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那年我十九岁。
       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头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地上、树上全白了，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村口，等待我的哥哥从外地回来。
       村外是一望无际的雪野，通向车站的土路被雪遮得严严的，已无从分辨它与两边麦地的界限。我就站在这条土路口上，身上穿了件深蓝色条绒棉猴，脚上是一双深褐色翻毛皮鞋，身后是我留下的一长串清晰的脚印。
       我站了整整一天。一天里那条被雪遮掩的土路已被人踩出来，有从村里向村外走的人，也有从村外向村里走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我的哥哥。
       从村里向村外走的人多是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他们是要把街道的雪一车一车地拉到麦田里去，就像平日的扫街，他们有义务使街道畅通、清洁。他们大都穿了黑色的棉袄棉裤，垂了脑袋，不看任何地方。
       四丫和英子找到我，几次劝我回去我都没听，后来她们又要陪我一起等，也被我坚决拒绝了。
       在村里除了母亲，和我好的也就是四丫和英子了，但我从没跟她们说过我的心事。不是信不过她们，是因为我这心事太重了，她们率真的嘻嘻哈哈的性格怕是承载不起的。她们一定觉得我站在雪地里等人是太傻了，坐在热炕头上和站在村口的雪地里能差几步？
       第二天我又去村口等了。哥哥来信说这一两天要来，我希望哥哥一进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脚下的雪薄了些，也硬了些，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村外仍是无边无际的雪野，那条土路也仍是白的，只中间被人踩过的地方暗淡了许多，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被人随意丢弃的破旧的丝带。
       四类分子们仍在拉雪，街道的雪拉完了，还要拉村干部家里的雪，村干部家里的雪拉完了，还要拉贫下中农家里的雪。我发觉，他们垂了脑袋只是在村里，一出村他们的脑袋就抬起来了，相互还又说又笑的。
       我从心里厌恶着他们，就像厌恶那些村干部一样，尽管村干部和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母亲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更厌恶他们了——村干部，还有四类分子。母亲前些天死于突发的脑溢血。我断定母亲的死和他们有关。
       母亲死前的一个夜晚，生产队会计张彬来找母亲，要母亲到队部去一下。母亲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去了就知道了，是李福让他通知的。李福是生产队的政治指导员，虽一字不识，队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的。
       那天晚上我守在炉子旁，什么也不做地一直在等母亲，炉子添了一回又一回的，盆里的煤泥烧去了大半，却仍不见母亲回来。将近十二点钟时，我再也坐不下去了，一跃而起就往外跑，刚跑出院门，就见门外的石阶上坐了个人，仔细一看，正是母亲！
       我急忙将母亲拉进屋里，问她怎么不回家，出什么事了？母亲摇摇头，说没事，就想一个人在外面清静一会儿。也不知母亲在外面呆了多长时间，手脚都冰凉冰凉的了，我打来热水，给她擦了脸，洗了脚，又问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大字报的事？母亲仍是摇头，说，没事，睡吧。
       那天上午，我家院门上出现了两张匿名的大字报，字体歪歪扭扭的，满篇都是错字病句。但我和母亲还是看明白了，是说前些年队里丢失过的两口袋麦子，我母亲有重大嫌疑，这事当年四清工作组虽追查过，但母亲不知用什么手段骗取了工作组的信任，事情只好不了了之。而现在广大贫下中农经历了四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觉悟，心更明眼更亮了，任何伪装的反动分子都不会逃脱革命群众的法网的。
       几年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大字报虽到处都是，但贴到我家门上还是第一次。母亲的为人是众人皆知的，不要说两袋麦子，就是两座金山母亲也不会动心的，因此我立刻就把大字报撕下来了，还扔到当街踩了几脚。街上许多人都看见了，我一点不在乎，看见的人愈多愈好，我认为这种卑鄙的暗算、诽谤只配踩在脚下。
       待母亲出来阻拦已来不及了，母亲变了脸色说，这下他们可抓到把柄了。我问“他们”是谁，母亲说不知道，她也是瞎猜。果然，晚上母亲就被张彬叫走了。张彬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他们”里自是不会有他，那就是政治指导员李福？可他为什么呢？
       母亲不喜欢李福我是知道的，李福粗鲁、专横，动不动就张口骂人，队里的一切事都要他说了算，搞运动的事他管，生产上的事他也管，生产队长也要听他的。不过他从没敢骂过母亲，母亲大约是队上唯一一个他没骂过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没骂过，他才更添了几分恼恨？
       第二天晚上，母亲又被叫到队部去了，仍是张彬来通知的。我悄悄地跟在后面，见张彬通知完就回家去了，母亲一个人去了队部。
       队部里已有三个人等在那里了，一个是李福，一个是生产队长田有发，一个是村支部委员李卫东。他们并排坐在队部那张记工分用的老式的大桌子后面，而示意母亲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小凳上。这场景我是从捅破的一个窗纸洞里看见的，事先我曾想象了种种的场景，但这类似审讯的场景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寒而栗。
       我听到李卫东先开了口，他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说，想好了没有，你打算怎么办？
       李卫东是李福的堂侄，无论年龄无论辈份他都是我母亲的晚辈，但他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他说，念在多年乡亲的份上，撕大字报这事我还没给你捅到公社去，捅到公社怕是你连坐的份儿也没有了。
       母亲说，我早说了，你可以捅到公社。
       李福嚷道，你倒是想，我李福就要杀一杀你的傲气，就要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抬不起头来！
       母亲说，我没偷过麦子，真偷过麦子的人才应该抬不起头来。
       李福说，你甭嘴硬，今儿可没工作组听你的了，当年多少人都怀疑是张彬干的，只你一个人咬定了说，张彬识文断字，识文断字的人不会干那种事的。我他妈的就不明白，识文断字怎么了，识文断字的人就都是圣人，不识字的人就都是强盗啊？可惜呀，你保了张彬，如今可没人来保你了，如今我叫他张彬通知你他就得乖乖地去。我能肯定，全队二百一十八个人没一个会赞成你这混蛋说法，也没一个敢站出来说，你胡文慧没有偷的可能！
       母亲说，你这么害怕我的说法，偷麦子的人不会是你吧？
       李卫东用力敲敲桌子，说，放肆，你知道你在攻击谁，政治指导员可是代表党的！
       李福说，还实话告诉你，就算是我偷的也没人相信，别看我大字不识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我他妈的是共产党员，比起共产党员，你识文断字算个屁呀！
       这时，生产队长田有发开口道，我说文慧嫂子，你就服个软吧，既是没偷，你撕下它来干什么，撕下来人家就会说你是因为害怕才撕的呀。
       母亲说，这事谁都知道，大字报是我闺女撕的，她年轻不懂事，跟害怕不害怕不沾边。
       母亲的声音不高，却是坚定的，不卑不亢的。这样的声音使李福愈发地气急败坏了，他每次发出的声音都比母亲的高出许多，使气氛更增加几分紧张。我曾多次听母亲说过，有文化的人是容易招人恨的，因为没文化的人太多了。其实母亲也没多高的文化，不过是解放后上了几天扫盲班吧。我从没喜欢过她那自恃有文化的样子，但她比李福有文化是确实的，她可以看报纸看小说，而同样上过扫盲班的李福至今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母亲就这样和他们一递一句地争辩着，终也辩不出个结果。我几次想冲进去帮母亲说话，又担心像撕大字报一样惹出更大的麻烦，只好忍了满肚子的气恨先回家去了。
       这天晚上母亲仍回来得很晚，仍不同我说什么。她在队部里表现得是那样坚定，那样不容侵犯，回来却摇摇晃晃，一副要垮下来的样子。我为她擦脸、洗脚，又扶她去厕所。开始她说不用，刚走了几步，却又回过头来说，还是扶我一把吧。我心里不由地一惊，上前扶住她时发现她浑身都在颤抖。我说，妈，您怎么了？母亲说，没事，就是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待母亲从厕所出来回到屋里，我还是忍不住把偷听的事说了，我说，大字报是我撕的，赶明儿再叫去我替您去。
       母亲苦笑笑说，大字报的事不过是个借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整我。
       我说，您是说，大字报也是李福他们写的？他们也太不是东西了，您怎么得罪他们了？
       母亲说，识文断字就是得罪，因为他们不识字。
       我说，那麦子到底是谁偷的？
       母亲肯定地说，不是李福就是李福家里的人，不然他不会到现在还抓住我几年前的一句话不放。他们这种人，哼。
       我说，那时工作组怎么就没查个明白呢？
       母亲说，查了，生产队库房的口袋是有标记的，工作组带人挨家查过，没查出结果。
       我说，为什么有人要怀疑张彬呢？
       母亲说，他家离仓库最近，有人就认为他做案最方便。
       我说，那时候您替他说话，现在他却不敢替您说话了。
       母亲停了一会儿，说，除了记工、算帐，地里活儿他一样儿不会，他最怕的就是李福撸掉他的会计了。
       我说，他怕我不怕，我这就写大字报贴到李福家门口去！
       母亲摇摇头，说，没用了。
       我怔怔地看着母亲。
       母亲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我跟那些四类分子扫街去，先扫一个月，以观后效。
       我急了道，凭什么？
       母亲说，一个支部委员，两个共产党员，还不能决定一个普通群众的事？
       我说，要是不去呢？
       母亲说，他们说了，不去就在全体社员会上承认偷了麦子。
       我说，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么，不去，咱不给他开会，也不给他扫街，看他们能怎么样！
       母亲说，那他们就天天把你叫到队部去。
       我说，去队部就去队部，反正熬也是一块儿熬。
       母亲叹了口气，半天才说道，熬不死他们，我也会被他们熬死的。
       我看看母亲，才发觉她眼窝已深下去许多，脸色也发黄发青，头上的白发似又添了不少……对比她在队部不卑不亢的样子，我想，她是在用多大的意志力在支撑着自己呀。我的眼泪立时流了下来。
       我说，妈，祸是我闯的，扫街的事我去，不就是扫街么，没什么了不起的。
       母亲说，他们要羞臊的是我，你去不做数的。孩子你要记住，今后只要有机会，就学你哥的样子，离开村子，在这儿一辈子都不会有出路的。
       哥哥是在四清运动那年考上大学走的，头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母亲硬逼他在家复习了一年。那年我刚考上初中，全家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生活，哥哥本想回来帮她挣工分的，她却大骂哥哥没出息，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后年再考，反正她的孩子不能再受李福那样的人的管制。哥哥听母亲的话考学走了，没上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现在已分到了很远很远的一个农场，管他们的农场负责人也和李福一样是个喜欢骂人的文盲。
       这让母亲伤心透了，捧着哥哥的信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对我说，你哥的事再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四丫、英子。母亲一向不满意我和四丫、英子的交往，她们都是没怎么上过学的女孩子，说话嗓门大，吃饭吧嗒吧嗒地响，走路连跑带跳地不端庄，但她们对我好，在这村子里对我好的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过她们，我离不开她们。为此母亲多次对我流露出了失望，她说，村里比她们有知识的女孩子不是没有，你为什么偏偏喜欢她们？我想她是不明白，她看人的标准是有没有知识，我看人的标准则是对我好不好，我没办法像她一样孤独地生活，我是宁愿不要知识也不肯忍受孤独的。这话我一直没敢对她说过，说出来她会更失望更伤心的。
       我又提出写信让哥哥回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哥哥一回来他们也许会害了怕呢。没想到母亲一下子就急了，说，你怎么会出这种主意，你哥一回来不就全都知道他在农场种地了吗，他们还会害怕一个种地的？母亲坚决地说，只要你哥在农场就不能让他回来。再说，农场那个“李福”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再加一个李福，你还让他活不活？母亲近于不讲道理地向我连连发问，我委屈地说，我还不是为你着想……母亲立刻打断我说，不用，要真为我着想你就少出这种主意！
       和母亲相对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坚持要替母亲扫街。我知道对母亲来说扫街比去队部将是更大的伤害，她会支撑不下去的。有一次母亲起得早，出院门迎头就碰上了扫街的四类分子，她立刻返身又回来了，一脸的紧张。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碰上扫街的了。我说扫街的说什么了？她说没有，是她自个儿的事，她替人家难为情。这就是我的母亲。而我是无所谓的，我年轻力壮，也没有母亲那么多的难为情，我还有四丫和英子，她们会把我的事当她们自己的事，她们要是和我一块儿扫街，那扫街就不是惩罚了，扫街就成了有趣的玩耍了。
       母亲最后没再说反对的话，也不知她是被我说服了还是累得没了精神，我看她躺下来盖好被子，慢慢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我醒来已是大天亮了，想起扫街的事，立刻洗脸、梳头，收拾完要出门时，忽然觉得有些不对，母亲一向觉轻得很，今儿是怎么了？到母亲跟前一摸，天啊，竟已是冰凉冰凉的了。
       我在村口整整站了三天。第三天是四丫和英子陪我一起站下来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没对她们说母亲去世前的那些事情。
       现在母亲去世已有二十天了，二十天里四丫和英子一直陪我住在一起。她们几次问我，你哥为什么没回来？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们，母亲死得太突然，哥哥的农场在千里之外，即便是拍电报他也赶不上处理母亲的后事的，况且母亲又是那样忌讳哥哥的回来，我便自作主张，一个星期后才给哥哥写了封长信，将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写在了上面。信发出去后的第十天我接到了哥哥的回信，信写得很短，我说到的村里的事情他只字未提，只嘱我照顾好自己，他会很快回来看我。接到哥哥的信，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盼望着哥哥的归来，这之前我还自以为没有哥哥我也可以支撑过去，可是看着哥哥熟悉的笔迹，我觉得我是一天也等不得了。
       处理母亲的后事时，除了四丫和英子陪我，还有本族的叔叔婶婶、大伯大娘、爷爷奶奶们。平时母亲和他们没什么来往，但这时他们却做起了我的主人，事事都要他们说了算，除了花钱找我要，许多事不同我商量就去办了。一些小事我能忍就忍了，但有两件事我拼命反对了他们，一件是要派人到城里给我哥哥拍电报，一件是要请政治指导员和生产队长参加葬礼。他们自是有一筐一筐的理由，但我就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真敢去做，我就再不会出一分钱。但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出钱他们可以先到会计那里预支，反正是要记在我家的帐上。让他们恼火的是我始终不肯把哥哥的地址交给他们，一伙人对我轮番又哄又吓也无济于事。而李福和田有发以及会计张彬还是被他们差人去请了，我听说后拿了剪刀找到管事的，说李福他们要敢进这家门一步，我就死给他们看。管事的还真被吓住了，急忙叫人将那去请的人追了回来。两件事虽战胜了他们，但本族的人也因此走了不少，葬礼办得冷冷清清，到了晚上，连守灵的人都难找了。好在有四丫和英子陪着我，我心里又燃着仇恨的怒火，葬礼的冷清我并没太放在心上。我只盼着，办完丧事，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就给我的哥哥写信，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世上能说这些事的，也只有哥哥一个人了。
       第四天我仍要去等哥哥，被四丫和英子硬拦住了，她们指了我手上脚上的冻疮，说你这是何苦呢，要去我们替你去还不行吗。我当然没让她们去，这一天我和她们一直呆在我家，到了天傍黑时，门外忽然响起自行车的铃声。英子跑出去，拿回来一封信给我。我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心里不由地一沉，哥哥人没到，信却又到了，莫非不回来了么？
       将信打开，果然，哥哥说是不回来了，说他们那里下了一场大雪，将路都封死了，从农场到车站有三十里路，他没办法走到车站去。他说天一直没放晴，路上的雪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完，能回去的时候他会写信给我的。他说，一定要保重自己，别太任性，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切也许并不像我信里说得那么简单。他还说，他开始的确是想马上回来找李福他们算帐的，但一场大雪动摇了他的决心，这几天他一直在想，找李福那样的人算帐值不值得？倘若值得又该怎么个算法？当真算起来又能否算得清？在这个李福们当权的年代，就是算清了谁又能动得了他们？
       哥哥的信真是让我失望极了，什么叫“没办法走到车站去”？什么叫“雪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完”？比起母亲的死，一场雪又算什么！还什么“事情是复杂的”，什么“值不值得”，哪来那么多的废话，我只知道没有李福他们对母亲的审讯母亲是决不会死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若硬要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十足的傻瓜。
       哥哥当然不会别有用心，但我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傻瓜，我猜他是变得懦弱了，一个人孤身在外，又受着李福那样的人的管制，他的自信心正在愈来愈多地被消磨掉，从前的他，可从来没像这么婆婆妈妈过，从来没像这么犹豫不决过，从来没像这么胆小怕事过，要是母亲知道她的儿子知识越多反倒越软弱无力起来，她还会坚持她多年来对知识的崇拜么？
       不过我也不能相信我会有一个懦弱的哥哥，哥哥在我的心目中是英勇的，果断的，是绝不拖泥带水、绝不前怕狼后怕虎、遇事绝对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那种。小时候，哥哥总是保护神似的走在我身边，有什么人给我一拳，他一定还人家一脚。有一次他一个人打六个男孩，只为男孩们走路故意踩我的鞋子。他被男孩们一次次地打翻在地又一次次地站起来，后来六个男孩倒被他宁死不屈的样子吓得先自退却了。还有一次，母亲躲在自己房里哭泣被哥哥发现了，哥哥追问母亲哭泣的原因，母亲不肯说，哥哥便一个人出门去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见回来。母亲预感要出什么事，先差我出去找他，后又不放心，自个儿又出去找，结果我们在李福家门口发现了他。那时李福还没当队干部，但那张嘴已开始伤人了，母亲的哭泣正由于他对母亲说了什么。哥哥也不知从哪儿得知和李福有关，立刻就上李福家去了，李福的家人说没在家，他就一直在门外等。他的周围已聚集起不少人，大家惊奇着这个孩子的执拗，李福那张嘴谁没伤过，要都这么认真起来，李福的家门口就得排起长队了。但他们哪里知道，世界在哥哥的眼里是要黑白分明是非清楚的，容不得一丝的模糊，母亲是谁，母亲就好比真理的化身，母亲是决不会犯错的，而惹母亲哭泣的人才会是错的、没有道理的。有人劝他，走吧走吧，你一个毛孩子，哪是李福的对手，他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到太阳那边去了。哥哥说，我才不信，我妈说过，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那人就说，见着李福，你就知道你妈说得对不对了。有人问他，你找李福是要动嘴还是要动手呢？哥哥说，我要他给我妈认错。大家就都笑起来，说，你可真敢想，还从没见李福给哪个认过错呢。说着李福就回来了，大家安静下来，看看李福又看看哥哥的，觉得要有一场热闹瞧了。李福将手放在哥哥的脑袋上，说，听说你找我，说吧，什么事？哥哥挣脱掉他的手，一脸愤怒地说，要你给我妈认错！李福说，你妈呢，你妈怎么没来，就是认错我也不能给你个小孩子认错呀。李福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说完他就把哥哥以及围观的人扔在门外回家去了。他显然一点没把哥哥放在眼里，哥哥真是空有了一腔的愤怒了。哥哥气得大叫，李福你个混蛋，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啊！就在这时，我和母亲赶到了，母亲不容分说拉了哥哥就走，哥哥呢，则使劲把母亲往李福家拉，说，他还没认错呢，让他给您认错！母亲看一看围观的众人，说，他认错我还不想听呢，他不配。母亲的声音不高，却使哥哥不再挣扎，乖乖地随母亲走了，众人也多少有些失望地四散开去。回到家里，哥哥问母亲，李福到底说您什么了？母亲说，说什么也不用你管，这是大人们的事。哥哥不甘心地问，是不是有人要选李福当队长，您不同意？母亲说，我当然不会同意，他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怎么领导大家？哥哥说，他骂您了？母亲说，你别问了好不好？哥哥说，是您有理还是他有理？要是他有理我就不问了。母亲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告诉他，她不同意李福当队长，李福就反过来选她当，结果惹得社员们哈哈大笑，她身体弱，力气小，地里活儿连一般女人也赶不上，怎么当队长？母亲说她不是气李福，是气那些笑的人，他们怎么能站在李福一边来嘲笑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力气算什么，和文化知识比，力气他妈的算什么呀。母亲说着说着，忍不住也讲起粗话来了，我和哥哥有些惊诧地看着她。后来哥哥对母亲说，您放心，我长大了，保证您不再受一点委屈。母亲说，你长大了，考上大学就是不让我受委屈了。和李福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母亲和李福们从没有和解过，母亲是太傲气了，她压根儿就没有过和解的想法，有时李福上赶着找母亲说话，母亲也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我和哥哥，就在母亲和李福们的对峙中长大起来了。我从没怀疑过哥哥对母亲说过的话，我甚至觉得，哥哥考上大学离开村子正源自对李福们的仇恨。可是，眼下因为一场雪，哥哥就轻易改变了回来的日期，就轻易质疑起确凿无疑的母亲的死因，这还是我原来的那个仗义、果敢的哥哥吗？
       哥哥的信让我失望加焦虑，一夜没能入睡，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来了。四丫不离左右地陪在身边，英子则自告奋勇，到城里给我的哥哥拍电报去了。我阻拦不住，只好挣扎着替她拟了电文，因我知道，她识的那几个字，是没办法写成电文的。
       英子下午才赶回来，我看她气喘吁吁，头发湿得一绺一绺的，花布棉袄也汗湿了一片，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去的时候没借上自行车，半路截了辆拖拉机，回来是一路跑回来的。我的眼圈立刻红了，我说，你跑什么，着什么急呀？英子说，我怕你等得着急嘛。而这时四丫也刚给我买药回来，她和英子相反，是冻得脸蛋发紫，又搓手又跺脚的。我看着她们，心里忽然一阵歉疚，我想，母亲的事情，也许应该知道的倒更是她们？
       我忍着病痛坐起身来，请她们坐在身边，看着她们善良的天真无邪的脸说，有些事，我是早该告诉你们了。
       我并不知道，把自己的心事告知别人，有时候不仅是一种情感回报，还可能是一种负重的分担。
       从四清运动中追查偷麦子的事说起，我一直说到了母亲的去世。
       我说，我妈其实就是李福他们逼死的。
       我说，麦子肯定是李福偷的，所以他才一直对我妈耿耿于怀，要反咬一口。
       我说，这口气一定要出的，就是我哥不管我也要管，我妈反正不能就这样白白地死了。
       我浑身烧得滚烫滚烫的，目光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我感到我身上的热量影响到了四丫和英子，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离开座位，坐得离我远了些。我没在意她们的这一举动，只觉得心里的歉然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对李福们的愤怒。
       病痛迫使我又躺了下来，我疲惫地闭了会儿眼睛。再睁开时，发现四丫和英子已不在身边了。我猜她们是好意让我睡上一会儿，便又闭上了眼睛。她们对我说的事情是既没表达应有的吃惊，也没表达我预期的愤慨。我想我一定是烧糊涂了，没看清她们的表情，吃惊和愤慨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她们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罢了。接着我隐约听到从外屋传来两个人低低的说话声。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了一阵孤单，便大声唤着四丫和英子的名字。
       四丫和英子闻声跑进来，问我什么事？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了一点什么不同。我不说话，只是看着她们。
       这次我看清楚了，她们的表情有些慌乱。
       我说，你们在外面说什么呢？
       四丫说，没说什么。英子也说，没说什么。
       我的目光盯住英子。
       英子显然是经不住盯的，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我们是在说……
       四丫接过去说，我们是在商量，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看着她们，还是相信了，还是愿意认为那点不同只不过是背后的不想让我知道的好意罢了。我凭什么不相信呢，除了她们，我几乎没什么可相信的人了，甚至包括我的哥哥。我希望相信她们，我也只能相信她们了。
       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我听到英子说，姐，你说，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感到这声音似从远远的地方传来，怯怯的，少有底气，瞬间就会飘然逝去。
       我说，不必，什么都不必做，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听到四丫说，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需要做什么，你只管吩咐。
       四丫的声音除了少有底气，还多了几分有距离的客气。我仍然说，不必。
       这天晚上，我没再留四丫和英子，我说，谢谢你们，你们该回去帮家里做点事了。她们说，家里没什么事，你这儿才更需要人照顾。我说，我一个人能行，我也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临走前，心直口快的英子说，姐，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刚才说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和四丫天生不是干大事的人，除了这事，你需要帮忙尽管说话，跑跑腿出出力的事是没说的了。
       我听着，没有说话，眼泪却流了出来。她们看着我的眼泪，颇感宽慰地走了。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为此，我真是十二万分地懊悔，为什么要对她们说出来？为什么不能像从前一样对她们有所保留，既然明明知道她们承载不起？
       两天之后，我的高烧竟奇迹般地退去了许多，我忽然觉得肚子里空空的，非常地想吃东西，也非常地想在镜前照一照自己了。我知道这和我将要付诸的行动有关，我望着镜子里瘦了一圈的自己，心想四丫她们其实还是多虑了，虽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总不会求她们和我一块儿去杀人的，就是有杀人的心，我也没杀人的胆呀，就是有杀人的胆，我也没杀人的力气呀，杀不死李福，倒会让李福把我杀死了呢。我才不那么傻，我要不动声色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明事情的真相，让李福他们在真相面前一败涂地！
       我做了自个儿最爱吃的小米山药粥，吃得热气腾腾，吃得满身的精神，然后，便走出屋门，走出院子，迎了有些刺眼的阳光，往李福家的方向走去了。这是个暖洋洋的下午，我发现，雪已经彻底地消完了，南墙根下只剩了片片的湿痕，满世界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李福家住在街的西头，街的地势是由东向西低下去的，因此西半部通常都称坡下。坡下地势低，不识字的人也多，从前没一个当过村干部，直到文化大革命，坡下才有些翻过身来，有人当了生产队政治指导员，还有人到了大队，作了支部委员。更让他们振奋的，是现在的村支部书记也是一天学没上过，全村的人照样得听他的。现实告诉他们，第一重要的不是识不识字，第一重要的倒是千万别识字呢。
       李福家正屋的房门关着，一侧的厨房、仓房的门却是开着的，我先悄悄进了仓房，角角落落都翻了一遍。我见过生产队的那种口袋，厚厚实实的，土黄色帆布做的，印有生产队的字样。但这里不要说帆布口袋，就是平布口袋也没有一条，盛粮食的只有两口水泥抹的大缸。我又去厨房查看，倒是有两条盛米面的平布口袋，却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口袋没扎口，其中盛面的口袋里有一摊黑色的类似鸟屎的东西。口袋旁就是灶台，灶台上摆满了没涮的碗筷，一只老鼠在碗筷之间自由地窜来窜去。我恶心地呸了一口，本想再去正房的，忽听得正房的门吱呀一声，李福的老婆问道，谁呀？我急忙躲在了厨房门后。
       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听见她的脚步声愈来愈远了，才敢探出头去，恰好看见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消失在院门外面。她的孩子们都在上学，李福白天也不会在家的，就是说，这会儿李福的家里是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不想放弃这天赐的机会，飞快地从厨房溜进了正房。
       正房只有两间，每间都有一条大炕，炕上没铺炕被，只有一领席子，席子上是两条已看不清颜色的没叠的被子。房里唯一的家具，就是里间的一张三屉桌和里间炕上的一只坐柜了。我不甘心地开了抽屉，揭了坐柜的盖子，自然仍是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抽屉和坐柜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值得装进去的，几个用作业纸叠的三角，一堆花花绿绿的玻璃球，几双有破洞的袜子，一团脏兮兮的揉在一起的衣服。我嫌恶地看着，心想过着这样的日子，李福哪来那么大的精神整人呢？或许正是这样的日子，才使他愈发地有了整人的精神？
       我确定李福家不会有那口袋了，紧接着就往支部委员李卫东家去了。我不知为什么要往他家去，似乎那天晚上审讯母亲的三个人，都有了偷麦子的嫌疑；或者说我其实一心只想在这三个人里找出偷麦子的人来。
       李卫东家也住在坡下，但比李福家热闹了许多，屋里像有许多女人说话的声音。我知道这是爱串门子的女人聚在一起了，她们说起话来是顾不得外面的。我直奔仓房和厨房，如饥似渴地翻来翻去。他家的口袋可是多多了，大的，小的，帆布的，平布的，足有十几条，可每一条上都写了个“李”字。我细细翻看那几条帆布的，试图发现涂改的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我又翻遍了所有可能藏口袋的地方，仍是没有任何发现。
       下一个自然该是生产队长田有发家了。田有发是多少识些字的，地里活儿干得也不少，不像李福只会晃来晃去地搞革命。但他太势利了，竟和李福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整我的母亲，这样的人谁敢保证他在饥饿的年代不去偷两袋麦子呢？
       我想今天真是苍天在保佑我，田有发家也是空无一人。我把几间屋子都翻遍了，连猪棚上面用来盛饲料的二层都没放过。但从他家走出来时，依然是两手空空。
       回到家里，我浑身无力，摸一摸脑袋，似又有些发烫了。我抬头看看母亲的遗像，觉得她在嘲笑地望着我，她像在说，你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太让人失望了。我说，那您说我该怎么办？我不偷偷摸摸又该怎么办呢？
       看了一会儿母亲，忽然觉得孤单得要命，再也不想在屋里呆下去了。想起家里的玉米面早吃完了，一天拖一天的，总也没往磨面房里去，便背了半口袋玉米出了家门。
       磨房是大队办的，由于全村只此一家，磨房就每天每天地排着长队。我把口袋放下来，发现前面已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口袋。磨面的是一个大队干部的女儿，她戴了只大口罩，只露着一双傲气的小眼睛。在这村里，磨面也算是让年轻人眼红的活计了。我问她什么时候能磨出来，她说，那谁知道。我说，能不能先给我磨？她小眼睛一瞪，说，为什么？凭什么呀？说这话的时候她正从门口拖了排在前面的一只口袋往磨面机那边走。我正想挫挫她的傲气，忽然发现，她拖着的那只口袋上有“××生产队”的字样。天呀，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口袋么，土黄色的，帆布的，打了生产队标记的……我立刻换了笑脸，上前帮她一起拖着。她依然冷漠着，说，不用套近乎，没用。我说，一个玉米面，早天吃晚天吃的怕什么，刚才不过开个玩笑，我怎么好让你为难呢。她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些，说，人人都想早磨出来，我也没办法。我说，这是谁家的口袋？她说，你们队会计家的。我说，会计张彬？她点点头，说，她家闺女背过来的。
       我和磨面的女孩一起把口袋里的玉米倒进了磨面机里，然后我便再次认真地将口袋看了一遍。没错，和我见到过的生产队的口袋一模一样，只是“生产队”前面应该是“第二”两个字，但像用什么东西涂过，细细地看才能辨认出来。我看看四周，除了磨面的女孩，只有两个老太太等在外面，她们只顾闲聊，一点没注意到这里。我放下口袋，又把排队的几十个口袋挨个查看，确信再没有第二只那样的口袋，才顾上想想张彬。我想，怎么会是张彬呢？要是母亲知道果真是她保护过的张彬干的，她会多么伤心啊。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即张彬只是借用生产队的口袋使使，虽生产队的口袋一向是不外借的，但他是生产队会计呀。
       就在这时，我看见张彬的女儿跑过来了。她比我小了四五岁，正是不会掩饰的年龄，就见她一脸的慌张，上前就抄走了那空了的口袋。我说，你去哪儿？你家的面一会儿就磨好了。她说，这口袋是破的，回去再换一只。说完转身就走，磨面的女孩看见了喊道，马上要出面了，口袋拿走面放哪里呀？她却也不答话，逃似的跑开了。磨面的女孩说，不管她，磨出来就扔地上，还巴结她了。我说，对，不管她。至此我确信无疑，那偷麦子的人定是张彬了。
       这样的结果虽让我有些失望，但至少母亲的不白之冤可以洗清了，我没在磨房里再呆下去，即刻回家，准备我的下一个行动去了。
       下一个行动当然是想办法找到那两个口袋的搁放地点，然后叫了队委会和尽可能多的人，给张彬一个突然袭击。可能的话，趁机矛头一转，向大家揭露队委会迫害母亲的卑鄙行径。我想得又振奋又紧张，几乎都要担心自己的胆量和能力了。我甚至期盼着哥哥马上来到身边，助我一臂之力，只要哥哥一回来，这一仗一定会打胜的。可是，哥哥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一路走一路想的，到了家里也不知觉，直到我的眼睛忽然被人蒙住，我才觉醒了般地一阵惊叫。
       我惊恐的叫声一定把对方吓坏了，他放开我，跑到我的对面去，说，小妹，别害怕，是我呀。
       我擦了下眼睛，望望眼前的这个人，忽然哇地一声就哭了。
       今儿真是个大好日子，想什么就来什么，多么遥远的路呀，哥哥他竟真的回来了！我靠在哥哥的胸前，没完没了地哭泣着。
       后来哥哥也哭了，他是看到母亲的遗像才哭出来的。他给母亲磕了头，头磕得砰砰砰响，响一下我的心就猛地跳一下。我忽然感到，那个仗义、果敢的哥哥又回来了。
       晚饭是哥哥做的，他说在农场他学会了烙饼，要给我露一手。在家的时候，哥哥粥都不会做的，面条都不会煮的，我眼泪花花地站在一旁看他忙碌。待饼烙出来，还真又酥又软又香，比母亲烙得还好吃。我问他跟谁学的，是不是有女朋友了？他说没有，跟场长学的，场长原来在食堂干过。我说就是那个爱骂人的场长吧，哥哥点点头，说，开始不习惯，后来发觉他心不坏，是个好人。
       我看着哥哥，忽然想起那封叫人不快的信来，我说，除了烙饼，你还学了什么？
       哥哥说，嗬嗬，干嘛这么严肃？
       我说，你说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事，真的不像你信里说的那么简单。
       我说，可妈死了，妈是被他们逼死的，你不相信？
       哥哥说，我相信，可也许还有一些你我都不了解的事情。
       我说，你相信妈是被他们逼死的就够了，别的事了解不了解的有什么要紧？
       哥哥埋头吃着饭，不再说什么。
       我说，我记得你曾对妈说过，等你长大了再不让妈受一点委屈。
       我说，现在你可是长大了，妈却是被委屈死了。
       我说，什么当权不当权的，你怕他们我可是不怕他们。
       我说，可惜麦子不是李福偷的，要是李福偷的他这回更是输定了。
       哥哥忽然抬起头来，询问地望着我。
       我便把我这一天里的事情告诉了哥哥。
       我当然把下一步的打算也说了出来。我说，不管怎样，这回至少能证明妈是清白的了。
       哥哥听着，眉头紧紧地皱着，一点没有水落石出后的欣喜。
       我说，哥，你在想什么？
       哥哥站起来，有些烦躁地走到窗前。窗外已黑下来了，什么也看不到。哥哥又从窗前踅回来，望了我说，不行，张彬的事你不能捅出去。
       我惊诧道，为什么？
       哥哥说，别问为什么，你听我的就是了。
       我说，你不说明白，我不会听的。
       哥哥说，这样对妈没好处。
       我说，怎么才有好处，让妈白白地这么冤死才有好处？
       哥哥看着我，像在犹豫不决着。
       我说，你不想说我还不想听了，我这就上张彬家去。我说过了，你怕他们我可不怕他们！
       说着我开门就要出去，哥哥一把将我拽了回来。我挣脱他再次要走，哥哥把在门边，说，小妹你听我说，说完了你要还想走，我决不拦你。
       我说，我不想听，你让我出去！
       哥哥说，你知道当年妈为什么要替张彬说话吗？
       我说，谁不知道。你少废话，让我出去！
       哥哥说，不止为张彬识文断字，还因为张彬发现了妈和工作组长的事！
       我怔了怔，问，妈和工作组长的什么事？
       哥哥说，妈和工作组长……
       我脑瓜嗡地一下，打断他说，不可能，你胡说！
       哥哥说，张彬来家通知妈去开会，发现了他们。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哥哥说，当时我也正在家里，妈不知道我在家里。
       我说，你……你看见了？
       哥哥点了点头，说，你捅出张彬，张彬就可能说出妈的事。偷麦子的事大家还可能不相信，这种事大家都巴不得相信呢。
       我不由得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哥哥回来的几天，哪里也没去，本族的长辈也不肯去看，只呆在家里一心给我做他学到的各种各样的饭菜，好像回来就为了展示他的手艺似的。他说在外面的事无力干涉的时候，只有呆在家里过好自个儿的每一天。
       哥哥的饭菜做得确是好吃，但我一直食欲不佳。我总在想，张彬偷麦子的事，母亲她当真没有一点感觉？如果有感觉她替张彬说话岂不成了一种交易？如果没感觉就能排除不是一种交易么？她那么肯定是李福干的，是不是像我查找口袋一样更多地是出自希望和想象？她逼迫哥哥考大学，除了对知识的信赖，是不是知道哥哥发现了那件事情？她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是由于女人的本能还是由于对一个有知识的工作组长的真心喜爱？我不断地把这些说给哥哥，哥哥却只是摇头，说他也搞不明白。我就说，你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可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哥哥说，从前还没长大。我说，要是妈知道你长大了是这种样子肯定会伤心的。哥哥说，那是因为妈是个知识的崇拜者，而我是个怀疑主义者。我说，怀疑知识？哥哥说，怀疑一切。我说，我真害怕，有一天李福他们欺侮到我头上时，你却怀疑他们的欺侮。哥哥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我自个儿都开始讨厌自个儿了。我看着哥哥，其实也开始讨厌着自个儿，为那些解也解不开赶又赶不走的疑问。
       哥哥其实也没什么食欲，精心做好的饭菜总是要剩下许多。有一次哥哥说，他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下去他担心他会变回到从前的，每天夜里他梦到的都是从前的生活，他甚至都闻到了李福、张彬以及许多村里人的气息。这话说过后的一个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睛，发现哥哥正在收拾他的东西。我说，你真的怕李福他们吗？哥哥竟是冷笑了一下，说，我怕他们？我是怕我自个儿。我疑惑地望着他，他却不再说什么。
       出门时，大多数人家还没开门，街道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四类分子在刷刷地扫街。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一个抬起头来，忽然对我和哥哥笑了笑。毫无准备的我和哥哥本能地还了一笑。走过去我还在想着那笑，那笑是善意的，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至少没让人感到讨厌。
       巧得很，四丫和英子忽发奇想要和四类分子比赛早起，以赶在四类分子前面为胜，这时也来到了街上，但显然已不是胜者。我羡慕又忌妒地望着她们。哥哥对她们说了些感谢的话，并要她们对我多多关照。哥哥这次来并没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有些出她们的意外，她们争抢了表现着热情，把哥哥的提包一直提到了村口。我对哥哥说过我的孤独，但没说过和四丫、英子的微妙的疏远，我仍想在哥哥面前表现我对友情的崇拜，没有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真的还崇拜友情么？
       经过李福家门口时，我发现哥哥忽然加快了脚步，躲避什么似的走得飞快。四丫和英子被落在后面，我小跑着赶上哥哥，问他，怎么了？他不答话，阴沉着脸，依然快步如飞。我说，到底怎么了？一直上了村外的那条土路，哥哥才停下来，连连地喘息着。我说，你害怕见到李福？哥哥说，我是担心，见到他我也许会和他拼命的。
       我和四丫、英子站在村口，一直看着哥哥的身影在土路的尽头消失。四丫和英子说，她们真想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我没说话，只是勉强咧开嘴笑了笑。
       何玉茹，作家，现居石家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爱看电影的女孩》、《生产队里的爱情》、中篇小说《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