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Antonio de Nebrija将其所写的Gramatica (近代西欧第一部语法书)上呈西班牙女王 Isabella 御览。女王问及此书之功用，主教 Avia 答曰：“殿下，语言是帝国完美的工具(language is the perfect instrument of empire)。”
一
在写下这个标题以及上边一段引言的同时，我立刻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语境中，这是一个与文明的兴替紧密相关的问题，敏感，而且足够复杂。“WTO”、“9·11事件”、“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种种色调掺杂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尖锐对峙中，构成了这个老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背景。这样一幅茫无头绪的背景图，是1992年丹麦学者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写下他那本著名的《语言帝国主义》时都未曾想到的。
“帝国主义文化并不是什么看不见的存在，它并不掩饰它的关系和利益。”在当今社会，爱德华·萨义德写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中的这句话看上去像是反讽。据新浪网不久前的一次关于“如何看待全民学英语”的调查，10836份网络问卷中，有占总数的11.88％的1287份问卷认为“根本不存在此种现象”，“很难说”的比例占调查问卷总数的12.72％，选择“要警惕英语帝国主义的侵袭”的3454份问卷占总数的31.88％，而在此次调查中比例最高的一个群体意见是“国际化的必然现象，是一件好事”，投票数达到4717，占总数的43.53％。
关于此次调查，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访问对象的单一性。从材料采选角度来讲，此次受访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网民”这样一个群体中，由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共性而导致的群体特征的单一性决定了这份调查结果并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活跃群体的声音在很多时候就能掩盖住更大范围人群的声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这种意见反映出他们所看到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他们坚信资本是没有国界的，重建巴别塔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他们看不到工厂农村，忽略掉了利润是有自己祖国的，更没想到如果可能我们将建造一座什么风格的巴别塔。
就好像当年我们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一样，“全球化”的再次出现同样卷挟着巨大的冲击力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当年的理想如今有了现实的基础，诗句中的“此凉热”的概念被资本的势力替换成了“全球美国化”。出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商业资本取代政府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支配力量。CEO们想在全球范围统一建立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WPP广告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索雷尔在1999年说：“没有什么全球通用的市场营销模式，只有美国式的方式，美国的商业模式就是全球的。”面对同胞的偏执，参与出版《走向全球化》（《GOING GLOBAL》）的阿兰·韦伯在被问及9·11与全球化问题时是这样说的：“美国人往往以为全球化意味着以美国的方式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正确的。”
2001年9月24日，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中写下了那年最著名的格言：“全球化已经终结。”尽管我很愿意看到这个美丽状况的出现，尽管我无比欣赏阿兰·韦伯冷静的思考，但是我无法否认马丁·索雷尔所陈述的事实直至今日还在不断地演进。“处于强势的文化/国家/民族，总是倾向于提倡‘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葛兆光语），这里当然包含了强者的自傲，正如我们夸赞法语优美，中文博大，而语言互译的不透明性，让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深层一点的原因我们不妨视作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明都在世界上曾经“强势”过一段时间，我们夸奖语言的优点更本质的出发点可能还是在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又好像我们后来说英语简单易学，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回事。
二
十多年前，计算机进入中国时，汉字编码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时有一句耸人听闻的著名口号：“汉字不亡，中国必亡”，号召大家放弃方块字使用拼音文字。后来的过程说来很简单，由于几个汉字输入程序的拯救，我现在还在使用方块字。
这样的说法似乎流于轻率，中文的沦陷是否要靠几个输入法来拯救，换言之就是中文生命力的问题。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强。在张艺谋的新片《英雄》里，赵国有个教书老先生在秦国大军兵临城下之时训诫学生们：“秦国的箭再强，灭的了赵国的城，灭不了赵国的字”，无论哪个方面都让人想起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当然从电影镜头看，里边箭如雨下的场面更容易让我想到黑泽明的《乱》）。法语没有灭亡，直到今天他们还冲在反对英语帝国主义的最前线，这说明的是语言文化的坚韧；但是另外一边，大篆改小篆，赵国的字灭亡了，这说明再优秀的语言文化（按电影里刺客无名的说法是赵国的字“刚烈”，观众们姑妄信之）没有国家民族实力垫底一样要死亡。
在这里探讨中文是否优秀实在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如果有人想以英语优于中文为借口推行英语帝国主义，那他必须首先知道：语言之间的互译无法透明决定了两种古老语言是无法比较优劣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索绪尔等人指出汉字“无声”重形，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幼读诗文，三四岁时都不识字，是靠声音来记忆的。用俄国诗人曼杰尔什塔姆的话说，是要有一个音乐或声音的模型，先于其意义而存在。而钱钟书在《
谈艺录》中就提出，对汉字只重象形，不重声文，属稚*"之见。同时，我们夸赞汉语精确博大，但是张志扬先生却指出：象形文字包含了拼音文字所隐退掉的言说时的情境在场性和声音的逻格斯，这却会限制前者进入元书写，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情感转换成文字过程中的失重现象。在他的观点中，现代汉语言本身就是西语语法对古汉语宰割的结果，造成的恶果是“损害了古汉语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空间性”，尴尬之中的现代汉语“几乎成为中不能中西不能西的邯郸之地”。
值得重视的是，我上边举出的张志扬先生的观点几乎可以当作预言来看待。英语帝国主义的入侵给汉语造成的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的冲击还有语法的侵蚀。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们现在说话都习惯在动词前边乱加“有”：
“你有没有去麦当劳？”
“我有去。”
按照我们目前习惯的处理方式，如果一种语言方式已经广泛流行，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就自动获得权威机构的承认，编进辞书和教程。照此趋势，不难想象，若干年后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辞典》，映入眼帘的有一小半是字母文字，还有大量广东腔的西化汉语句式排列其间，那时的“中不能中西不能西的邯郸之地”就已经确立而不是“几乎”了。
三
从我接触英语开始，以下的一组数据就常常被听到：“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
如此等等，无不在向我们昭示英语已经成为一项国际化技术，凯洛格的MBA刘克亚先生创立的“表演英语”就是把英语当作一种个人技术来修炼，而修炼成这种“国际自由族”就是为了跟上技术的潮流。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更多的注意投在了潮流的兴替上。
胡安·恩里克斯在《基因改变未来》(《AS THE FUTURE CATCHES YOU》)中，探讨了技术对文明的改变，其具体体现是对一种语言的主导：那些曾经伟大的城市和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居民拒绝跟上新的潮流，世界的支配语言由埃及语转向希腊语、拉丁语，接着是法语、英语（而英语又分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这样一种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和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的说法不谋而合，萨义德指出，从更长的历史范畴来看，不同地区此消彼长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
对于世界文明中心“百年一易”的说法，从情感上讲我很愿意相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更坏的预测：从启蒙时代开始，文明的发展演进，都与资本主义的摧残与侵略联系在一起。不论整个世界市场是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实际情况就是，尽管部分落后国家在不断发展，但是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在逐年拉大。全球化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信心：在一个技术存在地区分化的时代谈论统一，必须先听听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非理性繁荣》作者罗伯特·希勒的声音：“对于技术，我最大的忧虑是它是否会加剧贫富分化。”
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所占比重并不大的问题可以成为技术掠夺的最佳模型，这就是主导语言市场的形成。英国、美国，甚至印度等国家仅仅依靠向外输出零成本的英语教学就可以换来巨大的利润。据统计，中国人每学会一个英语单词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5元。这就是说，从我们潇洒地一低头，把脖子上的套索交给“全球化”开始学习英语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在遭受剥削了。在我们还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利的时候，自己兜里比较少的钱就被全球化得更少了。
另一个整体的数据是，英语教学作为一项产业，每年给英国带去直接间接收入70亿英镑。而在大洋那边，根据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这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语言教学赚得的。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第一个世界语的地位已经不公正地给了英语。借助特定时期的历史优势，它像一根接力棒一样从十九世纪的英国传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运动。
四
罗伯特·菲利普森在那本《语言帝国主义》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英帝国已经让位于英语帝国主义”，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它是对目前英语帝国主义浪潮潜在危机的一个暗示。也许站在高端的英语输出国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依靠经济政治优势强行统一本不应该统一的语言，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
作为一辆已经走向国际的大车，英语帝国主义的方向早已不是英美等国能够控制的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在侵蚀其他语言的同时，英语也在遭受着其他语言文化的侵蚀。语言学家Braj B.Kachru忧心忡忡地说道：英语的本族使用者“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完全控制英语标准化的特权”。英语的词汇、发音和语法，在扩张中不断遭到破坏和夹塞。而在我们捍卫汉语、法语的纯洁性同时，他们也要捍卫英语的纯洁。正如1924年，美国人类学家E·萨丕尔在《语言论》里指出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英语脱离了其地域文化，借助经济优势进入其他地区，一边丧失其优美光彩，沦为密电码一样的简单交流工具，一边发生众多意想不到的变种：“美式英语”、“韩国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澳大利亚英语”，这些语言互相之间听不懂，在不同的方向上继续发展下去，如此演化的唯一结果就是再次的语言不通。和当初的状况没有任何两样。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当年的巴别塔就是这么倒掉的。
巴别塔倒掉之后，推行霸权的英语重新回到英伦三岛，倒霉的是丧失掉本民族语言的国家们。在英语帝国主义扩张直至统一的过程中，一直将伴随着其他语种的衰落与死亡。杨绛曾经讲过一个越南人的故事，那个人痛哭，我们曾经用的都是中国字，可是都被侵略者毁掉了。语言的死亡，往往就是文化的死亡。“有些船一旦上去，可能再也下不来了。有些土地奉送了，就再也夺不回来了”，方兴东在1999年针对当时中国IT业现状的一句警告，今天读来，我发现它无比适用于谈论语言的沦陷。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发现，要把殖民语言从自己的土地上清除要比把外国军队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困难得多。特别是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已经死亡之后，哪怕它政治经济翻身了，语言文化的殖民却是永世不得超生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语种的死亡和消失，等于永远失去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认知和理解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语种大规模死亡之后，结果不是世界大同，而是文明的倒退、倒塌，一切从零开始，沉醉在英语全球化迷梦中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在巴别塔的第二次倒塌中惊醒过来，一切就像《骇客帝国》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欢迎来到现实的废墟”。
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我们实在无法依靠一种方法来应对所有问题。二十世纪的两大乌托邦，从苏联的极权主义乌托邦到自由市场乌托邦，从一亮相就充满了蛊惑人心的魅力，但最终都被历史无情地证明为错误。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帝国主义，缘起二十世纪末，很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第一个乌托邦。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肯定无法放弃这个梦想，语言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此时，法国人采取立法的手段捍卫法语纯洁；德国人召集专家将德语朝着更科学的角度修改，以利推广；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雅克·德里达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2002年9月访华期间，他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解构与全球化》的报告，当谈及“英语帝国主义”时，他提出了一个充满解构色彩的周星驰式设想：让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法语，更多的法国人学习汉语。
正如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相信世间存在某种普世性原则可以作为全球化基础一样，我也相信世间存在一些普世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应该保持对个体的尊重，你实在难以把本土性从个人身上抹去。而人类世界也正是因为差异而美丽。
胡坚，大学生，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愤青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