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下大势，乃“天下”成了大势也。这“天下”，即电影《英雄》里梁朝伟用硬笔书法写下的那两个字儿。用从前社论文体的修辞，叫作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不管有名无名，趁早自个儿抹了脖子才算是识得时务的豪杰。当然了，如今这“天下”的现代叫法是“全球化”。2002年初夏在南京，与哈佛教授李欧梵伉俪同游中山陵。远远看到“天下为公”那匾，李教授就说：“哈哈，全球化，孙中山先生一早就提出来了！”我仔细端详那匾，说：“这‘公’，是不是‘公司’的‘公’？”“正是！正是！‘公’的英文译法读作COM，音义同译，可称一绝。”“不妨抢注一个网址叫www.tianxia.com，这COM原就是Company的缩写嘛。”一路机锋谈笑不提。
话说这“全球化”的进展，却不是我等弄文学的人嘻笑怒骂便可等闲视之。二十年前，早有弄社会学的人，找到了一个标记性术语来说明这大势之所趋：“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如何，你只要数数那里有多少家M字头快餐店便可。香港的孩子亲切地称这店为“麦记”。麦记的广告总是做得非常有创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爱斯基摩人在冰屋中围火取暖等着开晚饭，一身着白熊皮袄头戴皮帽的男子推门进来，满面笑容说：“我回来啦！”手中高举的正是印有醒目麦记标志的褐色纸袋。镜头一转，一群非洲土著围着篝火击鼓舞蹈等着开晚饭，一裸着油黑上身的男子从树丛中隐而显，右手握矛，左手高举褐色纸袋，满面笑容说：“我回来啦！”——要说明全球化如何无远弗届，这广告应为首选。
“麦当劳化”指快餐店的准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及世界其他更多领域的过程。其核心为“形式理性”，由韦伯之“工具理性”变本而加厉，所触及的不光是消费品味，更影响到认知、思考和价值理念的形成与改造。社会学家列举了麦当劳化的四个最重要的要素：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使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人的不可预测性，即技术取胜性。有了这四项基本原则，麦记遂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终于，连“最后堡垒”的高等教育，也陷麦记准则之手，社会学家称为“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McEducation）。
这一大势由西东渐，麦风浩荡。近年无论中港台，身处高校中人，无不感同身受，领略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滋味。日前听说有台湾一百四十几位教授（包括大学校长），联署“重建教育万言书”，口号是：“饶了孩子吧！”“饶了家长吧！”“饶了教师吧！”。因未看到原文，不便引用。单说香港这几年怨声载道的高等教育改革。管拨钱的机构叫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02年重金请了一位英国勋爵来考察各高校的运作，发表了一份检讨报告书。宋达能勋爵报告书的重点，即在于高校资源的调配如何“合理化”。话说香港各大学的拨款，乃以一年级新生的人头计算。这当然有不合理的地方，有许多招不到足额新生的科系，不得不降低收生标准，以维持教员的生计。“合理化”的建议，是改为按学分拨款，叫作“学分积累及转移制度”，学生可以在港大听课，也可以在科大听课，他在哪里拿了学分，拨款跟着学生走。这听着挺合理吧？那么，什么样的课能够吸引到全港大学中最多的学生来听，从而卖出最多的学分，争得最多的拨款？还用说，麦当劳式的课程也。
与此配套的措施当然也很多，如期刊论文评分制，教员薪酬与学科挂钩（教资会某老板的名言：“难道教地理的跟教物理的教授拿同样的薪水是合理的么？”地理与物理居然不同一理，谁有钱谁有理。）凡此等等，配合了连年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各院校真个是人仰马翻。最妙的是每年请大公司的老板为大学毕业生打分，看看产品质量是否符合雇主的期望。甚至有一条，说是大学的拨款将按照毕业生在各公司的薪酬水平来厘定。这些听来荒谬的建议居然能堂皇出台，足证麦记理念已深入制度经济学家的骨髓，浑然不觉也。最是困扰我等在中文系课徒的人者，莫过于用中文写的论文不算分或少算分了。果然城市大学法律系，有一年，同时有六位教员不获续约，其中一大猫腻即中文著作不计入学术成果，逼得他们用种族歧视的名目来上诉。高等教育以市场与功利导向挂帅，被切割为一系列固定的、可测量与可评估的程序，其产品应该是可预测的、标准化的和量化的。这些评估，“扰民”的效果大于“促进教学”。2002年，上头重金请了三位说英语的教育专家，来评估我所在中文系的研究生课程。全系教员连同研究生提早结束放暑假，急慌慌准备汇报材料，连场排练有如嫌犯串口供。最后学校怕我等操番语词不达意，请了最好的同声翻译来助阵。评估的结果是“very good”，其实他不来会“better”。
我本以为这只是香港后殖民地的怪现状。不料2002年有一学期的学术假，得以到国内的几间大学访问，与同行们聊天，方才晓得内地早与国际接轨，官衙门积疾未除，洋商场新症又添。蔡元培当年从后门赶出去的两大玩意儿（“做官”、“发财”），如今大摇大摆，从前门回来了，而且冠冕堂皇，要超英、赶美、创一流。这些年都忙什么呢？争博士点，建基地，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二桃杀三士，九品中正制，核心刊物论文数量排行榜，层出不穷。用李零的话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皆忙死。可是地里不长庄稼，光长数字。
麦记的人事制度中有一条，能用机器干的活，决不用人干（非人性化）。能用临时工干的活，决不雇用长期工。我的小亲戚每年都在麦记打暑期工，有全球一致的员工手册，略加训练即可上岗，好处是汉堡包管饱，坏处是暑期过后得加紧跑步减肥。时薪若干，通常为“最低工资水平”。香港各理工科系每多内地来的“博士后”，价廉物美。北大癸未变法，真正赶上了“全球临时工时代”的来临。在一个历来主张让人“安心做高深学问”的地方，要不是有天下大势撑腰，谁敢公开说要让第一线教学人员“随时处于被解雇的危险威胁之中”，还博得阵阵掌声？
那些没法量化（人文关怀？），不可预测（三年内出国际水平的成果？），又消耗资源的学科、人员及其活动，无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整个店炸掉”），或者转型。如有人建议的，把北大的文史哲转为“国际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专向老外介绍吾国国粹，而且可以办得很大，安置大批下岗讲师、副教授，又为一流大学挣得大量外汇，可用来为其他系向“世界市场”买一流教授。我想象若干年后，未名湖畔书声琅琅，国人皆操番话，说汉语的反而是那些热爱中国功夫和养生术的外国留学生了。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改革方案初稿里有一条，说是“除少数特殊学科”，新聘教授至少要有用一门外语授课的能力。“除少数特殊学科”这几个字真是可圈可点。你以为“音韵学”、“训诂学”就能幸免？当年香港科大人文学部聘人，不能用英语讲《
诗经》的莫问。我带过一个硕士生是科大毕业的，她果然修过一个学期华人教授的英语《
楚辞》，每次听完课回家，还得用英汉大辞典把拉丁植物名还原为香草美人。科大曾经规定，授课要用到中文参考书的，必须专门打报告申请。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生，论文题目做现代中国文学，几经折腾才批准她用中文撰写，理由：“现代”，为什么还用中文写？甘阳大段引科大丁邦新院士文章为中文学术辩护，用心良苦。谁都看得到，北大变法拿哈佛说事，其实香港科大的身影更切近。到过科大（香港十大景点之一）的人都有印象，从建筑到校风到办学理念，整个一大“麦记”嘛！
从北大到McBeida，“癸未变法”只不过是在全球麦当劳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了一把，决没有当年商鞅王安石那么壮烈。大势所趋，小势已去。临时工们赶紧抢注一个网站，www.mcbeida.com，没准哪天能卖个好价钱，聊补下岗之后的无米之炊。说起“天下大势”，当年台湾有一本满好的政经杂志创刊，刊名就叫《天下》。业界都笑说创刊者果然起得好刊名，都以为歇后了“为公”二字，——就不怕人家歇后了“乌鸦一般黑”五字。什么？您不明白啥叫“歇后”？那您得数几张美钞出来，到McBeida的“国际汉语文化教学中心”去进修进修。
黄子平，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革命、历史、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