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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再复质疑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最近出版的《视界》第七辑刊发了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对其中一些观点提出质疑。
       刘文指出：夏志清先生在论述张爱玲的小说特色时，指出其艺术特色是“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无疑是对的，但是，夏先生在触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时，提到了两种特色——历史意识和道德倾向，却是值得质疑的。事实上，张爱玲的某些中篇、长篇小说如《小艾》、《秧歌》与《赤地之恋》倒有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而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则超历史意识与超道德判断，好也好在这种超越性，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地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这种欲望，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张爱玲的悲剧是从《小艾》（1950年）与《十八春》（1951年）开始发生的。在《小艾》中，张爱玲回到明确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从这篇小说的政治取向中可以看到：早期那个纯文学、纯审美的追求永恒的张爱玲已不存在了。
       刘文还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批评，指出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是“共产作家”与“非共产作家”的分野和对立，对“非共产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词，而对“共产作家”则用非文学评论语言进行嘲弄，以至产生离开文学的事实，完全用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这种偏见，是二十世纪两极对立冷战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影，也是中国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烙印，可说是特定时代的风气。如果说，那个年代大陆的现代小说史教科书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致掩埋了非左翼阵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那么夏志清先生则从另一个方向也同样太政治意识形态化以致从另一个方向掩埋了那些政治倾向上同情“共产”和属于“共产”的作家，因此，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就变成夏先生掩埋的对象。把被历史掩埋的张爱玲、沈从文等拖出地表，这是对的，而着意把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埋入历史，则不对。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六、七十年代大陆的泛政治的小说史教科书对现代作家的价值估量尽管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和批评尺度（包括批评态度）却有共同点，这就是都无法摆脱冷战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写作上的牵制和主宰。“审美法庭”的背后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深层是政治批评。这是当时两岸文坛共犯的时代病。
       （许力）
       
       欧美知识界大论战
       日前，香港《信报》刊出学者评论员丘震海一篇文章，介绍了“9·11”周年纪念前欧美知识界的一场大论战。
       2002年2月，美国六十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份题为《我们为什么而战？》（What we"re fighting for？）的宣言。宣言开宗明义地提出，所有的人均生来自由，并拥有相同的尊严和权利。宣言继而提出，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以上帝的名义杀人违背宗教本义，是对宗教信仰普遍意义的背叛。宣言虽然表示，所有战争均意味着人类政治手段的失败，以“好”和“恶”的界线来区分社会或宗教并不合适，但宣言认同，有时对邪恶的最重要的答复就是停止它，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不但为道德所允许，而且是一种道德的需要；目前的世界便处于这样的情形之中。宣言引用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个概念，试图解释为了保障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不受侵犯，适当的战争手段是需要的。宣言最后说，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是在保卫自己，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是在保卫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的希望”。
       这份宣言签署后，令人意外地在美国国内反响平平，除了2002年4月美国个别反战团体发表过一些声明外，几乎没有一家美国大报纸转载过这份宣言。倒是在其欧洲盟国，这份宣言一再为各大报纸所报道，从而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5月初，德国一百零三名学者联名签署另一份宣言，题为《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不是这样的》（Eine Welt der Gerechtigkeit und des Friedens sieht anders aus）。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德国著名作家沃拉夫（Guenter Wallraff）、著名学者耶恩斯（Walter Jens）等人。
       德国知识界的宣言，首先同意美国同行关于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9·11”恐怖袭击缺乏任何道德支撑等观点，但随即笔锋一转，批评美国知识界人士采用双重标准，在对待美国攻打阿富汗，并进而导致当地数千平民死亡的问题上无视所谓的普遍原则。宣言指出：“世界上没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允许人们以一场大规模屠杀为理由，来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屠杀。由所谓反恐联盟在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并非一场‘正义战争’──这是一个不幸的历史概念，它违反了由你们自己提出的‘保护无辜者不受侵犯’的准则。”这批德国知识界人士批评美国同行在宣言中只字未提美军在阿富汗以现代化武器对当地平民造成的伤害，“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并非只适用于美国人，同时也适用于阿富汗人，甚至适用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人们。”宣言直指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利用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谋取全球霸权，并称美国国内正弥漫着一股狂热主义思潮，“狂热主义往往从将自己文化作为唯一真实、唯一善良和美好的举动开始。”
       德国知识界的宣言发表后，签署2月宣言的美国知识界人士在8月上旬又进行了反击，其理由是：德国知识界人士缺乏鲜明的道德立场，甚至刻意煽动反美情绪。
       丘震海分析说：美德双方签署宣言的，许多是各自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通过这场论战所反映出来的欧美知识界价值观的不同，引人注意。
       这场论战涉及欧美，尤其是德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正义战争”这一概念首先在欧洲，继而由欧洲传入美国，一直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欧洲基督教的历史辞典里，以改变异端信仰为宗旨的战争乃“正义战争”。随着近百年历史的演变和基督教本身的进步，“不能以上帝名义杀人”的共识在欧洲渐渐战胜了对宗教“正义战争”的理解。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对“正义或非正义战争”的理解却依然存在着相当的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是美国以其正义将欧洲从纳粹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至于纳粹的始发地德国，则更是对美国充满敬畏、感激等种种复杂的情愫。从战胜法西斯的意义上来看，欧洲人认同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即便是当年遭到盟军飞机轰炸抑或1945年在波德边境遭到驱逐和清洗的德国人，在痛失家人之后，至少依然在公开场合承认盟军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但战后的特殊氛围则又逼迫德国人反思其战争历史，战后德国的反战情绪一直高于其它欧洲国家，德国也由此成为欧洲和平主义运动的始发点之一。一方面认同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一切战争，德国左派长期来一直陷于这样的茫然和尴尬之中。 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好战传统在美国则正好揉合了美国式的精神、战后美国的胜利者形象，尤其是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背景，因此向着与德国不同的轨迹发展。美国知识分子对所谓正义战争的解读便也呈现出与欧洲知识界截然不同的情形。
       （萧斌）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
       重新认识
       学者陈方竞、刘中树最近就“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源流发表文章，提出独到的见解。
       文章指出：一般的理解与描述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滥觞于“五四”思想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思想革命的发轫；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要求变文言为白话，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进一步从思想革命出发提倡文学革命、由此划开了新、旧文学之界限。
       文章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陈独秀和胡适在文学变革临界点上的“点爆”之功，但这种理解与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它忽略了文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内在根源，忽视了“五四”新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学的符合逻辑的变革性承续与发展的事实；同时，以往的判断基于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理解与描述，如果从“过程”看“结果”，显然可以深化我们对“五四”新文学发生的认识。
       文章分析说：从“结果”转向“过程”，首先应该着眼的是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前者重在革命的政治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后者重在对思想文化变革的倡导与实践。尽管孙中山也有自己明确的思想文化纲领，但是他们二人变革主张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孙重在思想文化的政治内涵，而章则重在思想文化的学术内涵。在我们这个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的千年古国，任何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都不能不带有学术性。而且，思想文化可以适时而生，转瞬即逝，纷繁多变；学术却要求自身在变革中的承续性与稳定性，并在深处制约着思想文化的发展；离开学术性的思想文化变革是肤浅的、短暂的，只有学术的发展才能带来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变革。因此，“五四”时期从思想革命的需要出发要求文学革命，是通过学术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这正是鲁迅“五四”时期的基本思路，他多次提到应重视“学术思想”的变革。进一步看民初主要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现实，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章太炎各自的侧重点开始分流。孙的政治军事革命历经挫折坠入低谷，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却显得非常活跃，抵制袁、张复辟，驳斥康、梁保皇，终于酿成新文化与新文学大潮，主导这一潮流的正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文章认为：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与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这三种成分，最终促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
       （刘义）
       转型时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学者曹锦清先生日前发表演讲，回顾与展望了改革二十年，其中谈到社会转型时期的根在哪里的问题。
       曹先生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不变，基本的对社会的管理发展不变，突然面临这样一个如此大的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就遭遇到了空前的问题。在转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表现为对这一转型的强烈的不适应。人活着到底干什么，这样一个最形而上学的问题，又是时代的迫切的话题。
       从前的社会，我们有三个根。一个根在家庭。家庭是常常积累过去、继往开来的。现在变成好离好散、一个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这是造成现在婚姻不稳的根本原因。从前的婚姻是以两个家族为界，繁衍后代为基础，有这基础你离什么婚？有孩子就不能离婚。什么爱情？爱情最不稳定，谁说的清，千百年来那么多人说不清，你说的清？
       从前安身立命的另一个根在家族。现在社会当中的家庭个人的婚前地位和婚后经常会变动，一变动，尤其是女的上升，男的不上，这个家庭必然破裂。
       还有一个根就是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国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君主，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如果家破国亡了，我们还有关怀，关怀什么？天下。天下，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所以“国事兴旺，肉食者而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于有则焉”，这是顾炎武讲话的原文。不知谁把它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恰恰违背了顾炎武的原义。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人一代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国、社会之间的精神的联系纽带，已经不太可能了。
       人的无家可归化，孤独化。这样的个人，他只能够凭竞争、财富、地位，来自我证明。除此以外，他失去任何的证明能力。而这种以财富为中心的自我证明完全有可能倒向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有可能倒向纵欲主义，就是说你感觉你是唯你的，那就是你的感觉，人感觉化了，成为一束感觉。而感觉只有通过不断的刺激才能感觉到的，比如我自己感觉自己的手放到这里一分钟就感觉不到了，我摩擦一下就感觉到了，就这样。感觉存在于不断的强化刺激当中。至于现代消费文化在不断制造感官刺激的文化，也推动整个经济的不断的增长，比如搞什么流行服装，淘汰旧的搞新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华民族十三亿人口，在资源有限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能不能选择走这条道路，也甚可怀疑。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困惑的问题。
       （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