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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和浏览最近一个时期的书报杂志，大小网站，“全球化”扑面而来。连“全球化和入世后中国居民联防工作的对策”、“全球化与引咎辞职”和 “入世后抽水马桶节水问题迫在眉睫”这样的文章都有了。“全球化”作为一个还没有完全席卷全球和远没有完成的过程；作为一个刚刚取代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位置不久、充满着语言迷雾的概念，它的运行、它的走向、它的后果、它与其它的种种关系，就已经被很多人未雨绸缪地预见到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仔细读过不少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后，我却产生了这样一种惶惑：“全球化”是否正在成为一种现代咒语？
       和我有着同样忧虑的是英国学者保尔·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拉玛·汤普森（ Grahame Thompson）。他们在2000年修订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充满疑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提出全球化“乃是一组被建构起来的论述”，“全球化现在俨然已成了新的咒语”。
       咒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信奉某种宗教的人自认为念着就可以借助某种超强的外力驱鬼降妖的话语；一是自认为念着就可以使别人不吉利、不顺利的话语。实质则相同，都是以夸大某种话语权的力量消解抗拒的力量，幻想借助某种外力使自己强大，为实现自身力所不及的目的寻找支持。
       “全球化”是不是成了一种现代咒语，可能会与下列问题有很大关系：谁对全球化最感兴趣？谁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最大（当然也包括谁在全球化中失去的最多）？如何在全球化中得到好处（当然也包括代价）？这个好处什么时候得到（从始至终得到还是最终才得到）？怎么得到？
       据说，“全球化”概念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欧洲，目前认为始作俑者是撰写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丹尼斯·梅多斯，这个报告在计算和证明世界性、全球性经济“增长的极限”时使用了“全球化”这样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谁提出其实已经不重要，因为后来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广泛认同和争相使用这个概念时，无论哪种定义都已与最初的含义有所不同。这个概念虽然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才提出，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却早早先于这个概念的使用而开始了。至于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五百年说”，认为全球化过程实际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二是“百年说”，认为全球化从十九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以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国际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性流动为标志，马克思对此曾作过大量描述。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是1970年代后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背景，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资本在全球大范围流动、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企业经营活动国际化为特征。三是“近年说”，认为真正的全球化是从1970、1980年代才开始的，以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的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资本大范围、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为特征。这三种观点都不否认，从1970、1980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全球化”风头最劲。与此相呼应的是1980年代“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比之稍慢一拍，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也开始了“全球化”的热烈讨论并且随着2001年中国的“入世”而达到高潮（这个高潮至今未退）。
       在我个人化的知识范围之内，具有“全球化”意义象征（不是标志）的事件是1969年7月20 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声称“这一小步将是人类的一大步”和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随即坠毁后全世界的反应。第一件事使我产生的联想是当人类能够在地球以外的另一个天体看地球时，他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他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模糊了歧异性而凸现了统一性的球体，一个外表高度一致看不出内部裂痕的整体，亦即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全球（globalization global），这必将大大强化人类的“全球”概念。这件事似乎是带有某种隐喻的色彩，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被认为首次提出“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正是在这前后出台的；也是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出于战略考虑，把电脑并入了电话网，这便是互联网的雏形，而互联网则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技术背景。第二件事让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到现在的世界越来越是人们共同的世界，许多事情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特别也包括了中国人共同关心的。当“挑战者号”坠毁的消息传开后，世界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立刻对发生在美国的这一事件致电美国，表达的共同观点是航天飞机的试验是全人类的事情，它的失败是全世界的遗憾。中国政府也发去了类似内容的电报，而且还破天荒地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打破了新闻播报的先国内后国际、先政治新闻后社会新闻的惯例，首播了“挑战者号”失败的消息（这让我深受感动）。或许这也是带有某种隐喻的，因为很巧，正是在这一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基本定下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而乌拉圭谈判被许多人看作是“全球化”第三波的开始。
       感性化的直觉有时是靠不住的，但又是难以挥却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有一种“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趋势存在并且相信它会逐渐地占领人们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稍感意外的是它在1990年代后，会成为这样一种铺天盖地般的浪潮。它是真的在事实上突然加速了，还是借助话语的力量造成了这种声势？是否有人把全球化变成了一种咒语？把“全球化”当成咒语的人，希望借着这个咒语实现什么？ “全球化”咒语真有魔力吗？“全球化”的咒语化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该怎样看待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现代咒语，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几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讲着“全球化话语”，都希望借助全球化的概念达到某种目的解决某种问题，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被“话语霸权化“，至少也成为了一种话语时尚。这实际上已经把“全球化”魔咒化。念这个咒语的不仅有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积极主导者即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包括全球化的被动者即不发达国家；既包括决定政策的政治家、从中直接获利的资本家、金融家，也有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学者。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注意。在我看来全球化咒语至少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一、战略层面的全球化咒语
       如果我们假定早期的全球化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客观自然进程才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第三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全球化已经带有非常强烈的选择性和主观性，即为追求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全球化趋势的一种人为推进。
       一般认为，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主导者当然也是主要受益者。就全球化的实质内容和最先显现的表征看，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更准确的说是由贸易全球化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人们爱用“工业化”描述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成就；在1960年代以前，人们多用“现代化”表达人类社会进步的全球趋势，两者基本都是用工业技术发展的水平作为衡量和计算的标准。从1970年代开始，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几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长的速度超出全球产出增长的两倍，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贸易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进步似乎能够席卷一切”。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客观事实。因为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后，必然要为资本寻找出路，寻求扩大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的发展都是和大宗资本的大量流动分不开的。从有关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的规则主要是根据中心国家的影响和利益制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反推，以美国为代表的拥有大量资本的中心国家一定是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他们积极倡导全球化首先是在战略层面上的，比如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主要是通过全球化，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维护其绝对优势，防止任何具有挑战力量的国家或集团兴起。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洛杉矶时报》公开发表推进民主的全球化新战略的文章。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思想现在已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自由主义转变为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把实力放在首要地位，不再是立足于改变别国，而是立足于战胜别国。因此，美国战略层面的全球化不仅是金融或经济的全球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甚至于不排除使用战争手段的全球化。他们希望全球化能为过剩的资本寻找生出暴利的市场，刺激快要衰退的经济以解脱政府危机；希望全球化能在所谓“全球治理”中解决国际政治中的难题；希望全球化能在人道主义干涉、消解别国主权意识中实现霸权扩张；希望全球化能把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推广至全世界，甚至，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过是其全球化战略中的一役。总而言之，美国最终的全球化战略目标是美国化全球。
       “全球化”确实有它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进程的一方面，它似乎带有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因此，“全球化”对于美国的战略而言确实有咒语的意义，因为念着它，就可借助它的“威慑力”和“神力”达到目的。这样全球化就从一种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变为了一种观念的过程，变成了政治家的战略，变成了带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东西。
       如果说，发达国家多是在主动意义上与“全球化”发生关联的，那么相当多的不发达国家是被动参与全球化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也把“全球化”当作了一种咒语。虽然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资本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的新一轮的调配，但它毕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所以是一个新的机会，主要是他们可能利用资本、技术、产业制度和贸易等许多方面的全球化为自己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像在工业化时期对工业国家的那种简单模仿和追赶。出于对落后的焦虑和对快速发展的渴望，一些不发达国家采取了主动拥抱全球化的战略，对全球化赋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全球化提供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更是一个捷径；幻想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带来广大的就业机会；期待着全球化带来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同时把民主的制度、高效的政府也一同送来；指望着全球化能够使自己的国家真的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甚至把加入WTO等世界性组织当作国家的奋斗目标。总而言之，“全球化”最好就像阿里巴巴念的“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只要“全球化”了，贫穷、落后、边缘的问题就会解决。
       如果说，“全球化”在战略层面被咒语化，那么更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全球化在学术层面的咒语化倾向。
       二、学术层面的全球化咒语
       众所周知，学术界的“全球化”热潮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事情。对某个历史过程或某个现象的研究滞后是常见的。因此仅从时间上看学术上的“全球化热”在全球化实际进程开始许多年之后出现并不算反常。二十年来，西方的“全球化”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全球化几乎成为一门“显学”，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形成了几大派和若干种理论观点。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是：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托马斯·弗里曼的“全球化体系论”；肯尼斯·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和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归纳整理，见《国际观察》2001年第三期）。洪朝辉教授则把西方全球化研究分成几大派别：新马克思主义派或新左派，认为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转型学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怀疑派认为全球化是无中生有。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左派认为今日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担心“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不远了”。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在全球化中得到长远的利益，全球化将会全方位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政府。尽管这两个学派对全球化的价值判断截然相反，但两派却一致认同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巨大威力，不是“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可能带来亚洲气候的变化，整个世界的关系如此紧密相关），就是“铁笼效应”（在全球化形成的框架下，每个政府都被迫严格遵守全球经济的规则，萎缩自己的独立功能）。在全球化的力量下，政府的功能将弱化，国家主权将让位。不过，新左派希望国家消亡的理想在“劳动控制资本” 的前提下实现；新自由主义在等待着“资本控制劳动”下的国家权力弱化。在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学术界也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主张敞开怀抱，拥抱全球化的；有表示深深忧虑的。当然更多的表达是中国人擅长使用的永远正确的两分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学术层面上的全球化咒语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学术界和传媒的过分渲染下，不仅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全球化的“泡沫”而且使学术界也出现了全球化话语霸权的趋向；比如，如何看待全球化甚至一度变成了划分学术界政治倾向和立场的标准。第二，无论在全球化上持哪种观点，反对也好，赞美也好，都会程度或深或浅地戴上主观的“全球化”的有色眼镜和放大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可被“全球化”的成分，结果就变成了什么都与全球化有关。第三，造成学术上的浮躁和简单化。全球化问题既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也掩盖了对许多更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指望用“全球化”的思路和语言解释一切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学者更是借“全球化”不仅逃避了对许多难题的深入和细致研究而且大沾“显学”的光，可以轻松地获得所谓学术成果和使许多与全球化沾边的课题得以立项。学者念着“全球化”的咒语确实也能得到许多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是和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学者的研究便常常成为对政治的直接介入；又由于全球化在学术界有了咒语意义，因此它会干扰学者对全球化的客观研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终结”，都是学者逸出全球化学术研究的轨道而成为政治介入的例子。甚至，连哈贝马斯这样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和思想家在涉入全球化咒语后都会改变很多。哈贝马斯十几年前一直在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他曾设想一个超国家的全球市民社会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他相信全球化会使国家具有超历史、超民族、超地域的特点，造成超民族国家的出现，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这个特征。他的政治哲学也就从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转到论证它的正当性。哈贝马斯在“9·11”事件后，2001年10月举行的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会上致获奖辞时，认为恐怖主义的行动主要是与全球化的对立：“对他们（恐怖主义者）而言，全球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撒旦。”
       我从不否认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也渴望着人类能够走向隔阂最小、障碍最少、生活最好的状态。但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太平洋上的风暴”？它在事实层面怎样在理论层面怎样？我们不如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些真实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化问题上有这样一些矛盾和复杂的现象：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发达国家的学者倒更为客观地指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和穷人。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即便是不喜欢全球化，也多是在理论上分析利弊大小得失，而付诸反对全球化实践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呼吁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起来抵制国际资本的剥削，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收到美国教授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学者征集反对全球化的签名；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由于在全球化中得到了新的劳动就业机会，反对国际资本的呼声很微弱；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资本转移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而反对全球化，仇恨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这样，本来本质上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却表现为在世界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矛盾。
       战略层面的全球化咒语是政治家的必需，需要人们分辨警惕，那么学术层面的全球化咒语则是另外一种危险。《哈里·波特》能够风行全世界，是人们的潜意识中感到了自己在现实中很虚弱，希望借助魔咒，使自己刹那间就能变得强大。因此人们希望全球化也是这样一个咒语。但知识分子不仅自己不应该相信全球化咒语，更不应该向社会灌输和暗示全球化具有咒语的强力。因为全球化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而且，这个咒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念好、都能学会的。如果念出差错了，结果会更糟的。让我们耐心地把阿里巴巴的故事读完：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打开了山门，得到了山洞中的财宝。他的愚昧贪心的哥哥卡希姆也想凭这个咒语得到财富。他匆匆忙忙地从阿里巴巴那里得到咒语就去了山洞。他照猫画虎地念了“芝麻开门”进了山洞。山洞门关上了，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喜不自禁。但是，他想不起开门的咒语了，于是，他“大麦开门”、“小麦开门”、“豌豆开门”、“蚕豆开门”地胡乱喊叫，把能想到的豆麦谷物全喊一遍，就是没有想起“芝麻开门”。当然结果他死在山洞里了。
       金安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译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