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对于社会运动者来说，承认弱势群体是千差万别、多彩多姿的，往往并不困难。然而若将宰制、剥削弱势群体的“敌人”想象成单一、同质的“巨兽”，那么被表述成单一、同质“巨兽”的对立面的、“纷杂多元”的弱势社群，恐怕还是会缺乏点血肉，还是很容易掉入单一、同质的窠臼。当右派或保守的民粹主义者很务实地挪用任何对其有利的东西和语言时，不少激进人士往往拒绝运用习惯上（和偶然地）跟各种资本主义权力集团拉在一起的语言。香港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评论者经常试图避免正面地谈论某些经济概念，诸如利润、市场、理性计算、自由贸易和管理等等。举例说，部分香港激进人士在其反全球化的批评中，吊诡地囿于保守派的语言，往往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术语，真的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因而在道德层面上发动攻击。然而，跨国企业恐怕并不一定愿意推动全球一体化。试想，它们愿意全球劳工都享有像欧美等地一样的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额吗？愿意全球所有地方都采纳像欧美等地的人权和环保法例？尽管表面上鼓吹自由经济，但骨子里极不愿意参与竞争，跨国企业要的是垄断和各式各样的特权，以建立备受保护的“封闭社区”，透过纵向或横向的企业整合，使贸易、投资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均留在跨国企业的网络中，确保肥水不流别人田。
       倡导虚构的全球一体化图像，将经济从社会及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再化约为简单的成本效益计算，最终产生只有减省成本（裁员减薪）才会在全球化中有竞争力，这虚构的神话对跨国企业自然有利，但对于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来说，以反全球化作为运动方向，恐怕有点捉错用神，更可能与想要达致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跨国企业来说，愈多人使用全球化的概念，愈能够散播全球一体化的神话，使原是虚构的神话化为现实，这对于它们利用全球一体化作为减薪裁员的借口，恐怕还是有利的。在长久依赖国际贸易但却缺乏对国际事务关注的香港的脉络下，要反对的恐怕不是难以与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扣连的抽象的“全球化”，而应该是由跨国企业设定的议题，透过指出事实，针对不负责任的跨国营运、政府管治和金融投机等具体对象，避免被跨国企业设定的议题牵走，混淆社会运动的诉求。
       当然，在现实政治中，世界贸易组织规条下的所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应予以谴责，而事实上，香港一些“反全球化”的批评的确能够就较具体的语境，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或世贸组织的规条，在哪些具体方面对香港的社会生活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正如本文尝试指出，这些应受批评的结果却仍然可能跟“私有产权”或“市场交易”的所谓“邪恶本质”并不相关。对于社会运动来说，把这些经济学术语所指的跟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混为一谈，对有效地达致他们的目标（例如“推翻资本主义”），显然无甚帮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运动者无可避免地是在右派或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者所设定的框架和议程下发言，因此不仅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和单一化，甚至会把设定成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群——庶民、边缘团体、自然生态保育等非政府组织本质化，仅仅以其反（被本质化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来想象他们，因而将这些“资本主义”的“他者”也本质化和单一化。
       其实，资本主义并非如其倡导者以及批评者所描述般，仅仅是一个“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理性计算”或“追求利润极大化”作为运作逻辑的制度，也不是同一的或纯粹由经济主导的体系。相反，正如批判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所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中，持久的人与人关系、动物精神、仪式、迷信和感情等各种社会文化践行，均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世贸组织等所谓国际“资本主义代理者”，恐怕从来不会全心全意地提倡“自由贸易”，只是尝试制订一些规管弱者的规则，有利于占尽优势的跨国大企业。甚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吹鼓手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也从不是真挚地在推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反，正如乔姆斯基所指，里根和撒切尔的政府尽管满口自由主义的辞令，但是美英两国政府过去十数年都是坚决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Klein也指出，美国八十年代里根任内，反垄断法不断被削弱，而负责打击垄断行为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人手编制也大幅削减，导致整个八十年代美国以反垄断法控告大企业的案例减少了一半，也见证了(至八十年代为至)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十宗企业合并。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商品的自由贸易，与资本的不受规管流动，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很多跨国企业的行政总裁，并不会认真地视管理和会计制度为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的理性工具，或会热衷于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相反，他们大部分只想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个人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可能并不全是物质方面的。例如自尊、获得尊敬、安全感、减少压力和推卸责任等。事实上，会计和管理的策略往往只是塑造健康的公司形象的措辞技巧，而非作为管理业务的理性工具。
       同样地，非政府组织等非谋利机构的动机也不全是不带有私利的。实际上，很多非谋利机构参与种种类似的商业营运的活动，例如透过倡议运动进行筹款、推广和宣传，以及通过出席会议建立社交人际网络。今时今日的非政府组织早已蜕变成为一门大生意，例如在社会福利服务或政府不再提供的活动等多个领域上，非政府组织都会成为政府的承包商，也可以说是“私有化”的受惠者，更甚者是不少非谋利部门越来越走向商业化的趋势。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布尔迪厄曾经清楚地提醒我们，利他主义、理想主义和独立性并不是慈善和非谋利组织的唯一特质，完全无私的活动如果存在，也恐怕是非常稀有。
       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将“资本主义”想象成零碎、多样、充满各式各样暴力、同时也充满林林总总抗争的可能的“东西”的话，那么是否一定要在“资本主义”之外，才可以有更大的社会运动天地？除了在“资本主义”以外寻找另类(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是否也可尝试寻找另类的各式各样“资本主义”(alternative capitalisms)？
       另类资本主义首先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习见的否想(unthinking)。J.K.Gibson－Graham曾引入一个有趣的比喻，将资本主义全球化比作强奸。关于强奸的主流论述，强调的是强奸者的暴力、危险性，受害者则被论说成是无力、悲惨；与此类似，资本主义全球化也被想象为无所不能，宰制全球；第三世界、原住民、工人、农民、女性等弱势社群，则很大程度任人宰割。
       然而，强奸者真的那么有力吗？阳具只能短暂勃起，睾丸也硬不过女性的膝盖，赋予强奸者方便的，是社会的空间设计、令女性难堪的法律程序和传媒舆论等制度，然而这些都并非不可改变，或只能以一种单一的方式操作。同理，“资本主义”的重要中介——跨国企业，尽管也获得各种制度性的支持，但亦同时会受语言、法律、文化践行所制约，庞然大物如英国的霸菱可以一夜之间完蛋，曾经短暂“勃起”的百富勤等不是已经烟消云散？此外，倘若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将跨国企业的践行置放在射灯之下，使各种权力运作显现，那么它们的压抑性力量和作用将会减少，生产性的功能也能更有空间发挥。因此对于社会运动来说，不一定要在“建制”以外寻找另类，事实上在建制内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只是未被有效地利用。跨国企业也经常像强奸者一样在躲避建制的监察和惩处，弱势社群所吃的苦头很多时候与已有的法律、公众意见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作用有关。然而，法律和公众意见并不是在任何社群脉络中均是无效的。
       如果质疑强奸者/跨国资本的巨兽形象是开出另类资本主义想象的一种方式，那么另一种方式便是再思强奸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弱势社群所起的作用。强奸经常被说成是会长远地伤害和“破坏”女性的纯洁、清白，会令女性背负一世的污名，所依据的，是将单一的性器官扩大为自我，性器官被看作为能被取走的物体，“失去”了便等于失去了自我。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三世界、原住民社群也会被社会运动描述成是长远的伤害和破坏。然而可以有别的可能性吗？
       跨国企业在第三世界地区所造成的暴行自然不容抵赖，但这却不是无可避免的。对不同的社群或同一社群不同的个人来说，“资本主义”的入侵可以有不同的后果。对不少农村妇女来说，跨国企业确会强化既有的父权压迫，迫使她们同时要面对家庭和工厂的宰制，但对另一些妇女来说，跨国资本尽管同样剥削、同样父权，但也确实将她们从传统的家族压迫中解放，而对少部分的妇女来说，跨国资本甚或能改善她们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问题因此是，在怎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使后者变得可能?换句话说，纷杂多样的“资本主义”可以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变得不那么破坏性，甚或带点生产性？
       倘若我们能将“资本主义”想象为更开放的“身体”，充满各种可能性，那么社会抗争也可能发展更多“好玩”的策略。以金融市场为例，日益繁殖增多的金融工具，并不只是鼓励了各类投机活动的扩展，也同时为长期受到正规的金融市场歧视的自雇或家庭企业提供了获得经营信贷的机会，事实上，随着消费信用以极速膨胀，自雇者或家庭企业往往可以把个人的“消费信贷”变为不受银行支持的“生产信贷”，从而发展不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或另类的资本主义活动。
       向撒切主义学习？
       霍尔(Stuart Hall)曾经要求英国左派向撒切尔主义学习，正视后者成功地在八十年代以降夺取了英国社会的文化统识(hegemony)，是建基于它有效地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保守的传统、家庭、国家等观念扣连表达出来，而这些并不是纯粹的花言巧语，而是建基于直接响应大部分英国人(包括工人)的现实问题；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结合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它触动了在经济衰退下工人面对各种不稳定前景所追求的一种确定的答案，因此，霍尔认为，仅仅是反对或否定撒切尔主义注定是无效的，要响应保守的撒切尔主义，只有像它一样同时响应工人和其它民众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当中充满了矛盾，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曾经大力批评后现代主义、长期在美国任教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菲(David Harvey)，在他的新书《空间的希望》(Spaces of Hope)中，也承认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而是充满了各种各类的矛盾，因而也充满了转变的希望。他甚至不忌惮要求读者正视联合国人权条款的重要性，尽管他完全意觉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人权”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纯粹法学的幻想。然而，哈菲却指出，大部分签署了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国家政权，实际上都违反约定，进行种种损害人权的事情，这正如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把自由、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有产权、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整天挂在口边，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因此，哈菲认为，倘若社会运动能正视所谓“资产阶级”人权观念，使联合国的人权条例能够在大范围中落实，恐怕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实存资本主义世界的性质。哈菲认为，站在抨击《国际人权公约》是“资产阶级的机制”或欧洲中心的“启蒙思潮”传统的立场，可以容易地把新自由主义划为“一种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为“几乎所有签署国都严重地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
       哈菲进一步指出，以往有关人权的观念主要是建基于将私人和公共权利分开，并强调后者(如选择、发表公共言论等权利)，使得像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掌握和保护的权力备受忽视(最明显的是对家庭暴力长期的漠视)，因此尽管“私有化”的过程带来了对弱势群体十分不利的结果，但却同时将公共和私人的界线模糊掉甚至逐渐取消，这带来了重新定义人权的可能性。倘在社会运动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会和空间，争夺诠释人权的统识，是能够对改造资本主义起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而改造和革命对哈菲来说，往往并不是那么截然二分的，“严厉执行这些权利〔的建议〕，可能会在资本主义的政经方面，会酝酿大规模的，某意义上的革命转化”。
       像霍尔和哈菲的观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者汤普逊(E. P. Thompson)早在1970年代便曾提出过，他以黑人法案(the Black Act)为例，指出“如果法律是毫无疑问地片面和不公义的话，它就不能够装扮、合法化任何东西，也就无法协助阶级统识的建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法律，其有效性的一个决定性前提，是能够以独立和公正的面貌出现……而在一个严肃的意识上说，统治者不管愿意与否，均是他们制造的(法律)措辞的囚犯，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为他们服务的游戏规则，但却没法破坏这些规则，否则整个游戏便无法维持下去”。
       汤普逊进一步指出，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是把“污水与小孩一同倒掉”，无法分辨任意的(或滥用)权力与以法律规管之间的分别，因而犯上了放弃改变法律游戏规则的斗争。
       这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上述的女性主义者的忠告，除了可以引申至思考人权和法律的领域，更可以直接借用来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的心脏领域：“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理性会计”和“经济发展”。倘若法律和人权是可以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因此是改造资本主义的重要斗争领域，那么“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理性会计”和“经济发展”也应该要“另眼相看”。根据这种逻辑和以上的讨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能挪用“自由贸易/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管理”来抗衡资本主义，并认真地透过整合各种经济行为，寻求其它出路，因为这些经济行为往往是只偶然地（有时甚至是没有）跟资本主义经济术语联系在一起。
       举例说，虽然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经常采用抹黑受害者的伎俩，宣扬“无免费午餐”的说法，例如提倡以“用者自付”原则，推动医疗等服务的“私营化”计划，但是当牵涉他们本身的利益时，这些鼓吹者却并不热衷于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在香港鼓吹新自由经济的主要报章《信报》，其创办人林行止恰恰反对“用者自付”政策。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用者自付”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政府服务。他认为，若要求受害者例如一间被劫银行，支付警察的开支，是荒谬的。同样地，要求业主发薪予消防员，或要求厂家和商业机构承担政府商贸代表团在国际商贸处境中协助他们磋商较佳贸易条款的开支，或要求“保护服务的使用者”支付国防费用等，也是不合理的。林行止认为，所有这些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并通过税收支付有关开支（《信报》，2000年4月27日）。然而，谁是这些政府服务的最大得益者？谁在吃最昂贵的“免费午餐”？面对右派使用“无免费午餐”言论来抨击政府社会服务开支，社会运动者倾向采用一种防卫性的辩解的立场，抗辩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必须的、公平的和帮助弱势社群的，因而不能减少。不过，这并非是唯一的策略，对社会运动者来说，至少有另一个选择:一种进取的策略，挪用“无免费午餐”的言论来反击保守的言论，例如指出政府大部分的开支其实都是用于补贴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却把其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转嫁予自然生态和社会这一事实。
       事实上，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对待新自由主义的措辞，不难把它们转化成反资本主义的武器。例如，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属于半官方机构，虽然主要聘请主流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却在不少问题上站在香港大企业的对立面。消委会支持立法制订公平贸易，其关于房地产业、银行业和大型连锁超级市场的垄断集中程度研究，显示了香港的市场本质其实并不那么自由。这样，相对于很多社会运动团体，消委会在抗衡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向上，可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同样，与其只是因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了《世界竞争力报告》，鼓吹“竞争力”这概念，便完全摒弃这概念，社会运动和文化评论者是否可以竭力争取再界定“世界竞争力”的意义，使其包括自然生态考虑（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食水）、人道的工作条件（如较短的工作时间）、高中层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减酬（以较短工时作补偿）、保存原住民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等，或提出提升社会的独特性和工人的质素，才能够最终增加经济竞争力？
       明显地，寻求方法把“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跟反垄断力量扣连，无疑可助批判论述和社会运动巩固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相反，视这些新自由主义术语完全不能跟社会公义、多样化和异质性兼容，很可能为“所有的非理性民粹主义”，提供扩张的空间，垄断了各类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生计活动的诠释。
       许宝强，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