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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北京读书三年，总有很多大陆朋友会问关于台湾的很多事情，从政治、社会到学术发展；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我：“台湾枪支是不是很好买？”当时我的回答其实也颇有意思，“如果你问台湾黑道，他一定说很好买；但是问我，我一定说不知道。”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台湾人来大陆短期交流或长期居住，三六九等人形形色色都有，有优秀的学者，但也有或长期认真经营、或找寻短线商机的生意人；大陆人很难在台湾人身上看到台湾的全貌。
       “台湾某方面如何？”这种全称式的问题，特别难以回答，因为每个在台湾成长的人因年代、所处社会位置等不同的因素自有不同的看法；有点怀旧思绪，想起那精彩的1980年代末以及1990年初的动荡政治社会情境，也怀念那一段在知识迷宫里冲撞、思索与徘徊的日子；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局限，这段回忆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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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社会学者萧新煌曾说：百年来台湾，有两个民间社会力量最为充沛的时期；一是日据时期的1920年代，二是社会转型的1980年代。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日本大正民主、朝鲜三一运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大陆的五四运动等思潮之下激荡着，各种不同的思潮与行动路线在岛上丰富地呈现着，1920年代末期关于中国改造论（主要针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政治路线）的论辩也在台湾人所办的报纸上激烈辩论着。自此之后，在日本进行战争动员的情形之下，这些多元丰富的讨论被战争号角一扫而空。而战后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即便全球风起云涌的反叛的1960年代，台湾仍在“万山不许一溪奔”的高压统治之下，岛内知识分子无缘感受甚至参与那红色的1960年代。
       直到1980年代，台湾的一切开始不一样了。那是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声声来自不同领域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期待：有人起草台湾新电影宣言，有人为台湾应走向内阁制大声疾呼，有人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保运动大声疾呼，也有人将消费者权益运动组织化，有人为劳工运动而奔走，热血沸腾的学生当然也不会自外于改革的潮流之外；声声来自不同的理想，声声之间在行动实践之中也经常彼此支持，当然，也会包括一些运动中的矛盾。
       用台湾流行的话来说，我属于“五年级末段生”（民国五十年代出生者称为“五年级生”）。几年级生的提法，其实反映了不同时代在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政治经济之下的共同记忆。不管如何，就让我开启我的大学到研究生知识迷宫里的冲撞过程吧。
       1989年的夏天，我进入辅仁大学法律系，从科系来说，那是我的第一志愿，而从当时的科系排行来看，法律系属于一个逐渐往前的科系，以辅大来说，在法律系之前是大众传播系，尽管是第一志愿，但我很快对法律系的课程与师资失望。当时，每个星期一是一星期当中知识上最充实的一天，从辅大跑到台大听宪法是一趟愉快的知识之旅。台大法律系可说是台湾所有大学法律系当中师资最为完备的，光是宪法就有四个教授，而彼时最让学生感到新鲜的是许宗力与林子仪两位年轻归国学者的课程。许宗力从德国回来，德国公法学界所说的“比例原则”成为法律系学生口耳相传的新鲜语汇，而他日后出版的《法与国家权力》，更是对公法学感兴趣的学生人手一本。林子仪则是从美国回来，他的考试题目当中都是实例分析，这让学生从当时死背法条的法律系教育里得到一种解放的快感，而林子仪发表于《台大法学论丛》上的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哲学基础一文，更是被视为经典之作。因为台湾过去长期戒严的政治关系，公法学乏人问津，然而，一连串的法律事实，却不得不逼使法律系学生产生立基于社会现象的宪法思考，例如当时为数众多的群众运动里，警方所采取驱逐群众的手段变成为讨论焦点，彼时保守的论调认为警方为了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些过度的手段是必须的，但是，公法学者则搬出“不能以大炮打小鸟”的“比例原则”说明法治社会当中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节制。学者署名发表谴责警方滥用公权力的文章，是当时知识分子表达抗议的一种常用形式，而历史悠久的《自立晚报》与后来的《自立早报》是必须一提的，因为这些连署多在自立报系的报纸刊登，自立报系创办人是无党无派的耆老吴三连，无党无派的自立报系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发言管道，这对笔者之后将要提到的文化研究、科学研究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台湾的奠基与延续都有重要的关联。在例如“宪法对第三人效力”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日益蓬勃的消费者权益运动，曾到麦当劳门口抗议并发表拒买麦当劳的声明，如果麦当劳控告消费者运动人士，那消费者权益运动人士能否以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作为己身的权利保障？课堂上，西方公法学“市民不服从”这个听来很激进的概念也被提出。这两位年轻学者的学术表现，加上现实问题引发的宪法思考，许多法律学子因此步上公法之路（主要到德国）。
       当时，法律系学界当中，留德派为数众多，仿佛主流派。不过，当时有个现象却让我思索许久，就是当时的老师当中，有两、三位分别拜师于不同的两位德国学者门下，这两位德国学者在德国学界就是宿敌，因为学说见解不同。有趣的是，这两三位老师回台湾之后，也延续德国老师见解的不同而成为宿敌。当时，想到留学的意义就是如此吗？
       台大法律系另一位必须要提到的教授是专攻民法的王泽鉴，王泽鉴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博士，他的著作甚多，而其封面设计与慕尼黑大学出版的书系风格一致，就是上下留白。他的请求权基础论述，开启台湾法学界新的分析方法，对过去主流的文字解释产生了革命的效果。对大陆攻读法学的朋友来说，王泽鉴并不陌生，因为他的著作都已在大陆出版简体版，也曾到北大演讲过。
       辅大法律系其实也有有趣的老师，例如从日本东京大学回来的刘志鹏，他专攻当时在台湾尚属边缘而且实际上受党国控制甚深的劳动法（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当年因学生与劳工而败给共产党，因此迁台之后对这两类人及其组织严加看管）。刘志鹏同时也是律师，他为从未帮过资方打官司而自豪。
       对法律系的失望，大概来自一种僵硬与绝对的感觉。台湾政府体制应该走向内阁制，几乎是法学界的通说，而学生也奉此理念不渝，法律系支持内阁制成为一堵厚实的围墙，但是，法律人支持内阁制的论述，却极少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脉络之下进行分析，也因此，感觉像是一种来自学院的绝对真理一般，不能接受挑战。
       另一种对法律系失望的感觉，是一种封闭的感觉：在我进入大学之前，台湾的政治社会就开始处于激烈变化当中，立法院尚未全面改选，当时立法委员朱高正不时在立法院以肢体冲撞体制，与没有民意基础的老代表以及国民党青壮辈委员们争抢麦克风的场面，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也开始不断发生，“自力救济”成为1980年代的时代语言，这个语汇意味着对民众关心的问题（如劳资纠纷、环保等问题）政府既然无视民意，那只有靠民众自己走上街头逼迫政府重视进而解决。就在激荡的转型阵痛期，有两种声音出现，一种大声疾呼社会稳定的论调，一种是对台湾的混乱情形进行批判；前者以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语言学专家丁邦新在《中国时报》所连载的《一个中国人的心声》为代表，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回响（“沉默多数”此一语汇似乎也是在那时出现），连国文老师上课也都给大家该篇文章的影印版本，作为补充教材，不过，该篇文章也引起一些批判，批判的论点主要是既然社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就应该正视问题的来源，偏安心理只是逃避问题；也有批判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再版，《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是1970年代的产物，时值国民党遭逢一连串政权正当性危机——政治上有退出联合国、具有政治与社会关怀的大学生又有保钓（保卫钓鱼台）运动，在此情形之下，一篇署名孤影的作者刊登于《中央日报》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于是出现，该文同样呼吁团结与稳定，这个呼吁当然是针对“具有野心的少数人”。该怎么看待《一个中国人的心声》？其实该篇文章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性，但从一些高中老师的讨论来看，其实这些老师并不一定认同该篇文章的论点。相反地，这些老师其实都支持改革，但是改革幅度应该如何迈开？幅度应该多大？目标是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心理或许是当时台湾社会多数人的心声。
       当时，另一种批判声音主要源自于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当中所说的“酱缸文化”以及龙应台的《野火集》与陆续的《野火集外集》。除此之外，对封闭教育体制的批判也是另一种批判观点，李筱峰与林玉体的文章，是当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大致在那个年代，是普遍台湾学生想要挣脱“标准答案”找寻自我答案的开始。除此之外，大陆文学也在台湾掀起一阵热潮，当时主要是张贤亮、冯骥才一代的作品在台湾出版并引起台湾读者的关注。
       另一种声音静悄悄地生根，但另一方面来看却也如同樱花花开落地一般为时短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后，一批新的脸孔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并构造了这一阶段的文化生态。在纷扰的政治社会里，台湾新电影运动相对显得沉静，沉静并不意味着没有批判的声音。台湾新电影的运动者以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对现实生活与成长经验的关怀呈现银幕之际，引起传统习惯品评商业片影评人士的批判，“看不懂的电影”、“叫好不叫座”成了当时台湾新电影的代名词。台湾新电影运动者及支持者曾发表一篇宣言，但是多年之后，法国电影笔记为电影一百年所出版的一本书《电光幻影一百年》（这本书的中译本由远流出版社的电影馆出版）中曾简短地评价了台湾新电影运动，这段文字让人有些感慨，台湾新电影宣言发表之际，也正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结束之际。那样的感觉，大约就像侯孝贤日后《悲情城市》里樱花坠落的意像。不过，走过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台湾电影后来有了新的发展。
       这些大致是高中时期对台湾社会的一些印象，但初进法律系之际，尽管有些老师的理论精彩，但看到文言文夹杂的法律教科书、法院判决，都让我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另一种法律系封闭的感觉，来自台北的变化。
       国民党迁台之后，一直是重北轻南。这样的政策之下，使得台北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城市，然而，台北之所以成为一个城市似乎并不因她的繁华，而在她的多元变化。记得是初到台北那几年，许多事情开始发生，让台湾开始具有城市的意涵，而不只是大量移民前往工作，也不只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事实上，1980年代末期，台湾已结束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发生的事情太多，有点分不清时序先后。先是1990年的三月学运，为抗议国会长期不全面改选、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中正纪念堂成为学生的抗议所在，三月学运大概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与之后的民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连结。台北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社会运动众声喧哗的空间。1990年职业棒球开打，棒球在台湾的发展，是从日据时期开始，战后台湾棒球的发展，与民族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三级棒球（少棒、青少棒与青棒）每年参加世界杯棒球赛之际，一定会有电视直播，半夜起床看比赛是一种共同的集体记忆。职业化之后，棒球场成为人山人海的宣泄空间，或许因为棒球运动在台湾发展尤其草根性，因此有人说棒球场像是街头运动的再现。
       《中国时报》在那时也开始有了“开卷版”，每年会选出十大好书。记得1990年初期有几本标志当时城市气氛的书，一是詹宏志的《城市观察》、《城市人》等趋势观察的书，基本上从趋势与潮流讨论分众的文化现象，尽管詹宏志的作品有人批评学自日本的趋势学，但詹宏志的作品在当时仍算是新鲜的。即便十多年之后，詹宏志讨论如何行销台北的看法，在网络上被流传，他认为应以文化行销台北——台北有二十四小时的诚品书店、代表本土的牛肉面文化、国际化的永康街小吃等，作为出版人的詹宏志，其敏锐的观察颇有可供讨论之处。二是突然间冒出的关于后现代的书籍出版，其中，唐小兵所翻译的詹明信对后现代的看法成了畅销书。理论的需求往往与其尝试对现实的诠释有关，那时台北有一些不同的空间出现——例如诚品书店、敦化南路圆环附近标榜后现代建筑的咖啡馆等。
       台大附近的唐山出版社也是一个重要据点，在那里除了可以买到一些翻版的原文书之外，《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岛屿边缘》、《当代》等杂志都可以在那里看得到，而且唐山也出版了许多另类的书籍，例如那时就有《战争机器》系列的书，如《新电影之死》等。
       大众与另类的文化也在此时开展。流行音乐在1980年代原本就创造了一些出名的歌手，但是，这些出名的歌手其形象塑造与音乐形式，从日本翻版的不少。早期出名的就是模仿了松田圣子等著名日本青春玉女形象的歌星，之后，一批创作型歌手曾经开拓一片天空，但是，之后的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成为流行音乐一个新指针，一方面，她的歌词以城市女子的角度出发，扣合了当时开始出现的城市感，另一方面，流行音乐工作者有了新方向，翻版的情形开始陆续减少。台语流行歌曲大致也是如此，过去台语歌词总是不脱海边、港口、离别，而曲调形式也是直接仿自日本。林强的《向前走》专辑一反过去的悲情，以畅快的旋律唱出了年轻人到台北打拼的心情写照。另类音乐值得一提的是“抓狂歌”与水晶唱片，“抓狂”在台北的意思就是发疯，这个专辑以戏谑的方式唱出小人物的心声，颇为有趣。其中一位创作歌手陈明章后来成为活跃台语歌坛的制作人与歌手。水晶唱片专门制作发行另类音乐，犹记伍佰当年活跃于酒吧（现场演唱），但一开始并未被流行音乐所接受，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由水晶唱片发行。就音乐来说，1980年末期与1990年初期，大陆的音乐也曾吸引台湾的音乐迷，最受到重视的是崔健，他音乐的调性极切合当时台湾变动中的情境，事实上，即便迄今，我的朋友还有一些崔健迷。如果没记错，大陆流行音乐接下来流行的是来自北京的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至于摇滚乐则是唐朝、黑豹。
       另外，那几年当中，大众消费行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改变，KTV与啤酒屋开始成为大众消费的空间。有一种说是，KTV是台湾将日本的卡拉OK转化之后的空间，属于台湾所自创的。至于啤酒屋，在台北安和路上处处可见，曾有一度移到稍微偏远的忠诚路，不过，不知何故，啤酒屋生命历程较短，但是爱喝也善喝的台湾人喝酒并没有因此而减少。PUB在那时候也开始更为大量而精致地出现，PUB在台湾的历史其实颇为长远，但不见得跟台湾（男）人有直接关系。PUB在台湾的出现与美军驻台的美国文化有关，就有点如同日本（男）人喜欢的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店（台湾的酒店指的是有女陪侍喝酒的地方）或是北投的温泉一样。在台湾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情形与在台美国、日本男人需求之下，于是产生了为谋生的情色行业的女性（印象中有些电视电影情节就是以此为主，身为长女的姐姐为了弟弟的学费，不惜出卖身体下海，但是却引起弟弟的不屑这一类的家庭悲情剧）。MTV也成为另一种观影空间，MTV其实有些像是KTV的空间结构，只是这个空间以观影为主。印象中最强烈的是，许多新的旧的电影在KTV都能找到，KTV也成为电影青年流连忘返的空间，只是，后来台湾经济逐渐富裕之后，美国开始追究版权问题，于是，只有1965年以前的片子可以放映，于是直接造成KTV的逐渐关闭。
       也在那几年之中，产生了一个大约可以名之为文化报导的文体，《中国时报》则是这类文体主要产生的空间，而蔡珠儿是主要的撰稿者。这类文体有一种特色，就是行文深度介于学院与大众媒体之间，而且议题直指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记忆。印象中最深刻的一篇是在分析台北不同的两个老人群体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一个是台北龙山寺的老人，他们都是本省籍，政治立场上因为二二八事件等历史经验强烈反对国民党；而就在龙山寺附近有个开往荣民总医院的公车站牌，所谓的荣民，就是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他们之中许多晚景有些凄凉，不过，仍享受国民党的一些照顾，该文就在分析不同的老人群体的不同历史记忆乃至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台湾的有线电视与广播电台也开始挑战台湾既有禁忌的天空，因为住学校宿舍，有线电视的出现感受并没有特别深。倒是之后出现的地下广播电台，已有自己参与的份（那时我已是研究生），因为地下电台其实也为数众多，如果从时间来算，假设深夜不播放，从清晨到深夜也需要很多人帮忙主持，于是学生就是很好的对象，记得第一次去电台，电台是在一个简陋的巷子里，是个早上到中午的节目，带着几瓶啤酒和两三个朋友就进去录音间主持了。地下电台的录音间是很简陋的，正要进去之前，前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群正好出来，他们没带酒可是有槟榔，我们有酒没槟榔，一群人以相互羡慕的眼神看了一眼之后，有点大家都是兄弟的感觉。其实，地下之所以为地下，并不因为只是地下电台是违法的，还包括主持的人都是非专业的，没有字正腔圆的腔调，甚至主题也是地下的，都是跟官方或者说主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模式也是一样，穿拖鞋、嚼槟榔长期是学校教育中低下人的形象，可是我们乐于如此，一种反叛的快感；事实上，这种吃槟榔低下的形象也是长期省籍歧视之下的结果。地下电台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特殊时刻的产物，在媒体天空尚未完全解放之际，因为还带有禁忌的关系，所以能够吸引特定族群，然而，在之后媒体空间几乎完全开放之后，一向没有广告的地下电台马上面临一个抉择，是要坚持没有商业色彩的社会运动精神？还是商业化？据自己的观察，选择商业化的地下电台消逝得极快，因为欠缺资金和传播技术的专业化限制。
       面对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众多现象，自己似乎很难在严谨的法律系课程里好好专心读书，想到法律人的宿命——律师与司法官考试，担心自己的生命耗费在各种繁杂的学说理论当中。依旧是现实问题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在法律系找不到答案，于是转向政治系。辅大很有意思，因为辅大是天主教学校，基于宗教不干预政治原则，辅大因此没有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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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政治系于是成为一个新的天空，大三大四那段时间经常从辅大跑到台大旁听。当时台大政治系的年轻老师其实不多，这或许与政治系“政治”这个敏感的词汇有关。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鼓励台湾子弟攻读医学与法律，因为这两个学科都可以帮助台湾子弟一方面有好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防止台湾人对政治有兴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系也有着浓厚的控制色彩，这些因素导致政治系长期以来有一种无形的保守气氛。朱云汉与陈思贤大概是例外，这两位老师同样毕业于美国名校。朱云汉专攻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尽管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智囊，但他的治学严谨、心胸开阔，仍赢得学生的尊重。朱云汉经常在主流媒体发表对时政的建议，与过去的社论不同的是，他文章当中的形容词不多，这与过去“团结”、“安定”之类的抽象语汇的社会截然不同；朱云汉的文章经常以新的概念作为分析基础，例如1990年代初期他便透过总统制／内阁制在其它地方的具体分析，指出台湾应该走向得以整合政治经济资源的内阁制（加上统合主义），跨朝野对立。读朱云汉的社论，犹如上了一堂理论与实际兼具的政治课。
       陈思贤的专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过去，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两门课对政治系学生来说，属于一种类似国父思想、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反正考前背一背，老师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营养又好过关。陈思贤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确实打开了台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道门窗，他的课经常爆满。印象深刻的是，记得一个阴冷的雨天没有占到座位，只有站在门口听课，那堂课陈说得挺精彩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其实有一个重要企图，过去的政治体制都宣告失败，马基维利尝试超越过去历史失败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尝试……。他的论述特色是将不同政治思想家的看法还原历史脉络，并进而进行概念比较，他初期的作品都发表在《台大政治学论丛》。在陈思贤之后，也有优秀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老师回到台湾，例如同是耶鲁大学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萧高彦与江宜桦。
       在台湾，一般身心健康的男性都要当兵，但如果一直保持求学状态的话，可以以在学证明延缓当兵。虽然大四那年都在台大政治系听课，往返辅大与台大法学院之间，但我还是故意平均差一分落榜。当兵对那时的男性大学毕业生来说，确实会让人陷入苦恼，台湾政治社会正在转型期当中，这么珍贵的历史时刻，难道自己要面对那么僵硬而封闭的体制吗？
       于是我故意选了大四的一门必修课，那门课是国际公法，老师是当时工党主席王义雄，王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对学生甚好（有点超越温情主义的好）。我担心不去考试还让我过关，还特别打了一通电话跟他说明我的抉择。
       这样的人在我们班上还不少，而我们班被法律系同级班别戏称为“博士班”，因为我们班有人放弃法律的不少，有人要考中文研究所、有人想考社会学研究所、有人想考政治学研究所……。
       那时，跟一位要考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所的同学不错，大家平常就一起看电影之类的，考研究所前也不时串门聊天。记得那时候，他所读的书印象中有《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杭之）、《岛屿边缘》等，当然也包括古典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书，只是，杭之的《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成为考试必读书目让我觉得新鲜。而据后来想进攻清华但铩羽而归的同学告诉我清华出的题目都是足供自由发挥的实例题，清华的考题是想了解学生活用社会学概念的能力而不是追求传统的标准答案。
       那时的清华，是一个新的活力的来源，也是一个有趣议题的来源。科学研究的傅大为跟文化研究的陈光兴都在新竹清华，他们一起在自立报系写些新的东西，所谓的新，是指当时反党国体制的论述主流，主要集中在以理论攻击党国体制，例如台大经济系教授陈师孟等人合著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陈明通的地方派系研究等。但陈光兴与傅大为的论述在当时统独争议，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力与论述对抗党国体制的年代里，提供了另一种声音。陈光兴在当时曾引发一件引起知识界普遍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A片事件”。那时的清华校园显得很另类的一点在于，当台大精英（当然包括其它学校如东海、辅大，台湾学运圈有派别之分，经过三月学运之后，台大成为一派、其它学校又共组一派）集中在对抗党国体制之际，清华老师与学生则集中在其它面向的反抗，记得就在“A片事件”前后，清华大学因为无学分但是必修的劳动打扫课程，于是一张大字报贴出了“抗议清华帝国”之类的口号。除了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那个年代被带进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体研究，媒体研究的推动者主要是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冯建三，他也与傅大为、陈光兴等人在自立报系等“战斗场域”发挥战斗力。此外，他也翻译了如《文化帝国主义》（该书大陆也有译本，但未注明译者姓名）等诸多媒体研究的重要作品，著作也颇为丰富。冯建三对于文化研究领域在台湾逐渐兴起的一段谈话，极为深刻，他认为文化研究兴起或许是因为社会现势（social being）所产生的政治经济议题让人产生尝试去回答找寻答案的动机。事实上，不仅文化研究如此，对于科学研究或是媒体研究也是如此，尤其对年轻学子来说，许多人因此投入这些领域，为这些领域进行深化的工作。
       尽管知道一些新鲜的东西出现，但我还是照自己既有的路线走，我还是关心如何对抗党国体制，因为担心兵役问题，我决定隔年报考相对比较好考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我想找以研究台湾地方派系闻名的陈明通当我的老师。在行动上，当时“理想青年”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对政治有兴趣就该去干两种事，一是当立法院助理，因为有权力向行政院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对党国体制有更多的了解；二是当记者，因为可以了解更多的政治黑幕。总而言之，就是可以透过实际操作，超越理论地认识党国体制。
       我选择了助理工作。边读书边工作几个月之后，正逢乡镇市长选举，我老板希望我去帮他的朋友助选，负责的是文宣工作。当然，每个候选人都希望有最成熟善战的班底，文宣工作当然不可能只放在我这个初出茅庐小子的身上，于是他们找来郑文堂。就在那时，郑文堂（我们都叫阿堂）出现，也在那时候开始，跟阿堂开始了仍在持续当中的将近十年的友谊。阿堂是“绿色小组”出身的，他放弃了外商广告公司的优渥工作，只因为看到1980年代频频发生的煤矿灾难，决定放弃每天早晨起来喝咖啡吃吐司面包那种所谓稳定的的日子，借了摄影机开始了他以镜头观察社会的日子。他拍了台湾第一部关于工人罢工的纪录片——《用方向盘写历史》，也因为一直参与劳工运动，延缓了他真正拍电影的机会，不过，也因此他有更多透过镜头观察台湾社会变化的机会。他后来成了台湾最老的新锐导演（这是一个戏称），2002年，他终于光芒绽放，以《梦幻部落》得到威尼斯影展国际影评人周最佳电影之誉，而且还被誉为“今年度最好看的电影”。
       那个选举因为候选人太晚起步失败了，但我幸好进入台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暂时免于军队体制之苦。这个研究所很有意思，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三民主义已经没有什么人研究了，而且这个所基本上也不干这个事情，这个研究所之所以吸引很多年轻人报考。只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台湾学术界部分人所倡议的“科际整合”，也就是横跨既有学术领域的研究。而从学术与权力之间的辩证来看，这个研究所也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案例，既然他标榜科际整合却又不愿意自我标榜是研究三民主义的，因此，改名势在必行，但是改什么名字呢？有教授主张亚太所，更有人主张其它名称，但是投票过程却面临阻力，为什么？少数依靠三民主义为生的老教授该当为何？尽管他们也愿意改名，但在改名会影响既有生计的情况之下，他们选择抗拒改革。学术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听来抽象，不过，确实又具体而微。
       进入研究所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硕士论文进行思考，1990年代，台湾研究基本上分成两个层面，一种是时间点其实是要摆在当今的研究，一种是遥指日据时期的研究，这两个层面各有不同故事可说。就前一部分来说，1980年代中期除了一些有批判力的学者归国之外，一些学运世代的学生也展现功力（学运世代的出路是很两极的，一极是立志从根做起，以投入基层选举改变政治生态为职志，另一级则是继续读书深造，当然，有一些人不选择亮眼的社会角色，而选择记者、编辑等工作持续扮演一种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当时，地方派系研究是一门台湾研究的显学。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必须追溯到吴乃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开启了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吴乃德透过几组不同统治方式分析为什么国民党采取恩赐／依持主义来统治台湾？最重要的一点是统治成本最低，特别是对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国民党来说。吴乃德论文的重要性在于之后的延续，例如吴乃德与陈明通在中央研究院所发表的《政权转移和精英流动：台湾地方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成》，而陈明通与朱云汉所发表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地方派系与省议员选举：一项省议员背景资料的分析》更是成为派系研究的经典之作，这篇文章分析了国民党如何透过垄断性经济利益的给予，得以跟地方派系构筑恩赐／依持关系。威权依持理论是地方派系研究的关键理论，而地方派系成型之后，更是开启了年轻学子对地方派系的研究。保守估计，在此之后，以台湾地方派系为题的硕士论文至少有三十篇以上。事实上，陈明通与朱云汉同为胡佛弟子，胡佛主持了一个关于台湾选举的中心，每年广泛地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这些实证资料，陈明通与朱云汉发展出“威权依持主义”的本土理论。胡佛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美丽岛事件发生之际，胡佛跟被逮捕的人似无渊源，但他上书蒋经国并愿以死谏的方式让这些被逮捕者免于一死，胡佛的做法赢得知识界的高度尊重。胡佛有三大弟子，俗称“佛门子弟”——朱云汉、陈明通与游盈隆。游盈隆对台湾学术的贡献在于以从美国带回的民意调查的方法论，分析台湾选民的投票意向。继地方派系研究之后，政治学另一个兴起的研究领域是选举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的族群、性别的投票倾向与政党认同。
       地方派系研究像是一个观察台湾政治问题的起点，因为之后，有些学者的著作就是以此为起点出发的，例如台大社会系的陈东升所写的《金权城市》与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两本书，这两本书各有不同论述，但其中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延续地方派系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地方派系的权力运作与城市空间形成之间的关联。空间之所以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台大城乡所特别是夏铸九功不可没，夏铸九不仅翻译介绍了Manuel Castells的理论（夏铸九等翻译的《网络社会的崛起》等书大陆也有译本），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台湾空间的型构。更重要的是这套分析方式不仅于学院内的倡议，台大城乡所的学生也以理论与行动并进著称，而城乡所学生的论文选题也相当活泼，例如分析李登辉如何透过“社区总体营造”进行民粹动员等。
       至于1980年代崛起的学运世代，其中有些人的论文集之后的学术表现是值得注意的。有几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是林佳龙，他的传奇第一个是以比台大政治系最低录取分高一百分的成绩进入台大政治系，他在胡佛与朱云汉的指导下，完成关于民进党支持群众之研究的硕士论文，之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拜师于Linz门下，Linz以研究民主转型著名，林佳龙的博士论文也是以台湾民主化过程为主题。林佳龙的文章特色是巨细靡遗，为了一个论证可以列举相当多的具体例证。另一个人是郭正亮，郭正亮在《南方》杂志时期便以江迅的笔名为文为民间社会大声疾呼而崭露头角，而他的硕士论文《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转化》更是广被引注，记得在台大读书时，想要借阅他的论文并不容易，因为借阅率颇高，借来之后已是一本被翻阅得纸张都已有些破烂的论文。郭正亮的求学路有些不同，他原本是台大机械系的学生，之后转到社会系。之后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并专攻比较政治，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台湾国民党、日本自民党以及意大利基民党三个举世闻名的金权政党的比较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在方法论上直接批判日前过世的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然后以历史／结构的面向进行分析，在台湾社会学界还是以结构功能为主流的年代里，他的作法引起很多人的议论与佩服。
       同一世代的杰出人物还包括吴介民、范云、吴人等，吴介民的硕士论文以资源动员理论分析时台湾的社会理论，吴介民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旁听了电影课程，他曾于1990年代初期到大陆以纪录片形式拍摄广东的盲流。范云，曾被台湾媒体称为三月学运的指针性人物，之后也到耶鲁攻读社会学博士，专攻社会学。吴人则在芝加哥大学，他以杰出的文笔翻译了《想象的共同体》。大陆最近出现的译本，就是吴人所翻译的。
       至于当时的日据时期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研究之所以得以成型，台大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因为日据时期，台湾大学就是台北帝国大学，就连校园设计也很日化。记得有一次看东京大学校园的相片，竟跟台大有很大的类似（其实该说台大像东大）。在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期当中，一股力量是本土化力量，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发现过去的台湾，成为当时知识界的课题之一，过去的台湾历史长期属于禁忌，直到威权政体逐渐弱化之际，当时，人间出版社的几本书都成为经典，《人间》书系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从左派的政治经济学诠释台湾的历史，其中比较引起注意的是涂照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的台湾》，另外，1930年代日本右翼当道之际，当时以人道主义立场、东京帝大校长矢内原忠雄所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也几乎是必读之书。至于战后世代的台湾研究，也在1980年代慢慢崛起，例如周婉瑶的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硕士论文，开启了一道门窗，之后还有博士论文修改之后出版的《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对台大人来说，台大有更好研究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台大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那时候，“台湾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开始自愿担任整理的工作，为在台大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尘封已久的日据时期书籍作整理，陈俐甫是一个新生代日据时期研究的代表之一，他日后曾到日本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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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终人不散，1997年我终于入伍当兵，部队分发之后，我在台东当兵；“过去的事不是忘了，只是想不起来。”台北有一个怀旧电台以这句话作为标榜，用一种怀旧情怀来说，当电台一播放起属于共同记忆的老歌时，确实会有一种自己日渐老去的沧桑感以及过去总是美好的生命感；但用另一种不那么温情主义的话来说，没有问题意识，过去的当然想不起来。在偏僻东部当兵时，专门想些军营之外的东西，放假时也会买一些书带回军营看。那时台湾出版界翻译了一些书，其中之一是探讨为什么日本经济始终一蹶不振？一种解释方式是回到文化的解释，那时我想到高中时期的《中国论坛》杂志，那时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原因也一直是西方尝试解释的现象，但是到最后，有些人发现无法以西方理论解释，于是以文化论或是威权政府作为解释。《中国论坛》当时是知识分子的论坛，1980年代期间也经常进行台湾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对谈，印象中几个专辑就曾经以长文追随文化论或威权论的解释模式进行讨论。
       那时候，有点想起过去的问题，然后利用放假时到图书馆翻资料，看以前的人是怎么讨论的。想起东海社会系，以过去的社会系来说，东海社会系一直有“北台大，南东海”的架式，现今其实应该再加上清大社会人类学所。台大社会系一直人才辈出，不过东海社会系也不遑多让，东海一直有韦伯学派的传统，除此之外，也做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王振寰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文章也引起重视，当时刚回到台湾的学者都以批判的角度来响应台湾经济奇迹是“大有为政府”的说法，那时主要是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王振寰的文章是代表之一，大约与此同时，吴乃德的文章也批判了许多学者以“自己喜欢的理论”来解释台湾的发展。王振寰另一篇引起重视的文章是重新检视韦伯正当性概念的概念并且进行修正，然后以美国政治学者Robert Dahl镇压成本／容忍成本的概念进行国民党之于两次政治事件的不同反应。
       其实，东海是有很多故事的大学。东海与辅大都是教会学校，不过东海似乎更为开放一些，而且过去似乎有些人因为东海有外国老师，校风都较为自由的关系，放弃台北（甚至是台大）选择台中的东海。东海有它独特人文特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台湾文学重要前辈杨逵就住在附近名之为“东海花园”的地方，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的作家，以《送报夫》、《鹅妈妈要出嫁》等短篇小说在日本以及台湾闻名，他的小说关注日本政权之下的弱势族群的尊严与处境，他在日据时期也加入农工组合等左翼组织，许多“文艺青年”也会到那里跟文学前辈聊天。
       东海大学是中部的运动重镇，读研究所时，有一个大学在东海待过的朋友。他跟我说，平常都在地下电台待着，有一天，因为要考试不得已到学校，因为担心电台的机器被抄走，只有抱着机器到学校考试。他告诉我的话，大有共同回忆的感觉，原来北部与中部都一样。
       当兵时，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利用空闲读书和写作，在那样环境之下写作的感觉极像阿唐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他在上面想象我当兵的情境：“像是荷索的电影，几个士兵，在海边寂寥地过着……”。其实当兵也不那么无聊，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才去当兵，跟一般士兵都有年龄上的差距，而且这些士兵来自社会不同层面，有的是未来的老师，但也有杀人前科的，有点像是社会的缩影，跟这些不同的人一起半夜聊天喝酒是很愉快的经验。
       当兵时，写了一本让出版社赔钱的文化评论集。这些文字之所以得以成型，有些跟那些士兵有关。举例来说，当兵时正逢日本偶像剧热潮，我和这些年轻士兵一样喜欢看日剧，但我却发现其中有世代差异。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会轻易发现，许多长辈都有日本名字，而且习惯上都以日本名字互称，而他们所喜欢或认同的日本文化产品是早期日本的家庭伦理剧、演歌、猪木与马场的摔角、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的武士剧，他们对日本年轻人所喜欢的日本偶像剧根本不感兴趣。而年轻人对这些日本早期文化产品也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日本年轻人对此也兴趣缺缺，台湾年轻人喜欢的是日本偶像那种个性化的形象。
       大陆很多人认为台湾还是很日本化，从结果来说，似乎是如此，但是不同世代所认同的日本却是完全不同的，这跟日本文化产品本身的转型应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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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伍之后，跟一些比较不错的大学同学碰面，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从侯孝贤电影里那种叛逆少年转型到杨德昌电影中的都会人物，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已在工作。
       有一种感觉，那个激烈的年代已经过去，某些东西把过去的某些东西无情地吸纳了，并且成为现今正在运作的体制。例如那个年代有个夏夜，上万人睡在台湾最贵的忠孝东路四段上，因为大家要抗议财团炒作地价，导致一般人在台北买不起房子。财团，那个年代多么负面的字眼，但几年之后，工作的同学开始在讨论谁在哪个财团工作、待遇福利如何？大家都说，没办法，总要养家活口吧？
       台湾有一句俗语：“读册（读书）、作兵（当兵）、娶某生子（娶妻生子）”。我比较好的一些大学同学许多按此人生公式进行，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找工作，当然很多也结婚了。记得在庆祝我退伍的同学聚会之后，一个人走路回家，灯光有些昏暗，有点像是小津安二郎电影结尾的镜头。我曾想到当兵时喜欢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结尾，“我在哪里？”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感觉，想找寻自我真实存在的感觉。
       怀旧是起点，但没有问题意识的怀旧是虚幻。
       我想过，我曾和阿堂一起在地下电台主持节目。但是相较政治性节目，我们的节目始终不叫好，直到确定节目要下档，才有一些人Call－in近来表示喜欢文化的节目。为什么台湾社会对文化始终漠视？或者说，我们并非名牌所以没有听众？为什么地下电台面对商业化就没办法跨过关卡？资金与专业，听来很简单的东西，他是如何影响了电台的经营？过去，台湾有一句话，叫作“民意如流水”，那既有地下电台的阅听人却又为何很快地转向呢？
       在我退伍那几年，科技新贵一词突然成为时髦的语汇，新竹科学园区更是被视为圣地。新竹科学园区在1980年初期完成，而且初期成绩不佳，我在那个园区被称为贵族学校的地方完成高中学业，对那里的生态还算熟悉，之后很多朋友在那里担任工程师之类的工作。但为什么我的朋友告诉我，那里其实像一个大工厂，每天你得很早起床上班，然后花很多时间加班；也有人告诉我，虽然大家把台湾高科技能力捧得过高，其实，他们只是像另一个廉价的加工区一样；但也有与园区大老板熟悉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谁又赚了多少钱（他们说钱的单位是代表“全球化”的美金）。我的朋友如此辛苦，而为什么媒体始终把科技当作一种最时髦最紧随国际时尚如同米兰的时装展览一般？
       总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有大陆朋友问我，台湾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是如何发展的？从学院的角度可以说，那其实包含某一种偶然成分，当时，一些在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恰好躬逢其盛，他（她）们之中部分在国外攻读在台湾尚属于边缘位置的学科，激荡的年代里让他们所攻读的学科有发挥的余地。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不正提供许多的问题意识吗？
       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意识，许多学生投入于这些领域，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意识，我想换个场域作比较研究，2000年初访大陆之际，酷热的北京让我下了这个决定。
       李政亮，博士生，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太平洋滨阳光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