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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最近围绕“性、性别与中国社会转型”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杂七杂八，并不限于女性主义研究专家——连画画的我们都请了。这对于“学术”或许有所不合，也就是说会降低它的“含量”，不过对于学问则未必是坏事。“含”的意思，就是把学问含在嘴里，化在肚里，可如今的趋势，却是把它涂在唇上，染在腮上。本来略无见解的人，只要坤包里备了“互文”、“解码”、“反熵”之类货色，出门时取出小刷子对着小镜子，老手只需寥寥数笔，便有把握满载而归了。这次我们把门稍稍开大一点，无非是希望在这样一个风云未定之天，学术能常常回到学问的出发点上来，而不是打着专业化的旗号，顺着体制化的路线，朝着阶级化——三十万年薪、“终身教授”之类——的目标，越走越神头鬼脸，越走越乌烟瘴气，越走越不知道这帮人拿了民脂民膏究竟在干什么。
       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由计划而市场；就连孩子们的流行穿戴，也由改革开放初年的鸡腿裤改为一对面口袋似的东西。其间的深刻变化，譬之沧海桑田并不为过。在这天旋地转之中，性及两性关系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受了什么样的影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会者对此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以下会议纪要根据录音整理编辑，笔者仿我国旧籍注疏体例随文评点，以期有所补充、发挥或商量——会是公家出钱，意见倾向均由个人负责。
       性的变化：事实、原因和性质
       王小东：中国青年的性行为、性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社会转型一个重要方面的技术转型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就拿互联网技术为例，网络短信息的年收入在三百亿人民币左右，占互联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据调查，这里面网络情人和黄色短信息占了相当比例。20—30岁的男女青年思想很随便，网上情恋号称“虚拟”，但很多最后都落实到了具体的床上。也难怪有人说网络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皮条客。李银河根据前后二十年间几个中心城市青年婚前性行为比例的大幅度攀升，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性革命”。荣维毅则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指出，性行为的开放并没有伴随女性在权利地位方面的真正改变，所以称不上“革命”。卜卫也指出，人们观念中的性别关系其实变化不大。这表现在公共领域取得成绩的女性，媒体要固执地追问其私人生活，热情赞美她们事业、家庭两全，表现女强人对家庭的歉疚，强调女性在私人领域的传统责任。记得从辛亥、五四以至共产主义革命走出来的“大姐”，看她们当年的照片，不是手里握着匕首就是腰间别着手枪，属于毛泽东所谓“多奇志”的那类中华儿女。到后来，她们露面多在六一，被儿童甚至是少年围着。黄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出现了一个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城里有钱有知识的中青年在性解放，而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妇女则再次被剥夺被奴役被迫到市场上出卖青春和肉体。所以，今天中国的情况很难用性解放或性倒退一概而论。从丈夫给老婆下身上好安全锁然后出门在外，到互联网上组织换夫换妻俱乐部，中国的性关系模式彩虹桥似的横跨奴隶社会和后工业时代之间，真不愧“多元共存”。与此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的高度不平衡。这就要求学者在主攻象牙、专注象腿的同时，也把象的其他部位收入余光。祝东力：建国后，在性的问题上禁忌较多，越来越清教主义，这是与当时普遍的生产型伦理相适应的。追究起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和性伦理、共产党的朴素主义信仰，以及毛时代的准战争体制。毛时代，中国在美国阵营的战略围困当中，实行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这是导致其指令性经济和管制型社会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的比较节制的性观念和性伦理，以及共产党的朴素主义信仰也由此找到了其持续存在的社会土壤。1970年代，以中美和解为标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性，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开始全面放弃持续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经济人”为驱动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性的问题上也趋向于放纵。这是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消费型伦理相适应的。唐灿：过渡时期一边是具有强约束力的传统，一边是商品社会的物欲、个性发展和个人自由主义，二者强烈冲突。再者官方反性倾向与市民社会对性的松弛和宽容态度完全脱节，造成了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吴小英：中国正处在一个性别的转型时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意志的无性化转向改革开放后市场主宰的性别歧视。关于毛时代的“无性化”问题，似不宜止于笼统、印象的叙说。毛时代还有前十七年、后十年之分，性“有”到多少，“无”到几分，是很不一样的。再者，那时收音机固然净放些《延河滩上女石匠》，但日常生活中却不废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就需要我们细心考察所谓“无性化”究竟发生在哪个层面，“国家意志”究竟管领了哪些领域。另外有人以为中国前三十年妇女地位没提高，因为提高的是“人”而不是个人，也不是“女人”。辩证虽然可喜，但不能过头。
       女性的商品化，商品的阶级化
       吴小英：市场主宰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重新包装下的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从总体上说，女性的身体化并非市场给与性别的唯一定位，当身体对女性来说比其他资源效率更高时，就会被滥用。只要性别的获得性资源如博士、硕士证书在市场上比先赋性资源如丰乳肥臀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就会最终得到制止。身体化及其滥用在市场发育的相当时期内还会盛行。旷新年：女性的商品化是人类两性关系的正常状况，这是由人压迫人的基本社会格局所决定了的。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妇女，自然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不过，女性身体由物品变成商品，由自己决定买卖，也算是一种进步。1980年代以后，妇女身体的解放实际上被经济大潮所俘虏。女人获得解放，也受到剥削。妇女的解放与阶级分化是同步的。卜卫：在市场经济时代，女性的身体被媒体在各种场合利用，这不能算是性解放。因为女性是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以卑微的角度，希望吸引男性的目光。即使是在平等的情况下，女性的自我展示也会受到扭曲。例如女足在胜利后的裸奔是非常自主的展示，但是在性别不平等的大社会环境下，它被男球迷利用、侮辱。唯利是图的市场不但叫卖女性身体，同时也兜售男性特征。像男性小歌星被女顾客摁在台上强行委身的报道，好像发生了不止一次。公共酷哥靓仔的火爆风行，说明已有一个庞大的妇女群体开始消费男“色”。这是在谈论市场化下的性别关系时所不应忽视的一面。在目前市场化尚不充分、并非所有男“色”都能摆上货架的情况下，无才、无势、无钱而徒有其表的中下层男子在等级体系中显得特别拮据凄惶，他的浓眉大眼，对于几乎清一色的男领导无异对牛弹琴——就算碰巧有女老板观念超前，走哪儿都爱带上他，他也没脸面首不面首保镖不保镖的跟着人家招摇过市。而同样的“三无”女子，却有腰肢可扭，秋波可送，虽不算“正”道，好歹还是一条道。在讨论性别不平等时，不要光丈量“二奶”和斜上方的大款间的距离，也要把“二奶”水平地和她们的男同乡或男同事做一比照。男尊女卑的性文化是复杂分裂的，它对某些男性群体的伤害，其实不在女性之下。
       妇女的商品化如果发生在社会阶梯的底层，那多半便是卖淫。黄列：性、性行为的自主包括了身体的自主，全面禁娼既不合世界主流，也不现实。钱永中也认为：目前性交易和性商品化，只要不为外人暴力强迫，就算民主合理，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吴小英则强调，在一夫一妻制的时代，卖淫妇女承受了道德伦理上的伤害。卖淫不像卖别的，它是以正常的爱情家庭生活、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卖淫确实跟社会最底层的马牛役如抬死人运泔水有共通之处。所以，在谈论女性商品化的时候，要注意阶级化的问题，别把女明星出写真集跟妓女接待糟老头子混为一谈。大多数妓女不过是为弟妹攒学费，为父母挣药费，还达不到“自由”“民主”的高度。社会上另有种说法：如今很多妻子苦于性饥渴，盼伟哥如盼救星，而妓女们却山珍海味，大快朵颐，过着美不胜收的日子。网上即有自称妓女的在那里赞不绝口：一会儿一人，一天十样，妓女的生活是多彩飞扬的！我怀疑这压根就是哪个男光棍的长夜破闷之作。妓女也是人，不但梅毒艾滋病不愿沾，就是“大肚子小细腿”的中年官僚，她们也未必想碰。当然，在观念中把自己简化为一个性器官，每天除了欲仙就是欲死，也不失为反抗社会道德压力的一种手段，因为“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虽然流行各界，好像还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到妓女的头上过。陈明侠将卖淫与嫖娼做了区分：卖淫是出卖劳动，而嫖娼是剥削。据说这是瑞典人的观点，道理虽不大好懂，结论却很对：要解决卖淫问题，不能仅从卖淫入手，而应卖淫、嫖娼一起打击。
       
       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
       旷新年：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是一个“搭车解放”的过程。辛亥革命，妇女搭的是民族解放的车；共产党革命，妇女搭的是阶级解放的车。妇女每次都是通过参与社会运动，通过阶级和民族的解放运动来解放自己。Dominach：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法国的妇女运动逐渐与环保运动、关注监狱、移民问题的运动相结合，最终体现在左派社会党的政策中，对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改革发生了作用。“搭车”的说法很有趣。妇女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是什么关系，与整个人类的解放又是什么关系，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如果妇女运动仅仅是争得一个妇女翻身——以往男人才坐的虎皮交椅，如今妇女也坐上了；以往男人才动不动打人，如今妇女也不客气了——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意义稍嫌窄了一些，因为它依旧没有跳出被压迫—造反—压迫的循环，对旧世界基本结构和原则谈不上改造。前面提到这些年女性特征的泛滥，其实大家往往忽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生活疯狂的男性化或野兽化。丛林法则风行天下，强者哲学深入人心，男人杀气腾腾自不必说，女人也都雄赳赳的。黄平以学术话语为例，指出具有男权特征的写作，把情感因素包括男性的情感性文字排斥在外，不承认其为学术。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功劳就是把情感叙述纳入学术话语。那天我们请来位女画家，本指望她在概念、推理、逻辑、分析、证明、证伪的钢筋水泥间添加一点绿色。可惜她一看那森严的“逻各斯”阵势，瞅个空子就没影了。“政治女性化”、“社会女性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改造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竞争原则。中国阴柔的古典文艺在这方面就发挥过一些影响，世界上许多文化也都包含这样的因素。以今天虎伺狼环弱肉强食的天下大势，这在实践上怕只有缓行，但理论上却不必缓谈。妇女的解放，应该是人类最终解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共有一个终极目标。变小红、黛玉为泰森、霍利菲尔德的社会化工程，目前不妨照常进行，但使人人有母爱、有柔肠、有慈悲心的宏远蓝图也应该开始勾画了。赵世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也提出女性主义研究应为社会科学研究添一性别视角，不要光局限于妇女史或历史的某个侧面，更应该有一部性别角度的通史，这样才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方面，西方女性主义贡献了一批研究成果，如他们对史前史、特别是克利特文明的研究确实有发人未发——当然也有遗人未遗——之处。
       女性主义研究：也研究一下自己
       赵世瑜：女性主义应该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反省。其实社会研究都应该抽空研究研究自己。知己和知彼是一种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很难相信缺少自省的研究能够真正做深入了。李：中国的女权主义组织拿了国外的资金，关起门来做研究，调子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有些观点不过是对西方的模仿。不独女性主义，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各种流派几乎都能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院系找到它们的“总部”。在一个参差不齐却联系愈密的世界里，借鉴、拿来、甚至取经不仅合乎情而且顺乎势。但有一点，G7的今天未必就一定是我们的明天，中国人的问题矛盾及其轻重缓急都不可能跟西方一样。这就需要各支部的书记和干事端正“洋为中用”的态度，不要像当年王明博古似的，下了飞机就只顾传达上面的精神。赵世瑜强调女性主义研究也有个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很多文章，方法观点就别说了，只需闻一闻题目，就知道是要端上西餐桌的。赵本人这些年的通俗文化史研究，在学术的洋为中用方面的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小东根据具体的历史案例，批评有些女性主义研究根据不足、阐释过头的倾向。研究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学术”本来就容易受干扰，具有强烈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如女权主义、当今左右各派，就更别指望它们“平实”了。它们“偏”于各自的经验立场，既目光独到，又顾此失彼。改变利益格局是它们的根本目的，而求真则只是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各家各派还有各位便都是一脚踩着实然、一脚踩着应然的矛盾统一体。迂阔的，险些劈了叉；灵活的，弹力球似的来去自如；有条件的，一把将真理塞进马靴，从此省去了好多嗦。王小东有个比喻：这样的求真就像当律师为人打官司，你应该为你所代表的利益立场把事实说明白，道理讲清楚。如果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一味的胡搅蛮缠，不但会输官司，弄不好律师执照都要被吊销。因为毕竟，真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价值，不把它当回事的结果，通常是不被当回事。
       社会转型的匿名动力
       赵世瑜：现代史上大约三十年一次社会转型，每到这种时候，性问题就浮出水面。改革开放以来如此，晚明也是如此，这很值得探讨。言心言性几乎成了社会巨变的征兆。回想二三十年来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八十年代初的思想界也曾从人性观与历史观的角度做过铺垫，最典型的就是学者翻开《马恩全集》，翻到“恶”推动历史的一节。但那也只是背诵，实践上虽功不可没，学理上却乏善可陈。“恶”是个宽泛的概念，就像个大宅子，“恶”的人性为宅中一院，性为院中一室。理论家只是跑到宅门口放了挂鞭炮，又来到院门口扯了封条，就匆匆跟着人潮忙别的去了。对于人性，我们并没有比几百年前的休谟、霍布斯更进一步的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近一个世纪惨烈悲壮的制度实践，中国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是为社会理论探讨人性以及基本的社会、生理欲望这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绝好机会的。王小东：这次讨论会最缺的不是阶级的视角、民族的视角、性别的视角，最缺的是性——作为社会动力的性——的视角。中国怎么就由二三十多年前的“全民皆兵”变成如今这副不好形容的样子，政治、经济、国际方面的解释我们听说了不少，很想知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某些“原始”的冲动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前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相对平均的社会关系，为个人主义的竞争欲望积累了多少“势能”——就像秋千从这个高度摆向那个高度？同样，在大家的直觉里，性在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也不一般，说它提供了核动力也许不算夸张。关于这一点，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反映得较为充分——不是用皮肉，而是用神情。而社会科学却木呆呆的——毕竟距离脐下三寸，头要比心远着一截。学者不涉及这么一个话题，“害羞”大概是一个原因，年深日久的文化禁忌不可能放过“探索无禁区”的学术。另外学者在象牙塔里住久了，隔肚皮看人心的功能大打折扣，人家旗子上不写明他就看不见，也是可能的。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障碍。李省龙：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实际成为中国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对性的问题一直忽视，而且忽视得非常彻底。我们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基本社会哲学框架，如马克思、韦伯的，都不包含这一内容，福柯、马尔库塞的，又不太成气候。社会科学家其实和大多数游客一样，没有正式开发的山水，一般不会去乱跑。另外，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再加上“功能主义”之类），对付这种东躲西藏的话题也有力不从心之处。有些非逻各斯手段倒是能够收开门见山、直指人心的效果，可惜不为学术体系所接受，即黄平前面所说的情况。这也难怪，世俗智慧并不怎么过人的学者，不把“损人利己”写成“ds=des＋dis”，他凭什么带了硕士又带博士？凭什么比街头艺人、街道居委会主任多拿而且多占呢？
       李银河：有人说，人类吃出了一个物质文明，×出了一个精神文明。性欲的升华成就了艺术、美术、音乐。一般而论，这是不错的，恩格斯关于文艺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我们还很想知道，性这种原始动力除了让人唱歌跳舞交配生育之外，它在大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还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这二三十年转型过程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王小东：其实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腐败在官员中普遍的蔓延，就与性特别是与官僚体制对待性的既紧既松有着直接的关系——熬官的时候谨小慎微不近女色，等到熬出头可以涉足风月的时候，幼稚得几乎就像初恋少年，极容易情天恨海地昏头。李银河：最近西方有本书研究“文革”的动因，说“文革”中红卫兵起来造反打老师是性压抑造成的。这个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不好说，但性绝对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李省龙：1983年全总有个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有人回答资本主义好，原因有两个，一是钱多，二是可以乱搞（男女关系）。八十年代中后期，很多人抛弃当时比较舒适稳定的工作南下深圳，也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动机：那边离香港近，性的机会一定多些。此外，1980年代中后期，在内地普遍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家用录像机便普及了，性是一个直接的动因。后来因特网的普及大概也有同样的因果关系。不知贡献了GDP几个百分点的性产业就更不必说了。本来安土重迁的中国人，那些年却东奔西走得热火朝天。要在社会流动中争上游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人到了深圳眼可就花了、脚踏上美国肾可就苦了，想必也是许多丹田里都在转悠的故事。如此，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时，就不妨想想：毛时代的性压抑后来如何转变为对西方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如何促成了向西方看齐的社会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念？最后又如何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小政策？钱永中：听家乡老人说，凡是参军打仗去的一般是单身汉。一是没有拖累，二是没有性的满足。可以探讨一下性和暴力革命，和战争的关系。以往都说革命是解决吃饭即经济问题。但是不是有些战争或革命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解决性的问题？冯世则：我不知道有哪个自卫者、起义者的暴力集团或哪个社会运动把反对性掠夺、性压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说出来的，往往都是政治、经济。不但革命这种极端的形式要解决一部分人的基本动物权即交配权，使广大阿Q一个跟斗真的就翻到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就是那些硝烟不起的社会变迁，又何尝不是在直接间接地进行着性资源的重新分配？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本来打算向副营长许身的淑女和大学生喜结了良缘；1980年代中，新富起来的旧瘪三用王朔小说调侃起才子并勾引他们的佳人；1990年代，海外空房里的学子倚着单人床垫上的孤枕，国家民族甚至阶级意识油然而生，他们打开电脑，进入网络，为中国当代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性在社会过程中随处可见，既作为结果又作为原因。荣维毅：性有原始本能的一面，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以什么方式满足我们的性，在性关系中处在什么地位，这绝对不是原始的。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再者，在任何一个转型期都有性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谁作为资源的占有者获得了性，谁作为被分配的资源满足别人的性需求，这就包含了阶级、民族、种族问题。单独谈性动力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离不开阶级视角、性别视角和民族关系。吴小英：在很多情况下，性问题不是生理问题，而是代表了人格尊严、地位等社会含义或文化含义，他必须争取这一块。比如吃，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是要满足社会需要。性也有这层含义，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强调一种被忽略事实的时候，确实要警惕新的决定论或简化论。不能向社会生活的复杂丰富性前进一步，接着又后退一步。记着曾听女权主义者说强奸是纯粹的权力行为而绝非性行为，就属过犹不及之论。性与其他社会力量辗转因果，互为条件，组合出复杂多样的关系，有时你是我的老板，有时我做你的代理，其间千变万化，都需要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首先是承认有这么回事。
       孟宪范：性与社会安定有非常大的关系。根据现在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我国十年后将有七千万名适龄男子不能婚配，比法国或英国的人口还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宏观社会政策对此应有安排。改革开放以前，建立钢铁厂的地方必须建立纺织厂。新疆建设兵团也是有意识地进行女性移民，但是人数很少，只能满足领导层的需求。很多兵团战士终身光棍。还可以再往宽里远里说说。人类生活最高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而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之一，男欢女爱总的说来要比财富、权力、声望之类物廉价美，耗材甚至低于弹钢琴刻图章，称得上“绿色幸福”。我有时看见河边缱绻的恋人，不免感慨系之：别人刮肚搜肠、吮痈尝秽、攻城掠地、杀人越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领略到的人生幸福，他们竟于一动不动、四目交视之际应有尽有了！这倒不是建议从此把名利场统统改作风月场，老少男女不是预习飞媚眼，就是复习卿卿我我。对作为基本幸福资源的性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应该进入社会科学的视野，纳入社会改造的长远考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变本加厉地把人生幸福定义为对物质资料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占有——坐宝马奔驰在地上兜风已不算什么，要乘飞船在太空兜圈子才叫风光——的总趋势下，应该想想如何为人类的“幸福”多寻找几个支点，因为石油、红木、狐狸皮什么的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有著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