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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叶。”那天，偶而从报章上读到这句话，冷不丁的，我触到了自己心头掠过的一阵忐忑。一段尘封的记忆，蓦地苏醒了。
       1970年，我十七岁，正在海南岛下乡。在乡下那些无忧无虑而又各怀心事的同龄知青中间，我是过得最为战战兢兢的一个。都知道“黑七类子女”是“文革”年头最压迫人的头衔之一，其实还有一个更吓人的名称，叫“杀关管子弟”（家庭中有被枪毙、关押、管制之人的子弟），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都是可以随便治罪的。鄙人正被归为这后一类“子弟”——一个知识分子背景的家庭，竟然有两个成员关了正经监狱、四个进了“牛棚”。所以，平日只是埋头干活，既不敢高声言笑，更不敢出头露面。尽管改不了爱文学、爱读书的习惯，却发誓与笔墨绝缘，连给连队写黑板报的“美差”也不肯干（抄写一片墙报，可以记一天工）。
       那一年，海南岛军垦农场的“开荒大会战”正上下闹得红火，我们连部后面的巴灶山上会聚了两三千人，日夜里锣鼓动地、杀声震天的。这一天，我正在喊着“杀杀杀”的口号倒树砍荒的队伍里挥汗猛干，被高音喇叭点名叫到了连队的“会战指挥部”。“你有没有良心?”队长劈头就是这句话，“听说你从来不肯为连队写墙报、表扬稿，现在兵团上下都在为落实林副主席的什么什么指示日夜苦战(一说到报纸上的语言他就舌头打结)，谁不是搭上半条命的干?你还写不写了?”
       “队长，我……”队长平日待我不薄，我知道，他并没有对我“上纲上线”的意思，只是因为现在各连着劲儿在会战工地上争抢锋头，他为我们连的名字和“事迹”在全团广播里出现得太少，发急罢了。“我给你两天工，你交不出一篇在全团打得响的稿子来，我唯你是问!”他凶巴巴的口气里藏不住日常对我的善意，临了又扔下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事后我想过，如果没有这“两天工”的诱惑——烈日暴晒之下每日十小时以上的“会战”，我确实已累得七窍生烟了；我能不能抗得过队长的人情压力或者被“上纲上线”的恐惧?大概是不能的。为了这“不由己”的出身，我在那要老命的“可选择”上可得卯着劲儿表现。总之，在那“两天工”里，我写出了一篇日后确实在全团“打响”的稿子，这篇稿子随即被省报刊用，并且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由此先被团里、后被师里、再被兵团作为“笔杆子”挖掘出来(在“出身”问题上，兵团主政的军人干部比较不信邪)，直到1973年，我的“杀关管子弟”背景终于成为有关领导“整党”时的问题而把我重新下放回连队为止，我成为所在师、团关于“开荒会战”的专题报道员，几乎跑遍了全师数县所有的会战工地。现在回头想来，我目击了整个当时被称为“改天换地一片红”、而实际上是海南岛完整的热带雨林带被人为毁灭的全过程。
       那真是一场疯狂的杀伐和浩劫。海南岛的热带作物种植本来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发展规划。明令：相应的海拔高度和四十五度以上的坡地不宜种橡胶，必须保持原生植被，不许砍伐开发。可是，在那个到处鼓吹“最最最”的年头，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挖出了“林副主席”1959年的一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人民需要”的题词，于是，兵团上下宣称要“五年内结束洋胶进口的历史”，海拔高度和“四十五度坡地”的植胶限制，被视为迎合“帝修反封锁阴谋”的一部分而被强行取消。一场横扫灭绝海南岛热带雨林的风暴，在“最大的政治任务”的层层加码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海南岛西部本来有一大片林木葱笼的红土丘陵。巴灶山的热带雨林，更是和许多瑰丽迷人的传说连在一起的。从我们刚到连队那一天起，就从当地的老农工嘴里，听到了各种关于巴灶山的“蛇神”的传说。说是巴灶山的野林子里生养着一条千年巨蟒，身长无量，绵延数里；身粗如大树，上面长满了青苔和杂草。这“蛇神”平素难得见到，可每每露面，都会昭示什么灾祸发生。所以，队里十数位有幸见过这条巨蟒的人，都在大惊失色之余对它顶礼膜拜，绕道而行。至于“蛇神”的各种习性更是说得绘声绘色，有说它在夜半胶林里会轻轻叫着长得漂亮的割胶女工的名字的；有说巴灶山每年的山火，都是“蛇神”蜕皮后自己点燃老皮引发，以毁灭行迹的，等等。总之，我在巴灶山下住了三年，听了三年的“蛇神”的故事，却从未见过它的真实踪影，渐渐，也就把它当作神话来听了。
       1971年冬，我来到巴灶山背后属于另一个师团的武装连采访，这个武装连是一个全师出名的开荒连，百十号人无一异性，一色是精壮的小伙子。那天傍晚，我刚一抵达连部就吓了一大跳，只见山溪边上连队食堂的窝棚前，一溜是晒成黑炭般的赤条条的小伙子在排队打饭，一个个全然一丝不挂，顶多肩上随便搭一条潮汕的方格水布，捧着饭盆，提着水桶在溪边晃来荡去，追逐打闹。指导员(他也是光着膀子)见我吃惊，笑笑说：“天实在太热，本来这些后生仔们连在工地干活都是‘剥光猪’的，让外面来人看见实在不雅观，被我一再以军令禁止还有人偷偷剥光的，下了工洗澡吃饭，反正连里没有女人，我就拿他们没办法了。”我这个“四眼佬”，随后自然就成了这些精力过剩的后生仔们取笑的对象。因为不肯脱光洗澡，更因为我一顿只吃半斤米的饭量(他们全队的平均饭量是八两，每顿吃一斤两斤的比比皆是，许多人的脸盆和饭盆是共用的)。为了维护这个全师的“开荒牛”典型，他们每天供应伙食不是三顿，而是六顿，除了正餐以外，早午晚各加一顿水煮蕃薯。吃了干，拉了吃，工地上到处可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蕃薯屎”。这方圆数十里的荒山野林，几个月间就变成了挖满了植胶洞穴的秃山头，就是在他们“一斤米、一两力，一泡汗、一泡屎”之中完成的。几天之后，我和这些主要来自潮汕地区的青年全混熟了。一个深夜，他们和我胡吹着山里开荒遭遇的各种奇闻轶事，突然向我讲起了遇到“蛇神”的故事。
       “蛇神？你们说的又是什么‘千年大蟒’的鬼话吧，”我打断他们，“那别吹了，我比你们知道得更多。”
       “骗你是小人，向毛主席保证！”他们争先恐后向我述说起来：在那以前，他们倒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蛇神”传说的。这一天，他们的开荒突击队砍杀到一片山窝老林子里，一棵棵千年老树、百年古藤，在他们简陋的砍山刀下断裂倒伏，却唯独有两三棵参天老树，树身断了，藤蔓砍净了，却总是倒不下来。“倒树不倒，老命不保。”在山里伐过木的人都知道，倒向不明的大树随时可能突然砸下，是最要命的险况。累昏了头的小伙子们决定罢手，等吃过午饭、养足精神了再干。“大概是几两米下肚，大家伙变得‘心红眼亮’了，”班长对我说，“我刚回到山窝口上就听见一阵狂叫乱喊：蛇神来啦！蛇神吃人啦！一个个吓得满山野乱跑。不许慌！我大声叫着，壮着胆子往山窝里走，什么动静也没有，抬头向那两棵不倒的倒树望去，起先我什么也看不见，再一定神，呀！我头皮都麻了起来！原来这两棵大树的树身枝桠上，从这棵树到那棵树，缠绕着一条比水桶还粗的大蟒蛇！蛇头伸在这棵树的树顶，蛇身纠缠在两树之间，尾巴却盘在第二棵树的树腰上，它身上粗糙如树皮的蛇身在缓缓蠕动，可被它缠绕着的两棵倒树，却纹丝不动！我吓得脸都白了，回过身，撒脚就跑呀！”
       我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我深信，那一定是山那边我们巴灶村里人常常谈论的那条神秘的巨蟒。想必是连山遍岭的开荒砍伐，把它一步步逼进大山背后最后的一片山窝野林子里了。
       “后来呢？后来那蛇神怎么了？”
       “后来，还用说？在我们这儿呢！”一个个争相向我拍起肚皮，“都吃进我们肚子里啦！”
       我望着他们的肚皮，那些黝黑斑驳的肚皮们，一个个似乎真的显出了异样。
       “别打岔！”班长说，“那时全连都闹翻天了。四眼，你写文章的当然可以说，战天斗地，还怕这什么牛鬼蛇神？我们可吓昏了头，只怕这巨无霸从树上恼了窜溜下来，能把我们全连人一口一个的全吞下去！连长是退伍兵出身，二话不说，带上机枪排扛上一挺机关枪，架到山窝口上，对着两棵倒树就是一通乱扫！足足扫了十几分钟，先是听见那条大蛇像是娃娃一样尖声惨叫，随后便听见一阵轰雷般的巨响，那两棵倒树和那大蛇一起噼里啪啦拍打下来，在四面山坡溅起一片血痕……”
       我愣了半响，“你们真把蛇神给吃了？”
       “不骗你，一条蛇，一个机枪排还抬它不回来。我们全连加菜吃了一个月，没吃完。指导员是从山那边调过来的，他敬那蛇神三分。那几天他到山外边开会去了，回来听说了机枪扫死蛇神的事情，脸色立时变了，连忙找来元宝蜡烛要在连部拜祭，被连长一顿臭骂堵回去了。不过那蛇肉，后来他也吃了，嫌粗，说有鸡屎味。”
       以我当时的“表现欲”和认识水平，我明白这是一个既有“战天斗地”又有“路线斗争”的好题材，我事后写的这个开荒连的报道，题目就叫：《巴灶山的“蛇神”》。
       也许真的是应了“蛇神现，灾祸出”的传说吧，仅仅过了不到两年，1973年中，我曾随同一个生产检查团重访巴灶山背后的这个师团。那时林彪已经垮台，“林副主席”的“什么题词”和这狂垦乱伐的路线已经成了新的批判对象。我这个必须随风转的御用笔杆子，竟又是带着任务下来搜集什么“批林批孔”材料的。我记得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来到当日的开荒连，站在巴灶山头上四面眺望。当日砍荒挖穴种植的满山橡胶苗，因为高坡度土地根本不宜植胶，早在台风、暴日的夹击下变成“香头脚”，埋没在杂乱的荒草灌木之中。开荒连的建制那时已整个取消了，只剩下当日赤身裸体的后生仔们打闹追逐的那个窝棚的断壁，孤零零地立在溪水边。不过，这条当日常常爆发山洪的山溪，这时候已经几近干枯断流了（而我们连所在的巴灶山麓，日后则连往常伸手可瓢的水井都变成枯深的苦井）。飞鸟尽，兽迹绝，偌大的一片山野变成了连绵的秃头岭，在夕阳下敞露着血一般殷红的红土荒地——那真正成了一片淌血的、苦旱的蛮荒之地啊。
       我忽然想起山窝倒树上盘缠的那条巨蟒蛇神，在它连同老树倒下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娃娃一般的惨叫和溅起的血光。那是自然之神，向辱损他们的人类发出的悲怆的呻吟和警语。只是这警语，旋即便被那个年代更为惨烈的社会压迫所淹没掉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今天对于威权、神道的叛逆心态，是不是源自那一刻间感悟到的沉痛；但至少，林彪倒台后所伴随的一代人的觉醒，是和我们当时当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种切身际遇紧紧相联的，（下转第30页）（上接第37页）其中，也包括了自己当日的虚妄、迷狂和媚世——包括，对那种为了“表现”而必得随风而转的尴尬角色的自省和忏悔。
       1987年夏天，我陪同我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沃格尔（傅高义）到海南岛做调查，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巴灶山麓。走进老场部的坡地，就看见当日被称为“国防公路”的农场主道，因为多年水土流失而留下的沟沟壑壑。我和教授一起见到了已经满面风霜的老队长，我听说巴灶山下的老村队，至今没能从当年的荒唐中恢复元气，许多老农工已经从日渐低产、老化的胶林离去。我在小汽车的颠簸中向教授讲述了当年这一带狂垦乱伐的经历。我说：生长在海南岛西部沙帽岭山脉的热带雨林，其实早在十年前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不瞒你说，我曾经是它的真实的谋杀者之一。他疑惑地望着我。我向他说起了那个“蛇神”的故事，以及我参与的报导“红X月”的故事。我说：在我们这里，人损毁了自然，首先是因为，社会损毁了人，包括，被损毁、被扭曲的青春。
       他依旧是那样目光迷茫地望着我。
       苏炜，学者，现居美国。曾发表论文、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