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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和谐的柏林
       2001年7月下旬，我们准备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去柏林，但有朋友刚离开那里，说在柏林遇上了全欧洲的同性恋大聚会，到处是狂欢的人，火车不可思议的挤。于是拖啊拖，到柏林已经是9月1号夜里，刚下过雨，路面上倒映的霓虹灯影冷清孤凉。威廉纪念教堂的黑影里有小型摇滚演出，咚咚的低音，几十个观众围拢着。离开那儿，就很少见到行人，只有车灯扫过。
       为纪念大轰炸而保留的威廉纪念教堂是这世界上最悲惨的教堂，白天的日光从老教堂头顶被炸出的残破缺口投射进来，我居然不知觉中被一个日本旅行团的妇女们包围，左右一团团粉白又无内容的脸，赶紧躲开，痛苦的东西更适于独自一人。与老教堂相邻的新教堂那个最不像教堂的八角形深蓝玻璃体，不知道从哪里弥漫出卫生间气味，是新纳粹，还是愤世嫉俗的歌手，谁干的？教堂的角落陈列一些变形的雕塑作品，又插着新鲜茁壮的大红剑兰，一进去立刻深蓝深蓝的，感觉人沉下去了。
       德国统一前，一位东德官员嘲讽西柏林：它杂乱无章，黑糊糊的，看我们东边，电视塔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才像个大城市。当我身处这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分界上，被拆除的柏林墙一带，荒草丛丛，当年被劈成半壁的楼房都还在，这片被称作欧洲最大工地的位置，那堵一夜间出现的“墙”，拦腰切断了一百九十二条道路，留下一条宽三百米，长四十多公里的无人地带。
       我们步行穿过洪堡大学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去东柏林。为什么马克思坐而恩格斯立，马的双手向下握住，好像很坚定，那手已经变色，是被游人抚摸得由青铜变了黄铜？从这里搭一辆电车一直往东，渐渐出现了没有玻璃，甚至没有门窗框架的空置楼房，夹杂着中国人见惯了的水泥筒子楼，街道空旷而少人少车，显得宽而无当，感觉再往东就到波兰了。我们马上回转向西，重又回到喧嚣人世间。
       绿树中的泰尔公园，1948年，前苏联占领者严密封锁被东德紧紧围住的“飞地”西柏林，当时这座公园里任何植物都没了，一草一木都成了市民临时取暖的燃料。大围困几乎持续了一年，一百九十万西柏林人只能靠美、英、法三国的运输机空投救援物资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西柏林上空大约每分钟出现一架飞机，可饥饿寒冷仍旧难免。五十三年后，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那座空中走廊纪念碑，没有下车。
       不能不惊异德国人的冷静沉稳，不急不躁，不会为了一时的颜面而忙于修补改建遮掩那个支离的过去。残破的楼房就立在正维修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坦然自若。而地铁站却给赞助商用有明星头像的巨幅围布包裹严密，在风里呼呼啦啦飘着，纪念柏林地铁一百年。
       253个了望台，136个碉堡，270个警犬位，108公里防护壕，全部随着一堵墙不见了。摧毁原来不难，似乎只一夜之间，但是，接下来的弥合捏拢无缝对接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问德国人，现在什么人住在东柏林？回答是：两种人，依恋旧日子的老人，发掘新感觉的青年。
       二次大战结束，前苏联向东德索要战争赔款，有一千五百多家工厂为承担苏联驻军军费开支而生产，美、英、法三国没有对西德的索赔要求，反而投入资金，美国投入三十亿美元。所以肯尼迪到访，登上临时搭建在勃兰登堡门旁的木架上做秀说：我是柏林人！赢得了西德人的掌声。可是，怀旧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东西，有个朋友给我看一张照片：乘坐苏军用卡车的人们，举红旗喊口号，飞掠过柏林东部的宽阔大街，完全是今天的时尚飚车。路边偶尔有独自发呆的老人也许就是1960年代德国红卫兵“红军队”成员。他们幼稚的激动永久地留在今天寂静得很的东柏林。
       九十年代，俄罗斯人、东欧各国人、德国文学青年，一切愤世嫉俗的人不约而同住进东柏林，躲在路边不显眼的小酒吧，破旧楼房后面的露天阳伞下，很多栖息者喜欢这里的气息，写书写歌冥想发呆，也算一种诗意的栖息？我没找到那个叫布尔格的咖啡馆，听说三十年来，它连墙纸都没更换过，有人整日流连，听前苏联歌曲。
       城市的一边，一些人行色匆匆，运作着政治金钱，一些人在另一边运作着回忆和形而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点欣赏这个柏林，它有能力有容量把什么都揽在自己怀抱里。这才接近我们这个漏洞百出的人世间，在中国，有些东西更新得太过急，忘掉得太过快。好像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清理得无影无踪才好。
       两种德国人
       把德国人简单地分为两类，显然是武断。但是，这样划分比较明了，对于短时间逗留的旅行者很易于辨别。借用来自德国小城特里尔的先驱者马克思的划分，我把他们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
       刚到德国不久，去旅德的朋友家里聚餐，听到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的高论：德国人，把贵族精神平民化；中国人，把农民意识全民化。这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德国的角度。
       德国老妇人，常常在大巴站见到，一丝不乱的白发，浅色衣裙烫得平展，笔直地站立，手心里握着小钱包，不动、不声响、不左顾右盼，大巴不来，她会一直铜像那样伫立。我对朋友说，真服了她们的功夫。朋友说，你听过德国人打喷嚏？见过德国人前呼后应？他们不会，他们从小就被告诫的戒律太多了。
       从菲森小城回斯图加特的火车上，我们对面坐了一对父子，两个人相貌之像，让人忍不住总想发笑。开车后，跑来几个日本女孩一个日本男孩，从此车厢里鸡犬不宁，不断响起日本式的哄笑尖叫。那对父与子禅师一样平静极了，各自垂手端坐，没有交谈，更没有困倦，炯炯的两对灰眼睛直视前方，眉毛都不皱，真的临阵不乱。最终是我们受不了，换到车厢另一侧，等到下车，专门经过那父子俩，姿态表情居然丝毫没变。
       游莱茵河的船上，我们结识了一家人，两老人一女儿一女婿，老人1940年代移居美国，女儿生于美国，女婿三十多岁，美国人。这结识有点荒诞，结识的其实只是那个活泼的女婿，我们用图画手势互相了解交谈，很快熟了，互相评判手上数码相机图像，兴奋地提醒河岸上出现了美丽城堡。几小时里，那对德国老人和他们的女儿一直只是邻桌坐着，亲善微笑，旁观或者是远远地分享别人的友谊。他们没觉得这种间离，没感到一丝不自然。
       常常，遇见草地上晒太阳的，独自跑步者，我会猜测，他在想什么，尼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同族，他的脑子里不该是空白，应当在冥想吧。
       我们在一个傍晚到德国最西北端的韦斯特兰岛，发觉酒店昂贵，随后发现街上的游人有点煞有介事，分明天都黑了，还人人凑在太阳伞沿下。分明是街头艺人摆一只礼帽收钱，动作花哨地奏木琴，偏偏听众们要找到金色大厅里的感觉，一曲终了，长时间鼓掌。我们从酒店二楼窗口正好望到这群过于彬彬有礼的人，这么端起来活着，他们不累？
       变化和解释来自于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小街上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游人，他们坐早班火车上了岛，大背囊，牛仔裤，被我定义的另一种德国人欢快登场。
       曾经，这世界上的无产者感到了不公平，他要“起来”成为一个有产者。而世事多变，到了二十一世纪，有相当数目的有产者正寻求成为一个无产者。这个无产者挣脱的是另一条锁链，他要自由自在。
       常有年轻女孩从火车站的角落出来，向我们要香烟，不说谢谢，匆忙回到角落里坐下，在奇形怪状的衣服里翻出打火机。斯图加特火车站外有一座立交桥，桥下几个永远穿黑皮衣裤的男女，周围一片零乱，看样子他们以此为家很久了，他们晃过来对我们说最简单的两个词：马克！比尔！想要钱买啤酒喝。事实上，城市有青年收容场所，无业者有福利救济可拿，但是他们更喜欢露宿。
       德国的大学没有学制，没有限定毕业时间，一个人可以终生就读，有人边工作边读书。但是我认识的一个和德国人结婚的中国女人，她做三份工作抚养两个孩子一个丈夫，我和这丈夫通过电话，客客气气，可惜不会讲汉语。听说他是个大学生，只热爱读书，厌恶工作。
       一个德国教授朋友与我们同去奥地利，他走到哪儿都背着他的双肩背包，边角早已经破了，蓝灰的包用白线补过，下雨或晴天都穿塑料凉鞋，松塌塌的袜子。他喜欢足球，问他对拜仁慕尼黑的印象，他马上摇头说：不，不好，那是资产阶级的球队。说完了，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合适，马上自嘲说：现在，谁是无产阶级的球队？他是六十年代文化的一代，金斯堡和嚎叫的一代。有更熟的朋友挤兑他：听说连你也有西装了？他似是而非，不说话。一个德国教授有西装也是新闻？
       我们在斯图加特的住所正在维修中，每到工作日上午十点左右，会有穿白色工装裤的高大工人提着小桶油漆涂涂抹抹，十二点不到，他就下班，开上他的白车走了。感觉在德国，时间要调慢，行走要放缓，思索要沉稳。再不回国，我们将慢慢变成另外一种动物。
       人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向上？上，是个什么东西。人为什么要不停止地创造积累财富？财富又是个什么东西。有时候我稀奇古怪地想，如果陶渊明穿越时间到了德国南部，会不会觉得他的桃花源就在这个“罗刹”的国？
       见到中国人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天已经全黑了，下雨，街上光闪闪的几条有轨电车轨道。雨，让我们想快一点住下来，吃一点热东西。很快看见霓虹灯闪烁中国字，刚想走进那个供着红堂堂关公像的大堂，中国似大摆筵席的白酒气味把人冲得后退，天啊，怎么走到天边，这味道也能追踪到天边！我们回到大街上，想想出来才不过两个月，就承受不了中国酒楼的气味了。随后，有中国人出来，当街四顾剔牙。估计这酒楼包下了中国旅行团的食宿，属于定点部门。
       冒着雨继续继续走，进一家挂香港酒楼招牌的餐馆，女老板说吃过饭会帮我们联系到适当的酒店。一直，她用粤语说，我们用普通话答。她问：你们为什么不是跟旅行团？我们说：自己坐火车从德国来。她听了，立刻变得热情又亲善：在这里，有人问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要说折而慢！她的意思是说来自“日尔曼”。就在这时候，有人忽地闯进来，逆着光，整个人湿淋淋的，戴眼镜，中国人。他以报告火警车祸的急迫冲到屋子中间，大声问：能不能说普通话？在场的一老板一大厨一侍者和正吃饭的我们，全愣了。大厨问：你有事？来人问：红灯区在哪儿？大厨一扬手：一走就看到了！那人转身出奇地快，立刻消失在雨中。小店里突然起了一片暴笑。
       突然出现又消失的问路人，大约是想离开旅行团，短时间内安排单独活动，但是他太唐突，太搞笑，简直成了女老板叮嘱我们要说“日尔曼”而非来自中国的有力注解。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一个才离开中国一年的留学生向我们诉说新出来的学生使他们丢脸。最近，我见到一条新闻，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里贴出匿名信，抱怨学校里的中国人太多了！
       斯图加特的国王街上有间esprit专卖店，来自中国云南的金女士在店门外有自己的摊位，一个摆在凳子上摊开的木盒子。金女士主营东方首饰，几十枚戒指，大的卖七十马克，小的五马克，她对我说戒指来自泰国，而对德国人她说来自中国。因为买电话卡和她认识了，有一次，她去洗手间，委托我帮忙看戒指，她说，会有人偷！弄得我紧紧守住木盒子，好在没人来过问。
       金女士更多时间都在卖电话卡，据她说中国人都找她买卡，她还有点鄙夷德国人，说他们不用电话卡，嫌拨号麻烦。他们太懒，她说。金的目光恍惚不定，总在转，总好像预感有事情发生，总在警觉中，特别是她向沉定的德国人介绍商品的时候。我想她的神色，是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自己没有感觉。我在巴黎的华人区美丽城也看到类似飘移的眼神，据说那里是温州人的天下。
       我总试图从纯客观角度去评判旅居在外的中国人，可惜太难了。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国货商店我都进去转了，感觉那里陈列着遥远又稀奇古怪的中国，店里昏暗拥塞密闭，霉味很重。所有货品都是今天中国国内很难见的：粗瓷碗，竹筷子，大盘蚊香，火柴肥皂，地道的1970年代偏远县城的国货展览馆，连我转出来都感觉中国远了。
       柏林一家有点名气的中餐馆装筷子的纸套，上面印有图画，几幅有关筷子使用步骤的图示，好像中餐神秘得错了一个步骤将不能进食。
       荷兰东部一个叫亨厄洛的小地方，我们没想到在那里见到一家旧货店，有中国的斗，四种，样式大小都不同，有一个斗上刻了字：日进斗金，字字新涂过金粉。敲一敲，好木头当当响。我真喜欢那斗，起码它是真货，早年间飘扬过海，又沉重又占空间，当年被“黄皮拉瘦”的中国人带到荷兰去，多不容易。
       在相当偏僻少人的东北部吕根岛的萨斯尼兹，我们见到一张中国面孔，一个瘦小女人，推辆小车，在灰暗起风的海滩上卖面饼夹豆芽，背景是波罗的海，再远一点是前苏联的领土。我们想和她讲中国话，她有点冷淡，表示她是中国人，但是不会说中国话，她是出生于德国的中国人？
       我一个同学1980年代去挪威讲学，中间写信来说，走遍世界都变不了这张中国的脸。麦克尔·杰克逊不是变成了个白人？皮肤问题不在这张脸上，在于中国给了你的又沉又久远又错综杂乱的全部。
       王小妮，诗人，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诗集《我的诗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长篇小说《方圆四千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