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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吴志峰 张永峰编译
       近几十年来，英国文化研究忽视了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批评，或者以不友好嘲讽态度对待它。而我认为，尽管在方法与途径上有着很多的不同，这两大传统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可以展开对话的共同立场。我认为，比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更好的做法是：使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相互补充，从而在新的结构中将它们结合起来。
       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我们需要一种能分析当下全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背景、新传媒技术与文化制品的飞速增长状况、以及大众接受者对它们的各式各样的接受情况的文化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一些开展这些工作的理论资源。我的观点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它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有能把技术、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看待的视角。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政权
       在1930年代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针对文化与传播的批判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对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创造“文化工业”一词来指称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和驱动这一过程的商业法则。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特殊功能是：一方面使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一方面又把个体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工业放入政治语境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他们同时还分析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用来稳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方式，相应地，他们还寻求政治变革的新策略、政治改革的新机构、政治解放的新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将精力集中于技术与文化，指示出技术怎样逐渐变为生产的主要力量、逐渐成为社会组织与管理格式化的手段。在文化领域里，技术制造了使个体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大众文化，从而为社会管理与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作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亲身见识了法西斯分子将大众文化作为工具，以制造对法西斯文化与社会的屈服。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其实是对自1930年代以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表述。在这个时代，国家和巨无霸似的公司操纵着经济，个体在两者的控制下臣服。这是一个以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为特征的大众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从这种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中产生了一个“大众社会”，并造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个体的终结”。
       当然，传媒文化还从来没有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模式中那样大众化和同一化。人们可以说，这一理论模式在其被提出并产生影响的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而另一些理论模式可能更为可取（如英国文化研究）。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独创性理论模式，确实明晰地指出了在特定的资本统治时期中传媒文化的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在资本主义时代较晚的时期浮现出来。其早期阶段（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所描述的文化形式，显示了这一时期存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较老的工人阶级文化和较年轻的大众生产的文化之间的有意义的张力。早先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
       因而，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加特、威廉斯和其他人对美国精神和大众文化所作的早期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评相似。然而前者依然承认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后者却认为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击败，后者也从来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早期的伯明翰学派，是英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潮流的激进主义延续，在一些重要的方法上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延续。然而伯明翰学派的方案，也为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大众主义转向铺了路。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以1963/1964年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成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与法兰克福学派也共享着许多重要观点。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心发展了种种关于分析、翻译、批评文化人工制品的批判性方法。通过一系列内部的论争和对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社会斗争与运动的回应，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还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
       从196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早期的新古典时期，一些伯明翰成员的著作仍然重复了某些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包括他们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模式，以及他们的政治视野和策略。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把工人阶级整合进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起着重大作用，并认为一种新的消费和媒体文化正在铸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方式。
       两种传统都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都视意识形态批评为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核心，都视文化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种方式，也都把文化当作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稍后，英国文化研究将给传媒文化、受众解读和媒体人工制品中的抵抗性因素以一定的肯定；而除了一些例外，法兰克福学派却倾向于将大众文化看作意识形态统治的纯一而有力的形式。这一差别严格地将这两大传统区分开来。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就很政治化。它把焦点对准对抗性亚文化中的反抗潜能。首先，给予工人阶级文化的这种潜能以一定的重视；其次，给对抗资本主义统治霸权形式的青年亚文化以一定的肯定。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转向青年文化，认为它能够为社会变革和反叛提供潜在的新形式。文化研究开始集中研究亚文化团体是怎样通过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及身份认同的。
       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将目光局限于媒体文化和流行文化，而没有很充分地参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美学运动。在其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和对媒体文化关注的热情中，英国文化研究似乎已经因其对流行文化的情有独钟而远离所谓的“高雅”文化。这种对“高雅”文化的背转的代价是：牺牲了洞察多种文化形式的可能，在思维上重复了将文化划分为“流行的”和“精华的”二元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使得文化研究和试图发展与“历史的先锋”相联的、反抗的文化形式的努力相分离。先锋主义艺术运动所具有的反抗与解放潜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关注点。而可惜的是，英国及北美文化研究忽视了对先锋主义艺术形式和运动的关注和参与。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必须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基础是跨学科研究，这种努力对抗着现存的学院学术分工。他们对边界的跨越、对将文化从其社会／政治语境中抽离出来的不利后果的批评，在某些人中招致了敌意。这些人相信文化自治而放弃社会学与政治的阅读。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早期权威表述中，强调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并对文化的政治经济背景、生产和流通、文本本身及大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立场很明显地和法兰克福学派相似。比如，在其经典的纲领性文章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编码/解码”是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过程。霍尔把这种模式具体化为集中观察传媒机构是怎样生产意义、怎样使之流通以及受众怎样对文本进行解码以创造意义这些方面。但尽管后来的理查德·约翰生强调了在文化研究中对生产这一环节分析的重要性，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许多著作总是疏漏了这一环节。
       后现代文化研究？
       然而，新近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转向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的后现代问题。在这一阶段(大致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从以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转向了身份政治的后现代形式，而且对媒体和消费文化持更少的批评态度。
       与早期阶段相比，从1970年代晚期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模式，反映了这一转变：历史已从植根于大众生产与消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福特主义”）阶段，进入到新的资本和社会秩序王国(有时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一新时期以注重差异、多元、折衷主义、大众主义的全球性跨国资本为特征，并在新的娱讯社会中强化着消费主义。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回应。但被描述为“新修正主义”的理论，完全切断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联系。在文化研究的最近阶段，广泛存在着一种走向“端庄而有分寸”的倾向。它因强调本土的快乐、消费及流行文化对混合身份的建构，甚而完全忽视经济、历史和政治因素。
       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稳固的联系。尽管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生把文化研究的基础建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流通模式之上（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他们以及其他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经济学分析。大多数自1980年代至当下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都完全地背离了政治经济学。在《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放弃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那会导致经济学简化。对当时流行于英国和其它地方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霍尔的反驳或许是对的。但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方式，用文化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模式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有可能不陷入简化主义泥潭的。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模式给文化一个自主的地位，因而不会必然地导致经济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对于霍尔来说，全球后现代包括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对边缘和差异的开放，对西方文化叙述以外的声音的开放。但是人们可以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全球后现代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新的传媒与技术基础上扩张的表征；而传媒文化中的信息与娱乐的膨胀，则给了资本实现社会控制以强有力的新资源。跨国公司将压缩而不是扩展文化表达的可能范围。文化工业近年来向合并与巩固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得以更少的特大集团对信息和娱乐的控制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后现代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混血”文化与认同形式，和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是相一致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初始性的情形下，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老传统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首先，这些传统与现在依然是相关的，因为在当前的阶段与更早期的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当代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商品化、商业化，资本霸权依然是社会组织的支配性力量，或许较之以前更是如此。同样，阶级差别正在加剧，传媒文化依然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它仍然对现存于阶级、性别、种族中的不平等起着合法化的作用。因此，早期对文化与社会中这些方面的批评性观点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批判地分析和改造当代社会与文化方面包含的理论资源。我的观点是，文化研究应当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并且将当前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它一些中心概念的拒绝作为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质疑性的驱除，已经损害了当代英国与北美文化研究。而向批判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对于重新激发文化研究的活力是不可或缺的。
       跨边界、超学科性和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主要传统是将社会理论、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等结合起来，从而跨越专业，克服学院劳动分工的准则。跨边界方法不可避免地把人们推向阶级、性别、种族、性和一些其他将个体与他者区别开来的范畴的边界。因此，大多数文化研究模式以及大多数批评性社会理论都使用了女权主义等各种将关注点集中在表现性别、种族、民族和性等方面的多元文化理论。跨学科文化研究跨越完全不同的领域，利用一套完全相异的话语，来系统地阐述我们生活中由不同文化形式引起的多种复杂与矛盾的影响；并展示这些力量如何成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反抗与变革提供资源。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它把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受众研究结合了起来。
       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分法是有问题的，相反，人们应当把文化当作统一的谱系，将同样的批评方法应用于所有的文化制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主义文学到肥皂剧。与一种“真正的艺术”的观念相对，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当作铁板一块的研究模式更有问题，这一做法限定地把批判的、反抗的和革命的因素留给一些特别的高雅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均质化的、对被动的大众起欺骗作用的观点，也容易招致别人的反对。相反，人们应该在整个的文化谱系中看到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仅将批判的因素分配给高雅文化，却将所有的低俗的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人们应该考虑在文化工业制品中找到批判与反叛因素的可能性，就像在圣化了的高度现代主义文化中一样。而法兰克福学派似乎特别地认为只有后者才是艺术地反抗与解放的场所。人们还应区别传媒文化产品的编码与解码的不同，认识到一个能动的受众经常会从文化工业产品中解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意思并将其作个人化的运用。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批驳关于文化的高/低二分法，以及严肃地对待传媒文化制品，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的一些局限。同样，他们还以“能动的受众”这一概念，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被动的受众”这一观念的局限。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能动的受众”与“被操纵的受众”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以把握传媒文化所造成的所有后果，从而既避免文化精英主义，又避免文化大众主义。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本身是片面的，但它确实为批评传媒文化提供了有力工具。而目前英国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社会理论的忽视，损害了当代文化研究。
       “政治”与“经济”这些词，使人们注意到文化的生产与流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学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依照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并按照商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转，因而文化产品是以盈利和市场为导向的。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指经济学，它还指存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其它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它指一种竞争与对抗的场所，而不是像其反对者所讽刺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结构。政治经济学还提醒人们注意，文化是在统治与臣属的关系中被生产的，因而复制或抵抗着现存的权力结构。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区别，使人想起政治经济学在组织传媒人工制品的编码与解码方面的某些方法。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传媒文化是在工业生产组织中被生产的，在这一工业生产组织中，产品按照文化工业中的编码与模型生产，生产体制的一种功能就是，决定什么编码起作用，以及如何将它们编入人工制品。
       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其它种类的传媒文化被高度地整编入商业计划体系中，并很好地按照常规的编码与规则被组织起来。比如，在美国的商业广播体系中，网络电视只组织少数占优势类型的节目：“脱口秀”、肥皂剧、动作／冒险剧以及情境喜剧等。每一种类型都有其自己的编码和公式：情境喜剧一成不变地使用矛盾／矛盾的解决这一结构，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提出一条道德教训或表示赞成某一主流价值和习俗。当然，有些时候传媒文化的编码会变化，它通常与社会的变化相一致。
       对文化的生产研究有助于阐明实际起作用的编码，因而有助于阐明什么种类的文本会被生产。比如说，由于无线电广播或音乐电视的形式的要求，大多数流行歌曲的长度只有三到四分钟，从而适应传导系统的形式上的要求。同样，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能帮助测定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效果的范围与局限，还能指出在一个特定的事态中哪些话语是占主流的。
       如果没有对新闻和信息的产生以及对新闻和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对反对伊拉克的战争的现实文本以及大众对其接受情况进行分析，人们就不能真正讨论在一个特定的事件(如在海湾战争)中传媒的作用。同样，没有对他们的市场策略的分析，没有对他们运用音乐录像带、广告、推销宣传以及偶像操纵手段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领会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为何成功。
       走向多元视角的文化研究
       最后，我建议文化研究发扬一种多元视角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对文化人工制品的广泛的调查，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审查它们的关系：1）文化的生产和政治经济因素；2）文本分析和对人工制品的批评； 3）大众接受的研究和对传媒／文化产品的使用的研究。这一建议首先意味着，文化研究本身应该是多元视角的。我还建议，在进行文本分析、在描绘主体立场或视角的多样性时，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也应该利用多元的视角或批评方法。此外，我还认为，这些研究结果需要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解释。
       在具体研究中应采用何种视角，取决于研究的主旨、研究的目的及其范围。很显然，在每一个个别研究中，人们不可能采用我上述建议的所有视角。但我认为，如果你是在研究一种复杂的现象，比如：海湾战争、麦当娜、或“O.J.辛普森审判”，你就需要采用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大众接受研究等视角。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自己限定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观点如何能丰富文化研究的那些论点上。作为论证这一方法之富有成效的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现象。
       我的观点是，麦当娜和杰克逊启用了精通传媒文化制作与推销的一组人。正如麦当娜的流行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由于她的推销策略、她对音乐录像带的制作以及她的形象对不同大众的吸引力等因素的作用一样，杰克逊的传媒设计者也启用了第一流的制作、推销和公关人员。在这两个个案中，可以论证的是，正是他们形象的推销和他们的音乐录像带或音乐会的公开展示使得他们流行，而不是他们任何特殊的音乐天才。他们在音乐录像带的制作中，都启用了最好的音乐编剧、舞蹈指导以及摄影师；他们都在极其壮观的、宣传得很好的音乐会上表演；都启用了不息的“广告机器”，不断地使他们自己出现在大众眼前；尤其都不断地得到MTV的赞美，后者用整个的周末甚至几个星期以专门宣传他们的作品和名声。
       对明星身份和名声的制作及推销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能有力地祛除传媒文化中偶像的神秘性，并能创造一种更具批评性的大众接受。对传媒文化的经济方面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批评意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生产与传播，并有助于发展一种批评性的传媒教育。
       多元视角的、批评性的文化研究，为理解文化提供了广泛的方法。它们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文化制品：从色情业到杰克逊和麦当娜；从海湾战争到电视剧；从现代主义绘画到后现代建筑。这一广泛的视角包含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受众研究。它为个体提供了批评性的政治视角，使个体能解剖占主流的文化形式的意义及其影响。文化研究因而是传媒教育的一部分，它使得个体能抵制传媒的奴役，增加他们的自由、增强他们的个性。它使人们在获取对自身文化的控制权，在为争取替代性文化和政治变革时更有力量。文化研究因而并不只是另一种学院时尚，而是为争取更美好的社会与生活而奋斗的一部分。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询》、《电视与民主的危机》、《媒体文化》等。
       吴志峰，研究生，现居上海。
       张永峰，研究生，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