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仙草进入英国
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
1650年前后，茶进入英国。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饮料(可可)和中国茶。不出十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就开出十多家，咖啡两便士，巧克力与茶，半便士，还有一便士一袋的香烟，报纸免费阅读。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五百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1658年，嘉乐维先生开始在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里出售茶，他在茶叶广告中列举了茶叶的十四种药用价值：治头痛、结石、尿砂、水肿、脱水、坏血病、嗜睡或睡眠多梦、记忆力减退、腹泄或便秘、中风；一般情况下，茶还可以舒肾清尿、消除积食、增进食欲、补充营养，至于茶的饮用方式，加开水、牛奶、糖，还可以加蜂蜜!
茶是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的不是什么珍禽异兽，而是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卡瑟琳王后带给英国的嫁妆，不仅有一块殖民地——孟买，还有她高贵的喝茶的习惯。王后在不列颠庆祝她第一个作为王后的生日时，诗人艾德蒙·沃勒尔献给她一首应景的诗，既歌颂了王后，又歌颂了茶：
爱神的美德，日神的荣耀
比不上她与她带来的仙草
人中王后草中茶
均来自那个勇敢的国家
他们发现太阳升起的美丽地方
那里物产丰富，四方敬仰
那里的香茶可以激发艺术想象
可以使你神清气爽
可以使心灵的殿堂宁静安详……
沃勒尔是位赶潮的诗人，圣保罗大教堂落成，他写诗赞颂：克伦威尔接受护国公的尊号，他献诗捧场；查理二世回国，他又去赞美新国王。如今，他摹仿斯宾塞《仙后》的风格去赞美王后和她带来的仙草——茶。
有一点他弄错了。为英国人带来仙草的不是发现新航路的葡萄牙人，而是在东方取代葡萄牙人势力的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到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斯文汀侯爵已经写信给巴达维亚总督，让他不仅采购茶，而且要采购喝茶的瓷杯、瓷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邦特库博士著文宣传，饮茶不仅有益个人健康，而且有利社会风化。他说喝白水是有害的，喝酒又太容易滋生是非。只有茶才是最理想的饮料，它可以暖胃、提神，加强记忆力，提高智慧与修养，使人气朗神清，轻松愉快，尤其是使学生不至于一学习就打瞌睡。他建议，初学喝茶者，一天可以喝十二杯，喝习惯了，每天的定量应该是二百杯左右。
每天喝二百杯茶!有人怀疑这位莱顿大学的教授是被东印度公司收买了，以学术的形式促销。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64年9月10日，也就是普罗德船长送给查理二世茶叶八周以后，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指令他们在万丹的代理采办“一百镑上好的茶叶”，并开始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提供茶饮与糖。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一百五十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一镑茶的售价可以高达十英镑，而一担等于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镑!
不可思议。一种又苦又涩的树叶，来自一个若真若幻的帝国，遥远到地球的那一边，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轻飘飘的树叶，经过漫长的旅程，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很漫长，突然就变得如此贵重如此昂贵。果真值得动用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花那么高昂的代价，去贩茶喝茶吗?茶的药用价值难以确信，保健作用也信不信由你。一日三餐食物饮料，似乎并不需要茶。喝茶是一种奢侈。反对茶的人说话很尖刻，如果你喂猪吃一个星期的麦芽，它会长出可口的猪肉，让这头猪喝一个星期的茶，它准会饿死!查理二世的国务秘书佩彼斯1660年第一次喝茶，将自己的经验写到日记里。七年以后，佩彼斯夫人患感冒，医生劝她喝茶治感冒，她就喝了大量的昂贵的茶。尽管很多茶迷愿意现身说法，证明茶的可包治百病，但茶的药用价值始终没有办法落实。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一镑茶的售价是十英镑，而十八世纪英国十英镑几乎是一个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费用。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消费是一种文化。
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到中产阶级的日常饮料
半个世纪间，喝茶已成为了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贵妇人开始用茶待客，诗人们也开始写诗歌颂清茶美人(一反醇酒美人的传统)：
朱唇呷茗如和风拂吹
冷了白毫热了爱情；
玉手纤指端起茶杯
不胜整个世界的倾慕追随。
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光荣革命从荷兰迎来的威廉国王与玛丽王后，一边启征高达货价20％的茶叶税，一边在王宫举行茶会。接下的安妮女王执政，用诗人蒲伯的诗描绘：“伟大的安妮女王，统治着三个国家，有时开会议政，有时只喝喝茶。”当她听说摩洛哥国王拒绝释放六十九名英国战俘时，她说这位想不开的国王“最好喝两壶茶消消怒气”。
茶叶以药品的形式进入英国，逐渐变成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除了时尚之外，茶迷们似乎提不出更多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喝茶。邦特库博士说，喝茶加糖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唐。而英国人不仅加糖还加奶、加蜂蜜，甚至加胡椒、肉桂、豆冠米、威士忌、黄油、鸡蛋……艾迪逊的《闲话报》上报道过一则消息，有一位贵妇收到一位朋友送给她的一包茶，就加上胡椒、盐一锅煮了，用来招待一些性格怪癖或心情忧郁的客人。诗人沃勒尔还听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说，在一品脱茶里打上两个鸡蛋，是“劳累一天后最好的营养，喝下去马上就有饱餐一顿的感觉”。此时，茶似乎不仅可以治病，可以消遣，还可以充饥。
茶进入英国生活，已经有了三种功能，治病、消遣、充饥。日常生活的实用意义越来越大。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几乎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同时进入英国。这三种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朵德先生说：“中国人知道我们往茶里加牛奶加糖，一定会把我们当作野蛮人看。那些赤道国家喝咖啡的人也一样，当他们知道我们往他们芳香可口的饮料中加这些佐料，也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野蛮人。”
茶逐渐有可能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一种遥远的、昂贵的、略带苦涩味道的树叶，竟让整个国家上上下下癫狂，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茶叶作为奢侈品引入，英国政府课以重税，最高时竟达货值的20％。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仍从茶叶贸易中发了大财。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东印度公司成立时，主要进行胡椒与香料贸易，现在的主要贸易品变成了茶叶。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茶叶，它所提供的中国茶，在数量与价格上，都不能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消费的茶叶，有近一半来自于走私。走私是高税收、垄断经营的必然产物。走私茶大多来自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倾销茶叶，每镑只要七便士，最好的茶也才十一便士。整个英国海岸都在忙着走私中国茶、美洲烟草、法国的白兰地与丝织品。谢菲尔德勋爵抱怨他的庄园严重缺少农工，因为瑟塞克斯一带的“精壮劳工都去搞茶叶走私了”。当然，参与走私的不仅是那些扛茶叶包一周挣一个畿尼的劳工，还包括那些在客厅里沏茶招待客人的贵族。著名的蒙太古夫人就曾写信给她的亲戚，请她们为她购买二镑上好的走私茶，带到伦敦来。他说她只要付了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喝走私茶了。1747年，六十名茶走私犯全副武装地抢了海关仓库，第二天普通百姓得知并议论这件事时，竟喜形于色。同时代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走私时说：“走私者违犯国法，无疑应加重惩罚，但他常常是不会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的人，假若国法没把大自然从未视为罪恶的一种行为定为罪恶，他也许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优良市民。在政府腐败，至少犯有任意支出、滥费公币嫌疑的国家，保障国家收入的法律，是不大为人民所尊重的。所以，如果不干犯伪誓罪而能找到容易安全的走私机会，许多人是会毫不迟疑地进行走私的。假装着对购买走私物品心存顾忌，尽管购买这种物品是明明奖励人家去侵犯财政法规，是明明奖励几乎总是和侵犯财政法规分不开的伪誓罪，这样的人，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卖弄伪善，不但不能博得称誉，却徒使其邻人疑为老奸巨滑。公众对于走私行为既如此宽容，走私者便常常受到鼓励，而继续其俨若无罪的职业。”英国课重税、打击茶走私，还颁布法令，严禁制造出售各种假冒伪劣的“茶”，有人用其它树叶冒充茶，浸在糖水里，涂上几种颜色，再出售。或者收购泡过的茶叶，晒干后出售。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列颠本土竟种不活茶树!
反茶者的声音
茶叶已经进入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甚至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饮料，的确不可思议。英国人是个喝奶的民族，如今喝起了茶。茶是一种药品、奢侈品，甚至可能是一种毒品，因为在刺激神经、使人兴奋这一点上，它与咖啡、可可、鸦片、海洛因具有相似的性质。有人认为，喝茶与咖啡之所以都要加奶，是因茶与咖啡有毒性，而牛奶可以解毒。茶越来越多地深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它可以“治病”的功能，倒有人不时提醒大家，茶可以“致病”。
1748年圣诞节，茶进入英国一个世纪以后，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先生，感到了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他发表了《关于茶的致友人信》。信中回忆二十九年前，他刚到牛津大学，突然出现某种半身不遂的可怕症状，早餐后手就不停地颤抖。于是，他戒了茶，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后来他到伦敦，发现很多人都患有同样的病症，“身体整个垮下来”。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人，1748年7月6日的周日礼拜上，他号召伦敦卫理公会的信众们戒茶，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也不再饮茶了。
莱特逊医生在《茶树的自然史》中讲到一位名叫马史的“著名茶商”，“靠嗅觉品茶，有一天嗅了一百箱茶，第二天就感到头晕眼花，浑身痉挛，丧失记忆，口不能言”，不久就全身瘫痪，死于“茶中毒”。另一位茶商的命运就更具悲剧色彩，他一天品了多种茶后，只觉得天旋地转，步履蹒跚。有人劝他去接受“电击治疗”，他那可怜的脑袋又被医生电击了几次，回到家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莱特逊博士的恐怖故事并没有吓住英国的“茶众”。某些醒悟到道义与责任感的人继续反茶，1756年，英国当时最受人尊敬的慈善家，或许也是作家、旅行家乔纳斯·翰威先生，出版了他的第六十五种著作：《论茶：茶有害健康，拖垮经济、搞垮国家……写给两位小姐的二十五封信》，与卫斯理先生一样，他也现身说法，从个人的经验谈起。他说自己每喝一次绿茶，就像喝了毒药，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万分。而且，也像卫斯理先生那样，随后四肢发抖，周身无力。更糟的是，他发现小姐们喝了茶以后，都衰老得非常快。主妇们忙着沏茶，连照看孩子都顾不上。不列颠男儿喝足了茶，连举剑的气力都没有了。至于喝茶危害经济，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花那么多白银去那个荒唐堕落的东方国家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且想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商人们用银币去换中国的丝绸，女人都穿起了华贵的丝袍，男人们一天洗五六次澡，国库空了，道德败落，军事无能，野蛮人入侵，偌大的罗马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喝茶是一种堕落。这种言论惹恼了当时英国的文坛盟主约翰逊博士，他冷嘲热讽的反驳文章发在1757年的《文学杂志》第二卷上。他说自己是个“顽固不化、寡廉鲜耻的茶饮者”。如果说“如今小姐们已经没有当年那么漂亮，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老了，小姐们对我们不感兴趣了”，至于茶有害健康，那只是对某些人，他们每天在床上睡十个小时，打八个小时的牌，剩余时间喝茶谈天，茶当然不利于健康。茶喝多了无益，多喝了也无害……约翰逊本人就喝很多茶，鲍斯威尔写的《约翰逊传》中多处提到约翰逊喝茶，有一天晚上在坎伯兰先生家做客，雷诺兰先生禁不住提醒约翰逊博士，说他已经喝了十一杯茶了。约翰逊回答：“先生，我没数你喝了多少杯酒，你却数我喝了多少杯茶，如果不是你提醒，我真不会再麻烦主妇了，既然你告诉我才喝了十一杯，那我还是得麻烦坎伯兰夫人给我再倒一杯，我的定额是十二杯，我要喝满它。”
卫斯理先生曾两次宣布戒茶，但最终也没有戒掉。如果说二十九年前他曾因手抖戒过茶，那么现在是第二次戒茶了。他说自己戒茶的过程非常痛苦，最初三天，他头痛、失眠，到第四天下午，他几乎失去记忆，只好靠默默的祈祷勉励自己，上帝是生命的面包、黑暗中的光……或许这次卫斯理先生真戒了茶。十二年后，他的身体也垮下来了，福瑟吉尔医生劝他重新开始喝茶。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他都与牧师们一同饮茶之后才去主持礼拜。1780年，他写道，他经常在早餐与下午茶时，接待来访的教徒。
茶煮沸了英伦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竟奇迹般地将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
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筑路工人边干活边喝茶；拉煤的工人坐在煤车上喝茶；更荒唐的是卖茶给田里的农民喝……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这位著名的慈善家才是真正地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贩运，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国政府因为粮食涨价造成啤酒紧缺而降低茶税，茶已成为替代麦芽酒的中下层社会的经济型饮料，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茶配面包，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每周一家人喝茶的花费一般不到一先令。如果有人还能发明一种更便宜更好的饮料，何乐而不为呢?我敢保证，穷人们一定会为他这项发明感恩戴德……你说茶是一种奢侈。如果你是指上等的红茶，加上糖、奶油，我承认是奢侈。可这不是穷人的茶，穷人喝的茶不过是清水上面浮着几片最廉价的茶叶，再加上一点点红糖，这就是你指责的穷人的奢侈。这不是他们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中最起码的需求，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他们就只能喝凉水吃面包了。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戴维斯在反驳翰威的观点。他看到一个穷人的最基本的常识：老百姓是不会用最后一块面包去换一杯茶喝的。而在当时英国的各种饮料中，果酒、啤酒、咖啡、巧克力，都比茶贵，除非喝凉水。
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一百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十九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尤其是当印度与锡兰茶出现时，喝茶就更普及了。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二 烟霞弥漫中国
作为药品的鸦片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论及中国时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从商人(指欧洲商人——引者注)那儿获得白银，而交给商人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赫尔德的论断与其说是思想，还不如说是幻想，与其说是个人见解，不如说是流行的偏见。茶叶并没有导致欧洲衰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真正喝茶的英国强大。唯一的问题“白银外流”，也因为鸦片贸易的开展解决了。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的确与中国的衰败相关，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赫尔德的论断，如果置换了主语和宾语，至少比原来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个时代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可能比波斯或阿拉伯更为遥远。古希腊语中的鸦片就被称为“Afyun”，与阿芙蓉音同。古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种植与食用鸦片，雅典黄金时代的谷物女神得墨特尔的塑像，手里拿着麦穗与罂粟花。在庆祝谷物丰收的狂欢节上，古希腊人将酒和鸦片汁一同饮进。一千年过去了。伊斯兰世界禁酒却不禁鸦片，至少在公元六世纪，鸦片已经传到中亚。默林考察古代世界鸦片传播状况，指出世界历史范围内鸦片传播的路线是从西北向东南，鸦片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最终泛滥在中国。北宋刘翰《开宝本草》记：“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宋谢采伯《密斋笔记》记著名将领、诗人辛弃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苏轼诗中也提到：“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
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苏轼诗道“童子能煎罂粟汤”，很难证明罂粟汤的普及，一则因为是诗语，修饰多夸张；二则，苏轼一生沉浮南北，但交游的圈子却仅限于士大夫僧道。个人际遇是历史记忆的语境，研究者不能脱离这个诗境去解释历史素材。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李时珍记载了其药用价值与方式：“阿芙蓉是罂粟花津液，其结苞时，午后以针刺外青皮，勿损其裹皮，刺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马刮入瓷器阴干。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稍后方以智《物理小识》中也说：“罂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纸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传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以房中药，性*%而*&，未为大害。古方贡药料之鸦片也。今广福鸦片，则另有所谓鸦片土，自西洋红毛荷兰人制者。”
从唐到明，鸦片在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千年间关于鸦片的使用价值与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或疑问。鸦片可以叫罂粟、阿芙蓉、合浦融或乌香，但总是和汤煎服的药品，至于刘翰讲“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苏轼诗：“童子能煎罂粟汤”，似乎暗示着某种超出药用的价值，至多也只能算作药膳。一种可以饮食服用的物品，其意义与价值往往由该物品的生化属性和文化属性两方面的因素决定。鸦片作为一种草本植物罂粟汁液中的提炼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含吗啡、可卡因、罂粟碱的生物碱。它可以作为药品使用，有敛肺、涩肠、止咳、止痛和催眠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毒品使用。作为毒品使用的鸦片初可使人感到周身舒泰、气朗神清，飘飘如入极乐世界，继而上瘾，则茶饭不思，肩耸项缩，颜色枯羸，虽生犹死。药品与毒品的区别，并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生化性质，而取决于其文化性质，即如何使用该物品。首先是用量，适量则为药品，过量则为毒品，这是所有药品与毒品的共同特征。适量可能使用近千年而“未为大害”。其次是用法。鸦片作为药品与毒品的使用过程与方式，就其使用者的经验来说，完全相反。药品的使用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令人愉快的。人们往往为效果的愉快(健康)而忍受过程的痛苦。鸦片作为毒品，使用的结果是痛苦的，而使用的过程则令人愉快。生鸦片气味臊臭，味道苦涩。古希腊人和酒服用，宋人和竹沥煮汤，都可去其臊苦。有趣的是，生鸦片一旦置火燃烧，却会发出一种香甜的气味。所以作为毒品使用鸦片，吸食式“抽”是重要的方式，它将药品服用时的痛苦转化为毒品服用时的幸福。最后是使用态度，作为药品使用鸦片，人们的态度是迫不得已，目的是恢复正常生活。作为毒品使用鸦片，人们的态度是主动趋从，目的是逃避日常生活。我们很难说鸦片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价值与使用方式是何时开始转变的。或许宋时煎服罂粟汤，已有某种毒品意义。但到方以智的时代，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功能，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确定。方以智知道，有两种鸦片，一种是古方贡药科之鸦片，一种是西洋荷兰人制的鸦片土，一种为煎服之汤，一种为吸食之烟。
吸食方式的改变
鸦片从药品变成奢侈品，关键的环节是使用方式的转变。方以智提到两种鸦片，煎服之汤与吸食之烟，前者是药品，后者是毒品。人们并不是意识不到这种区别，而是意识不到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为什么使用鸦片，又如何使用鸦片?鸦片进入中国的真正问题是，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又是如何获得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鸦片，或者说，具体到如何吸食鸦片。吸食鸦片非中国人的发明。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不像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样饮用鸦片，而是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将鸦片与烟草放在一起点火吸食是否爪哇人的发明，一时无法确定，至少美洲的特产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是荷兰人带到爪哇的。荷兰人即使没有直接或全部发明抽鸦片，至少也与这项发明相关。他们将鸦片混同烟草抽，用来治疟疾，疟疾是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殖民地很容易得的一种流行病。方以智说鸦片土为红毛所制，不无根据，荷兰人确定了一种新的鸦片使用的方式，同时也确定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毒品。处罚抽鸦片的荷兰人的办法是将其吊在桅杆上，用炮打入海中。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余文仪《台湾府志》记：“咬*"巴(指爪哇人——引者注)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人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家为所据。”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黄叔林《台海使槎录》记“鸦片烟用麻葛同鸦片土，切丝干铜铛内，煮成拌烟，用竹筒实以梭丝*(之，吸此则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吸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藏腑溃出，鸦片土出咬*"巴云。”抽鸦片由南洋而入中国到雍正时，皇帝已开始禁烟了。1724年雍正禁烟的律令，比起荷兰人来要温和得多。“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临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吸食鸦片者，只是“挨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犹如今日的戒毒所。抽鸦片由巴达维亚而台湾而闽广沿海而入中国内地，其功能或使用价值已与原先的罂粟汤完全不同，台湾“士人吸此为导淫具”，鸦片成为“媚房”中的“邪术”。从药品变成享乐性的奢侈品，全在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的变化。1729年漳州知府李国治判行户陈远私贩鸦片三十四斤有罪充军，巡抚刘世明复审，根据药商认验鸦片为药材，不仅将陈犯无罪释放，反而治了知府本人的“故入人罪”。雍正皇帝朱批：“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实际上，鸦片与鸦片烟，本无区别，只是看如何使用。贩毒品者治罪，贩药品者无罪，判决是不能根据鸦片本身做出的，只能根据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做出，只有使用方式与价值，才能决定鸦片究竟是药品还是毒品。法律的漏洞说明人的观念中的漏洞。
抽鸦片未由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将美洲的烟草带到菲律宾，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已吸烟成风，崇祯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烟了。中国人从西班牙那里学到抽烟，又从荷兰人那里学到抽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又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是一百年。中国人不仅抽烟，将烟草混同鸦片抽，而且不再混烟草，只抽鸦片。嘉庆不得不再三厉行禁烟，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如今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鸦片烟正害人心、坏风俗，荼毒中华。
大众消费荼毒九州
西方人不仅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传说中佛祖曾经吸烟治病，不管其真实与否，如今的鸦片，确产于印度这个千年佛国。或许鸦片贸易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于南亚社会。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发现马来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1585年游印度，发现孟买与孟拉加，都有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并不是西方人的发明，但确实是西方人将它做好做大了。葡萄牙人首先发现鸦片贸易的价值，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建议开展鸦片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发明，尽管在道德上意味着邪恶。荷兰人贩鸦片，只是从印度到爪哇，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可事实上荷兰人的功绩不在于创造鸦片贸易的形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鸦片消费的方式。下一步要待英国人来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十七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组织调整印度的鸦片生产。过去印度的鸦片种植业一直是农村零散的个体经营性副业。英属东印度公司实施垄断经营，将鸦片种植与加工变成一个集中化、系统化的国家经营的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鸦片土从加尔各答或孟买装船，运往马来亚与中国，同时也销售到北印度各省。鸦片生产与消费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贩运，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联系。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十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鸦片生产在印度，鸦片消费在中国，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一同飞涨。人们不仅应该思考鸦片生产促进了鸦片消费，也应该注意鸦片消费如何促进鸦片生产。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创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鸦片消费方式的转变，使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性的奢侈品。中国人抽鸦片，在鸦片加工、吸食器具与吸食仪式上，都进行了精美化处理。印度鸦片烟土分三等，“公班”、“白皮”与“红皮”，进口后还要加工，先浸三夜水，去渣存汁，再炼成膏，分颗粒。吸食方法也颇讲究，器具有烟枪烟灯，烟枪如洞箫，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甚为精雅。吸烟者两人横卧烟榻，传筒对吹。有诗描绘抽鸦片的场景：“琉璃八角银作台，隐囊卧褥相对开，海外灵膏老鸦翅，象牙小盒兰麝味，锦衣儿郎富家子，爱逐秦宫同卧起，东轮西魄出没藏，短檠巧夺日月光，*)*1*2索未遂央……”。
吸食纯鸦片，是鸦片文化的中国化或中国本土化。它最终在文化性质上确定了鸦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质，也为鸦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荷兰人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中国人将其进一步地精雅化、纯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种植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补偿长期以来茶叶贸易逆差的贸易品。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可以扭转茶叶贸易的逆差和西方向东方扩张三个世纪以来的白银出超的状况，而且还为维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对中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所谓“每岁漏卮数百万雨”，而且“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有咏吹烟诗道：“莺（罂）粟花包米囊子，割桨熬烟诧奇美。其黑如漆腻如纸，其毒中人浃肌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富者*4欲甘比匪，贫者贪利不知耻，伦常败坏家室毁……。”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二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艾谢德指出：“首先，鸦片是治疗或预防疟疾、肺结核和痢疾的药品。这是鸦片最初的用途，它还只是药房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种珍贵的阿拉伯药材。即使在1900年，中国有八百万烟民，烟毒达到高峰时，鸦片也还在作为药材使用。其次，鸦片是一种社会奢侈品。它从治病药品变成小康人家健康时的消遣物。政府官吏、士兵、满族妇女，游手好闲的官宦子弟，将抽鸦片当作消闲优游、不事劳作的富贵生活的象征。第三，鸦片是一种食物，或者食物的替代品。鸦片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以减少食欲，那些饥饱无常的苦力、船夫、长时间工作的矿工如四川的盐工，可以使用鸦片抗饥耐劳。”鸦片作为珍贵药品或“贡品”，首先在皇亲贵戚、社会显达中使用。唐宋间流入中国的波斯或阿拉伯鸦片，数量很少，所谓“前代罕闻”，使用者也多在皇亲贵戚与士大夫阶层，如辛弃疾与苏轼。明代鸦片仍为贡品。《外国来文》与《
大明会典》，记有暹罗、爪哇、榜葛刺进贡乌香或鸦片，乌香即鸦片。清初鸦片烟从海外流入闽广沿海，消费形式的改变最终使稀有的药品变成昂贵的奢侈品——烟，消费层也从上流社会转向一般富家子弟，“块土价值数万块，终岁但供一口烟”。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就发生在从雍正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乾嘉时人姚君游广东，回来后向友人俞蛟描绘粤人吸鸦片的“旨趣”：“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百年间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使用价值，使用者与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都变了，使用者从病人变成正常人，从上流社会变成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与仕途中人。俞蛟说：“近日四民中，惟农民不尝其味，即仕途中亦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的阶段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的阶段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从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五十年。乾嘉时人俞蛟还说四民中农民未尝烟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道嘉庆年间每岁输入鸦片，不过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而“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此时，鸦片消费者似乎已从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到同治年间，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三 烟消散了神州
相似的过程，相反的作用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在鸦片与满清衰亡的关系上，原因论者认为，鸦片毕竟是外来品，它损害健康、腐化风俗、破坏经济、导致西方入侵与政治混乱；结果论者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藉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的普及开始的。
鸦片烟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到大众百姓的日常消费品，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转变也伴随着中国本土消费地域的三次迁移，首先是东南沿海，其次是西南西北等鸦片种植区，最后才到中原东北。作为药品的鸦片，使病人变成健康人；作为毒品的鸦片，使健康人变成病人。程春海道“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不过是他为自己的诗歌做的注中的句子，其诗写得具有反讽式沉痛：“天生灵草阿芙蓉，要与饔餮竞大功，豪士成金销夜月，乞儿九死醉春风……”。茶进入英国生活与鸦片进入中国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最后都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作用却完全相反。茶成为佐餐饮料甚至食品化，有益于英国人饮食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与健康营养；鸦片则有害健康，它不是食品，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食品的替代品。凡抽鸦片上瘾者，多茶饮不思，甚至茶饮可以时废，而抽烟却片刻不可差。正如一个潦倒士人，在自己的烟铺门口写的对联：“三起三眠，永朝永夕；一喷一醒，如渴如饥。”
“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鸦片成为饮食的替代品，与茶的功能完全相反，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茶饭结构，直接损害人的健康，上瘾者“珍羞果腹色如菜，鲜衣被体神似丐”。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鸦片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坏。几乎所有的禁烟文件中，都提到白银外流。由“漏银”危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进而影响到政治稳定。道光皇帝说，“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如时人所描述，“三两口，精神爽快，一盏灯，团圆精彩。好形影，相傍相偎，结祥和，烟光霭霭。道家常，嘴对嘴，扣合同，腮对腮。土地松香，围住一堆，你起我睡，你让我推。因此上，人人贪、个个爱，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国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那位为茶作文的莱顿大学教授从医学角度证明茶的最大的功用是使人清醒，饮茶可以使人终夜读书或者谈天。而抽烟者都明白烟使人沉醉，使人白日入梦，梦境连绵。俞正燮《鸦片烟事述》也从医学角度证明吸烟之恶果：鸦片“初吸精神焕发”，常吸则“精神困顿”，“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怒，由其精华竭也”。
十八世纪中叶，翰威论茶“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用作反茶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诞，如果用来禁烟，理由则非常充分而准确了。一个世纪之后，出使英国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蒿焘力申禁烟，也是从个人经验开始，说明鸦片烟“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的。“……蒿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
卫斯理、翰威反茶之论，因为无稽已成笑谈；郭蒿焘等人禁烟之说，却因为事实，而令人沉痛。鸦片确可亡家亡国。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人反茶，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禁烟。反茶者将有益说成有害，禁烟者将有害说成有害，最奇怪的是尚有将有害说成无害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卖给中国人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鸦片意识形态
鸦片在中国称为烟或土或者烟土，在英国则常称作药(drug)。威廉·享特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他说尽管中国皇帝三令五申禁烟，可他们在中国贪官的保护下“像以前一样继续出售洋药”。任何一个流行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评价、欲望与恐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语词来表现与遮蔽的东西。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或潜意识中，将鸦片称为药，即对鸦片作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经济政治活动的意义做了规定。首先，药品是用来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是救死扶伤的珍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肯定性价值。一旦将鸦片归为药，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药品贸易救死扶伤，是一种人道的、合法的商业活动，它遮蔽了鸦片贸易的罪恶本质，表现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正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来说，并无明确区别，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使用的剂量，任何药品一旦过剂量使用，都可能变成毒品。因此，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英国人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林则徐无法理解一个法治国家为何为非法贸易发动战争，不理解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念中，鸦片贸易并不是不道德的、非法的。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字繁体写作*3，一火一西一土，象形意义清楚，点火而吸西来之土，似乎造字之初，已预兆了后世的鸦片之祸。烟或土，都意味着某种轻薄的、无形的、无价值的、低廉甚至粗糙的东西。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鸦片烟进入中国，在中国造成的绝境，不仅是明显的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还包括某种文化哲学困境。人们在观念深处或潜意识深处，是无法解释或接受这一事实的，它甚至令人追究到，中国传统理想化、审美化的自由境界，在获得方式上，具有某种罪恶性。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其害却无可奈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英国鸦片烟商在广州生活，名义上受种种限制，实际上却处处体会到自由。中国官方要严禁鸦片贸易，但他们无地无刻不在进行鸦片贸易，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受到地方官的保护。亨特说那些年里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表面上看“受着一大堆限制，长时期的和当局冲突、审判、威吓、生命危险，以及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的普遍不稳定。中国当局三令五申，我们要遵纪守法、服从指令、要战战兢兢地生活，不要因顽抗和规外行动引起皇帝的忿怒。但是这仅是一些具文。……我们并不管这些官样文章，我们只专心作买卖、划船、散步、享用美食佳宴，日子过得很快乐……”。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并围困商馆，烧毁鸦片，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冲突对中英双方都有些突然。英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真会禁烟断了大英帝国的财路，中国人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不法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吃惊!人们究竟是不了解自己，还是不了解对方?中国文化在理性与实践层次上是否定鸦片的，在审美想象与潜意识状态中，又有认同鸦片的倾向。西方人在理性与道德层次上，是否定鸦片贸易的，但在种族主义世界观与经济政治扩张的实践层次上，又有肯定鸦片贸易的倾向。亨特说，他在广州那些年里(1825—1844)，几乎没有不做鸦片贸易的英美商人，而依他四十年在中国的经历，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因吸鸦片而伤害身心的。中国人抽鸦片，“就像美国人与英国人喝酒提神一样，喝酒与抽鸦片的不良后果，都微乎其微。”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不得不思考鸦片问题。中国人坚持认为鸦片是有害的，而且是外夷的陷害。亨特的观点在西方较有代表性，鸦片并不比酒有害，西方人习惯喝酒，中国人习惯抽鸦片，英商九死一生为中国人运送鸦片，犹如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送去慰藉他们心灵与肉体的圣膏(balm)，中国皇帝与大吏们为什么不能体察民情、连百姓这一点点可怜的爱好的权利都要剥夺吗?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容易冲动的小册子作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爵士的一致公开信中振振有辞地论辩：“如果有位病人用麻醉剂，剂量比医生处方规定的用量多两三倍，你能因此而指责医生吗?同样，如果有人爱好抽鸦片而不喜欢喝酒，一般来说每天只应抽三筒，可他却抽了六筒或十二筒，你能因此而指责卖鸦片给他的商人吗?”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参加这场战争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牧师的儿子艾略特·宾汉写的《远征中国纪实》，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很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都来自这本书，他说：“目前许多人的心理，都对我们目前在中国的行动的正义性发生怀疑，实际上，鸦片战争，这个流行的名字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中国人的观点，他们声称厉禁鸦片贸易，是因为鸦片坏人心、败风俗，可事实上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健康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外流’。”
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本文所引资料出自《鸦片战争》（一）、《中国禁毒史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及部分外文资料）
周宁，学者，现居厦门。主要著作有《幻想与真实》、《永远的乌托邦》、《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