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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杂志一九九六年第五期发表了程映虹《瓦尔登湖的神话》一文后，激起阵浪。首先的反响在当年的第九期，有短文《两个瓦尔登湖》和石鹏飞的《文明不可拒绝》刊出。特别是石文，其标题源自程文的一句话。
       一九九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时，收录《瓦尔登湖的神话》，并有何怀宏《事关梭罗》一文，发表不同观点作为回应。
       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版于一八五四年。在我国有几种译本，流传至今已半个世纪。读后感之类文章不绝于报端，对作者的介绍、评价近年来也渐多。《瓦尔登湖》中的《黎明》、《声》、《寂寞》等篇被收作我国初中语文的补充阅读，有编者在《寂寞》的导读中这样说道：在美国、中国，都曾有人指责梭罗虚伪地制造了瓦尔登湖的神话，把瓦尔登湖看成“现代人某种矫情和幻觉的产物”。这样的争论促使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反省：文明真的是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更自由吗?《寂寞》是在回答后一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对人的寂寞和大自然的寂寞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它的不朽在于作者对自然的迷恋、参与和投入，在于他和他描写的对象实现了最淳朴、最亲密的心灵接触。这个导读也是对程文的一个回应。
       事情没有结束，《社会科学报》(上海)二○○四年十月十四日登出曹兵武的文章《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曹文的标题源自石文的一句话。这样就形成了从《瓦尔登湖神话》到《文明不可拒绝》，再到《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的阅读阐发逻辑。据梭罗的研究专家哈丁认为，《瓦尔登湖》至少有五种读法：一、作为一部自然的书籍；二、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三、作为批评现代生活的一部讽刺作品；四、作为一部文学名著；五、作为一本神圣的书。从程映虹经石鹏飞到曹兵武，他们无疑开辟出了第六种读法。
       这是怎样的一种阅读兴趣呢?
       程文揭示了被国人忽略的梭罗生活和个性中的几件事后，笔锋一转，提出:“文明真的是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更自由吗?现代人类到底是城市的社会的动物还是乡野的孤独的生灵?那些口口声声说只有在原野和森林中才能找到其‘精神家园’的人，又有几个不是在城市中，在安静的书房里，现在则越来越多的是在电脑上‘敲’出其回‘家’的感慨的呢?”这是作者的主题，意欲揭示当代那些过着舒适城市生活却又赞美乡村俭朴生活所谓的虚伪矫情。
       石文直接对此做了引申，说：“正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这才须‘回归自然’，不然，怎么说都是说不通的。所以，‘回归自然’云云亦是‘文明’化的一个产物。《废都》出版时，我讲《废都》，说其主题是‘与其废于都莫如归于田’，可我一个来自乡下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我是宁可废于都也不愿归于田的’。”
       曹文以赞赏的口吻认为：“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说得“十分精彩”，且对“废”字有特解，“现在有人废于都，过去也曾经有人废于山、废于田的。‘废’是一个时代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但是，从山到田再到都，人类历史已跨越万重关隘，那些自甘于‘废’的个人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田与都的嬗变和人类整体历史的进步”。曹指出，人、社会和文化处于不断的进步中，“把原始与田园作为一种理念来宣扬和提倡，却未必妥当”。他的结论：“看惯了残垣断壁和历史的废墟之后，我一直希望并且相信，人类已经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都在现代，哪怕这些东西正被淹没于万重罪恶之中。”
       这样的一种阅读阐发真正触及到一百多年前美国作家梭罗和篇幅不长的《瓦尔登湖》在今天热起来的实质，即文明进程与生态趋势间的矛盾和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考。曹文中的这个“废”字点醒得好，文明的进程是伴随着不断有人“废”于“山”、“田”及“都”的。结合不可再生资源的告罄，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现代化及都市的建成是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然山水和乡居生活不断的荒芜化、废弃化为代价?正因为“废”不可避免，所以“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也就足以对抗或批驳像梭罗这样居然要退回乡间去过什么俭朴生活的举动。更何况梭罗还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作者点到痛处地说：“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文明中，乡村世界是失败者的退路，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审美。”
       这样的阅读已远远超出了对梭罗真实思想与湖畔生活动机的探讨(这一探讨在何怀宏的《事关梭罗》中足以阐明)。在城乡生活与“废”的话题后面，存在着一个人类文明进程与自然生态间关系的大背景。《瓦尔登湖》第六种读法历时八年，在这跨世纪的八年中，我国有关的生态大事记本身可看作这一阅读的背景。
       一九九八年长江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抗洪救灾胜利后痛定思痛，发现长期忽视长江全流域的水土生态保护与治理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二十多年来黄河断流，在治黄水利委员会的统一调度下，一九九九年扭转局面，这之后保持三年没断流。其下游入海口淡水湿地的生态环境得以逐渐改善。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愈演愈烈的藏羚羊盗猎，致使百万之众的藏羚羊锐减至不足五万。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建立的还有羌塘和阿尔金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国北方地区连年沙尘暴天气，日趋严重，其前锋曾达上海、杭州等华东一线。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南侧天漠沙漠(取“天上飞来的沙漠”之意)是内蒙古沙漠蔓延的南缘边锋，越过八达岭就是北京，距天安门直线距离仅七十公里。与沙尘暴直接相关的是内蒙古草原沙漠化的严峻趋势。报道揭示出鄂尔多斯羊绒生产与沙漠化的关系，一批环保志士拒绝羊绒衫。
       二○○三年SARS后引发对吃食野生动物的抨击和对生命的关爱；各地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的治理、城市垃圾综合治理、园林化城市、森林城市和生态省建设的实践层出不穷。
       这八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日趋严峻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转折，这个转折可看作是在世界后工业时代我国走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世界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及顶峰，工业文明社会已至烂熟。与此同时人口激增、能源消耗殆尽、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温室效应、大气污染、臭氧层空洞、酸雨侵蚀、森林剧减、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一九七二、一九九二年两届世界环境大会召开。从此“环境与发展”成为后工业时代的主题。一九九一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报告中，将资源可持续利用看作是一条基本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九二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此后的现代化之路必须要求走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
       艺术作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持续的影响之中。从梭罗最主要的作品，如《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缅因森林》和《科德角》等看，其都是以人对自然的沉思为主题，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因此，梭罗一贯被定位为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到了二十世纪，环境运动兴起之后，梭罗关于自然的思想获得了丰富的生态学寓意，并且成了生态中心论的代表。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他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和谐关系的洞察，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的强调，以及对他那个时代流行的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都为生态伦理提供了独特的灵感和支持。我们不能无视生态哲理思想的发展传统以及生态伦理学者、生态文学作家在理性抉择后普遍寻求到乡间过俭朴生活的强烈愿望。
       被誉为环保先锋的约翰·缪尔(J.Muir)，可说是梭罗的同时代人，二十六岁时只身一人离开了威斯康星的老家，在休伦湖北部的加拿大荒野中，度过一段不平常的生活。这之后他一边靠打零工为生，一边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去探索自然，研究自然。他步行一千多英里，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长途跋涉到达墨西哥湾。然后他乘船到了古巴，又到了巴拿马，跨过巴拿马地峡，再沿着美国西海岸航行而上到达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区。他在这里留了下来，开始了他那以创建国家公园为中心的自然保护事业。他写过著名的《夏日走过山间》。
       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生态伦理思想家亨利·塞尔特(H.S.Salt)于一八八五年放弃在爱顿城学术大师的优厚职业，退居到萨里乡村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简朴生活。他为了包扎葡萄树和蔬菜，毅然把学者长袍撕成了布条。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塞尔特像他尊重的英雄梭罗那样，为能超脱自己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而欣喜自得。
       “敬畏生命”思想倡导者史怀泽(A.Schweitzer)，拥有哲学、神学、医学三个博士学位，但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一直享受欧洲的幸福生活。一九一三年，他携妻子海伦娜抵达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半个多世纪，直至九十岁的高龄辞世。在当代西方世界，史怀泽是惟一能与印度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
       美国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家，“大地伦理”的倡导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eopold)深受其前辈梭罗、缪尔的影响，一九三五年在威斯康星河畔买下了一个荒弃的农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个农场上，细心照料着这片土地。在此过程中，利奥波德把生态意识、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完美地结合起来。
       生态伦理学者或环保主义者们退居乡间过俭朴生活，除了能亲近自然外更重要的是持有一种理念，即在尽可能少地占有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践行生态伦理的生活准则。人自诞生在这地球上，始终都认为自己高于自然存在，从来就遵循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准则，把责任和义务告诉自己，然后自我评判自己的行为。对大自然而言，一切由人说了算，这是人类独白的生活。我们应该有勇气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将评价的准则交给大地、交给天空，交给自然生态，寻求一种与自然对话的生活。
       当今的人们尊崇梭罗，因为他是早期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者、生态文学作家。我们赞赏瓦尔登湖开辟的生态事业，与其说是为梭罗辩解，不如说是广泛的谅解。因为就在人类文明进程使无数“山”、“田”被“废”之时，是生态伦理学者和环保志士们首先提出如何才能让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共同繁荣发展的问题。《瓦尔登湖》出版已一百多年，人类文明又继续“发展”，被征服的地球土地已达百分之九十八。人口和贪欲膨胀常常驱使着当代人过度利用资源，破坏资源再生能力，损害未来人的利益，甚至生存基础。“科学发展观”不正是要扭转人们不分青红皂白泛泛而论的“发展”、“进步”吗?
       生态学的提出只是对古典生物学的拓展，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或者说是从环境关系中来研究生物，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也并非要否定人类文明，它只是扩展以人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希望从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来调整人类哲学思想与伦理行为，其目标是从原先单纯人类文明进步扩展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共同繁荣发展，生态审美也是以人性与天地自然共臻完善与完美为追求兴趣的。从这样的大背景出发，亲近自然，类似于梭罗返回乡间过俭朴生活和今天绝大多数赞赏《瓦尔登湖》的人们，追求的是生命在一种灿烂之极而后归于平淡的境界。
       文明是在前行，但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说以往的发展未必都是科学的。例如对抗生素的研发和使用与中草药辅助的人体自身抗体能力的发掘，两者间哪个更科学?国内已报道人工草坪的栽种养护不如自然状态下生长的草坪更环保节能，更有利于城市生态化方向。二○○三年围绕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项目，云南省、中科院等相关专家，在“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和“为怒江人民脱贫而开发水电”间展开针锋相对的研讨、辩论。开发与否总有结论，但事件本身则反映出对泛泛而论的“发展”提出了质疑。泛泛而论的“发展”和“进步”在今天已经失去意义，没有生态观支持大谈“发展”、“进步”很有可能包藏着“万重罪恶”。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正是要达到经济与社会、文明与生态、人性与自然共同的发展和繁荣。
       “废于都”或者“归于田”可以是个人的选择，但我们不希望有一天，“田”与“都”已不再适合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