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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信广末著
       燕子译
       说明：该文原载于《从〈文艺春秋〉看昭和史》第三卷。写于昭和47年8月(1972)。重信房子的父亲重信广末年轻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曾参与“血盟团”组织，由于未直接参与暗杀事件，因此未被逮捕。重信房子曾在自传体《我的爱，我的革命》中说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重信房子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尚在，她与巴解组织的阿拉伯人再婚之后所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巴黎攻读研究生，一个在念大学，关于她潜回日本，众说纷纭。如中东和平进展趋势使赤军难以立足，她企图在东南亚策建新的“人民革命党”，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房子去国外时，我曾对她说：“不要回来了。”去哪里、干什么，我全不知道。但是，革命家总是在时代的潮流中艰苦、严峻而孤独地生活。失败时自然不言说，即便成功(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为零)，生还的希望也几乎没有。革命就是找死——尽管现在我不想讲述我自己的经验，但是我这样告诉她。房子的名字如此被人议论纷纷，成为热门的话题，大概总是出于好意吧。各种各样的人将刊载我女儿的消息与报道的报纸、周刊杂志寄给我。这些写法全都口吻一致，无非房子曾经是优秀学生，到高中时代失足下水，终于摇身一变，成为经过千锤百炼的硬骨头女斗士。
       “魔女”，“神秘的女人”——这样的标题的背后，我听到一种声音：这样的女儿究竟是如何培养教育出来的呢?
       同时使我想起“淀号”劫机犯的父母们、联合赤军战士的父母们。他们也与我一样，不，或许比我更加为自己的孩子们所犯下的错误与过失而深感痛苦吧。“究竟是怎样培养教育出来的呢?”他们也同样被世人责备着吧。可是，难道父母必须为已过了二十岁的子女们而备受责难，就该被戳后背吗?难道只要孩子们的父母还在世一天，他的父母就必须替他的孩子继续赎罪，抵偿前愆吗?
       有个被社会视为异类的女儿，我也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不仅是我，这也许是所有的孩子们当了赤军的父母们的共同的心境吧，假如能够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也想纠正儿子们、女儿们的过错。他们犯下的罪孽，我们想抵偿。但是，孩子们早已飞到我们的手够不着的世界那边去了。
       写关于房子的事情，不过是抒发老人不得已的叹息。同时被一种仿佛将女儿的肉切开零售似的内疚与惭愧的心情纠缠着，这是事实。撇开思想方面的问题不谈，房子曾经是个好闺女。我如何培养教育房子的呢?不，房子是如何成长的呢?我不为自己，也不为房子，为与我同样痛苦而送走许多不眠之夜的人们，提起拙笔写下这些文字。
       在讲述抚育房子长大的家庭之前，有必要提及我自己的成长史。我于明治36年(1903)在鹿儿岛出生。父亲是当时人数极少的师范学校出身的教育工作者，母亲是枕崎的资本家小姐。因父母离婚，我是在父亲身边长大，度过童年的。我父亲虽学习成绩优秀，但极不擅长交际，不知道是否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时尽管出身于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为数不多，父亲却没有在大都会任教，而是在乡下不断调动工作。
       我记忆中的父亲，是被古汉文严格训练出来的古板人物。我们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我们孩子来说，父亲简直就是需仰视的遥远的存在。即使现在谈及父亲，脑子里浮现的仍然是威严、拘谨又盛气凌人的形象。父亲在我十五岁时去世。我随着几位兄长辗转于大连、满洲等地。这样的漂泊，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宫崎县的中学，开始独立生活为止。
       或许由于我在严厉的家庭生长的缘故，在朋友家中，看到别人父亲同孩子随便躺卧着在一起谈天说地，内心十分羡慕。在我的记忆中，同父亲谈话没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从那以后，对于和谐、温馨的家庭的憧憬成为我的理想。
       我作为父亲的想法是，家庭首先是身心安静休息的场所。父亲在外，不得不应酬恭维，献殷勤，说谎话，若被人盯见，连小便都要忧三虑四，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互相信赖，不用任何客套，能随心所欲的家，这将是怎样安稳平静的场所啊。其角有“傍晚乘凉，光着脊膀，生为须眉，一世不枉”的句子。夏天，太阳夕下，泡澡之后在南瓜棚架下，光着脊背，摇着大蒲扇，谁也不嘀咕什么。这样的父亲我觉得很亲切，家庭就应该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电视里有个节目讨论“父亲在家中穿短裤是好，还是不好?”有位著名的评论家还出席讨论，结论如何我早就丢在脑后了，但这样实在奇妙的议论本身倒是记忆犹新。难道家庭一定要如此严肃、僵硬才算家庭吗？我本来就不赞成父亲的威严式的思考方法，而主张尽可能地创造父母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讨论、对话的时间和空间。这是父亲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家庭亲人之间的相互的深刻的信赖关系。我本人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学一毕业，加上服兵役的关系，我进入了东京物理学校(东京理科大学的前身)。当时由于粮食匮乏，物资短缺，日本人能吃上淀粉类的合成物已经算是梦想了。但我在东京只生活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是乡下佬，完全失去了自信，不久就到了宫崎县。在宫崎县，我曾是一个很快乐的少年，又有很多有实力的朋友，通过这个门路，我成了代课教员。在当时，代课教员如文字所示，被人们认为是很神圣的职业的。
       我本人不管怎么说，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比如常带学生去后山采蘑菇等等。我自己有无数难以忘怀的回忆。这期间，发生了井上日昭血盟团事件(1932年9月，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驹本小学前下车，准备进行选举演说时，被血盟团团员小昭正用手枪射杀。同年3月三井银行理事长琢磨被射杀。血盟团是以井上日昭为中心、企图推动国家革新、由农村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是一人杀一人，以政党、财阀、特权阶级为目标。首谋井上自首，其余团员被判刑——译者注)。我也作为一名团员参加(事件发生前一天被除名。——译者注)。那时我也是尽我所能，拼命努力。关于此事的叙述就此打住。
       就这样，从二十一岁开始的十三年间，我在宫崎县生活。之后我胸怀大志再次赴京。辞去代课教师，是因为我始终认为圣职的教育者世界，同样充满污浊和肮脏之气。
       到东京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不久便出征、复员，再之后，与当时工作的公司老板的侄女结婚了。第二次应召出征回来之后不久，房子出世了。
       就秉性脾气来说，比起她母亲来，房子更像我。如我曾在宫崎，是招人惹爱的快活少年，房子也是人见人爱的幸运姑娘。不仅孝顺父亲，其他方面也从来不让父母担心。在这个意义上，房子是个好孩子。例如，正好她自己想喝茶时，先问“爸爸您也喝吗?”如果我说“嗯”，她就先给我泡，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体贴表现在许多地方，如果说父女性情相似，这种地方确实很像。当然，她母亲也不是一个不懂照料、挂虑别人的女人。这些姑且不谈。最近，我读到一则报道，说房子是聚资天才，我不禁暗自点头。以茅成司为中心的“小小善意”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房子早在孩提时代就积极参加各种义务奉献活动，“小小善意”活动时，她也是欣然乐意参加的，后来我听人们说“重信加入我们中间，我们就有了一千个人的大力气了”，意思是说房子有感召力，很多朋友追随她加入，人多力量就大了。
       房子念高中时(都立第一商业高中)进入了文艺部。她曾被报纸介绍为“喜爱八仙花的姑娘”。其实，她不只喜欢八仙花，所有的花儿她都喜欢。我在宫崎做教员时，植物方面最为拿手，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总是带着她们攥几个饭团去世田谷的砧绿地等植物繁茂的地方。因此，房子不仅喜欢花儿，连平常不大为人知的草木名字都能记住了不少。
       进入文艺部之后，她认识了许许多多作家。完全是个文艺门外汉的我感到有些意外。房子常常会在家中叫嚷几句“今天我见到了井上靖”之类的话。后来我又听说，加藤周作招聘秘书，房子也曾经前去应聘。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话题，房子在家从不提起，但我知道她坚持不断地写作小说、诗歌之类的东西。如校内杂志上刊登的诗歌。房子因喜爱女作家幸田文，她给自己取了笔名叫幸田沙代，并用它发表作品。如：《那个黄昏》——那个黄昏/如背负重荷的商人的/沉重的足音缓来/于是/一边流着白色的白色的眼泪/在我面前震颤。那个黄昏/连绵不断地/在雨雪交加的寒冷中/可怜地拖着跛腿蹒跚而至/于是/说/多想看到橙红色的灯啊。那个黄昏/像被孤独撕咬、吞噬的诗人/将空如杯盏的心倒掉/于是/将长叹抖落在地。那个黄昏/是荒寂的地球/的一滴露珠/落下、落下。
       那时，房子还曾经出演电视台的“青年的主张”竞赛节目。我家里，房子虽然不错，但是她姐姐更出类拔萃。要决定出场时，姐妹二人合计，由姐姐写稿，妹妹背诵。房子的巧舌善辩虽在最初的两分钟让记者惊叹了一番，但毕竟是临阵磨枪，很快就招架不住，十分钟的雄辩节目，三分钟一过就乖乖下了讲坛。尽管是有头无尾，不了了之的演说，但还是进入了前三名。
       还记得这时正是市议员选举之际，某保守派系的候选人请求房子帮助精选声援演说。房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且以课余打工的心情每天去帮忙。在我家附近演说时，我也不露痕迹地竖起耳朵。房子口齿伶俐，她的演说循循善诱，连我也不得不服她。选举投票的前一天，车站前人山人海，房子高声疾呼“如果违背了大家的心愿与期待，就请大家将××杀掉吧。”由于这句话的作用，该候选人顺利当选。“请大家杀掉他吧”的演说方式，一时成为人们的余谈笑资。
       关于房子的演说，还有一个日后谈。由于上次选举演说优秀出众，福岛县的县议员又来邀请。这回是社会党的候选人。自民党实力强大，房子的候选人最初根本不为人所重视，但到开始查票时，上午获票第一，下午这种趋势也停滞不变，这次也归功于房子，结果房子被候选人大为感谢了一番。
       房子从高中开始，常常将家里附近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做义务家教。这是她不计报酬的奉献活动的一种。只要她决心要做的事，就立刻付诸行动，她是个正义感很强的孩子。
       本来，房子没有去普通高中，不能不说是由于家庭窘迫的缘故。当时我家生活困顿，迫于生计，我想早晚孩子们得出去工作，比如我自己；学校的教师这样受局限的职业，找工作很难，普通高中就职也不容易吧，无论男女，有一门糊口的技术在手，就没什么好担心了。这是我那时的想法。
       家境贫困这一点，至今使我对孩子们深感愧疚。无论是房子，还是其他孩子，如果家不是如此贫困，应当全都能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的。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孩子我能满足她们的愿望。而且至今我家仍在困窘的生活中挣扎，我作为父亲真是不合格，内心十分辛酸，懊悔又干着急。
       房子虽然从不发牢骚，不抱怨，但是她比别人更加痛感贫困的滋味。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前二、三名，但却不能升大学，房子或许对自己的处境一定深深地思考过，为什么正经认真地生活，却仍然如此贫困呢?
       当时我还没有将现实与自己的生活态度，与房子联系在一起。房子开始稍微有自己的主见的生活方式，是在辞去高中毕业后从事了一年的工作，进入大学之后吧。(明治大学第二文学部史学系。不消说，这时“革命”一词尚未出口)她之所以选择夜间部，是因为白天要打工。做家庭教师，女招待，店员，以及上面提到的选举演说等等，都是为了生活，房子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她从不诉苦，从不抱怨。
       那时，房子的理想是成为学校的教师。她说“去偏僻的小岛当小学教师也好，爸爸每天钓鱼什么的，悠闲自在的生活”，房子无忧虑地说些梦话。
       房子参与学生运动大约是进入大学二年级左右。她将她的伙伴带回家，我有时也与她们聊天。孩子们知道我曾经参与右翼武装政变的事。她们并不知道父亲那时干了什么，但她们知道父亲有过那样的经历。我向孩子们讲述了自己故事的梗概，话题当然触及革命。
       我认为为推动历史的后浪推前浪，有时革命是必要的。无疑，时代的当权者决不会允许的。日本也曾经发生过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都是壮丽的革命。在中国，本来就是由天来执政，掌管人间。替天行道的天子，背叛天意时，取天子之命，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在西洋，虽然没有天命的思想，但是现实社会中王道行不通，群众蜂起暴动。
       不过，房子所倡的赤军世界同时革命理论这点，我直到最后仍坚决反对。我指出，大化革新时，如果大中兄皇子一派的计划在实施的前一天被苏我氏派发觉的话，那么革命因此遭到了挫折。革命是如此微妙。另外我又举例，二·二六事件时，革命派制定了那么绵密、细致的计划，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反复斟酌，研究对策，结果还是失败了，革命如此复杂、困难，一国的革命尚且如此，何况世界同时革命?我反复强调了赤军的过于天真、幼稚。如果说中国的“天”指的是客观性与必然性，那么房子她们的理论里“天”完全缺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是希望她们明白，赤军的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房子轻易不改初衷。不久女儿便不知不觉地逃离了日本，与奥平刚士君“结婚”一事，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我已同房子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我们父女俩都不擅长爽快、直接的理论交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或许根本不像议论，争论。
       为何正经、认真地生活，反而贫困?维新时期的国学者平野国臣有一首短诗，反映了房子的心境。“曾经君王倘若令天下安康，百姓浇花弄草的日子悠悠然吧”，浇花于东篱，弄草迎日夕，像普通姑娘一样结婚，生孩子，过一份平静安宁的日子。然而，这世上还没有平静、安宁，因此，房子的心愿是求得人世的平静、安宁吧。
       房子定期每月一次给家里寄信。告诉我们，教其他伙伴矿工之歌等革命歌曲，与大家一起快乐地引吭高歌，去游泳时捉到章鱼烧煮着吃，味道真不错等等。似乎日子过得悠然安闲，无非是不要父母替她担心罢了。中国加入国联时，我做了首汉诗，想房子反正读不懂，还加上了假名寄给她。
       惊涛骇浪震天穹，
       天地异变撼柱门。
       应视时代潮流转，
       审时度己拓前程。
       房子的回信中写道，爸爸，希望你不要过于劳累，涂几句汉诗，轻闲自在的安度晚年云云。
       特拉维夫机场杀人事件之后，房子的名字再次令媒体热闹起来。同时，我家里接踵而至的不仅有周刊杂志、电视台的记者，还有各种各样威胁、恐吓的电话、信件。媒体炒作房子“百分之百风华正茂的女性魅力”、“八面玲珑美人为三角恋爱苦恼”等等，我很不心服。更有甚者，写房子“优秀学生高中时代失足下水，利用独特的妖媚和令男人垂涎的笑脸，摇身一变为千锤百炼的女斗士”等等，我实为不满。
       难道不作秀，不迎合人们的兴趣大写特写，就卖不上手吗?写作这类消息报道的人，大概认为读者低俗得到位了吧。寄到我家的信件大半是指责我的。你这家伙的女儿利用色相诓骗纯真的年轻人，引诱他们误入歧途……等等。尽管如此，这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还是可想而知。
       关于父母们的报道，我同样感到可疑。劫机事件时、联合赤军私刑事件时，父母们不停地反复道歉、谢罪：“养出这样的犬子，真是死不瞑目。深深地道歉。”或是缩紧脖子，没脸见人，用十分沉重的语调说：“不孝之子犯下这样无法无天的罪行，实在是对不起世人，对不起对不……”。作为事件报道本身，对于孩子们的罪行，由父母们来谢罪、赎罪，似乎是可喜可贺的圆满结局。果真如此吗?拥有结局的是消息报道而已吧。事件发生后不久，听说有的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辞职，还有的父母因此自杀。倘若属实的话，父母辞职、自杀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呢?是他们的孩子，还是连他们的父母们都要被恶意谴责、声讨的新闻界呢?
       我在宫崎任教时，曾有位学生连每月仅二十元的学费都交纳不了。该生的家庭靠传授插花艺术为生。由于该生的兄长被作为共产党新派人物逮捕，去他家学习插花的人一下子跑光了。那时我便深感一种肉眼所看不见的社会暴力。
       现在，似乎为政者沉默着。但是新闻界作为代言者，将生育了赤军派的孩子的父母们，作为新“赤色”来同声谴责、非难，这种想法不过是愚蠢的父母对子女的偏袒罢了。
       打个比方。悄悄地在母鸡孵化的鸡蛋中搀杂一只鸭蛋，蛋中长大的鸭雏儿很快就要跳入河中吧。不管母鸡怎么呼唤，天性喜欢水的鸭子不会回到母亲的身边吧。或者人们会认为，母鸡也应当跳入河中，无论如何死拖硬拽也要将鸭子带回岸边吧。
       不管怎么说，房子已飞到海的另一边去了。事到如今，我就是跳进河里，鸭子也不会回到岸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