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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几个百分点？
       这些日子的每天下午四点，我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机，听卫生部官员通报“非典”疫情。4月29日，北京竟然一天内新增了 152例“非典”患者。听完通报，关上电视发了一会儿呆。不一会儿，妻子回来告诉我，住在我们楼上、与塔楼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关系的那位年轻的儿科女医生，因为在值班时接触了一位疑似病人而被隔离了。这消息使我的情绪变得很坏。正在这时，一家经济类媒体记者打来电话，说是要我谈一谈“非典”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就很不礼貌地给对方撂下了一句话：“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兴趣。”
       其实，此前几天，经济学家杨帆、社会学家陆建华还真与我一起讨论过“非典”对GDP的损失。在讨论了各行业“乘数效应”的大小后，我们详细讨论了“非典”将对各行业的影响。后来，由杨帆先生提出来、并被各媒体广泛转载的“‘非典’可能将影响GDP近2个百分点”就是这次讨论的一个结果。但这个时候，我却对自己当时计算GDP时表现出的理性与冷静有些反感，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了某种问题。
       晚上上网，在连篇累牍的关于“非典”的经济影响的文字中，一篇由《中国新闻周刊》刊载的奇文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题为《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的文章，试图以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瘟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鉴，来解释“非典”的经济影响。
       第一个例子是欧洲黑死病，尽管作者说尚无权威结论，但还是说：“经济史学者通常认为：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从而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灭亡。”
       第二个例子是1918—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流感和肺炎。据作者说，这次仅在美国就造成了67.5万人死亡、导致当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的传染病，从长期影响看，竟然在十年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作者援引所谓“美国两位学者的测算”，“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十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第三个例子是始于1980年的艾滋病。据作者说，“其对经济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比较温和”。
       三个例子中，作者特别指出：“相对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来说，美国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用来看‘非典’的长期影响。”作者遮遮掩掩地说，根据学者们估计，“当年中国GDP增长率会因此有所下降”，但明白人一看便知作者自己的预测：从长期看，“非典”说不定会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呢！
       读完这篇奇文，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为计算“非典”的经济影响中表达出的理性与冷静而感到有些羞愧难当。
       想起了三位政治经济学大师。
       第一位是马尔萨斯。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如此醉心于研究类似瘟疫这样的人类世界的偶然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第一次如此地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鲜明地对立起来。根据他的理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产力的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如果说马尔萨斯仅仅是对历史残酷性的描述，或者通过描述力图让人类能进行主动的选择，那么他的学说不会遭到后世如此多的诟病。问题恰在于，马尔萨斯竟然赞美这种历史残酷性，把人口的增长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似乎经济增长才是目的，人应该退居其次，应该为生产力的增长让路。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的观点，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们回看“奇文”作者给出的“传染病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两条最关键的“经济学理由”：首先，人口下降后，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提高了，而“人均产出水平是由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的”。其次，“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传染病造成的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最典型的“马尔萨斯”观点流行于当下中国，本身已具有某种意味；而更具意味的是，我们中已鲜有人能对这种观点具备免疫力了，因此这种观点比“非典”还具备感染性。
       第二位就是马克思。这位西方大哲，毕生追求“人的解放”，要“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将人看成是最高的目的。但在其一生中，他都很痛苦地意识到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性”悖论：不经过“人格化资本”对利润永无餍足的追求的资本社会，无法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无法使人获得彻底解放；而恰又是资本社会，恰又是为了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却使人前所未有地“从目的变成了手段本身”。
       当下中国也面临同样的“现代性悖论”。正因为我们追求一个富足的社会，使人最终能成为万物的尺度，我们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而原本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人彻底回归于人本身的社会。而一旦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手段的目的取向的合法性”（韦伯语），在我们进行“路径选择”时，发展生产力就成了比“目的”本身更高的考量，而且为着这个比“目的”更高的“考量”，我们不得不寻找它的次一级手段，并且再次依例将次一级手段视为又一更高的考量。“发展生产力”这一原本仍有某种复合性的指向的东西，不能不被简化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最后再次简化为一个更简单的“度量”即“经济增长率”。至此，最原初的目的即“人”本身被完全遮蔽了。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现象：在“非典”正肆虐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主流媒体关注的竟然不是看它给人带来什么，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去看它到底对人本身意味着什么，而习惯去看它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个百分点。
       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第一次将现代性即社会关系资本化作为理性不断展开的过程，并且在晚年遗著《经济通史》中，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内涵“理性”（rationality），以“可计算性”（calculabity）这个概念来界定。即将“可计算的律法（calcul－ able law）”（即黄仁宇先生所谓的 “数目字管理”）作为成就资本主义的基本要件之一。黄仁宇先生曾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将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就归结为“缺乏数目字管理”。
       现代性生产方式以专业化与分工为基本特点，而专业化与分工则需要有一整套程序化与技术化的管理方法，“数目字管理”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面对“非典”，我们算是真正领会了这一过程中“理性”力量的“伟大”：当一场灾难降临时，我们竟然已经“理性”到早已不再考虑具体的人的情感或痛苦，而是去关心一个个毫无价值判断的“数字”：多少人？几个百分点？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对受难者感同身受的能力，而转而对数字的高低大小倾注了太多的关心。看来，“理性”与“数字化管理”在解放了我们的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新的“数字专制”，这种“专制”巧妙却又是强行地使我们对所处的世界的感知钝化，使所有的人尤其是决策者越来越接近于“电算器”：在滤除了所有的情感因素后，用高效的理性处理一堆数字，因而也使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对人本身的尊重。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存在因为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而导致的三个隐忧：“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以及“最为本质的自由的丧失”。在对待“非典”问题上，这个社会对人本身的漠视，对经济增长率的过分关注，不正暴露出中国在建设现代性过程中工具主义理性猖獗的问题吗？
       
       经济增长的背后
       因“非典”而被迫停课前，正计划给博士生开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信息经济学。具讽刺意味的是，课还没有来得及开，我却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
       4月上旬，尽管小道消息说北京的疫情已十分严重，但官方的“大道消息”一直坚持北京仅发现三十几例，卫生部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说“北京是完全安全的”。我听信了政府的说法。因此，4月15日那天，我把早已想到北京城看看天安门的乡下姑妈接进了城。姑妈原本只打算在我这里住十来天，因为家乡很快就要进入早稻插秧季节。
       谁知一住下来就不知道哪天才能走。4月20日后，北京疫情日益严重，我们单位传达了北京市相关通知，禁止在北京务工或暂住外地的农村人员回乡；而很快，老家也来了电话，当地政府通知姑妈家，暂时禁止她从北京返乡。
       本来就不习惯城里生活的姑妈急坏了，几次与我说，再呆在北京，即使不会染上“非典”，也可能会急病。所以，宁肯回乡下后被隔离，她也要回去。在费尽许多口舌劝不住她后，最后还是我母亲劝住了她，而给出的理由是：万一得了病，呆在北京还有医院治；而把病带回了乡下，不仅连累别人，而且连治病的地方都没有。
       话题自然涉及到“非典”时期的城乡关系上。有位记者对我开玩笑，将今日中国农村对来自城里人的防备与当年防日本鬼子进村作比，一点也不为过。在河北与山东，农民们除了挖断与城市相连的道路外，各村几乎都在村口设立哨卡，禁止来自疫区的城里人进去。在一些城市，当政府决定将“非典”隔离点设在郊区农村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农民的冲击，有些地方还使用了暴力。而最近又有这样的现象：在河北农村，一旦某人发了烧，怀疑可能是“非典”，当地农民竟然以凑份子的方式资助路费，让患者偷偷进北京。
       “非典”时期，要求全民同心的时候，城乡对峙如此，暴露出在经济增长背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当下许多人文学者出于某种预设的需要，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主动式“城乡二元战略”多采取批评态度，认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不断鼓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城乡互动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松动会缩小这种鸿沟，这自然有某种合理性。但经济学讲证据。完全按官方的“大道消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37：1，到1984年缩小为1．6：1，从1985年起又逐渐拉大，到1987年就恢复到1978年水平。而恰被许多人文学者看好的城乡互动空前的1992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2．61：1；而据国家统计局“大道消息”，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城乡壁垒不断瓦解的时候，恰也是城乡差距拉大最迅速的时期。
       “到了农村，连治病的地方都没有。”“非典”时期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城乡差距，而且还显示了农村发展中道路选择上某些可反思之处。或者此时老外们的评论对我们不无启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日前在很右翼的《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非典”造成的问题证明，中国农村公共卫生体制被侵蚀。评论说，“毛泽东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制度，把医疗人员和资源分派到全国各地，确立低成本预防保健和大规模教育体系。天花、鼠疫和霍乱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已被消灭，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婴儿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但随着改革年代的‘淘金热’，农村医疗人员回城，卫生保健成为只供有钱人的收费商业服务，城市医院成为医疗体系的重点。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制度也消失了。1981年，百分之七十一的中国人可得到国家卫生设施服务，但十二年之后，得到国家卫生服务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评论还警告说：“即使中国农村这次躲过SARS袭击，再次袭击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肺结核、艾滋病毒已经开始袭击很多村庄。”
       当我写这篇文字时，“大道”消息说，关于“非典”病毒的由来，至今还不清楚。而在网络以及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中，有一个版本似乎最权威：这个病是从动物身上吃出来的。证据是，据“大道”消息，中国首例确诊“非典”病患者，就是深圳某餐馆专门负责宰杀野生动物的一位厨师，首批“非典”患者也以厨师多。我那十分迷信的乡下姑妈则对“非典”的由来有另外一番看法，她总认为这是对城里人过份贪婪的一种报应。
       记得曾在一本清代笔记小说中看过一则故事：南宋时期，蒙古人入关前，依然纸醉金迷的杭州城里突然兴起一股吃蛇风，捕蛇者争相将蛇运入城里，致使南方诸省各种蛇几被杀尽。某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有人见一蒙面黑衣人在杭州城半空中蛇行，不时从手中拎着的袋中抓出鸭子放在一些人家屋顶上。第二天一早，许多人家打开门时从房顶上都掉下了黑鸭子，黑鸭子被他们又煮食了。不久，杭州城里流行一种怪病，凡屋顶上被放了鸭子的人家均有人得上此病，而病者皆呈被蛇咬后中毒症状而死。人们终于明白，那个黑衣蛇行者是瘟神，给蛇们报仇来了。
       迷信本不足信，却也反映出某种“天意”即规律性。当下的中国，当资源再三向城市集中时，造就了城市的局部繁荣，也造就了城市生活的极尽奢华。十万元一桌的黄金宴在沿海某些城市早已不再新奇，三十六万元一桌的满汉全席也已经不乏人问津了。在吃尽了所有的传统菜肴后，富人突然对野味变得无比嗜好。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上走的都吃，连草原上生长的细如发丝的发菜、被称为“雪山精灵”的虫草也逃不过厄运。看来，瘟神将黑鸭子放在人的头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还仅仅只是暴露出当下中国人与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一角。
       一位环境科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GDP本身就是一个不良“文化病毒”，正在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此话有理。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人类使用GDP或GN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手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使用这一指标不过八十年来的历史，但谁也不曾料到，GDP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看，GDP的传染力绝对优于“非典”病毒。
       当下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指标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而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一指标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这种批评还嫌太轻了。因为在计算GDP过程中，不仅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在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中，还将本来是“成本”范畴的环境损失，在环境资源经过了生产过程后，间接地变成了经济增长中的增量部分即“产出”，而这就意味着，对环境的利用越多，GDP指标会越高；而在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最重要指标下，为了使GDP指标越高，势必促使我们更加无节制地使用环境资源。
       不止如此，从经济学的长期看，GDP其实还存在多次重复将其环境代价间接计入“产出”或“利润”。仅以两个特殊行业为例：一个是医药行业。当时我与杨帆等先生在讨论“非典”经济影响时都说，这次在“非典”中医药业表现十分活跃，并部分抵销了由“非典”造成的其他行业萧条而导致的GDP下降。但从长时间段看，当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损失，使人类各种疾病增加时，医药行业产出与利润猛增，而这种产出与利润又计算在GDP中。第二个是环保产业。环保产业的兴起，其实仅能部分弥补环境遭到破坏后人的生活的适意性的丧失，而对于巨大的环境资源破坏本身却几乎不起多少作用。但此行业的产出却越来越大，并计算入GDP之中。因此，环境破坏越严重，与环境相关产业产出越大，GDP增长率也越高。由此，又形成了人对环境资源无节制使用的另一种刺激。人与环境之间，终于由和谐共处走向了不共戴天。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四十年前，因为把铅加入石油中，因此石油的价格上涨；而现在，因为把石油中的铅去掉，石油价格再上涨。”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奥宾曾这样论述一个只顾追求增长与利润的世界的荒谬。
       回想一下二十多年我们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其他问题吧。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就指出：“亚洲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掩盖了潜在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环境的被忽视和恶化、高层的严重腐败、虚弱的和未加管理的金融系统，以及主要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最富裕阶层和绝大多数农村贫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GDP高速增长成了一床锦被，足以把许多问题都遮住。但“非典”终于来了，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锦被下曾被掩盖了的一些东西，并且有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某些发展思路。
       中国这口鱼缸
       《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球隔离中国》：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因“非典”取消对中国访问；中东地区各国因“非典”对中国地区公民停发入境签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于担心SARS病传播而拒收来自中港台的暑期班学生；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政府今天让一架载有一百多名中国工人的飞机返回了中国，担心他们带有“非典”病毒；美国政府已授权全美各国际机场的移民和海关稽查员，加强对来自中国疫区旅客的检查，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拘留出现SARS症状的入境旅客；哈萨克斯坦政府周一宣布，将在三日内关闭与中国的边界。截止5月12日，世界上共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限制措施……
       这些日子，每当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都更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知识界某些人士仍在鼓吹全球化、地球村时，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世界公民。当中国人的作为能创造出新的业绩与光荣时，全球或者可以分享中国人的福利；但当中国人面临某种灾难时，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中国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作为负责，只能自己救赎自己，而无法指望上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民族国家。
       如果我的体会还嫌理性的话，我一位朋友的感受可谓切己。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副总裁，他的利益完全国际化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人”。一年中，他总有几次要么在夏威夷海滩游泳，要么在瑞士高山滑雪，要么在南非草原狩猎。“9·11”之夜，他也跑到“现代城”参加了“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烛光集会，并以此为荣。“非典”来了，朋友的那位外籍老板带着所有的外籍员工立即返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由朋友来打理一切，每天按美国老板的要求用互联网和电话报告公司的情况。令朋友感到很不舒服的是，美国老板哪怕在口头上问候一下在疫区的中国员工的表示都没有，而仍旧只是关心成本与利润。后来，朋友忍不住向老板说，写字楼内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已有人感染了“非典”。美国老板倒是回应了，让戴上口罩，但又补充说，中国的口罩质量不好，很多是用医疗垃圾回收后做的，不要戴了。凑巧的时候他会托运一箱美国口罩来。我这位朋友在这时莫名震怒了：等你的口罩运过来，我也许早死了。事后他很有感慨地说：“非典”来了，美国人可以选择逃离中国，而我能逃到哪里去？这个时候，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看，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基本功能有双向性，对外，因为国际贸易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民族国家是作为本民族国家内部公民的一个共同利益体，使民族国家内部公民能共同地最大限度地在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中获取收益，即“国家利益”。对内，民族国家利用其财政的功能，为民族国家所有的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同时，霍布斯鲍姆还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完成，民族国家作为本国公民经济保障的承载体，将失去意义，会由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共同体来承载全球所有公民的经济保障，所以，霍氏认定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未来都会消失。
       对于霍氏的理论，另一位著名民族主义研究者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他把民族国家比作“鱼缸”，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就是“鱼缸里的鱼”。“因此，他生活在特别修建的单位里，在一种巨大的水族馆或者氧气室里。但是，这些场所是需要修建和维修的。在所有这些巨大的容器里，赋予生命、维持生命的空气和液体都不是自动的，需要专门的工厂。这个专门工厂的名称就是民族国家。它是鱼缸的唯一的管理人和保护人。”盖尔纳接下来将霍氏所言的民族国家消亡的过程比喻成“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大的鱼缸、可以容纳下所有大大小小的金鱼的过程”。他说，“在原则上，为整个世界建立这样一个鱼缸，并且由单独一个政治权威和统一的教育系统来维持，不是不可能。从长远看，这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尚未谈到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全世界的规范、又是一整套不连贯的氧气室或者水族馆，它们各自有其专有的、不适合互换的媒介或环境”，“这个鱼缸目前不可能建成”。而且，由于工业化与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之间“新的分裂与新的对立”，“工业时代的右翼或左翼预言家和评论者经常预言的会出现国际主义，但是，恰恰相反，出现了民族主义时代”。
       用霍氏与盖尔纳的观点看当下的中国，“非典”引发的国际孤立中国现象，更说明中国人生活的“鱼缸”就是中国，而不是世界。相反，世界这口“鱼缸”千方百计拒绝“中国鱼”的进入。
       也就是在“非典”最肆虐时期，当许纪霖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呼吁民族同心、合力抗炎时，一位曾被某流行媒体称之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生代继承人”的青年学者，竟然用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消亡理论反驳许先生说：按照霍氏的理论，当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承载公民经济保障时，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话语间一派掌握了“世界潮流”的模样。但不幸的是，这位“青年才俊”既没有搞懂霍氏的逻辑，更没有睁开眼睛看现实。因为按照霍布斯鲍姆的逻辑显然可以推导，既然民族国家的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为本国公民提供经济保障，那么，在仍然没有一个霍氏预期的未来更大的共同体即全球政府来替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只能是民族国家仍然是本国公民利益的基本载体。而现实恰恰是，尽管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了，商品可以全球流动了，但民族国家公民却不能自由流动，G7以外的其他国家公民不仅无法享受那些富得流油的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的底线保障，而且不断收紧对其他国家公民入境的限制。
       不礼貌地问那位“青年才俊”一句：如果你不幸染上了“非典”，你能指望美国财政出钱为你免费治疗吗？
       再生发开说去。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得不民族主义”。正如霍氏所言，某一天星外来客到地球调查人类毁灭的原因，也许从存留的文献中会找到四个字：“民族主义”；但是，在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除了民族国家，人们还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政治单元来处理彼此间关系呢？
       当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正在合力消解民族主义，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当中国这口“鱼缸”真被他们砸破后，世界又像此次“非典”过程中一样将中国视为黄祸，中国普通百姓还能生活到哪口“鱼缸”中去？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也许无忧：因为可能真有“美国鱼缸”或“英国鱼缸”来收容他们；而且那里的“鱼缸”水更清洁，饵料更营养，氧气更充足。我知道我这里所发的是“诛心之论”，但这些知识者的表现已经拒绝建立在彻底的逻辑与现实基础之上的讨论。
       但更多的“中国鱼”还只能呆在哪怕快破了的“中国鱼缸”里。也因此，在经历了“非典”的灾难后，我们理当更加珍惜中国这口“鱼缸”。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局外人语》、《穷人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