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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翠姓什么不晓得，她是老咀山矿附近的范家村人，应该姓范。
       老翠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老翠不仅是老咀山矿的名人，大海坝子的名人，老翠的声名传得远喽。曾经有个昭通人拿老翠的典故当笑话讲，称老翠是他们那边人，我马上当众声明他说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昭通，而是发生在我们老咀山矿，老咀山矿人才有话说老翠的“专利权”，昭通离我们老咀山矿还远得很，有几百公里，坐班车要走大半天的。
       老翠是农民，她嫁给老咀山矿建筑队的泥水工罗康，这在村子里是惹人羡慕的，因为她从此吃上了国家粮，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工人老大哥那时比农民二哥稀奇，有工资有劳保有米饭吃。
       可是老翠天生懒惰，她虽然嫁给了罗康，身份转成了老咀山矿的家属，可是她却把日子过得穷的叮当响。本来，要是老翠勤快一点她会有很多临时工作可做，她可以去冶炼厂下焦炭可以去当养路工可以去食堂捡菜洗菜什么的，挣二三十块钱补贴家用一点问题没有。她偏生不干！
       “这个疯婆娘实在是懒得烧死麻蛇吃，逞死我们范家村人了！我要是罗康的话两脚就把她踢出门！”华老四他妈华婶婶说。华婶婶也是范家村人，她早年嫁到老咀山矿来，因为是文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临时工她又干不成，她的娃娃嘀哩嘟噜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没人照看不行，她干脆天天起早贪黑在家磨豆腐做凉粉卖给职工食堂换点小钱使，华老四他爹得矽肺病死后，她一个寡妇除了每月三十来元的抚恤金，硬是咬牙领着四个娃娃淘日子。老翠那死样子戳华婶婶的眼睛！
       老翠好逸恶劳既不像工人又不像农民，要说嘛，老翠最像的是疯子。你看她：打着赤脚，衣服脏了瞧不出颜色，蓬头垢面，头发用红毛线绿毛线乱扎两个鬏鬏。谁见她都绕着走，挨不得她，瞧她头发窠窠里，虱子爬出爬进，密麻成串的虱子蛋缀在头发丝上。我妹妹红英不听话，我妈就会唬她：不听话，就把你送给老翠做姑娘去！妹妹就不敢再耍赖了。
       提老翠不说说她和月亮的故事便无了趣味。七十年代物资缺乏，缺油少粮的，罗康是个三级工，一个月的工资四十八元养馋鬼老婆养三个娃娃显然不太够。老翠又是个糟钱的主。一天，老翠太饿，她揣着三毛钱带着三个娃娃进了百货公司，九分钱一个蛋青饼，她买了三个。三个饼她自己吃一个，两个小的一人半个，老大得了一个，老翠三下五除二吃完饼，肚子还饿得慌，她打起了老大手里那个饼的主意。
       老翠：大宝，妈问你，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哪个好看？
       大宝：月亮好看。
       老翠：月亮咋个好看？
       大宝：月亮会变，一会儿圆一会儿弯。
       老翠：对了，大宝真聪明，乖乖，来，妈妈给你咬个月牙玩！
       说着也不管儿子愿不愿意，老翠拿过那饼就啃，两下就把个圆粑粑‘修’成了一个月牙形。大宝一看圆圆的饼子一下子缺了大半，咧嘴便哭：还我的饼子还我的饼子！老翠抹抹嘴也不管。
       大宝看着“月牙”越哭越伤心，老翠听得不耐烦，抓过大宝手里的“月牙”：你嚎丧呀！饿痨鬼！老娘还你！还你！还你个圆“月亮”！老翠于是用嘴把那“月牙”修成了一个小圆“月亮”。
       老翠家住在洗沙场后面的一幢平房里，我们爱到洗沙场去玩沙。老翠家的窗子对着范家村的菜地，窗子脚是片空着的坡地，长满了青青的杂草。我们经常见老翠带着她的三个娃娃从她家的后窗爬出爬进。一天，老翠拿青包谷叶子兜着一堆烧洋芋和烧包谷站在窗口扯着嗓子喊：宝宝！开饭了！——再不来就全吃光了！听见没有？——你们的耳朵被“的那”（“的那”读DE NE，彝话，意即“狼”）啃了？烫死我了，还不快来接着！
       老翠的娃娃们像群野兔，飞蹿而来，她自己也笑呵呵地从窗子那里翻出去。
       那块草坡上的欢声笑语和烧洋芋烧包谷的香味飘进我们的耳朵鼻子……
       今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人竟然在说笑间提起了老翠。老翠的逸事还得先交待一下：八十年代后期，老翠承包了老咀山矿的新村农场，养猪养鸡种苹果，当起了“农场主”，罗康退休后帮她守果园。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和妹夫兴致很高地把名人老翠当麻雀来了一番“解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老翠是一个适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的人。老翠从前的偷奸耍滑与她自私的秉性分不开，她绝对不会在大集体的集体劳作下老实干活混饭吃，倘要是彻底的自由经济，她还会更加如鱼得水。当年她不是不“生产”，老翠和罗康其实过着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他们共同“生产”了八个娃娃，留了三个自己养，其余的拿去换了钱换了鸡蛋换了红糖换了布票，吃了穿了（当然是私下搞的交易）。老翠生的娃娃在别人家长大成人后没有谁认她，这点老翠从不计较也不去缠人家，她生娃娃像藤上摘瓜一样容易，不金贵。三十年前老翠其实就过上了“奢侈”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罗康上班挣钱，老翠带领着她的娃娃们在蓝天白云下在青草地上打滚作乐吃“吹灰”点心（指烧洋芋、烧包谷）——这情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妇女们正在憧憬！那时，老翠怀孕饿得不行，不乏幽默地把儿子手里的粑粑骗吃了大半，老翠活得明白！记得当年她吃饱了撑的躲在洗沙场的旮旯里屙屎，没有纸揩屁股，她大声地呼唤她的孩子：小宝，给妈妈扯片树叶来！老翠活得多“绿色”！多自然！想一想，人家老翠什么时候对生活绝望过啊？！
       九十年代初期，我回家过年还见过老翠一次，见的是背影。我走在街上，一个脚穿陀螺跟皮鞋身穿黄毛呢大衣头戴毛线帽的女人从我身边跑过去，拼命地往医院方向跑，街边有一婆娘好奇地问：老翠，咋个了？老翠气喘吁吁地答：大儿子媳妇生了……
       八姨的表情
       何老三兴冲冲地跑来：红强，华老四，李为国要打老婆了，走！
       我和华老四正在家门口的阴沟边拿火钩子挖蚯蚓，我们约好了下午到大水闸钓鱼去。何老三一喊，撂下装蚯蚓的墨水瓶、火钩子，我们就跟着他跑。看李为国打老婆是老咀山矿人那段时间内潜在的一个兴奋点，听说过几次，我还没有亲眼看过他到底是怎么收拾老婆的。
       “文革”后期，老咀山矿人的生活像那汪隔在冶炼厂和家属住宅区之间的水塘，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那汪水塘号称水库，我们不叫水库，叫大水闸，大水闸最多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去大水闸里游泳、钓鱼是假期里的快活事。可是这个假期李为国打老婆成了我们认为最有意思的事，不去钓鱼也要去看他打老婆。李为国打他老婆通常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瞧这种热闹比开批斗会更刺激，批斗会一般是高呼两声口号声讨一番，李为国打老婆那可是货真价实地打，像演一场戏。李为国一腔北方话，骂人的韵味都不同。“操你奶奶的！”是老咀山矿的男孩跟他学的一句脏话。
       李为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没教过我，可全校师生谁不认得他？打老婆打出来的名声。李为国的老婆是一个疯婆子。
       我们赶到时李为国已经用一根棕绳把他老婆结结实实地捆在了他家门前的一根电线杆上。他卷好了袖子，解下了裤带，——一根军用帆布裤带。捏着有带扣的那头，李为国把裤带在空中舞了两下子，舞出“唿唿”的一股风声，围着瞧热闹的都往后退了几步。这天，瞧热闹的都是老人孩子还有些来赶街的山民。下午三点来钟，大人们都上班去了。一个老婆婆想阻止这事：造孽，你不能打呀！李为国喝过酒，脸红筋胀，喷着酒气挥舞着裤带说：老不死的，多嘴！打我的老婆，打这个疯婆娘是我自家的事，再多嘴，我连你也抽！
       李为国的裤带打在那个女人身上了，一下又一下，像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一幕。
       我看不下去了。他老婆的样子，竟然是没有一点抵抗。重庆渣滓洞的国民党特务打共产党人时，被打的人不是怒目仇视也要喊两句愤怒的革命口号。那女人不哭不挣扎，裤带劈头盖脸地落下去，不躲一下。我盯着她的脸盯着她眼眸子看，眼眸子里竟看不出有仇恨、痛苦或忧凄，空洞而木然。她那种没有任何反应的表情——我后来在二十一世纪初年的昆明上河会馆见到一个叫张晓刚的前卫画家的系列组画《家庭照片》，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表情，用“麻木”用“呆板”都不能完全传达我的感受。我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个词来形容它——“零度表情”。
       那种表情有一种逼人的钉进人心的力量，让我背毛直竖，胆寒。
       突然，李为国丢了打人的裤带，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敢肯定，是他老婆没有任何反应的样子让李为国打人的兴致索然寡味的。没心肠打下去，没心肠！
       捆在电线杆上披头散发的他老婆还是那样子，眼睛里无痛无恨无忧无愁，木头人一样。
       没意思了，恰好这时有雨疾来。围观的人群丢下还在哭泣的李为国和那个可怜的女人散去。
       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对我爹说：刚才下班路上你看见了没？李为国又把他老婆八姨捆在电线杆上了。八姨是神经病，是疯子，他李为国也没权利这样对待她，单位也没人管管这事！会打出事来的。
       我爹喝了一大口菜汤说：莫管闲事。李为国也不容易，又要上班又要管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他那婆娘来南方也三四年了，就不会入乡随俗点？北方来的婆娘不单她一个，我们单位的老赵，人家老婆是东北牡丹江的朝鲜族呢，没来多久就习惯了。那八姨神经病，不跟人相处不跟人说话，在家啥也干不来，谁摊着她也是倒霉。
       我妈接话：人家说八姨在山西老家有个相好，李为国是爹妈给骗回去和她结的婚，她一直不愿跟李为国来南方。李为国年年去探亲都想把她接来。最后还是娘家人把她押了来的。人家都议论李为国的三儿子不像他两口子，是个野种。只有老大老二老四老五那样子是李为国一个模子脱的。
       我爹叹口气：八姨大字不识一个还嫁了李为国，不错了，李为国是正牌老中专生的。医院的秦会珠喜欢他，差点嫁给他了，他回家探亲一转就娶了八姨，这是命数。还不是他家的人想让八姨箍着他，好让他调回山西老家去？
       那天晚上天黑后，我悄悄地跑出去。八姨还捆在电线杆上，她睡着了，人缩成一团地坐在地上。幸好电线杆顶上的电灯坏了，不然她那天会给蚊子蠓虫叮个饱，没有人围观，黑灯瞎火的，往那里路过的人眼睛不尖会以为电线杆脚是一堆乱石。
       第二天我们去大水闸钓鱼，水闸里的水放去浇灌农田了，那年雨水不多，庄稼渴水。钓不成鱼。我们下到水闸底去撬裸露出来的底泥，那底泥在大太阳下龟裂，一块一块的，像划豆腐似的好撬。我们把这种底泥叫精土，拿回家阴干后，用刀把精土雕刻成手枪、泥人、房屋玩。好的精土质地像石蜡一样，可以用刀一片一片地削，细腻而不会裂口，这是老咀山矿的男孩最喜欢整的玩场之一。那天我撬了几大块精土回家。
       过了两天，我的牛角刀在一块修削而成的长方形精土上，刻划了一些线条，刻的是和电线杆睡觉的八姨。我那时想，我最后刻削出来的东西大概要像一个什么雕塑作品，因为放假前学校刚刚组织全校师生到工人俱乐部看过一个展览：《收租院的故事》。那一年我十一岁，我对八姨有着一种模糊的同情，她是被李为国压迫着的一个可怜女人，李为国是那万恶的“刘文彩”。
       八姨和电线杆睡觉的雕塑没做成功。那块精土最后在我手下被削刻成了一把驳壳枪，电线杆部分成了枪管，“八姨”成了枪的扳机部位。
       八姨和李为国最小的两个儿子是在老咀山矿生的。他们的五个儿子后来有两个读了大学一个读了中专两个读了技校。五砣儿子的成长一直只有爹管着，还那么成气候，这在老咀山矿人的眼里是了不起的事。李为国后来也不再打他老婆了，他偷偷摸摸地跟一个女人好上了，那女人的丈夫盗窃冶炼厂的铝板被判刑，在外地监狱劳改。
       八姨来到老咀山矿就神经不正常，从来没有人听八姨说过一句话，她脸上的表情一直就那样。她是一团影子一个空心的人。八姨脸上的表情是她命运的白描。
       “八姨”是我写这个故事时特别费心思给她取的名字，原本想给她取名“素贞”、“勤芬”、“玉琼”什么的。以前有部电影叫《羊城暗哨》，反特片，里面有个漂亮的女特务记得叫八姑，蛮漂亮，联想到七大姑八大姨的，又联想到陕西一句俗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什么的，我就给她定了“八姨”的名字，尽管她是个山西婆娘。因为我不能忘记告诉你，八姨是个北方美人。八姨身材高大丰满，眼睛特别的细长，眉毛浓密而弯得漂亮，肤色白而粉。她被打的时候穿着一件水绿色底的碎花布衫，衬得她的脸异常清丽。
       大厚的声音
       住在老咀山矿单身1号楼附近的人们上班上学都是不需要闹钟的。早晨六点半，下午五点半，大厚都要站在楼下骂两场。大厚是北京人，大学毕业来老咀山矿支边。大厚骂什么？每个人都零星地记得两句他那字正腔圆的骂词，因为那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抑扬顿挫，宏亮高亢：
       同志们，警惕啊！虽然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反革命的余孽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还在伺机捣乱！……有一些大尾巴的麻脸狼已经混进了革命队伍，他们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是法西斯！他们是特务！他们是工贼！他们是走狗！他们是叛徒！他们披着人皮打着革命的旗号迷惑革命群众，他们十恶不赦！……反革命走狗们，有种的你们站出来！——同志们，擦亮你们的眼睛！……
       听大厚背毛选那是一绝，当时住在单身楼的刘阿姨说，起先她很烦大厚的早骂，吵嗑睡，后来听着听着有意思起来，大厚乱七八糟骂一阵，最后总是大声朗读一遍毛主席著作里的名篇结束。《别了，司徒雷登》刘阿姨完全是躺在床上记得滚瓜烂熟的，她像听广播社论一样仔细地听大厚朗颂了一个星期。大厚不是照本宣科，他是背诵，常一派铿锵有力声情并茂的京腔：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别了，司徒雷登！”听大厚开骂像听演讲。他一骂就是十分钟一刻钟，早上骂完他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吃早点上班；下午骂完，他便左腋下夹着铝皮饭盒右手拎一个八磅暖水瓶去集体食堂去开水房，与正常人无异。现在老咀山矿的人回忆起他来，没人愿意叫他疯子，都喜欢“大厚大厚”的称呼他，对大厚，老咀山矿的人有口皆碑。
       我放学回家走的路从大厚住的单身1号楼下经过。我无数次地听过他的下午演讲，演讲内容与政治时事相关，夹杂着他的即兴点评。搁现在来看他的“骂”有点仿香港凤凰卫视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这些名家名嘴开的栏目“时事开讲”。我有时会站住听他骂，有时边走边听，他的声音大得可以传很远。琢磨他每个字词的发音是我喜欢做的功课，他的部分演讲辞我倒背如流。现在我普通话说得标准，与认真听他的骂有关。比如我们那地方说“狼”是“Lan”音，是大厚教会我正确的发音“Lang”。“尾巴”我们读“Wei Ba”是大厚教我读“Yi Ba”的。我的同学何兵跟我争论：到底“尾巴”是读“Wei Ba”呢还是读“ Yi Ba”？争到了老师那里，何兵的理由是电影《决裂》里那个教授在讲“马尾巴的功能”时是读“Wei Ba”没读“Yi Ba”，难道电影还会错？而我迷信大厚，我的理由是大厚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北京话，他不会说错的。我们的班主任马老师也搞糊涂了，她为此专门查了字典，最后告诉我们：两种发音都是正确的，北方口语里更多地说“Yi Ba”。大厚让我略占上风。
       一年四季大厚的骂一天不歇。冬天，天亮得迟，大厚会把早骂推后半小时，配合老咀山矿人的生活节奏，这种温情的体贴让大家喜欢他。后来大厚回北京探亲听不到他的骂，那些住单身楼附近的人家会老半天不习惯。
       大厚早晚两场骂外的时间，人是很正常的。他大学里学的是分析化学，一直在老咀山矿知识分子云集的科研所中心试验室工作。我爸爸是他的同事。
       “有一年，天寒地冻的，”我爸爸说起大厚来很记挂他的样子，“气温很低，自来水管里的水都被冻成冰了，生产实验都无法搞，生活用水也很紧张，喝水都成问题。大厚跑到室外铲了两大桶雪回来然后用蒸馏器烧了蒸馏水，冷却的蒸馏水再用茶壶烧开，他拎着壶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给同事们送开水，大家都被他感动得不得了。大厚这个人太厚道了，有一次，他下班时见一个农村老奶坐在街边搓脚打滚地哭，他上前问候，旁边人说老奶攒了一篮子鸡蛋来卖，卖得四五块钱，准备拿去买点盐巴，盐称好了，钱没了，被小蝥贼偷了。大厚二话没说掏出二十块钱给老奶，还带她去称了几斤盐巴。那老奶对大厚嗑头作揖仿佛碰到了活菩萨。还有一次，半夜三更的，老咀山矿职工医院在大广播喇叭上紧急呼援，说有一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救命，大厚听了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往医院跑，还拎去公家限额供应的几块红糖……”
       大厚是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魁梧英俊，一表人材，文凭高，人品好，只是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地方，每天要骂那么两场。总有热心的人要给他介绍媳妇，介绍人都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对姑娘隐瞒他的“缺点”，老咀山矿长大的姑娘都知根知底的，不愿意跟他，人家给他介绍的姑娘都是外地才分来工作的或者就是外地人。当然介绍对象的事最后都黄了。老咀山矿人爱护大厚，专门派人带他去昆明治过几次病，不见有好转。
       “文革”结束不久，大厚这种科研单位的老大学生知识分子忽然都像陈景润、蔡希陶一样稀奇起来，特别地受人尊重，他骂得少了，最后干脆停骂了。他北京的家人想法子把他调回了北京。
       有关大厚的最后一个消息是我爸爸的老乡劳资科的赵叔叔讲的：大厚调（下转第165页）（上接第157页）回北京，矿领导考虑很周到，专门派我出差护送他回京，毕竟他曾经精神不正常。我是好生生的把他送到他姐姐家的，他父母早去世了。两年后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到他姐姐家看他，他不在，她姐姐抹着眼泪说大厚在精神病院里。她告诉我，大厚回北京后家里人都以为他的病好彻底了，因为有三年多他都不骂了。家里人就张罗着给三十老几的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都要结婚了，有一天他和她走在大街上，不知咋的，他忽然犯病，亮开嗓子旁若无人地骂将起来……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大厚！
       1968年四五月间，老咀山矿各派间的武斗闹得很凶，每个人都认定一种革命理想，然后“誓死捍卫”。大厚是“大联”派的，这天他和他的同志们十多人退守到职工二食堂，夜间肚子饿了，大厚因为是北京人擅长做面食，被派去灶房里帮师傅和面蒸馒头，其余同志在外面开会密谋。馒头蒸好了，师傅让他去外面喊人来吃。大厚的同志们因情况险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悄悄撤离了。大厚追出去找同志们，路遇敌对派“红联”的一伙人，那些人狠揍了大厚一顿。——这是有关大厚精神不正常之说的一种版本，较可信。
       杨鸿雁，编辑，现居昆明，曾发表散文、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