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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旧的时代
       西方全球化的胜利喧嚣，正在引起怀疑、反感、厌倦和愤怒。同这种喧嚣音调不和并且显示出深层持久力量的，是在反思中的怀旧。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以他为主撰写的《自由主义的终结》的绪论中，半是惶惑半是嘲弄地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一惊的严肃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快就进入怀旧的时代了吗?”
       一般地说，“怀旧”很容易被理解为倒退，在人类历史中未必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概念。但是西方全球化的进程却使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否定西方全球化的现实。今天，对于人民来说，所谓“怀旧”正是在新的道路开通之前，跳出灾难，走向未来的力的积聚，正是拳头击出前的回缩、脚步腾起前的下蹲。在这个意义上，比之心甘情愿地或是糊里糊涂地在灾难泥坑中的自得与沉醉，“怀旧”倒开始已多少带有进步的性质了。
       苏联解体，有人曾经以为转瞬之间就会大富大贵，美元像雨一样落入袋中，从地下冒出威士忌、皮尔·卡丹、别墅、汽车和信用卡；在弹冠相庆、觥筹交错的西方盛大宴席上，传来“历史的终结”的宣言：人类历史从此停止发展，今天美国即是顶点。但是某座社会主义大厦倾倒，只是导致国家的破碎，经济的衰退，几代人的劳动成果要么遭到内外勾结的抢劫和侵吞，要么竟同轻烟一样杳然飘散。天上落下的不是美元，而是连续十数年的凄风苦雨，是数千万人被剥夺劳动权利，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西方盛宴的旁边，不时有第三世界的不驯服的抗争、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民的愤怒声讨，隔三差五又有无法阻挡的股市动荡，经济衰退，从被树立为世界样板的政治中枢和大公司中翻腾出来的丑闻和大亨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多不同地域和不同地位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动颈项：还是过去好些。
       一大批曾经为西方舆论所吹捧甚至移往西方国家生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欢欣的心态迎接国家性质的改变。但是当他们回到祖国的时候，祖国消失了，当他们认为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至少可以实现的时候，理想也消失了。历史又一次走到他们愿望的反面。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张捷，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一书中，写到几位代表性人物。其中有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耶夫，这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青年时代曾经仇恨到试图暗杀斯大林，后来在西方出版批判苏维埃制度的长篇小说《黑黝黝的高空》。他为此亡命出走，从遥远的异乡观察着祖国的命运。他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预感到祖国大难临头，写出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过是使苏联陷入“普遍发疯”状态的莫名其妙的运动，“主动权已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投机取巧的滑头，最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暴徒、流氓、寄生虫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所掌握”，造成整个社会贪污贿赂横行、犯罪率急剧上升、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局面。
       历史的颠簸，使季诺维耶夫重新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他说：“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那些书。”
       2001年5月26日，俄罗斯九个右翼政党和运动合并而成的右翼力量联盟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同日，《独立报》发表大会代表费·米·布林拉茨基致代表大会的信，题为《谈谈真假自由派》。在这封信里，已经完全没有苏联解体初期自由派的一身张狂，人们看到的只是对于历史和自己思想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某种意义上的追悔。他说，他不能接受苏联的瓦解、休克疗法、种族冲突，“我希望，右翼力量运动能够从改革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最深厚力量和最终决定意义的，是人民的选择。
       笔者在1999年访问俄罗斯，终生难忘的居然是弗拉基米尔退休纺织女工娜杰日达对国家局势的评论：
       在中国同志面前，没有什么难堪的。我们生活得很艰难。我在苏联时代每月工资130卢布，供养孩子上学和全家生活，当时还有老人，都没有问题，每年全家还能外出休假。那时的退休金150卢布。现在我们怎样生活?只是活着。
       我们的多数人怀念苏联。有人说莫斯科3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外地70％的人希望回到苏联。我不知道这样的统计有没有根据。但是，在我熟悉的人们中，至少有80％的人喜欢苏联，至少有90％的人，按照苏联时代的标准，生活水平降低了。
       报纸和电视每天宣传美国好，西方好。那也许是真的。但是别人再好，是别人的。苏联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
       苏联的体制出问题了，生病了，这就仿佛我们自己生病了。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治病，应该帮助，应该由我们自己把病治好，让它恢复健康，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更强大起来。无论它怎么样，是好是坏，反正苏联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它，希望它存在和发展。只有敌人才仇恨它，把伤风感冒硬说成是无法治愈的癌症，一定要坚决毁灭它。结果怎么样呢?国家毁灭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那些改革派们天天讲改革，天天讲民主、讲自由。他们毁灭了苏联，他们得到了毁灭祖国的自由，得到了偷窃、瓜分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的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权，谁也管不了他们了。他们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抢劫国家财产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们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拿走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却一天一天地穷下去。如果我们不穷，哪里会出现那些“新俄罗斯人”呢?
       《环球时报》驻中亚特约记者在《难忘苏联》一文中，写下了类似的见闻：
       诗人、电影导演尼克说：“即便仅仅从政治意义上谈苏联，也不能搞全盘否定，更何况苏联时代不仅仅是政治概念，更是千百万人的命运。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因为它是人们骨血的一部分。苏联是什么?不错，它曾是斯大林式的高压统治，是恐怖的政治清洗，是严寒酷暑中排队购买食品的百姓。但是，它也是莫斯科举世无双的地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加加林进入太空。光荣也好，耻辱也好，那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阿拉木图的一位妇女说：“一个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政客在电视上大谈社会主义制度与网路时代无法相容。他可真是愚蠢透顶。苏联是什么?这还用问?这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你坐的沙发，书架上上万册书籍，再加上我的青春和爱情。”
       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冠冕堂皇、装模作样的官方声明，模棱两可、故做艰深的学者论著，油嘴滑舌、随风旋转和怀着别样目的进行煽动的媒体资料。但是和这些普通人关于苏联功过存亡问题的评论中所包含的真理，和他们把握世界历史运动脉络的能力相比，不过是一堆废纸。
       今天的第三世界日益地被边缘化，福山判定它已经“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有的西方作者甚至指其为“垃圾堆”和“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但是二十世纪的中期，第三世界不仅由于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经济上也曾有长足的发展。1956—1976年，第三世界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这样的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过去相比，抑或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是惊人的。
       东南亚国家1960—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比这以后的二十年间快得多。
       非洲经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不断下降，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七十年代的水平。许多国家虽然得到大量西方援助，援助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50％－100％，人均收入并不比三十年前获得独立的时候高。1995—2000年，非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大约三分之一，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2001年经济增长率3.5％，预计2002年只有3.3％，人均收入都将继续低于1971年。非洲人口委员会预测，到2005年，非洲人的平均寿命将只有48岁，那将是非洲历史的最低点。世界贸易发展组织也说，今后二十年，非洲贫困人口指数将翻一番。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独立最早、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1950—1980年，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人均收入增长75％。此后执行华盛顿药方，降低关税、紧缩财政、把大量国有资产私有化到外国人手里，只是制造了几个世界级大富翁和差不多半数的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1993年公布的数字，1970—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3％，国内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7.2％，到1980—199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下降到负1.1％和负3％。拉美人经常称自己是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冠军。这种让人忧虑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的旋风中只是变本加厉而已。
       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9月16日)发表文章评论拉美私有化改革，说这种改革只对那些与显要人物有关系的人来说意味着财源滚滚。在整个拉美，改革使农业遭到破坏，大批劳动者失业，富人更富而穷人却不得不仅仅为了生存而艰难奋斗。“拉丁美洲的经济大体上一直在增长。可是人们的生活1996年总的来说比1980年更糟。”
       怀旧情绪也在西方弥漫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不论是在增长还是在衰退，对于多数人来说，有点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日子终究不是越过越好而是越过越糟。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的下限划到1983年，说西方失业人口已经从1970年的1000万增加到3100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工人收入比他们的父辈多三分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工人收入却要比自己的父辈减少15％。
       最近一篇阿根廷报纸文章引述伦敦市长顾问肯·利文思通接见记者谈话时的说法，1975—1990年，西方经济的增长率不及前一阶段的一半，此后还要低于1980年代，而19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则是“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供养下”出现的。在他看来，不是富国援助穷国而是穷国以自己的蒙受损失援助富国，“1990年代，世界没有哪个产业不曾向美国投资。尤其是东南亚和第三世界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真正作用就是吸收世界各国的储备，投资美国经济”。当大批前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忏悔，嘲笑列宁上个世纪末关于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寄生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著名判断，宣传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以此取悦西方，这位伦敦市长顾问却在这个时候说，由于人类处境没有前进，“美国金融资本实质上是寄生虫的角色”。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3年的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0万亿美元，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比二十七年前高，非管理层的工人和零售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明显地下降了。1996年，设在纽约的拉尔奇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根据该基金会的研究成果指出，美国的财富分配，比过去七十五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不平等。穷人越来越多，监狱也越修越多；穷人的出路不是工作而是进监狱。难怪法国《外交世界》杂志(1998年第7期)发表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灭西方国家人民的福利，经济发展成果宁肯用于镇压人民也不肯用于增加教育、医疗、住房补贴和扩大就业、救助贫困，于是呈现“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的过程，“‘自由世界’的监狱已经爆满。其中最为爆满的，是美国监狱。”
       在主流媒体以少见的坚韧，热火朝天地鼓噪西方全球化怎样使人类大踏步地前进，怎样促成令他们欣喜和需要不断深化认识然后全盘接受的各种所谓新变化的时候，已经和正在由消灭社会主义而“转轨”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过去。怀念来自对现实的否定。何况这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真正遍布全球的现象。伴随西方全球化的，居然是怀旧全球化。舞弄僵化、守旧、倒退之类的政治性帽子，抑或发射催泪瓦斯和导弹，仿佛都无法淹没也无法阻挡这股潮流。
       印度的《前线》杂志(2001年第18卷)载文提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 ，“希望之源”在哪里?它的回答是，“首先在于记忆中”：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全球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许多农民控制了比以往更多的土地，妇女拥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得到更好的组织、取得了更好的生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即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遭到失败，甚或消亡，许多社会主义成就依然保留下来，没有出现绝对的失败。”希望的第二个来源，是当前全球阶级结构中无产阶级数量的巨大增长。
       世界社会主义的大面积失败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但是，正是西方全球化的新的胜利，孕育着、造就着它再度勃兴的条件。还在十年以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已经预感，历史未必是资本主义的朋友。它写道：“原属苏联的各共和国和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过渡是顺利的”，特别是资本主义还面临着“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这样一种严峻考验，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马克思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十年之后再看，应该说，它不幸言中了。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著名文字：
       (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为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从怀旧到“科学的终结”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由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横行全球，第三世界陷入危机和革命，西方主流舆论曾经兴起一种终结论，认为历史确如《圣经》所谓“至福千年”，已经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结。但是他们为利益之争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却把一场春梦撕得七零八落。文攻武斗，苦熬苦撑，差不多一个世纪，待到解体苏联、演变东欧，美国一家独霸世界，于是有二十世纪末的终结之风。其代表作，就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但是西方盛宴尚未酒过三巡，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破产就把西方药方送上了被告席，旋即爆发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第三世界国家并不个个低眉顺眼，反西方全球化的火焰又从西雅图烧到全球而且越烧越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西方盟友内部也在“兄弟阋于墙”。
       很难说是“怀旧”导致“终结”，还是“怀旧”与“终结”同生同在，总之，论及“终结”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然而福山版的历史终结之说，不经意间已经一变而为历史的笑料。
       西方全球化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决定性支柱，是科学技术。现在却有美国人写出了《科学的终结》。该书宣称，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始于古人，在技术大发展的二十世纪达到顶峰，历经四千年风雨的漫长求索——已经结束了。”这本书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引起激烈争论，特别使许多科学家感到恼怒。问题的症结也许并非作者所论是否还会出现伟大的科学发现，而在于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作者认为很多人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这里显然是指西方首先是与美国霸权主义相联系的那种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是一种误区。
       第二，作者质问，为什么在他所生活其中的那种社会环境，超过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作者多处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利润至上、广告式的宣传亵渎着科学。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科学发展的“诸多现实的约束条件”。
       第三，对科学的真挚追求和面对严酷现实的无奈，导致作者走向了以调侃自慰和神秘主义。全书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做彻底的坦白，我写作《科学的终结》一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奠定一种新的宗教——‘神的恐惧教派’。从一名科普记者摇身一变，过一过教派领袖的瘾，将是一种很好的调剂，更不用说其中尚有钱可赚了。”
       即便作种种限制，仍然没有理由断定，这本书所谈论的，仅仅限于科学或者技术本身的“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1月12日)文章《召唤下一个伟大思想》谈到西方全球化中的科技问题时有一段惊人之论：“我们的科技进步伴随着的无法消除的侵略野心，必然会使我们灭亡。”
       伟大的科技进步如果不是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联系，而是同独霸全球侵略野心的疯狂膨胀比翼双飞，而是仅仅沦为讹诈、恐吓、侵吞、盘剥和确立这样一种国际体制的工具，将注定没有前途。作为它的发展动力的讹诈、恐吓、侵吞、盘剥的国家体制与社会制度，也将注定没有前途。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的结尾部分，指出西方全球化下的科技发展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灾难：自然界失去平衡、人口爆炸、城市化，“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他引述曾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步雷德利的话，把这个世界称为“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他提出一个自己并未提供答案的问题：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但是，“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
       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一书也涉及科技问题。他指出，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使全世界居民分化为两股尖锐冲突的和不可调和的势力：一股势力是号称‘符号分析专家’的世界主义精英，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股势力是数量日益增多的经常是多余的劳动者，他们在高技术的全球新经济中找到合适工作的希望和前景十分渺茫”。这种“绝望者”中还包括被称为“新的贫困者”的中产阶级人士。
       香港《全球化监察》2001年4月16日的一篇文章，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谈到生物技术和西方在其全球化中的生物殖民主义：
       生物技术的兴起，生命专利权的出现，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生命的商品化。工业革命的初期，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资本的累积开创条件，亦为资本的扩张提供市场。几百年来资本的扩张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将人商品化，化为可以买卖的劳动力，并将其他一切商品化，粮食、水源、土地、交通、教育、沟通、家务、生儿、育女、性以至爱。人类社会为资本累积而付出的代价，触目皆是，贫富悬殊，生活疏离，环境破坏，资源耗损。大地、森林、河流、海洋、空气，皆被盲目的发展所榨取，所污染，所殖民，资本的扩张，已经临近极限。
       通过生物技术和生命盗窃，资本不单将生活商品化，并拓展了新的殖民领域，新的剥削物件。只要盗取分子结构和基因排列的“知识”，并据为己有，资本便能为自己开天辟地，扩张累积，至死不渝。对生命的商品化，也就是对生命的殖民。
       《天涯》1999年第2期上有一篇文章叫作《生物资本主义》：
       假如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设计者的遗传因子甚至能够让富人不仅将巨大财富传承久远，而且还能让优越的生物工程血统代代相传，因而使阶级分化更为加剧。
       但是，是不是如这里提到的一篇作者为李维特(C.S.Lewis)、写于1994年的《人的终结》所说，“那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或者是不是如前述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所说，科技进步“必然会使我们灭亡”，人类只有干脆“逃离该死的地球”，此外别无出路呢?
       一些西方论著在尖锐批评社会道德沦丧情形的时候，把这种道德沦丧归咎于技术的发展。但是，比如面对美国一系列资本主义标志性大公司丑闻迭出，不去指责导致产生这种丑闻的社会力量、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却怪罪于某几台电脑或者因特网，就简直牛头不对马嘴了。技术只是工具，既可以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可以用于犯罪，既可以用于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于最邪恶、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道德沦丧，罪不在科技本身。现在的问题不是科技在终结，而是西方全球化的社会体制包括其道德环境日益严重地阻碍着科技发展。
       科学技术的命运同人民的前途息息相关。我们宁可引述中国学者唐袅在《科技属于人民——全球化与科技》一文中对科技问题的意见：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无穷无尽，科学技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必然地趋向民主、趋向人民。“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命题。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资讯技术的成就，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促进经济的普遍发展与人类的共同富裕，和保证人类绝大多数的民主权利、保证他们以平等的关系自觉地参与历史创造并在这种进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只有为人民所掌握并被用于实现人民的利益时，才真正获得革命的力量这样一种品质。”
       “终结”声浪方兴未艾
       福山《历史的终结》之外，笔者集有近年出版并译为中文的、主要出自西方作者的这样一些著作：美国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英国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美国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位学者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德国学者同几位第三世界学者合作撰写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
       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一套“终结者译丛”，收有英国和美国七位作者分别撰写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教育的终结》、《男性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权的终结》。
       正如两位中国作者为“终结者译丛”写的序言所说，“本丛书聚焦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露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
       “终结”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方兴未艾。它的出现让人不得不思考，西方全球化恰恰在它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盛地位的时候，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弊端。一叶知秋。无论怎样地见仁见智，有关“终结”问题的著作，都植根于西方全球化在二十世纪末的遭际和命运。
       还在1990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提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未来属于谁?》它开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数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华盛顿，似乎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的这种严重情况，反而有人吹大话，说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时代即将到来”，“陈旧的词汇已经废弃，陈旧的思想脱离实际。美国能够扮演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顶天巨神)并支援整个世界的——从军事、政治和金钱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法国《世界报》(1993年3月18日)一篇题为《资本主义也不行》的文章认为，“整治资本主义使之人道化，只是一种幻想。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说明，目前出现的危机不是一种偏差，而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本来只能依靠它固有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才能生存下去。”
       法国学者安德烈·戈尔茨在一个访谈录《雇佣劳动社会无可救药》中指出，当前西方面临的不仅是社会危机而且是制度危机，“微电子革命意味着雇佣劳动社会的寿终正寝”。
       1996年美国出版著名经济学家莱恩特·瑟罗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资料翔实而丰富，并根据这些资料主要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三大支柱即美国、日本、西欧危及世界政治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进行分析。西方报刊经常援引瑟罗的这样一些判断：“资本主义的前景正在受到威胁。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西欧失业率日益升高；富国人口增长停止甚至减少，而穷国人口在迅速增长。”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提供如此之多的效益和技术，但是资本主义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没有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的毁灭根源”。当全球蔓延着市场拜物教的迷雾的时候，他却清醒得多：“市场没有回天之力，无法使世界摆脱困境”，“你会觉得，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把我们所有的人推向悬崖峭壁”。因此“我们可能会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华勒斯坦预言，到二十一世纪的后半期，“资本主义将最终衰落。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北方剥削南方的基础上，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居民和移民的剥削。”
       多家英国和美国的报刊引述这两位学者的话时都承认，他们所谈到的事实都是人们熟悉的，“甚至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争议”，“要驳斥这种结论，是不容易的。”
       1997年，德国著名女历史学家、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出版《资本主义文明化?》一书。她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伦理道德崩溃和精神空虚对人类的严重损害。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沦落到无足轻重。人被理解为经济人，升迁发迹和发财致富成为人们心中的第一位目标，金钱成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动机就是自私自利。野蛮、暴力、腐败四处蔓延。时代已经没有精神上的前提条件。“各种各样的祸患和灾难之间彼此恶化，互相诱发，它们描绘出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失业、酗酒和吸毒，卖淫，社会福利计划被削减，税收减少，预算出现赤字。难道这一切真的就是那个宣称战胜了社会主义的完美无缺的社会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还能够生存吗?”“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是，这一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她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她说：“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挽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
       1999年10月，希腊学者萨瓦斯·米切尔—马特萨斯在武汉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化》。他认为，西方全球化“对少数寄生虫来说变成天文数字般获取财富的源泉”，是“寄生虫的、导致生产领域停滞的活动”。苏联解体使帝国主义西方的美梦变成恶梦。美国从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变成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西方修复帝国主义国际链条的任何企图，都转变为进一步的瓦解和不稳定的新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每迈出这样的一步，社会矛盾的加深都释放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大社会抵抗力量和反对力量”。“新自由主义已经精疲力竭，返回凯恩斯主义也被资本过度积累造成的大量危机所阻挠”，“正因为这一策略走进了死胡同，在历史的衰退中一种制度的野蛮性正趋向表面化。”
       2000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法国召开一个“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公民共建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从五个方面分析当前西方全球化导致的人类社会的灾难：(1)把世界作为商品来出售，把人带入个人主义的冰水，把人的生命作为一种工具，势必对人类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构成严重冲击；(2)对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3)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农民的剥削，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4)加剧第三世界的贫困，激化南方、北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5)由于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垄断资本不惜靠资源消耗提高资本效益，必然造成环境污染，引发生态危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学者们认为，这样一种全球化，是没有道理继续下去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克罗蒂著有《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他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其所有形式中都包含着错误。脑子里装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致力于为超级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新自由主义破坏南方的发展战略，亚洲金融危机即为“世界结构性矛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金融不稳定和真正危机的一个例证。西方全球化中的世界经济走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看不到光明，“如果世界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道路走下去的话，那么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其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的经济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清算正在延伸到人们通常不大留意的领域。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位作者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有一个副标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该书别开生面，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在交易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参与家庭生产的人数比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数更多，正可以变为资本主义终结的条件。它由此提出一个令某些仍然在书本中寻找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尴尬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主义者正在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等待革命?”。
       2001年“9·11”事件以后，在诸多论者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西方全球化，更加沉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又是那个弗朗西斯·福山，又是一篇“终结”。仅仅在事件发生的第五天，他就写出了《美国“例外论”的终结》一文。美国外交政策一向有一种“例外论”，认为美国领土始终是安全的天堂。美国通常考虑的是干预别国，从来不必考虑应付别国对美国的干预。但是“9·11”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美国在国际社会“例外”的地位，已告终结。
       西方对“9·11”事件以及在这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认识，正在集中于重新评价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全球化的命运。
       美国报纸载文承认，“市场准则和自我调节都彻底失败了”，“这种耻辱的自由放任的经历要求我们更加彻底地重新评估成为这个时代特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华勒斯坦干脆宣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将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崩溃中。
       日本在谈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行将就木。《产经新闻》(2001年10月23日)有文章说，正像英国主导下的和平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结束，“9·11”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宣告了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结束”。“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由欧美领导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支撑的时代将结束，消费模式将发生变化，也会诞生新的产业，虽无法预测将来会怎么样，但混乱恐怕会仍将持续下去。”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德国《每日镜报》专访时表示，他将反对“与当代经济政策格格不入的新自由主义”。
       法国《解放报》(2002年7月17日)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证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股市操纵一切的资本主义即使不是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技能障碍”。
       2002年2月2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针对“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形势，发表《是暂时挫折还是更糟?——全球化面临危险》，提出我们正处于一个“脆弱的时代”。值得一读的是它的两处引文。约翰·格雷，一名英国政治科学家写道：“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对市场信赖全球化这一世界观的支援已经消解了。”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9·11”袭击“可能会导致全球化的破产”。
       另一篇评述“9·11”以后国际形势的英国《卫报》(2002年5月18日)文章，还谈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它说，《共产党宣言》在现实中受到了挑战，但是也由于“它正确地预言了贫困和财富会在全球范围出现明显的两极化，它也正确地预言了被剥削者将因此起来反抗统治者”而得到了证明。资本主义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有其先进的理论，有历史头脑，反对偶像崇拜，不排斥另类生活方式，“社会主义一心想的是剥夺而不是消灭有产阶级。它的武器是大罢工和群众斗争而不是炭疽和卑鄙的核炸弹。它的目标是要使人们生活富足而不是要他们从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沙漠中寻觅稀有的食物。社会主义是我们通过改变恐怖主义的滋生环境将其消灭的最后机会。”因此惩罚社会主义的人们倒是应该反思自己的得不偿失。
       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西方全球化的前景，也笼罩着悲观的阴影。它就2015年的全球趋势提出四点预测：(1)包治一切的全球化只是一种幻想。以华尔街的模式为榜样并为“华盛顿共识”所统治的全球化，将充满荆棘并伴随着长期的金融动荡和日益加深的经济分化。(2)恶性的全球化。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日渐萎缩的就业机会，会使第三世界国家负担更重，将导致移民浪潮的增加并加重国内和国家之间的冲突。(3)欧洲、亚洲、美洲的地区认同将加强，并逐渐加强对美国全球统治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反抗。(4)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关注自身经济的衰退和它南方邻居的危机。
       尽管不能赞同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点，却完全没有根据怀疑福山对西方全球化长盛不衰的信念的真诚。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惊呼西方全球化破绽百出、亟待抢救的声音，预言西方全球化前景黯淡和没有出路的声音，怀疑、批评、谴责、控诉西方全球化的声音，来自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作为语义学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声音，不仅就内容的义正词严来说，而且就普遍性和广泛性来说，都远远压倒颂扬和迷恋西方全球化的声音。以至西方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舆论家，在自我赞赏发出自己愿望的“回声”的时候，也并不相信他们是在讲真话；连福山的那份真诚，在他们那里也已经荡然无存。
       西方当局在倒退
       在西方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有着控制历史主导权的巨大的金钱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力量，而且有着远为丰富的舆论编造和政策调整的经验。在它的内部，当出现一种足以威胁其生存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它甚至为着自己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某些局部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发生革命的俄罗斯，昨天还在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的敌人携起手来，联合进攻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惜血本实施扶植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在亚洲则有扶植日本的计划。一西一东，目标是对付苏联和中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可以允许美国驻军，容忍对其内政的一定程度的干涉。彼此有得有失，但是把国际垄断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得大于失。这一步终于走到解体苏联。另一方面，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就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而言，政治上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在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世界范围里，都可以看到斗争因此失败的先例。
       然而这样一种趋势是无情的：在全球范围里，随着进行掠夺、垄断和财富集中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己的否定。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到，它制造动荡的本领在增加，但是它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自我调整的空间却在缩小。
       就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来说，解体苏联之后，国际垄断资本主要推销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全球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它以前苏联、东欧、亚洲、拉美、非洲国家经济的停滞、倒退、危机和政治的动荡为代价，促成美国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由于造就世界大多数人的日益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包括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两极分化的加剧，引起对它的普遍怀疑和愤怒；另一方面，它为西方全球化提供的动力本身也在日渐萎缩和走向枯竭。
       西方曾经起劲地推销韩国、泰国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的“东亚模式”。在拉丁美洲，先后有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阿根廷模式。在非洲，也先后有几个模式。西方的兴趣不在于肯定这些国家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而在于把他们钦定的样板塑造为西方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实现形式。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1999年西雅图事件，再到2001年的“9·11”事件，国际垄断资本没有放弃向第三世界继续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也已经在反思中进行着某些政策调整。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至少在口头上有所收敛。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几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若斯潘、施罗德、达莱马，都相约或不约而同地大谈其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一个贫困和暴富因果相系、并存并荣的世界，在一个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囊括天下、席卷八方的世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都没有为这种用社会民主党独裁改良或取代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提供容身之地。他们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合唱，随即在合作屠杀南斯拉夫人民的战火中灰飞烟灭，或者充其量剩得几个七零八落的碎片似的音符。达莱马在意大利总理的位子上只坐了很短时间。在德国，反对党正在向施罗德挑战。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若斯潘落败，西欧一些国家极右翼势力的活跃和上台，尤其成为第三条道路破产的最新证明。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愈加名扬全球。此人自称“典型的资本家”，在西方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积极参加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捞一把，现在却凸现其理论家的才华，也在愤然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连续出版的几本书，可以看作垄断资本集团大恐慌和大希望的混合物。所谓恐慌，是看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濒临解体甚至崩溃。他为此声讨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希望，是绞尽脑汁拯救这种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的资本主义。他为此声讨国家主权和所谓民族主义，主张建立“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以控制国际金融市场。他多少有点悲哀地看到，他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呼吁“特别是在一些前苏联国家”往往遭到误解，在西方应者寥寥，自然谈不上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了。
       迈克尔·佩蒂斯，投资银行家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教授，身份类似索罗斯。他以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精明看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而不是科学或者技术，无疑也不是政治或者文化”。为了不至于发生西方全球化“突然自我逆转”的事情，他的唯一药方是避免“全球流动性出现收缩，而且世界各地的市场出现衰退”。事实是，生活至今没有提供让他满意的回答。
       美国媒体出现一种以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为前提的建设性意见，认为过去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以及它所推销的“单纯的开放”，“不会必然带来繁荣”，而是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社会混乱，已经使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到十八亿。因此不能再继续目前这种“僵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有必要设想一种“不同模式的”或者说“不僵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生活再一次显示着它捉弄人的本领：在第三世界国家，某些人把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称为“僵化”而把信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尊为“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时候，恰恰在美国的媒体上，后者却被戴上“僵化”的帽子。
       刊于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1月6日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不僵化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标准是，“稳定的政局、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者”。但是这种标准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稳定什么呢?稳定制造两极分化、闹得十八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那种政局吗?什么叫健全的管理制度?美国自封而且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管理制度样板的世界最大公司，丑闻一个接一个，自己的麻烦就多如牛毛。如果说“一定素质”是指用考试方法得到的某种文凭或证书，那就需要首先论证考试内容的价值和考试方式的公正性。何况“素质”也是相对的、具体的。一位美国大学的博士或者有着很高的素质，然而比如到中美洲种香蕉和到中国黄土高原种谷子，就未必具备起码的素质；如果把素质归结为能够讲几句英文而同自己的人民相隔膜、对本民族文化茫然无知，就尤其滑稽了。总之，令人尊敬的作者尚未告诉人类，这种“不僵化的”资本主义到底在哪里和如何实现，我们还只得继续等待。
       与此同时，同样是抱有改良和补天愿望的一批西方精英人士，其最新反思和政策调整，竟是在所谓恐怖主义的名义下，炮制出一套“新帝国主义论”。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首先出版一本小册子《重新安排世界：“9·11”的长远影响》，由布莱尔撰写序言。其后又有库珀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也在美国《纽约人》杂志刊出《干涉——美国军事力量在后冷战世界的使用》。一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巴斯蒂安·麦勒贝，在2002年3—4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上敲边鼓，发表《不得不帝国主义》，说“那些非帝国主义手段，特别是在外援和各种扶植政权的努力，都是靠不住的”，仿佛是别人在逼迫他们走到帝国主义。在这一思潮推动之下，美国手中“邪恶轴心”和列入核打击目标的国家名单越来越长，布什本人也跳到最前台，宣示要“先发制人”了。
       这完全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的调整。西方全球化的主导者们已经江郎才尽到这样的地步：忘记他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竟然要退回去一个到两个世纪，重操先辈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旧业，只有挥舞导弹飞机、杀人放火这一套故伎。这种反思和政策调整，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使西方全球化，在两个根本的方面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
       一方面，美国统治者失去内在的凝聚力和社会信任感。美国官方战略家布热津斯基1993年出版的《大失控与大混乱》，已经列出为着保证美国全球领导能力而需要兴利除弊的二十个基本难题，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广泛领域。其中有：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连那个鼓噪“历史的终结”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在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忧心忡忡地重申熊彼德“资本主义是创造毁灭的过程”的判断，引述关于美国社会平衡遭到破坏的数位——对“多数人是否可信”的肯定回答从1960年的58％下降到1993年的37％，大声疾呼重建美国的社会信任。新近的一篇法国报纸文章《资本主义的信任危机》(法国《解放报》2002年7月31日)干脆把从美国开始暴露的信任危机称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认为这种“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再一次告诉人们，“诚信没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动摇了”。
       信任问题已经如此刺眼地成为美国社会的软肋。按照《今日美国报》2002年7月间发表的调查，最不能信任的人依次排序为：经理、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股票经纪人、律师、政府官员、记者、富人、天主教神甫。难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有这样一幅漫画：一对夫妇去赴宴，妻子对丈夫说：“无论怎么着，你别提自己是首席执行官!”在一个口不离“诚信”的总统、副总统相继卷入经济丑闻的社会里，在一个只能靠刺刀和警棍维持的社会里，在一个除非收买和豢养数百万间谍、强制人民互相监视和告密才能运转的社会里，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
       另一方面，美国统治者在全球处于孤立状态。美国有人在感叹“超级大国的悲哀”：“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不乏厌恶美国的理由，从欧洲国家的首都到南美的古柯地，到东南亚的装配线。”（《超级大国的悲哀与因果报应》，刊美国《洛杉矶时报》2001年9月13日）美国自封“世界政府”，“其他国家则都成了反对派”，“对许多不满者来说，全球化就是美国搞经济帝国主义的宣言。于是他们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不满者的网路。”尽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人相比，但是它却成为“孤家寡人”。（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8月4日）
       英国人看到，世界存在广泛的反美主义。这种反美主义“实际上是各国对美国的种种不满的综合反映”。这种不满包括政治和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心理这样五个大的方面。关于心理方面的说法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人相信，由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改革和全球化，他们的生活水平接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十年后，美国更加富裕，而且关于他们生活如何富裕的资讯铺天盖地，而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民仍在困难中挣扎。对美式资本主义、自由、产品及文化的羡慕，伴以因求之不得而产生的失望与愤恨导致心理上的‘反美主义’。”（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12月）
       资本主义全球化还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赤裸裸地显露自己的全部秘密，即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在全球，仅仅是使一部分人而且是极少数人越来越富和得到人的尊严，使另一部分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穷和失去人的尊严，后者的穷和失去尊严正是前者的富和得到尊严的代价与条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这个秘密再生产和向全球扩展的过程。然而秘密因此也无法再成为秘密。待到秘密大白于天下而且这样一种认识同上述的反美主义相联系，就不能认为是为富不仁者的福音了。
       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满和拒绝西方全球化强加给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喊出自己对现存旧事物的愤怒和对新生活的期望，对社会的变革和历史进程议论风生、指指点点。从西方全球化中得到利益的极少数人，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的敌视的眼睛和无尽的恐惧中，官员出门要配备成队的保镖、呼叫的警卫车甚至坦克飞机，参加会议要提防有人向脸上扔番茄，乘飞机要提防有人劫机，吃饭喝水要提防有人下毒，安坐家中要准备祸从天降。现在已经闹得殃及平民，使美国的无辜百姓有时候也要为他们统治者的罪孽担惊受怕了。
       不要忘记中国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的一句名言：“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治权势的盛衰存亡，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此，全球也如此。
       
       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1994年，德国社会伦理学和神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撰写《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问题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提出，理论来源是《圣经》。作者写道：
       我们目前正面临着一个极权主义的、寡头统治的、不民主的体制。该体制采取了跨国资本市场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形式。跨国资本市场只是对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拥有大量的可支配的货币)负责，因此，它们只是寻求短期的利润积累。它们不再对大多数人或环境负责。它们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性质。国际金融和经济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了工业国政府的控制，因而支援跨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西方选举出的政府的一些职能具有极权主义性质。摈弃这种体制和建立小规模的替代方式，是对全球体制的极权主义部分所作的适当(对于教会来说，在神学意义上是必要的)回答。
       当这位教授宣扬实现《圣经》的目标，授权教会进行他所谓的新的尝试的时候，他是一位传教士。当他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人类危害和社会进步障碍的时候，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1996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西方的道路，经合组织各国的道路，其结构和结果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明确地不允许西方生产方式、能源消耗方式和环境负担方式向全世界推广。他以1989—1990年苏东所谓转型“使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倒退了”和南美“经济增长与经济倒退更替出现”，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为依据，认为“最扣人心弦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条与西方道路相异的、也许比它更为优越的亚洲现代化之路?”（W·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德国《利维坦》第24卷第一分册）
       恰恰在他这篇大作发表之后一年，一场金融危机，打碎了他的亚洲梦。如果他的文章晚一年发表，可以相信，那将是另一种样子了。但是这个缺陷并非必然，而且不足以掩盖其提法的历史智慧的光芒。
       2002年1月间分别发表于英国和美国两家著名报纸的文章，共同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的《召唤下一个伟大思想》认为，“自由主义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自由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然而它无法欢庆它的胜利，因为它不能确信自己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它那有限的、脆弱的性质忽然变得如此明显了”，“自由主义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然而它仍然没有赢得道德领域战争的胜利”。它写道，两种历史终结的伟大思想，即马克思关于“历史将以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而告终”的思想，福山关于“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意志和目标”的思想，都成为过去，“我们必定不久将产生更伟大的思想”。这里关于马克思的说法没有根据。马克思所说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相反，他对于人类历史创造的未来寄予无限希望。至于说福山那个“伟大思想”“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美好”，倒还有点道理。
       另一篇刊于《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0日的题为《在此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命运如何，有人已经在设计替代方案》的文章说，“冷战的结束并非如某些人所言是历史的终结，它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挑战的终结”。一个挑战结束了，又一个挑战正在迎面走来。“原因在于全球社会并没有做到人们所宣传的那样”：阿根廷人在国际事务中支援美国、在国内政策上按照美国意旨办事，“可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弃置不顾。这样想的人不仅仅是阿根廷人”；欧洲和亚洲的政界、军界人士，不满布什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保卫美国人的战争”；至于强调私有化、开放市场及贸易自由化市场改革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意味着富人统治”，到处引发着对它的抗议。
       文章这样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今天，下一位马克思在世界某地漫步”，——他或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反抗使他家破人亡的一次经济衰退，或许是巴勒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或许身在北京，或许是每天死亡的2.5万名儿童中一个尼日利亚孩子的父母，或许是俄罗斯人。总之，“从拉美到非洲再到亚洲，任一地区都可能出现下一位马克思”。“谁也不知道下一位马克思及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将来自何处。”“可以肯定的是，某个人、某一地区将提出一种替代方案。”
       不能把宣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终结简单地归结为承认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终结决非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在陷入新的全球困境的时候重新想起了马克思，已经成为令人感慨系之的一种时代转折的信号。这就是历史：它在需要某种人物的时候，终究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大卫·斯可韦卡特2001年秋季在巴黎第三次马克思大会发言，把自己“超越资本主义的创新的努力”，直接叫作“替代方案”，称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辩证综合，是数世纪中其他解放运动，特别是正在进行性别革命、争取种族平等、反对原子狂人和阻止生态毁灭等运动的辩证综合”，“它是一种辩证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种替代方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经济民主，缺乏工作单位的民主——“普通人通常被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他们的老板”，而在资本过强流动的控制上则完全没有民主。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核心，是经济民主。作为一种经济秩序，它有三个特点：工人自我管理，市场机制，投资的社会控制。
       这位教授说，他的方案的实现取决于这样的条件：一场毁灭现存统治阶级信用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一个左翼政党在压倒多数的选举中执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发布法令取消所有企业向私人或私人机构付利息或股份分成的义务，宣布覆盖全体劳动者的法定权力，宣布一种统一标准的税收，把所有银行国有化并废除金融市场。这场变革使更多的人进入今天西方富人占据的富裕的豪华轿车，“却不致损害已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自由和欢乐”。“劳动者仍然工作，管理者仍然管理，企业仍然竞争”，“生产者继续生产，消费者继续消费，在资本主义之后生活在继续。”
       1998年2—12月，一本书在拉美出版了四种版本：墨西哥版、阿根廷版、巴西版和古巴版。古巴版的前言说，1999年上半年还将出版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我们看到的是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这就是由墨西哥、德国、古巴、阿根廷、智利五国共六位学者合作撰写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
       该书序言写道：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生活在一个脆弱的社会体制中。这个体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已经陷入穷途末路：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已跌入财阀政治的衰退阶段。
       没有了道德基础，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基本需要，失去了在国家规模上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已成为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要障碍。
       面对日益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问题，这些阶层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任何发展出路。
       它说，面对新的千年，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无所企盼。因此，需要“把未来——目前，它被当代的主宰者们占有，并仅仅有益于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非法利益——夺回来，归还给下层群众”，“并为埋葬人类友好相处的主要障碍——资本的文明添一把土”。
       它说，《新的历史蓝图》是近二百年来反对阶级社会中反民主的上层、争取个人权利这一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创造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条件。
       在政治方面，该书主张使用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卫生、教育、妇女状况、公正、进步六个分指数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来衡量“社会民主”的程度，提出迅速缩小各国、各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计划。在经济方面，它要求通过电脑系统，对世界的需求、生产的方向和产品／服务的分配进行调查，实行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等值经济”，不是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是以其价值为出发点，根据劳动者对总价值的贡献领取报酬。
       关于道德问题的探索尤其具有创新的性质。论述这个问题的阿根廷作者说，现在需要提出的不是什么生活本身要求的道德观，而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们所需要的道德观”，是“使活不下去的人们能够活下去”的道德观。而西方全球化恰恰“阉割了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观不是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对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最有意义的是，如何造就一个权利体制，以便在体制内部形成一个容许不断出现新权利——妇女的权利、其他种族的权利、被排斥者的权利、流落街头的孩子们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的支体制 。这些都是新权利。但是，事情会怎样呢?权利系统会抵制，不知道如何包容它们，而把它们排斥在外，粗暴地排斥。事情不是增加新的权利，而是改变权利结构，使新权利有容身之地。不是在一所扩大了的房子里，而是盖一所新的房子。”
       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设计和设计了多少种试图把人类从西方全球化桎梏中拯救出来的方案。也许是数百，也许是上千，也许还要更多。
       没有理由简单地否定这里所谈到的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设计。但是即使出于善良动机、以郑重的科学态度进行的设计，也还存在怎样使它向现实转变的难题。顺便说说，比如前述一种方案主张使更多的人进入今天西方富人占据的豪华轿车而“不致损害已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自由和欢乐”。这真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是，轿车如何做到能够容下全球的人们，当座位不足的时候，谁留下?谁下车?谁不得进入呢?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任何法令都是苍白无力的。
       且让人们去继续设计吧。
       有的学者的注意点不是设计取代西方全球化的未来社会的模式，而是分析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资本主义基础起破坏作用的因素，特别是资本社会化现象和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出现。他们强调的是，新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历史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辩证的自我否定。
       但是，我们的时代正酝酿着一种群众性的巨大的震荡。法国《解放报》发表的《新资本主义的危机》认为，即便为了改变目前“股市操纵一切的资本主义”，即便为了在资本主义基地上保证企业员工权利和约束金融活动，也需要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形成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文章说，“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对全球化的斗争，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现在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解放报》文章的范围。呼喊着反对西方全球化口号的人们——也许需要稍微做一点“正名”的工作：媒体到处指他们为“反全球化”，说他们是“反全球化人士”，从事“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他们是反对西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反全球化”——已经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他们手中高举着的，往往是令在不义之财的钱袋中纸醉金迷的大亨们即使看一眼也会恐惧和憎恶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画像。他们的活动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大城市，而且一次比一次集聚着更多的人们、更显示出群众性的和数量的优势，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有组织、更加明确地提出包括广泛内容的社会纲领。2002年开春，世界富人聚会纽约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到会三千人。同时在巴西举办的，是集中各方面反对西方全球化代表人物的“世界社会论坛”，到会六万人。已经有媒体索性把“世界社会论坛”称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国际”。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抗击西方全球化、探寻新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轨迹的努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共识。
       这种反西方全球化的运动，成为2001年11月多哈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斗争的现实背景。美国报载文章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和内阁成员，“是不容戏弄和藐视的。不可以把他们当作乌合之众”。他们在会议上“勇敢地站出来，显示了团结与力量”，赞成自由贸易，但是要求按照他们的条件而不是西方的条件，组成了反对西方全球化的一个“阵线”或者“阵营”。
       埃及开罗艾因·萨姆斯大学名誉教授、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富热·曼萦尔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使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是今天“在进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国内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比时，第三世界国家中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全体大众(而非只是其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底层。”他说，已经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征兆。新的运动必定要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伟大目标相结合，但是从本质上讲是经济的团结运动，要求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资本主义面临着全球危机，只有当西方发达国家被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南方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世界才能对危机作出积极的反应。
       美国一家网站载文说，西方全球化的缺陷和新的政治力量的确立重新唤起了不结盟运动的意识。“在世界风云变幻中落到后面的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憎恨美国。为了向美国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避免向地区强国卑躬屈膝，它们开始重新考虑不结盟运动可能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些国家可以再次联合起来，它们将获得同经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和避免成为该地区强国附庸的手段。”
       在西方全球化中沦为世界贫民窟的非洲，正在形成新的意识。2001年6月26日的法国《世界报》，集中刊登几篇议论非洲的苦难和复兴之路的文章。半个世纪的历史告诉人们，西方富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实施的发展政策失败了。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宣称，“非洲现在的局势证明，贷款和援助的做法是失败的。贷款导致债务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债务无论是延期偿还还是取消，都始终存在，并阻碍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至于援助，无论是私人援助还是国家援助都在减少。”
       非洲要求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人走访非洲二十二个国家，提出一些被讥笑为“出资机构发明的新玩意”的措施。但是非洲人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反抗经济统治结构、反抗文化入侵和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宁愿自力更生。”马里总统科纳雷说，“我们应该提出建议，学会拒绝。非洲应该关心并捍卫自己的利益，遵守自己的承诺，同时也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马里前文化部长特拉奥雷认为，非洲不能够只是再一心希望成为“西方的苍白的翻版”、“做别人的梦”，而是必须强调非洲的创造性、重视非洲文化、恢复非洲的自我思考能力。她深信“民间非洲”蕴藏着的巨大的知识和能量的财富。
       拉美到处回响着不能继续接受美国摆布的声音。这成为不同政党的一个参与竞选和争取更多选票的共同口号。左翼力量在上升。在那样一种“美国后院”的环境中，左翼执政和巩固执政地位决非易事。但是，无论作为控制和盘剥拉美各国的最有力工具还是作为剿灭左翼的最强大武器，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却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指出，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行二十多年是失败的，多数拉美国家非但没有通过新自由主义实现现代化，相反，社会经济问题愈加尖锐。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一些国家发生农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实行美元化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被美国树立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阿根廷，经济社会陷入全面困境。
       拉美对第三条道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热一样，这都来自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但是二者又截然不同。在西方，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某种调整。在拉美，第三条道路却意味着对西方全球化的一种背离和否定。
       拉美同时出现的两种倾向，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一种是拉美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组成的团体1997年11月提出的“拉丁美洲替代模式”。其背景是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却使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因此必须有“纠正新自由主义弊端的新模式”。它又被称为“第四条道路”。另一种倾向，就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与西方全球化对立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帝国主义全球化已经充分暴露其没有人道、不公正和毁灭人类生存条件的危险性，而且它本身无法持续。只有社会主义全球化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它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应付和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人类危机。在并非实行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报纸也居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标题赫然写着“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无论如何，一种历史的过渡时期正在到来。这一时期对今天的有权势者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意味着现有社会地位和生活惯性的改变甚至根本性的改变，都将千回百折，异常艰难。这里不会遍地鲜花，充满诗意和玫瑰色。也许人类还将为此付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超过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全球化的巨大代价。但是全球化历史运动的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的航标，不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不在西方七国首脑的会议厅，不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说词里，不在哈佛、剑桥的讲坛上，而在全球人民的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选择里，而在数十亿今天被认为“卑贱者”的人们的觉醒和为着自己的解放所奋勇献身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实践里。
       马也，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