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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蒋梦麟（1930年代任北大校长）
       （二）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1930年代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三）
       这些天，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穿着毕业服，来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毕业呢？还是人家毕业？
       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因此，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长的。前几天，博士生、硕士生毕业，我讲了话；今天，又要讲话。我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秘书，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讲话对象是不一样的。但一想，这可不能像有些老师上课的讲稿——不管哪年、不管对谁，都一样照着念。看来法律的美德——简单和统一——和生活的美德——复杂和细腻——还真不一样。
       这是说笑话。其实我倒是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典礼应当分开。说实话，对本科生格外优待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认，确实都是孩子。
       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你们把最美丽、灿烂的四年时光留在了北大。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让你们快快活活进北大，让你们高高兴兴出北大。
       而且，我还有其他的更为长远的想法。我在国外了解到，一个学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来自本科毕业生，因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给人以身份和归属感。因此，我现在给你们多一点优待，四十年后，我们的北大法学院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看，朱苏力是多么的狡猾！他甚至算计着你们四十年后的钱呢！当然，早一点也行。）
       而且，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生来说，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将近四年前，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赶到昌平园给你们上课。虽然许多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更多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但我还记得：期末考试时，我看到一份字迹很娟秀，论证很细致，说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并记住了他的名字——章永乐。听说章永乐马上要去加州洛杉矶分校学习去了。上次看到他，穿着一件因为印上了几个字、因此就称作文化衫的老头衫；衣服太大，空荡荡的，让人觉得那里面不是章永乐，而是一块搓衣板。
       我还记得法理课的课代表，印象中是贵州来的一位有点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学习都很认真负责，字也写得也很漂亮，很大气，与章永乐的字似乎相反。记得她期中考试好像是得了85分，成绩很高，但不是最高，心里似乎有点难受。我就装作不知道，也就混过去了。后来偶尔在楼道中碰到过一两次，记得脸型，记得姓刘，名字是方什么，或什么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两个人的名誉权，擅自把她改名为刘方誉；好在她不是齐玉伶，刘方誉也不知道，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麻烦最高人民法院，因此迟滞了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毕业照的时候，又见到她，总算叫对了她的名字。而且发现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长挺拔的，楚楚动人。对了，她的名字叫刘诗芳。
       哦。还有张锐，也是一块搓衣板——只是更长一点，头上顶着一个与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名的头型。课间休息，他和一些同学，总是围着我提问，似乎怕我想不开，会自杀；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见时，是在院务办公室。记得让他替我起草一份发往香港的唁电。他写了一篇很好的香港、台湾流行的那种公文唁电，半文半白，实在令我刮目相看。想来，几年来一定读了不少王泽鉴、史尚宽。只是，不再向我提问了。
       是的，你们都不再提问了。不再提问，不是因为我的课早已结束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已经忙起来了，已经熟悉了北大老师的套路了，已经能从容应付各种考试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也许是忙着考toefl、GRE、准备律考；忙着玩计算机和计算机游戏；忙着从网上下载《大话西游》或《我的野蛮女友》或《蓝色生死恋》。
       但我想，你们不再提问了，因为你们接触了更多的课程，遇到了更好的老师，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了；因为你们不再迷信老师了，因为你们已经懂得了，其实许多问题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你们有了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兴趣和趣味了；以及，因为，最重要的，你们懂得了如何自己学习了，懂得了如何寻找你们自己学习的、生活的、工作的以及人生的答案——事实上，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中继续在北大学习的，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就没有一个报法理专业的。让我作为教法理的老师感到疑惑，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败，还是成功。也许正因为你们成功了，才让我感到自己的失败；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以及我们的法学院又能算失败吗？！
       是的，你们不再提问了。但这也就到了你们毕业走人的时候了。
       如今社会上流行“爱心”这个词。把动词名词化，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种语言的变化也许意味着社会现象包括主观感受的客观化过程，也许意味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社会科学需要稳定客观的研究对象。但是这种语言的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我想你们在对你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信誓旦旦时，说的不会是“我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爱心”之类的混帐话，这样的句子不仅别扭、拗口，甚至荒谬，很周星驰。这种主观客观化、动词名词化使语言失去了那种朴素、直率以及震撼心灵的美。
       我不喜欢这种“爱心”的说法。传统有时还是好的，我坚持传统的主观的动词表达式。
       在你们临别之际，我只是说：我爱你们。是的，我爱你们，没有修饰和限定。
       “但如果一定要给这份承诺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朱苏力（现为北大法学院院长）
       （四）
       过去几年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朗润园的朝夕相处，让中心的老师、工作人员和今天毕业的同学们有了像父子、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在即将离别的今天，我想再度代表中心的全体老师，叮咛各位同学几句话。
       首先，各位一定要秉持着“路越走越宽”的原则来做人做事。离开学校以后，有许多同学就要到社会上就业了，另外一些同学继续深造几年以后也会要去就业。在各位毕业以后找到的工作中，有些会是各位喜欢的，也有些会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果工作不理想，换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即使对于自己非常不适应、不想要的工作，各位也一定要尽全力把它做到最好、最出色才离开，这样各位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其次，各位一定要立定一个可以终生追求的目标。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提供给各位北大的毕业生是无数的机会。在人的一生中，工作的位子、性质可以因时因地不同，但是，追求的人生目标则应该始终如一。处顺境时，不要忘记了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处逆境时，更要把逆境作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考验，不要因为困难而放弃对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这样在这个充满机会、也是充满陷阱的时代里，一个人在忙忙碌碌中，才不会迷失方向，到各位年老时，也才会觉得不枉此生。
       第三，各位一定要有大气度、大格局。作为北大的毕业生既是一个荣幸，也是一个责任。北大的毕业生是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兴衰，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不能斤斤计较于个人一时的利害得失。
       作为北大的毕业生要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也要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只有这样，才能负起国家、社会和时代给予北大毕业生的责任。
       最后，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各位离别在即，别忘了在北京大学这个你们度过几年青春美好时光的朗润园，有许多昔日的老师，在你们有成就时，会为你们高兴，在你们有困难时，也会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共渡难关。
       ——林毅夫（现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资料提供者：金楠，大学生，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