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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昆明这样远离文化中心的外省边地开始诗歌的写作，我可以学习诗歌的资料少得可怜，我记得我是从一本偶然发现的1960年印来给干部内部学习的小册子里面的十多首唐诗宋词开始学习什么是诗歌的，当然也从毛泽东的诗歌里学习，但突然看见唐诗和宋词还是非常震撼，与毛的诗歌相比，那真是一种人间语言，一下拉近了我和诗歌的距离。我记得那小册子有范成大的作品，当时我正在乡村，而他诗歌中描写的就是我周围的世界。后来我在一个小图书馆发现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深受影响。另一次，我在一些油印的批判胡风分子的材料里看到引用的曾卓、牛汉的诗句，也是非常难忘，那感觉就像在石头缝里发现了金蟋蟀。那时代资料非常有限，获得知识靠的是运气，甚至是你在社会的哪个阶层，属于哪一层的权力关系。我记得六十年代，我父亲所在的机关就有机关内部的干部小卖部，里面的东西是外面买不到的。知识也是一样，有一次看日本电影《军阀》，内部发票，内部是什么，就是有权力或有联系它的渠道的人们。当时有资格的人很得意，没有资格的也要想办法通过各种关系挤进去。那时代喜欢传播小道消息，一般人根本没有获得消息的资格，一个人知道的小道消息越多越准确说明他越接近权力的核心，那时代出现了许多以掌握小道消息为荣的人，就靠小道消息的传播而拥有社会地位，获得社会一般人的羡慕。今天我们喜欢说一个词叫作资讯，那时代资讯就属于小道消息，是有特权的人们才可以获取的。资料和知识也一样，一般人只可以得到一些民间的普遍的知识，怎么做菜、怎么制作家具这些。特殊的知识属于特权。我是到八十年代初期才接触到西方现代派的作品的，它们已经由国家公开出版。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即使如此，大学教育也还是要千方百计把它们垄断起来，那时我们在大学宿舍看新华书店买来的金斯堡的作品，大学教师却不提这些作家，甚至如果你在讨论的时候谈论卡夫卡什么的，就认为你思想有问题，毕业分配的时候就让你去该去的地方。“文革”时代许多一般的诗歌爱好者也一样，他们关于诗歌的资讯只能来自民间，在“文革”焚书禁书时代散逸暗藏下来的一些资料，或者活在人民日常生活和口头上的诗歌传统，所谓“礼失求诸野”。
       而早在1970年代，北京的朦胧诗人就已经阅读到所谓“灰皮书”，七十年代专门印给特权阶层参考的内部资料。而资料表明，朦胧那一代的诗人大多是北京的干部子弟，我在一本诗选里面读到某朦胧诗人写于1973年的诗《手艺——和玛琳娜·茨娜塔耶娃》，真是感慨。那时代就是这样，知识、资讯的获得与特权、阶层、运气等等有密切的关系。这甚至影响到一个诗人的起点和他最终成为什么样的诗人。朦胧诗从灰皮书获得了现代派诗歌的起点，更多的中国诗人只能在黑暗中自己瞎碰。成为什么样的诗人往往是由于与特权的距离，而不是智慧的自然选择，这是197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个特点。另一个例子是黄翔，从他的诗歌风格看，这位贵州省的诗人显然无缘接触作为特权资讯的现代派诗歌，他的诗歌一直带有陈旧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显然是自学成才的。灰皮书造就的那些诗人当然也就占有中国诗歌先锋派的最初资格，朦胧诗作为对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一种诗歌式的反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并不完全是诗人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权力的潜在的意志。但幸运的是，真正的智慧并不受制于特权，天才永远是比一手遮天的特权要大得多的东西。“文革”浩劫，曾经浩如烟海的书只剩下来少数，但真理反而重新呈现，那就是，读几本书就够了。剩下来的恰恰是最基本的书，可以令一个诗人重新创造一个语言世界的书。
       我前几天在书店里逛，看到卡夫卡的书都已经成为国家规定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真是感慨万千。今天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在二十年前，一个阅读卡夫卡的人有多么危险，一本卡夫卡出现在中国那真是一头大象穿过了针眼。今天的书架意味着特权资讯时代的终结。以往，谁先掌握什么资讯谁就成为什么，现在资讯面前人人平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智慧。八十年代，现代派的东西进来，获得资讯的人不再只是特权阶层，于是具有现代派特征的东西就在外省出现了，诗歌的中心于是从北京转移到外省。七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中心是北京，1985年以后，就转移到成都、南京、上海、昆明……并非偶然。这种谁先获得资讯，谁先成为先锋某某派的局面到九十年代就基本结束，知识的共享已经无法阻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史，人们往往只好在“唯一”上做文章，写作的自然生态系统并不发生作用。因此你对那种文学史只能特殊地看待，因为附加条件太多，历史局限、唯一等等。
       信息时代意味着知识资源的平等享有，民主社会首先是从资讯垄断的打破开始。互联网的出现，更进一步打破了权力对资讯自由传播的垄断。网络是非常好的东西，取消了编辑部的行政权，发表可以自由，直接面对读者，同时对诗人也是最大的考验。当你直接面对读者，没有刊物什么的庇护，在刊物发表，读者的先入之见是，那是“通过了”的，其实什么通过？几个编辑而已。直接上网，通过把关的是你自己。网络自由发表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许多过去时代的所谓资深诗人却拒绝这一最先锋的手段，我看是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纸刊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安检”的标签，作品只要出现在上面，读者就以为是已经达到了标准，是已经“通过”的东西。读者就会自动放弃自己的鉴别权，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也唯唯诺诺，纸刊经常由于编辑的平庸而使许多平庸的东西心安理得，这种平庸甚至导致了平庸的文学史。我相信许多在纸刊上有地位的先锋诗人，是马还是骡子，如果拉到网络上去遛遛，恐怕都会发现是滥竽充数。有些诗人我相信他们不敢上网，因为他们难以承受这个压力，他们的声誉并非来自于读者的阅读和喜悦，而是来自刊物的“通过”。网络的活跃，也使得传统的诗坛日益被抛弃，当代诗歌最有活力的核心已经转移到网上。我想将来，作者不必给编辑投稿，编辑可以从网上选取那些有影响的作品，网络是一线，纸本是二线。如果一家刊物漠视网络，也就必将丧失市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编辑们的发表的特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也使被编辑制度保护着的平庸作品的命运受到了威胁。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在一次可以报销差旅费用的诗歌会议上，一位左派诗人鉴于“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就要求大会通过一个文件，规定作者投稿，要盖上每个单位的公章才可以接受。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资讯特权丧失的时候，曾经掌握着控制权的人们内心的焦虑。垄断往往容易导致滥竽充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来表演，都有机会成为沃霍尔“十五分钟的世界名人”。网络其实也可以视为一件伟大的现代派作品，一个所谓的“社会雕塑”。
       诗歌的“高雅”也受到威胁，高雅一直令诗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或者说一些诗人总是要苦心为诗歌营造一个“高雅”的氛围或者台阶，一个塔，好像只与大学什么的有关。网络时代使诗歌的发表更民间化，真正的高雅是诗歌本身的高雅，不再是写诗这个行为导致的高雅。看看网络上，一些坚持“高雅”的诗歌网站，连锈和青草都长出来了。在网络上是看不见诗人这种动物的，只看见作品。最有活力的诗歌网站恰恰是那些对诗歌百无禁忌，也不故意营造象牙塔氛围的网站。由此我也看出来过去为什么诗歌读者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它太高雅了，太没有民主精神所必须的人性了。也看到我们大学的诗歌美学是多么的贫乏，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种金玉其外的腐朽风度。
       电影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DV时代的到来，对电影的特权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冲击。过去拍电影，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权力。其实电影和写作一样，本来是拿起笔就可以开始写的创造活动。但是由于资金、制度等等的限制，它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一个作者要熬到当导演有多难啊，几乎要耗费一生。但DV把这一切都结束了，技术开始的时候是特权，一旦降低成本，推向市场，它必然带来民主。任何人，明天上午到街上买一个摄像机，你下午就可以当导演。我在成都的一个电影会议上听一个年轻导演说，他拍第一个片子的时候，连“开麦拉”都说不来。技术说到底，就是农民用来挖地的锄头，但匮乏导致特权的时代，一个有一台照相机的人必然就是一个摄影家。所以在垄断时代，真正的艺术不会诞生，其艺术史是有条件的。人们总是必须强调特殊的历史背景。
       主流话语对艺术标准的垄断也导致了另一种特权。另类、边缘看起来是对垄断的反抗，其实它是垄断的另一张面孔。它的机巧在于利用了那种控制。例如，今天比较时髦的独立制片，似乎已经成为神话，片子如何无关紧要，仅仅“独立制片”“不能公开播映”这样的标记就足以使观众肃然起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于此获得最大利润的是所谓新潮美术，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另类作品已经可以公开在大量的画廊和美术馆展出，艺术家们依然在营造某种“地下”的气氛，这种气氛的维持，甚至已经比创造活动更为重要。现代艺术越来越像是一场“佯装先锋”的皇帝新衣式的闹剧。
       互联网时代是智慧的自由空间时代，知识不再属于特权，智慧成为创造者质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任何的附加物，较量的不再是特权、资金、“地下性”、区域，而是真正的智慧。点击率和回贴这些词语的出现令智慧得到真正的尊重。互联网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主生活最好的学校。互联网是最可以看出国民素质的地方，它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如何讨论，如何发言都可以看出国民是在何种语境中发言。
       互联网的匿名性，一方面我感到似曾相识，有时候那感觉就像“文革”时代。去年我在一家诗歌网站上受到攻击，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节，回到昆明后朋友告诉我，说是我在网络上受到攻击。打开电脑，我当时脑袋轰的一声。有人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对我进行了指责。指责的理由是因为该人认为我评论过的一位诗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不好。这位作者盛气凌人地指责我“愚弄读者”，背弃“文学原则”，并且“看看你都和什么人站在一起”。这种指责对于我这种目击了1966年的文字的作者来说，是太熟悉了。那位作者的意思是，他已经垄断了诗歌的标准，如果他认为那作品不好，别人看法不同，就是出卖诗歌最高的原则，而他是作为诗歌最高原则的代表在大义灭亲。令我恐怖的还不是这公开信，而是伴随着的大量的匿名攻击，那就完全是对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进行人身攻击，造谣式的揭发、诽谤，像1966年的大字报一样，作者属于一个巨大的匿名者集体，一个目标一致的战斗队。作为《0档案》的作者，我以为这是我的报应之一。《0档案》刚刚写出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它恐怕很快就要过时。但我还是感觉到自由空间时代的胜利，与“文革”时代不同的是，网络大字报大多数只是口水，它并不立即导致具体空间、人事、命运甚至名誉的改变，就像它的发言是匿名的一样，它的点击率、它的攻击对象也是匿名的，因为事实是匿名的。这恰恰是言论的特征，我们过去太夸大言论摧毁社会的力量，互联网的沙龙性质使它的言论自由往往局限在游戏上，这仅仅是一个各说各话的平台，并不意味着一言九鼎。因此我可以接受这种仿“文革”式的民主，而它的游戏性使它不至于像“文革”那样伤害到具体的个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互联网的好处是，即使发言者有着毁灭的愿望，互联网自身的游戏性质也可以把匿名者的恶意消解掉，其虚拟性由此可见一端。这也证明，我们不必担心纸本时代的结束，网络是比较快的东西，但人性的质量最终还是取决于慢的东西。纸本，可以让我们好好地、慢慢地想。
       智慧的自由空间时代是无可阻挡地到来了，这时代也可以说是智慧的游戏时代，历史曾经以那么坚硬的姿态、那么殚精竭虑要垄断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游戏活动。如果当初它意识到那不过是下过就收起来的棋盘，我可以肯定，我们的智慧会比现在高明得多。
       资料的垄断不只在于大多数人不能看到什么，还在于少数有特权的人们可以享有什么。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某研究生把北京图书馆的一本外文资料窃走，被抓获后问他为什么要偷，他说，这书只有一部，他占有了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比别人在某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不好意思说的话是，他因此可以比别人先评到职称。这是2002年的故事。它多少可以说明我国二十世纪文化的某些现象。拿来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具体操作起来，谁来拿，如何拿就并非那么简单。那是要有一定条件、资格甚至于特权的。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鲁迅一代人的拿来，还可以说是大公无私的话，那么越到后来，“拿来”越成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谋生技巧，以至那个研究生之类的“拿来”盛行于世了。胡适去美国，拿来实用主义（一点注解：其实翻译成实践主义可能更准确，实用一词，总是令读者以为杜威先生是个市侩。如果一定要用实用主义的话，就把贬义词的“实用主义”改成“实利主义”。因为实用者并不一定有利，例如救助陌生人。实利者并不有用，例如某些我们天天躲不开的广告）。鲁迅去日本，悟出“拿来主义”，先辈的用意都是为了中国，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实利主义地去拿来，依靠权力、依靠近水楼台，以至到后来居然成为我国的当代小传统，那个研究生其实内心并不以为耻，他现在可以振振有辞地解释说，他的终极目的其实也还是为了国家好，不过是“道在屎溺”么。
       当智慧获得了自由的活动空间，我们才会发现，真正不自由的东西，很特权的东西，具有垄断特征的东西，正是智慧本身。它一旦获得自由，它就毫不留清地把那些滥竽充数的统统赶走，因为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到拿来为止、活到老学到老为止，它要创造。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诗集《于坚的诗》、随笔集《棕皮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