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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农村，不能不说农民养的动物。农耕文明是人和动物共同创造的。乡野生活是人和动物共同参与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连同房屋、院落，结构成一个个家庭，一个屋顶遮风雨，一把勺子搅稀稠，一块儿咀嚼日子的甘甜和苦涩。和一家人一块儿过日子的，还有数量常常多于人口的家畜家禽。它们也是家庭的成员。所以，乡谚说：“小猫小狗，家中一口。”白天，人出门干活，畜生也被牵出，或自己走出，以不同的本领和性情，去做不同的事情，或出力，或觅食，或找同类交往、交配。日落前后，人从远远近近的地方回家，男女老少都在，即便贫寒之家，也有温馨气氛；爹未归，孩子必站门前高声唤爹，娃未归，妈必去门外连声唤娃。动物也都次第回来，家畜家禽都知道家，从不会忘了自己属于谁，也不会一时迷路进错门；也有迟归者，所以，黄昏里，村中常有主人呼叫动物的声音，此起彼伏，相交相混，“啰啰啰啰”——唤猪的，“咕咕咕咕”——叫鸡的，“噜噜噜噜”——喊鸭的。奇怪的是，畜生们只懂招呼自己的语言，而且，都能分辨出各自主人的声音，是叫自己，立马回去，是叫别人家的同类，无动于衷。夜里，人在固定的床上睡觉，做或美丽或窝囊的梦。动物也在庭院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歇息，想必也做梦，比如，牛正闭眼卧着，会无端地轻哞一声，老爷爷就说“牛说梦话哩”；鸡在笼中正酣睡，会突然咯咯两声，老奶奶就说“鸡做梦啦，明天下早蛋”。只有狗，彻夜醒着，切切地谛听大门外的动静，稍觉异常，就大叫，警告可能影响家庭安宁和安全的外来者。还有猫，总根据自己的可靠判断，在夜色里伏于一个角落，极有耐心地等待老鼠出现，从没有空等过。农民养的动物，都有用处，都忠于职守。农民对它们，也有爱，但并不当作宠物，从不娇惯；养它们是生产生活需要，而不是精神心理需要。成辈子受穷的庄稼人，过日子只注重实际。一家人都是祖宗繁衍的后代，一家人养的动物，也多是这家的动物的祖宗的后代，牛是老牛下的犊儿，驴是老驴下的驹儿 ，羊是老羊下的羔儿，狗是老狗下的崽儿，雏鸡雏鸭也是自己的鸡鸭产蛋孵出的。动物和人一起，在一个绵延不绝的家庭里传宗接代；人的老祖宗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的子子孙孙，也留下生生不息的畜生的子子孙孙。不同的是，人以父系为中心繁殖延续，动物则以雌性为中心繁殖延续，比如牛驴、猪羊，大都牵外边配种——配种的地方，以往叫驹场，如今叫配种站。
       曾想，家畜家禽的历史，应和农民的历史同样长。我们的先人，一开始在一块土地上定居，种谷栽豆为食，采葛绩麻为衣，驯化了的野生动物就进入了家庭，就厮守着庄稼人过长长的苦日子。动物的作用，人无法代替。畜生贡献动力和财富，也为家庭带来温馨、融和及充实，也为村庄带来生动活泼的图画和音乐。没有家畜家禽，农家算不上农家，村庄算不上村庄，不只是农家生活会寡淡许多，乡野风景会呆滞许多，更可怕的是农民会陷于困境，农村会濒于破败。“人民公社”刚成立那些年，农民没了家庭，就不能也不准饲养禽畜，不多久，千百万种粮食的人都因无饭可吃而饿死，无数个曾经鸡鸣狗吠颇有诗情画意的村庄都是一片凄惨景象。
       农民豢养的动物，骡马、牛驴、猪羊、狗猫、鸡、鸭、鹅，等等，都有存在的理由，也都有可以述说的故事。
       一
       骡马是富贵的象征。地多人多势力大的财主才有大骡子大马。养这种大牲口，为了干大活，更为了显示排场阔绰。儿歌里就唱道：“闺女找个好婆家，婆家门前拴骡马。吃白馍，穿绫罗，女婿朝里把官做。”黑漆的大门外骡马成群，无疑向世人宣布，这不是普通人家。不只乡邻敬重，外地的过路人也高看、艳羡。我们村东二十里的孙家，十八顷地，四进院子，大门上挂着“侍卫府第”的金字匾额——据说他们的上一代在北京给朝廷看御花园的后门，不知是多大的官，反正十分富贵。门前就拴有高头大马，剽悍的骡子。马拉的大马车拉庄稼，像拉回一座山，比四辆牛车装的还多。骡子曳耙，耙齿尺把长，耙出的地暄腾腾的如刚磨的面。老太爷出门坐马拉的轿车，媳妇们赶会、走亲戚，只能坐骡车。据说，有一匹黄骠马是皇上赏的，烈得很，曾踢断马夫两根肋骨。据说，有头骡子也厉害，长工拉它套车，鞭梢撩它一下，登时发了脾气，蹿上来把长工的鬓角啃掉一块皮，落下一个月牙形的疤，带了终生，谁问起疤的来历，总朗声回答“骡子咬的呗”，很自豪呢。
       那是暮春的一天，洋槐树都正开花，屋舍掩进粉嘟嘟的花山花海，全村银装素裹，空气清冽芬芳，人心里都痒痒的好生舒服。冷不丁地，有人喊道：“老太爷的轿车过来啦!”多少人都扔下手里的活儿，跑出来看。父亲刚碾罢小米，正拉驴转圈让驴打滚，丢下驴就去路边。我正赶想偷吃小米的鸡，也丢下小米跑去。轿车就是有轱辘的轿，木轱辘将近一人高，镶的铁页子明光耀眼。拉轿车的马，枣红色的，头上系红缨，像顶一团火，身上戴铜铃，一路响声热闹，四蹄着地，踏下碗口大的蹄印。赶车的把式穿戴整齐，煞是气派，手拿皮鞭，并不打牲口，偶尔只在空中一甩，甩一个弧形，随即啪的一声脆亮，煞是得意。那轿车，是乡村最高档的交通工具，乡亲们没坐过，也难得一见，都切切地看，看得动情。老太爷的轿车只是途经此地，顺着横穿村庄那条弯作蚯蚓形的牛车路匆匆驶过，扬起烟尘飞腾。直到拐个陡弯，被村头的洋槐树林遮挡，乡亲们才收回看直了的目光。父亲说，他看见了坐在车厢里的老太爷，老人家瘦小，花白的胡子尺把长。说着，父亲笑笑的，无限景仰。我想，此时，老太爷一定给父亲树立了足堪效法的榜样，使父亲进一步坚定了多置土地成为财主的希望和决心，同时也加重了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沮丧。庄稼人想不到地主是剥削穷人发家的，只知道人家的土地是祖上传下的，是银钱买来的。土地多，家业大，就应当养骡马，就应当坐轿车。
       那年腊月二十八，父亲去赶集，买回两张年画，一张是一个胖娃娃抱一条红鲤鱼，另一张画着八匹马。八匹马毛色不同，姿态不同，个个有精神。贴上画，父亲久久看马，看得忘情。我想，他并不是从审美角度欣赏马的矫健奔放，也想不到马可以驰骋疆场，游牧草原，他想的一定是马能拉车送粪，运庄稼，或许更具体地想到了财主孙家的富足、气派。一张年画寄托了父亲的远大理想和终极目标。
       一般农家养不起骡马。父亲说，骡马劲大，吃料多，每天都得吃一升豌豆，草膘料力水精神，不吃料还不如驴哩。
       我们村那家财主，两顷多地，没马，养一匹骡子，是全村唯一的骡子。骡子曳犁，比一犋牛还快。骡子拉磙，拉上就跑得飞一样。不干活时，就拴在门前的木桩上。我和小伙伴们多次去看骡子，只站远处看，不敢走近，怕它踢了，大人说它那蹄子比打油的铁锤砸下还狠，踢头能把头踢稀烂，踢肚子能踢出个大窟窿，肠子都流出来。我们就比较它和驴的区别(不比较它和马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极少见到马，弄不准马的特征)，除了骡子个儿大，其它方面好像和驴一样，又好像不一样。大人说，骡子是马和驴共同生的，马父驴母，叫马骡，驴父马母，叫驴骡——这就很有意思，骡是名，马或驴就是姓，就像人，孩子从父姓。可是，骡子又和人不一样，人生人，骡子虽有公母，却不会生骡子，这是啥原因，大人也说不清楚。我和小伙伴们总觉着事情真是奇怪。
       各种两垄的苞谷、绿豆长到半尺高，要用耠子耠地，财主家套骡子拉耠子，不仅耠得又快又深，而且骡子刚好走在没种庄稼的空地。父亲耠地，就得套两头牛，一头牛拉不动耠子，两头牛八只蹄子，都正好踩在庄稼棵上。父亲很心疼，说，将来地多了，也买头骡子。父亲一直做着土地梦，一直为当地主苦苦奋斗，他不只想买骡子，怕是内心深处还想着门前拴上高头大马呢。
       后来，父亲不只没买成骡子，没成为地主，连他仅有的十亩半地、一头牛、一头驴，也不得不交给集体……我曾想，亏得父亲没圆土地梦，假若他真的置买一顷两顷地，当上了地主，他的后半生一定会遭受更多磨难，我这一辈子也将更不好过。
       二
       中农、贫农养牛驴。牛驴是家产的一半；闺女找婆家，除了打听有多少土地外，还要询问有几头牛驴。有土地，无牛驴，不算地道的农家。养牛驴，为役使，也为攒粪。在庄稼人眼里，一坨牛粪，一枚驴粪蛋，都是宝贝，抛撒不得。我小时候，父亲分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看见牛驴拉了屎，立即用木锨铲进粪坑，一来怕牲口踩碎，踩碎就难再收集起来，好可惜的，二来怕别人偷偷铲走，铲走就肥了别人田，等于白喂了草料。一锨粪关系到几棵庄稼的收成。
       牛驴都吃苦耐劳，一如吃苦耐劳的庄稼人。农家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吃苦耐劳，几千年含辛茹苦，土里刨食，一代代累死累活，流血流汗，造就了吃苦耐劳的农民，也造就了吃苦耐劳的牲畜。人淡饭粗食，吃糠咽菜，牛驴四季吃草，活忙时候才加把料。成年不断的繁重农活，把牲口和庄稼人在一起，艰难地耕耘着平庸的历史，冗长的岁月，几千年劳苦如旧。
       想起了五爷养的那头母牛。人养牛，牛也养人，那牛和五爷一起，种九亩薄田，养活一家老小。前后十八年，老牛生十六个犊儿，个个都卖掉；五爷生六个儿女，个个都成人。五爷性子躁，一干活就急，母牛脾气缓，总是走不快，就常常挨打；越老越没力，步子越迟慢，就挨打更多。看见鞭影，就觳觫不已，听见鞭响，就拼命向前，喘气如拉风箱。那年去北山拉山黄草盖房，走惯土路的牛走不好石头路，牛蹄磨损，向外浸血，蹄印成了红的，一瘸一拐拉着两千斤山草，上不去坡，五爷就用鞭打，鞭杆打断，又用荆条打。再善良的庄稼人也打牲口，不打它就不往前曳。牛就是出力挨打的命，再打它也不说啥。出力挨打一辈子，牛不知道自己活得凄惨。五爷老了，牛也老了。儿子不孝，不养活五爷，五爷仍然养牛，为了让它下犊儿，卖了犊儿可以买粮。五爷病了，放罢牛去看病。五爷卧床不起，牛自己去药铺，回来，牛角上挂一包草药。五爷病愈，却把牛卖了，因为它不再会生育。卖给屠户，屠户说，肉老，不好煮，得煮三天三夜才烂，糟蹋柴火，只算卖一张牛皮，就给了很少几个钱。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牛生前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文化馆写曲艺唱词，曾结识很多民间艺人。一位唱鼓儿词的盲艺人给我说过一段《老牛诉苦》，几百句曲词，十三道韵辙，从各个方面唱尽了老牛一生的苦楚，现在还记得一部分：“天不明，就下地，伸着脖子拉着犁。地皮好比铁板硬，长满茅草刺蒺藜。走一步，喘口气，汗珠顺着胯骨滴。一步走慢就挨打，打在身上疼心里……吃一辈子草，出一辈子力，到最后，一刀戳断喉咙系，放我的血，剥我的皮，割我的肉做酒席。——你说老牛屈不屈……”
       我们常常赞颂牛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牛的无私奉献精神。但不知怎的，说到牛我总油然想到我的父老乡亲，不禁心酸。
       我们常常把默默无闻、含辛茹苦的劳动者比作老黄牛。甘做老黄牛，大多是别无选择。老黄牛的命运，不能不带有悲剧色彩。
       在田园题材的诗词、绘画里，常常有牛。它们都悠闲自在，怡然而乐，活得十分写意。我敢断定，那不是生活中的牛，而只是作者意象中的牛；诗人、画家不是庄稼人，只远远地欣赏农家乐，不知道土里刨食的艰辛。“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多少画家曾以此作画，画出了田园生活的优美安适。我读诗看画，总觉着远不是那回事。我做过放牛娃，放一头母牛及它的犊儿，深知牧童之苦，且不论烈日晒，冷风刮，雨淋，雪打，蒺藜刺扎脚，茅草叶割腿，单一晌又一晌的枯燥无聊就叫人难熬。牛一口口吃草，边吃边消化，两肋的那两个三角形的坑迟迟不能吃平，吃鼓起来，常常到日头落地，暮色苍茫，还不见饱。穷人家孩子哪有竹笛，即便有，肚里正饿，急着回家吃饭，哪有吹弄的兴致。南方的水牛可以骑，中原及北方的黄牛是不好骑的，吃饱了草的牛更不能骑，大人说，骑上一压，牛就不会倒沫了。何况，牛脊梁骨高高棱起，骑上一准硌屁股，岂不难受?
       文人来到乡野看看，能看出诗意。农民的劳作，只有艰苦和沉重，没有任何诗意。
       很愿意说说驴，不能不说到驴。
       驴生来就该是贫穷庄稼人的牲畜。驴好养，有料没料都行，吃草不论好坏，除了芝麻秆、棉花柴，几乎一切作物的茎叶都吃，枯燥扎嘴的谷秆也嚼得有味。驴泼实，极少生病，偶然有了闪失，灌它两瓢芒硝水就好了。驴在家曳磨，也下地干活；牛的活儿，除了脖子上横放抬辕驾车，驴都能干。记得父亲曾养一牛一驴，农忙时，如果急需送粪或拉庄稼，又找不到别人的牛合套，就在牛车车框的一边，高高绑一吊杆，用麻绳把抬辕的一端吊起，将驴套上，整个车辕的重量就压在牛脖子上，只让驴使劲向前拉。那情景，好像很滑稽，曾惹村人笑；如今想起，我不禁掉泪。
       我对驴，最有好感。我总觉着，驴的形象本身就带有乡土味，人情味，就让人切切地依恋祖宗开辟的家园。驴在，乡亲们就都在。有驴，就意味着有饭吃。有驴，苦日子也有温馨。村头拴了驴，风景就活了。土路上走头驴，田野就生动了。驴的引吭长鸣，高亢，粗犷，和广袤的平原，寥廓的天空，庄稼人的简朴生活，千古不变的农家岁月，相当吻合。
       驴还是农民的坐骑。骑驴和骑马绝对不同。骑马高高在上，人不可近。骑驴就十分家常，有生活味和亲切感。每年正月十五，乡下人都牵着驴，驮了男人扮的老妪，脸上抹了桃红，脑后的头发橛子硬梆梆尺把长，背了高粱莛儿做的锅盖、脱了粒的高粱穗做的刷子、蒸馍用的晒干的高粱叶，排一队进城，大街上走一遭。这节目叫“庄稼佬送闺女”，总引得市民万人空巷观看，笑得闪腰岔气。原生状态的生活，土里吧唧的表演，竟也有欣赏价值。
       民间曲艺三弦书里，有一段《小黑驴儿》，唱的是小伙儿牵驴送小媳妇回娘家。曲词里，小媳妇骑的小黑驴特别漂亮：“说黑驴儿，道黑驴儿，黑驴儿长得真精神儿，粉鼻子粉眼粉脑门儿，白嘴唇儿，白肚皮儿，白尾巴梢儿，白尾巴根儿，亮飒飒四只白银蹄儿。四蹄踏地跑碎步儿，好似腾空驾了云儿；绾花笼头银嚼子儿，正头顶飘着红缨子儿。脖子下，坠铜铃儿，叮叮当当好声音儿。金镶鞍，银镫子儿，紫檀木雕的驴兜棍儿。鞍子上搭着一个花褥子儿，坐一个胖不楞登小佳人儿……”
       这是一头艺术化了的驴。民间曲艺是农民集体创作的，农民以自己的审美情趣塑造了自己心爱的牲口。在乡村，关于驴的歌谣、故事甚多，这或许因为驴特别通人性，和小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有更多联系。
       不得志的古代诗人也骑驴。在这一点上，诗人和村夫村妇一致。我发现，骑驴的诗人最关心民间疾苦。
       三
       几乎户户养猪。猪好养，顿顿一瓢糠、半盆刷锅水一搅和，它就咕咕嘟嘟吃得香。吃罢它就哼哼叽叽点头摆尾走出家门，或卧墙根晒太阳，或进水坑里弄一身泥躺下歇凉儿，或用长而齐的嘴深翻土地找食儿。猪不干活，它的工作就是闲着长膘。庄稼人对猪，不像对牛驴一样有感情；猪长大只不过一刀菜而已。
       乡谚说：“穷不离猪，富不离书。”穷人养猪和富家送孩子上学一样重要。养猪一为卖钱，二为吃肉。往往，春天买来猪娃，稀汤寡水搭拉着，到过年就能长大。也有的，没钱买猪娃，就向养母猪的人家赊个崽儿，养大宰杀时须给人家分去一半肉。“腊八”过后，才杀猪，随着逮猪杀猪时猪的拉直声音的嚎叫，过年的气氛一日日浓了。各村都有杀猪匠，杀猪匠只在过年前那半个月有活儿干。不知为何，我见到的杀猪匠都是五短身材，脸皮黧黑，粗胳膊上青筋暴起，汗毛发达，手持尖而长的杀猪刀从猪脖颈刺进心脏的动作很是利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鲜血哗哗喷射。杀死猪，趁它身上还热，用刀尖在后腿靠猪蹄处割一小口，插进细而长的铁棍(那东西叫探条)，在皮下戳遍全身，而后，嘴对着割开的口子吹气，直把猪吹得鼓胀胀的，好似楦满了草的布袋。这是为了容易褪毛。村正中的空地上土坯砌灶，架直径五尺的大锅，烧水烫猪。谁家杀猪，都须抱去一捆柴。烫罢褪毛，杀猪匠用又涩又糙的石头在猪身上刮，刮得唰唰响，顷刻间毛全脱落，露出白亮的皮。紧接着吊在树上开膛破肚，卸下猪腿、臀尖，自腰窝以上的肉每两根肋割成长长一条，那叫“礼条”，是送给丈人、姑姑、舅舅的最佳礼品。猪脖子的肉割成四块，那叫“槽头”，最肥，最能解馋，所以乡谚道：“庄稼佬，去割肉，不要臀尖要‘槽头’。”不到一袋烟工夫，猪被肢解完毕，头蹄杂碎，各归其类。杀猪匠不要工钱，只要一副“大肠头”；那地方的肉，人们以为脏，都恶心，据说其实很香。有些狠心的杀猪匠说是只要“大肠头”，往往镟去二斤肉，教人好心疼。
       一开始杀猪，娃娃们就高兴，可以看热闹，还能拔猪鬃，不论谁家的猪都让拔，只脖子上和脊梁上的毛好。拔来猪鬃，除留几根给妈或婶绱鞋用，剩下的都送给货郎担，换糖豆儿。
       一般中农杀了猪，都卖一半，留一半。只富裕人家才留下囫囵猪，用不完，腌腊肉。那年，财主家杀了一大一小两头猪，一百多斤肉呢，村人都眼馋。贫穷人家只留下走亲戚用的“礼条”和若干杂碎，其余卖掉换钱。九爷年年都只留一个猪头过年，一家人也过得滋润。所以，曲剧的戏词里就唱道：“不灌油，不称盐，一个猪头过肥年。”
       庄稼人过年才吃几次肉。平时，不年不节的，就没理由吃肉，也想不到隔一段应当动动腥荤。那日，猴儿女人说是馋了，去集上割回半斤肉炒吃，竟被全村的女人笑话多年，成了不会过日子的典型，常有婆婆拿她教训媳妇。
       庄稼人吃肉，越肥越好，肥肉总比瘦肉香。去亲戚家参加婚宴归来，村人总问：桌上肥不肥?肥即肉多，特别是肥肉多。若肥，便是好席。有些年还问：咸不咸?若咸，便是好席。那时候，二斗小麦换一斤盐，难得吃一次放足了盐的饭菜。可惜的是，又肥又咸的宴席多年才可能遇上一次。
       羊的生存状态比猪好，白天满世界跑，荒地上吃草，小河里饮水，抵架、交配都自由，夜里才进圈，羊圈比猪窝讲究得多。羊活的时间比猪长。庄稼人养羊，一为繁殖，二为攒粪。一公一母两只羊养五年，就能生出一大群；一群羊一个月的粪尿就能肥一亩地。人手少的农户不养羊，养羊得有专人放。二爷是故乡的最后一个牧羊人。二爷放一辈子羊，在羊圈边那间只能容下一张土坯垒的床的低矮草屋住了七十个春秋。二爷一直没成家，跟着大爷的儿子、媳妇吃饭。侄儿两口子为了省钱置地，菜也不吃，早、午两顿有窝头，晚饭只是一碗稀汤。二爷一辈子没吃过羊肉，连病死的羊也要剥皮卸肉卖钱。二爷只在床上铺了一张老羊皮，铺到生命的最后，一再说真暖和，没女人暖脚冬天也冻不醒。在连阴雨天的一个夜里，二爷死在紧挨羊圈的草屋。死前一天还冒雨放羊。死后，羊饿两天。侄儿卖了羊，卖八个“袁大头”，又买二亩地。不久，土地改革，侄儿成了富农，挨了斗争，土地分走大半。村人说，亏得二爷死了，要不，准当富农分子，大爷早就去世，他不当谁当?
       四
       差不多家家养狗。狗似乎是一个人家的标志；来了生人，狗汪汪一叫，等于宣布了一个家庭的存在和不可贸然进入。都是土狗，千百年来在乡村土生土长的农家的狗。这种狗毛色不光亮，体态也不硕大或娇小，不以外貌取悦于人，只以品性招人喜爱。从不挑吃食，只在人吃饭时捡食扔下的红薯皮，或孩子不慎丢落的馍渣饭粒。即便吃不饱，也不离开家，依依地厮守着主人，一心一意，尽职尽责。狗最能跟着庄稼人过苦日子，再穷的人家狗也决不背叛。有句俗话：“狗不嫌家贫。”家家父母都拿这话教育儿女。乡下娃娃就常以狗为名，父母声声叫着狗娃，有几分亲切，也有几分劝勉。狗都瘦，好像它生来就不该胖嘟嘟的。我们村好几个生下来缺奶的娃子都叫瘦狗。
       听说过两件关于狗的事情。
       那年闹土匪。在一个夜里，土匪进村抢东西时，村人用三眼铳打断了土匪头目的一条腿。土匪扬言报复，要血洗我们村。全村人外出逃难。五爷全家去镇上投亲，狗也跟着走，打它骂它，它仍紧跟，打得狠了，远远地尾随着，死活也不离开主人。五爷想，一家人去就给亲戚添了麻烦，狗去实在不该。过一条河，登船时，狗猛一蹿也跳上了船。五爷狠着心把狗推下水。船前进，狗泅水撵船，快靠近船舷时，船老大用竹篙又把它戳进水里。到河心，风高浪大，狗就被冲下游去了。十天后，五爷领老婆孩子回家，抬眼看见狗在大门口卧着，已瘦成皮包骨头，趴地上，摇尾眨眼，发出哭泣似的呜呜声，再也站不起来。五爷进屋，见家里连根柴草也没丢失……
       八爷的狗，养了九年。是条母狗，村里将近一半人家的狗都是它的儿孙。八爷下地，狗总跟着。八爷去外村“大炼钢铁”，狗也卧在土高炉旁，去黑头山修水库，狗也去了工地。八爷领了饭，总剩下半碗喂狗。接着是大饥荒，八爷没了家，狗也没了家，八爷住在哪儿，哪儿就是家，狗都卧门口。食堂里只有稀汤寡水，八爷挨饿，狗也挨饿。那狗已是村里唯一的一条狗。不少人都打狗的主意，想弄死吃肉。狗似乎也预感到了凶险，从不离开八爷一步。八爷已走不成路，直挺挺躺在村头的破屋，没床，地上铺一把干草。狗近近地趴八爷身边，毛已脱落，脊骨似刀刃。八爷看狗，狗看八爷，相对无声，只有凄然。八爷终于饿死，死后一天一夜别人才发现，狗在他身边守了一天一夜。八爷没埋，狗就被打死，已经没肉，只有皮和骨，熬一锅汤，连腥味也很淡……
       乡村不能没有狗。鸡鸣狗吠，是乡村千古不变的音乐。养不了鸡狗的时候，一定是民不聊生的时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乡村不闻鸡狗声，正是乡村凋敝破败的时候，庄稼人活活饿死的时候。
       说说猫吧。猫的话题轻松。
       庄稼人养的猫，也是土猫，毛色都杂，多是身上一道黧一道灰的那种，模样质朴，行动敏捷，生来就是为了扑捉老鼠，而不是为了让人怜爱。并不家家养猫，一只猫能管八家。猫并不只忠于主人，生来爱串门，像在自己家一样把邻家的旮旮旯旯搜寻遍，常常忘了回家，偶尔回来，悄悄卧人的床铺上或钻进喂牲口的麦秸里睡一觉，就又走了。久久不归，主人并不找它，不像如今城里人半天不见猫，就院内院外大街小巷“猫儿—咪咪咪咪”一个劲儿呼唤。猫一长大，并不要人喂食，自己能养活自己。猫只吃老鼠，却从不生病。俗话说：“猫有九条命。”九条命的猫能担待一切灾患。那时候，村里猫不多，却算不上娇贵，老鼠也不多，也不太可恶。老鼠似乎只是为了猫存在。老鼠新繁殖的数量刚好够得上猫捉来吃饱。两种冤家一直维持平衡。
       二月、三月，猫叫春，七月、八月，猫也叫春。平时，人忽视猫，就像忽视老鼠一样。一叫春，猫就不再安分，立即变了腼腆缄默的性情，扯着嗓子嘶鸣，声音尖亮而艰涩，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弄得全村处处都是它的恋歌，把鸡叫、狗叫、鸟叫、虫叫都遮掩了。特别在夜间，叫声格处强硬，便把铺天盖地的宁静震荡得七零八落，但聒不醒庄稼人鼾声如雷的沉睡，只有老奶奶中宵梦回，听猫叫得正欢，会亲昵地骂声“猫儿野劲还不小哩”。村当中，有片构树林，枝杈交错，绿荫如帐，林中满地葛巴草，柔柔的，似茵褥。猫在四处啼唤许久以后，就都集中那里，叫声更加热烈，撕心裂肺，如疯如狂。孩子们想去林中看看猫在干啥，大人总唬着脸恐吓道：“不能看，看猫咬架夜里尿床!”“猫咬架”和夜里尿床有什么必然联系，则从不解释。
       如今的乡村，猫比当年多，老鼠比当年更多更多。猫都拴住，不复自由，食物、饮水都由人供给，怕它吃了被鼠药毒死的老鼠也被毒死。就连叫春时候，也不能外出，需不需要交配，和谁交配，都由主人决定。养猫只为了吓老鼠。机灵的老鼠却不怕，白天公然穿堂过室，在锅灶上逡巡，好大的馍馍也拉进洞里。不怕猫的老鼠大肆繁殖，天一擦黑，成群结队在屋里奔蹿，在院里跳踉，如入无人之境。人只好用毒药杀它，杠二爷说，他买五毛钱硫化锌，一夜毒死一百多只老鼠，拾一挑子，倒茅缸沤粪。不多久，老鼠就学会识别毒药，不再上当。乡亲们都感叹老鼠真是猴精。
       乡村已不是当初的乡村，猫也不是当初的猫，老鼠也不是当初的老鼠了。
       五
       农家都养鸡，不养鸡的农家就不像话。“鸡子叫，娃子哭，院里一头大肥猪。”这是庄稼人对日子兴旺的描述。那些年，养鸡下蛋首先不是为了自己吃，平白无故炒一盘鸡蛋当菜，几乎是作孽。平时，鸡蛋有两个用途。一是换食盐，常有人挑着盐担挨村串，不收钱，只要鸡蛋，可能因为农民手里没钱，或者钱容易贬值。于是就有民谚说：“鸡蛋换盐，两不见钱。”五口之家，七八只母鸡下蛋，大体上可以顾得了四季吃盐。再是为了待客，客人一到，寒暄一毕，女主人立即下厨，大把烧火，水一开，打一碗荷包蛋，抓把红糖一丢，双手端上，说声“喝口茶吧”，再坐下叙话。只“坐月子”的女人可以吃鸡蛋，一满月，就不能再吃。为给闺女送米面，半年前就要积攒鸡蛋。孩子都盼过生日，盼的是那天能吃一个煮熟的鸡蛋。财主家的太爷每天早晨都喝一碗打了一个鸡蛋的白面面汤，惹得全村老人羡慕，认为那真是享福。
       养鸡是女人的事，正像喂牛是男人的事。养鸡并不费事，天亮打开鸡笼门，鸡在院里抖抖翅膀，便外出了，随处觅食，找寻草籽或虫子，看似没食物的地方它也不停地叨，下蛋时就自己回家，下罢蛋叫一阵告诉主人，又出去了。黄昏，一齐归来，女人总抓把苞谷撒地上，让它们叨吃几粒，便进笼了，堵上鸡笼门，这一天就没事了。农民从不宰杀母鸡，即便它下蛋少了，仍然养着。每家只养一只公鸡，它的责任有两项，一是配种，配了种的蛋可以孵小鸡，二是带领照看母鸡，出去一天，全部带回来。决不多养一只公鸡，多余的公鸡要么卖掉，要么来了贵客(比如媒婆、亲家、新女婿)杀吃，“杀小鸡，烙油镆，下饺子，当汤喝”，历来是最高档的农家客饭。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规定农家每户只准养五只鸡，超过就要挨批。除去一只公鸡，仅四只母鸡下蛋。只能靠卖鸡蛋的钱，应付诸如买煤油火柴、治病吃药及红白喜事等等的开销。有首民谣说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芭茅盖房，土坯垒床，红薯面当粮，鸡屁股是银行。”最后一句指的就是这事。
       我小时候，村里只少数人家养鸭。鸭恋水，清早一出笼，就蹒蹒跚跚直奔池塘。全村的大小池塘都有鸭凫水，游得不慌不忙，悠悠地把漂满浮萍的水面划出柔柔的弧形。水面有鸭，池塘就有了景致。娃娃们常在水边玩，看鸭戏水，听鸭呱呱叫唤。娃娃们分不出公鸭母鸭，大人说公鸭叫声沙，母鸭叫声憨。鸭偶尔也上岸吃草。一上岸，就很笨，走路像村南窑里住的那个得了肿病的老婆婆。它们的扁嘴倒灵巧，剪刀似的，能把草齐齐铰断。傍晚，鸭老是忘了回家，主人就常常拿了长竹竿去池塘边赶，鸭和鸡不一样，一下水这家的那家的就混一起游，一赶就统统赶出来了。待上岸，只须连声吆喝“咯——咯——”，鸭就各自归群，跌跌撞撞回各自的家。如果不去赶，就要在池塘过夜，蛋就下在水边了。和鸡不同，鸭夜里下蛋。我和小伙伴们就曾在水下的淤泥里摸出过几个鸭蛋，好喜欢，拿回家煮吃，已经臭了，吃不成，真可惜。
       十岁前，我没吃过鸭蛋。那次，邻家的小妞一手拿一个高粱面窝头(清楚地记得那窝头蒸得周正，怪不得庄稼人管窝头叫“将军帽”，真像)，一手拿切开的半个咸鸭蛋(清楚地记得蛋黄是红铜的颜色，沙沙的，向外浸油)，来找我玩，或许为了炫耀，站我面前，啃一口窝头，用下牙咬掉一点鸭蛋，嚼得卜咂卜咂山响，就把我引诱得直流口水。奶奶看见我那副馋样儿，脸一沉，说：“鸭蛋不好吃，腥!”多年后，去外婆家走亲戚，第一次吃到腌过的鸭蛋，却原来并不腥，很香很香。
       鹅有一副富贵相，身体硕大，头高仰，脸朝天，走路大摇大摆，叫声浑厚洪亮。只财主家养鹅，据说东村孙侍卫家养几十只，鹅圈宽大，上苫蓝瓦，每晚喂鹅都得三升苞谷，鹅群走动，像白云在地上飘。我们村的财主小，仅仅养两只鹅，一纯白，一花黧，头上的冠柿红色，鲜鲜亮亮，像顶一颗大玛瑙。每当鹅“哏儿嗄哏儿嘎”叫着走出大门，大摇大摆走向池塘，娃娃们总站远处看，近了怕它咬，它那嘴狠，咬不伤，可很疼。鹅比它的主人威风。养鹅为了看宅，生人进院，鹅就大叫，同时伸长脖子去咬。鹅比狗好，狗叫声太凶，咬伤人事大。穷人不养鹅，鹅吃的多，下蛋少，划不来。穷人也不需要养鹅讲排场。
       我小时候倒吃过鹅蛋。那年，过端午节，财主家的老奶奶送来两个鹅蛋，皮儿白，个儿大，沉沉的，像河里的石头。一切四瓣儿，每一瓣儿都比得上一个鸡蛋。那老奶奶常来我家找我奶奶叙家常，鸡啦鸭啦，豆啦瓜啦，一说半天；说话时也做活儿，或缠棉线，或纳袜底儿。我记得她弯腰驼背，头向前伸着，脸上肉少，颧骨显得高，一笑，露出豁牙，全没有黄世仁他妈那副地主婆的模样。还记得在斗地主分浮财的前几天，晚饭后好久，老奶奶摸黑叩开我家的柴门，瑟瑟缩缩走进堂屋，手里拿一件半旧的黑布袍子，一个崭新的柳编簸箕，要藏我家，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鹅蛋，说让我吃。父亲母亲开会去了，那些天夜夜开会，村里气氛紧张。我奶奶忙把袍子放进板箱，簸箕塞进床下，鹅蛋倒要她拿回，说没饭吃时候可以挡饥。父亲回来，一再埋怨奶奶，好像奶奶惹了祸。父亲胆小，既不敢把东西交出去，又怕藏下去被发现挨整。好多天，父亲战战兢兢，担心农会干部突然找事。直到土改后多日，奶奶才把那两件东西悄悄送还老奶奶的儿子。老奶奶在分地时候死去，她儿子已离开原来的瓦房，搬进了原来的驴屋。
       那两只鹅，早在农会刚成立时候就被干部捉去，剁了头，拔了毛，煮熟当夜饭吃了。此后，村里再没人养鹅……
       人事变迁，常常殃及禽兽。
       家禽家畜的生存状态，紧紧连着庄稼人的生存状态。家禽家畜的命运紧紧连着庄稼人的命运，甚至连着国家的命运。
       周同宾，作家，现居河南南阳。已发表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