来的生趣。百鸟在高亢激烈的情欲里生儿育女，干得比人要痛快淋漓。
徒孙又问师祖还有什么需要交代？夫之对着大家说，我死了之后，你们“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时”。预感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又指着手题墓石手迹说：“止此不可增损一字！”又卜卦启誓：“背此者自昧其心。”一丝冰冷的寒光像彗星那样从众人的心头划过。我在《船山全书》中看到了自题墓石的全文。第一行云：“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也。自为铭曰”云云。铭词即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末行云：“戊申纪元后三百□十有□年□□月□□日。”又一行低数格云：“男□□□□勒石”。后有跋文。
墓石上的纪年让人心绪不宁，有一种割腕之痛和有不可颠覆的道德意识在里面。戊申纪元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即明代开国的那一年。自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亡国，共历二百七十七年，而墓石说“戊申纪元后三百”，于“百”字下、“十有”字下及年月日之间均留空格，是实难预卜自己将逝于什么时候，以俟考终卜葬之时再由后人填上，昭示后人不用清代纪年，誓不与清朝为伍，其意义之深远，节气之高傲，只有天地才能与之匹配。
时至今天，其空格早已填上，用夫之的纪年法今年是戊申纪元后六百三十四年，明朝亡国已三十五十八年，而清朝亡国也已九十一年。我还应当告诉夫之的是《南京条约》签订（道光二十二年，1842）距今一百六十六年；《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咸丰八年，1858）距今一百四十四年，大片河山从此不再属于华夏；《马关条约》签订（光绪二十一年，1895）距今一百零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光绪二十七年，1901）距今一百零一年。
七
王夫之逝世之后的那个春天，徒子徒孙在王吾的带领下，在草堂守丧。春天特别漫长，悲寂之声在静谧的夜空凄厉地回荡。一群发情的黑猫在惨烈的嚎叫声中化悲痛为力量，将情欲渲泄到了极至。万物悲伤，但没有停止生长。
春天过后，徒孙依旧随蕉畦先生在草堂读书，生徒多至数十人。一个春天过去，又一个春天过去，猫已经老了，不能再做爱了，王吾说，我也老了，你们各自散去吧！这年王吾七十五岁。草堂从此与书声无缘。
王吾六十岁的时候，课业生徒凑钱为先生祝寿，其时草堂经多次火灾和白蚁蛀蚀，几近坍圮，王吾说，如果大家谨遵孝道，修缮师祖公的草堂就是最好的贺礼。弟子照办了。“易瓦以葺，支椽以栌，炼砖以砌。”（王吾《湘西草堂记》）茅棚草舍变了样子。七十岁的时候，诸生再次凑钱如旧。从游生徒及姻亲，又陆续捐资刊印船山遗书数种。雕版藏在右侧阁楼。王吾过世的时候，诸生又在草堂聚首，为先师守丧，回顾了师祖公的学术及先师传授遗书的精彩岁月，气氛很伤感。大树倾圮，众鸟纷飞，从此竟再无人在堂内办学。
在我的故乡，最动人的是鸡鸣犬吠的声音，内中有繁华与萧条、吉凶与祸福，这跟卜卦是一样的。但这年冬天，最动人的却是风。野菊头顶的伞被风吹走了。
我坐在长沙一个叫上岛的地方喝菊花茶，喝着喝着被一朵故乡的菊花击中。我对同伴说，我该去湘西草堂了。整整二十年没有去。二十年，人间换了，知道王夫之的已经没几个了，知道草堂的故事与学说的人则更少。王夫之依旧如明清之际那样寂寥。而这二十年来，我生活在城市，嚼着抹有劣质奶油的面包，品着矫情的四季，像迷途的马匹在感人的凄凉中消失在喧闹的现实世界里，只有想到王夫之的时候，才会想到故乡的青菜萝卜、高粱稻米。
月亮挂在石船山头，挂在草堂的上空。“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高尚的事物在变化中保持常理。我常常想，以今人的沉沦是不足以读王夫之的，而以王夫之傲岸的性格，也绝没有心思跟现代人周旋。王夫之生活在一个外界封闭而内心开豁的独特世界，用生命修筑灵魂的防线。至于他的学说，不管后人如何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在他那里都是建筑防线的砖石。谭嗣同说：“五百年来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船山遗书序》）其学说的内部结构又有几人能了解呢？！
八
我原本打算等风停了之后再回故乡一趟。直到中秋，风也没有停止。中秋一过，风反而更大。草堂旁边有一株高大威猛的古枫，夫之命名为枫马。这年秋天的最后一天，气候特别暴恶，我来到草堂凭吊。冷风狂吹，枫马和紫藤上的叶子落了一地。我担心泥砖砌的房子支撑不住。若是从前，残砖早已更换，徒子徒孙的后裔会凑钱炼瓦烧砖，季节的邪气早被这种添砖加瓦的阵势吓跑。我站在草堂前，手脚冰凉，浑身发抖。“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等清傲的松形鹤骨的对子，一点也不能解除我内心的寒冷。
一个老者说已有好多天无人到草堂观瞻了。设若这是一处平常人家的居所，又或是二十年前无人将它作为文物看管，屋里一定有人生着炭火了。铜壶里温着酒。客人来了，喝上两口，体内的寒气就拔出来了。房子多时就没人住了，生活气息褪化，纸墨的香味和嗷嗷的书声俱已消散。大堂挂着一块“衡岳仰止”的大匾，跋文字小，我用电筒照了好一阵子才看清楚：“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儒。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而克绍家声，因题额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总督两江使者前翰林院编修安化后学陶澍敬题。”跋中所称邓学博即邓显鹤。题匾的时候，陶澍驻南京总督府。大堂正壁上嵌有夫之神像，上题 “孝思恬品霞灿松坚”八字，正中有“玉音”二小字作像赞。系王吾集明永厉帝诏旨而成。两侧是夫之自撰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字是新书上去的。右厢阁楼楼梯已枯朽，楼上的遗书雕版不知何时散佚。
我从阁楼上爬下来的时候，发现无数的春天已从楼梯上走过了。
一只白蚁蛰伏在墙脚的木屑里，想着美丽的春景。
秋天的最后几个时辰，我坐在门槛上拥着大风读王夫之。收荒货的人在成堆的落叶里翻来倒去，然后用一把铁钳捅白蚁窝。我说你小子要是有本事就把墙脚旮旯里的白蚁也给我捅死。一只飞翔的蚂蚁在风里喊着要跟我“对话”。我说你到城里的大街上去对话吧，我现在只对王夫之有兴趣。
回长沙的时候，途经南岳衡山，我抬头仰望山顶，怎么也望不到头。“衡岳仰止”的意义一下子显得很明了。
大风突然停息了。
瓦片
文化是人与时间拉锯的产物，依附于某一载体而存在。我躺在岳麓书院的草地上想事情，一块瓦片击中我的额头，我看见瓦片上有血的痕迹，知道那是生命与文化碰撞之后流出的血。那块瓦片我始终没有丢掉，后来我对它的纹理作了研究，证实那是一块南宋时期的瓦片，也就是朱熹重建岳麓书院时候的瓦片。由此我对文化与人的碰撞有了新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孳长了我守株待兔的心理，每每想文化的时候，便希望有一块瓦片撞击我。
为一块瓦片的事，我开始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思考文化以什么方式进入我的生命，对文化物质的来龙去脉突然有了兴趣，我生命的每一次痛每一次失血是否都是文化引起的。一块最小的文化生命也比我坚强。有一天，我倚在成堆的瓦片上读朱熹，那些明亮的或暗淡的思想从书里跑到碎片上去玩耍，我听见它们簌簌抖动、窃窃私语，一副惊奇的久别重逢的样子。后来，就见它们和瓦块拥抱在一起。我听见瓦块说：“我在八百年前就识得你了，你的隐秘的气息一点没有变，你像一个脱光衣服的神，像投影到光明中的鸟那样与人们相见，总有那么多人抬头望你，与你迷离的目光相遇，而我已经苍老了，像斗笠一样被风雨撕裂了，我无法再跃上屋顶，为你的追随者阻风挡雨。”那个时候，我看到瓦块上面好看的花纹，湿湿的，有心痛的泪感，神，跪在上面，为文化祷告。我由此认定，瓦块有生命，而且在文化面前也会失血。
我刚到岳麓书院的那一段，喜欢到窑场里去帮工，像老牛一样光着脚在窑泥里转圈儿，我喜欢老牛那种感觉。有时在窑泥里一转就是一整天，那种境况与我伏在院内的窗前，读一整天的书或者爬一整天的格子没有什么区别，有一种满足在里面。有一次，我将老窑师支开，让自己回到一种纯粹的宁静中，窑泥与我胶着在一起，新鲜的感觉总是蹑手蹑脚地跟着我，仿佛有一群猫在岳麓书院的屋顶上幽幽地走动，闻得到走动的气息，而不知道那只猫具体在什么位置；有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在岳麓书院的回廊里散步，视线穿过层层的楼阁殿宇，皈依在一片瓦上，如同一种宗教的回归，让我觉得气象非凡，这时脚下的窑泥悄悄地蠕动，像虫子一样抓我的脚板，我知道我生命中深藏着的某一点风流倜傥的东西，比如一本书、一张字片或是一座庭院快要被窑泥窥破了。窑泥传递给我的这种痒痒的感觉，使我潜回到文化的初始状态，体悟到自然生命在向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带给人的乐趣。
我曾想，以朱熹事必躬亲的个性，他一定到窑场察看过，就像一个从容泰然的花匠，体味着繁花的温婉与自信，那些瓦经过他的批示源源不断流入他重建的岳麓书院。那个时刻，窑场与他的生命是浑然一体的，在湿润的地气中，他获取了一种文化的真气。至于他是否像我一样赤着脚到窑场帮工，是否如老牛一样在窑泥中转圈儿，谁也不知道，有关他的传记都略去了这一点。我曾对历代的瓦的制作工艺进行过研究，发现除外观各有其时代特性之外，营造方式基本没有更改，假使朱熹到窑场帮工，他所了解到的工艺流程大抵与我所见无甚区别，只是内心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瓦是一座庭院的羽毛，驮着庭院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当人用汗水去迎合它，用阳光去娇宠它，用精神去打磨它的时候，它才有翡翠般的晶莹，才会有朱熹一样高贵的血统。
面对窑场，是需要跪拜的。除了精神，也还需要体力的付出。比如，踩窑泥就是一种需要体力付出的疲倦的活儿。窑泥从窑土变成熟泥，需要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每一点演变都是汗水浇出来的，一个窑工一辈子流过的汗，如用水来换算的话，可供几个教师喝一辈子。而这种蜕变暗含一种艺术的悟性在里面。物质的气息被人的汗水收服之后，将变成文化的物质。窑泥越接近熟，艺术的秉性越强，人所付出的力气也就越多，就像满锅的糯米饭，粘粘地将你的脚牵住。往往是窑泥快踩熟了，劲也没了，人立马就可以处于睡眠状态，而且一睡就熟。虽说是熟睡，脚却不会停止，依旧一腿一腿从窑泥中艰难地拔出来。对于窑工来说，在窑泥里睡觉是常有的事，不过听觉不能睡，因为窑工是凭声音来分辨窑泥的熟透程度的。后来，我喜欢躺在岳麓书院的草地上看书，每当看累了想睡觉的时候，耳朵里就响起窑场里那种啪叽啪叽的伴奏声。这种声音与我的心率搏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主宰着我的文化需求。我的一辈子，怎么就走不出这种声音呢？！
我不知道，一坛窑泥的涵盖性有多大；或者说，一坛窑泥能做多少青瓦。那些瓦覆盖在屋顶上，可以从多大的层面上挡住风雨，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在它的恩赐中回到宁静的书本中。我也不知道，作为一片瓦，一辈子覆盖在岳麓书院的上空，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会不会因为苍茫，因为盛衰，因为历年的战火，因为读书人的饥寒与迂腐，而扰乱了本身应有的宁静，打乱了本身的生活秩序。我曾趁工人打扫瓦顶草屑的时候，爬上瓦檐窥探瓦的生活。它们在萧瑟的寒流里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不攀比不依附不屈就，像安静的妇人匍匐在油画中养息，一点浮躁也没有；又像画中的树，鹅绿鹅绿，日日更新阳光和风雨的姿势。而书声，如同一枝幽兰，在灵魂里盛开，弥漫一种永恒的圣洁。那时候我想，它们在屋顶上与风雨和时间搏斗，其实很幸福。
瓦块下的空间是细雨缠绵的，与酒店、歌厅的空间的委顿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文化起了作用。如同一个气场，瓦块经过文化气流的蒸润，已不仅仅只是瓦块。
我曾试着跟窑师学习瓦坯的制作技术，沉浸在一种好奇里，熟透了的窑泥从我的指尖滑过，用一种艺术的质感打动我。我觉得自己的文化内心极度空旷，好像荒野中一座无人的空宅等待进入，忘记了自己是在学做瓦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尚未成器的坯子，文化的瓦坯在制作我，我承受着被创造的乐趣与风险。人格结构改变了，心里秩序有了另一种神魂。那时候我觉得，做一片瓦或者做岳麓书院屋顶上的瓦蛮有使命感。
文化物质在生长的过程中，含有与人类共通的生命信息，谁也不能怀疑它的强健、它的韧性、它的节操、它的灵魂能将人的精神引渡到一个无限开阔的世界，能给人装上一副顶天立地、宇盖苍穹、风雨不摧、特立独行的肝胆。一手翻阅史籍，一手解剖窑泥，就会发现文化的内在联系原是那样相似。文化的傲慢乃至傲骨，是由文化物质与人共同培植的，个体生命所拥有的文化机遇，或者说文化物质所拥有的生命机遇就是碰撞的机遇。我曾固执地想，人与瓦片碰撞而流血，是因为窑泥本身有一种血素，这种血素经过烧制，又经过天长日久的雨打日晒，转化成了流动的液体，所以人与文化相碰，人不一定流血，倒是文化会流出血来。现在看来，流血是双向的，而不是某一方的，就像瓦片上的血痕，分不清是瓦片本身的血，还是肉体生命中的血，瓦片和人所需要的是一种共同碰撞。
当然，我讲的这一点道理，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生命的世界里，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道理的领悟力，因此他们总要离屋檐远些，避免瓦片掉下来砸伤了头。许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条幽暗的巷子里，在殖民式的情绪中等待感恩节的光临。我曾经试着爬进红卫兵在岳麓书院地底下挖的防空洞，见成群结队的蚂蚁穿着古装在那里游行，轰天的口号声从一条巷子传到另一条巷子，也没有一块瓦片飞过来砸它们的头。生活在幽暗之中尽管很安全，但却是卑怜的，文化不会将流血的希望交给蚂蚁或者蚂蚁那样的人。蚂蚁的悲剧正是人的悲剧。
五四时期的人，都对雷峰塔感兴趣，激进的文化人甚至用头颅去撞击雷峰塔，以为它倒了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曾经就在雷峰塔下反复搜寻，希望能找出一块瓦片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后来我发现那些瓦片早已不是原来的瓦片，我被五四人物的皇论带入了误区，明白了真正的碰撞倒不是拿肉体的头去与雷峰塔撞击，而是一种气脉的撞击，就像理学家所描述的气。物质的东西可以毁掉，而气却不会轻易散去，这已经上升到灵魂的高度了。所以我在诉说瓦片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诉说灵魂——文化物质的灵魂和文化人的灵魂。
有一次，我很唐突地问老窑工，灵魂可以烧制否？那时候，窑场正笼罩在烟幕中，只能看见一排一排码着的瓦坯的背影，窑堂里正在烧制的瓦完全看不到。青山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改变颜色，通往岳麓书院的路也已经打扫干净，汽车驶往窑场，一车一车的瓦被运到岳麓书院。当然，我这种叙述已经有点现代化了，倒过去五十年，是一队一队的挑夫，从窑场出发，扁担与肩膀共同制造一种“咔叽、咔叽”的声响，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扁担挑断了一根又一根，旧的瓦碎了，新的瓦又被挑进来。那个时候，我有了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设想要在青山的眼皮底下做一个奔走在窑场与岳麓书院之间的挑夫，而我也明白了，灵魂是可以烧制的，但是除了时间，恐怕上帝也帮不了忙。
我是一个时间观念淡薄的人，对时间给我的一切钳制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时间给我的游戏我得安然接受，无法抗拒。比如时间满嘴糖味地将我绑缚在岳麓书院的廊柱上，或者将我推倒在草地上，然后用瓦片偷袭，灵魂只在它对我致命一击的时候，以器物的形式护卫我，因为瓦片这一“武器”，我看见了时间为我烧制的灵魂的形状。灵魂有形，这是文化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
在岳麓书院浩瀚无垠的天幕下，我只是一个灵魂有形的文化人，只是一块瓦片下的生灵，因为碰撞，时间看到了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