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来说，“1948”堪称是一个有特殊历史记忆的符号。1948年元旦上午，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拜谒中山陵墓，他在《对全国国民广播词》中声称：“我们当前剿匪的军事就是救民与害民的战争”，是“自由对奴役的战争，光明对黑暗的战争”。但就在一年之后，他被迫宣布下野，露出气数将尽的颓败之象。恰好在这一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和发表了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他极具个性色彩的话语方式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不是毛泽东本人想当然的预言。因为谁都明白，国、共两党经过二十多年的生死厮杀，中国历史的天平开始向着中国共产党一方大幅度地倾斜。1948年，是国民党全面腐败和最不得人心的一年，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其发出了愤怒指责，表达了彻底的唾弃。储安平在发表在《观察》上的《中国的政局》中指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出于这种失望，这一时期大中城市被社会现状所激怒的学生运动，也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浙大校长竺可桢在现场“睹此惨状，立即晕了过去，注射强心针后，始能起来，立即严词质询”；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徒手请愿的学生，在上海美其路遭到镇压；当年6月9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中法学生为援助上海学运，发起总罢课；几乎同时，昆明三万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大游行；8月19日，南京各大报纸披露了首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拘捕的“匪谍分子名单”，其中学生竟有一百六十三名……在现代中国近百年的空间中，上述现象不单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政治上的死刑，而且更证实了毛泽东对转折的非凡预见。1948，在这里实际超出了纪年的含义——因为，它向人们推出了抛弃与选择的深刻文化命题。是的，在此大时代背景中，谁又能够真正超然物外，而不作出自己的“抉择”呢？
公开的表态
1948年元旦，流寓香港的郭沫若、茅盾在华北和东北大地传来的隆隆炮声中迎来了这非同寻常的一年。《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对时局的报道，为我们勾画了两位作家当时真实的生存环境。1月8日，《大公报》在第二版以“平保线临决战阶段”、“保定西郊北郊激战进行”为题，传达了空前激烈的前线战况；2月1日，该报告传出“关外战事向锦州逼近”的紧张消息；又据《华商报》1月10日消息，国民党精锐之师“新五军两师覆没”，“蒋介石将飞沈召开会议”；3月7日，该报又传“上海米价奔腾不已 跃升一二六零万”的惊人新闻；5月6日，继而报道：“豫西南全线大战蒋军连失两城”。这些迹象表明，解放军在战场上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失败指日可待。此时，民盟、民革、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纷纷云集香港，他们大量发表痛斥国民党、赞成共产党的言论，明白无误地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抛弃了国民党。
民主党派在香港这个中国的政治集团一时难以控制的弹丸之地，聚集成声势浩大的反蒋统一战线。而郭沫若、茅盾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被普通人看作民主人士的郭、茅二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参加者和忠实追随者；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他们却往往被看作可以倚重的民主人士。如果说，报刊营造了人们生存的政治生态，那么它们同时也可以披露出郭、茅二人敏感而微妙的双重身份——他们参加的绝不只是民主党派的反蒋大合唱。历史之所以有意味就在它有巧合——在中共香港文委控制下的《华商报》、《大众文艺丛刊》上，郭沫若、茅盾开始发表诸多日益激进的文章，他们在彻底斩断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抛弃了后者的同时，宣布了对共产党的公开拥戴和忠诚。茅盾在该报著文《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兴奋地预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有在本年内完成的希望了”，为此他号召说，“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1月8日，郭沫若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上海》的文章中宣称：“住在上海，也就和十年前住在日本一样，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我只卑鄙地在那儿呼吸着血腥的空气”，“因此，我感觉着：我多留在上海一天，便对中国人民多犯了一天的罪。”在那个非常的时代，罪人的所指不仅是一种精明兼而谨慎的政治心态，它更像是一个形象的心灵表白。《华商报》的读者范围在华南一带，但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它的作者们其实是写给远在西柏坡的读者看的。因为，就连宣称是中国“第三条道路”的众民主党派也一边倒了，在纵横交错而又无比复杂的政治游戏中，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作家作出明智的选择呢？
1948年的香港文坛，“表态”的另一姿态是“大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本年度姑且可称作香港文学的“大批判年”。有趣的是，郭沫若没有像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把批判锋芒指向同属左翼文艺阵营的胡风等人，而是指向了自由主义文人。据萧乾夫人文洁若说，郭沫若在批判中连带到萧乾是因为他1947年《大公报》一篇抨击“称公称老”的社论而引起的，“四个字恨上一辈子”。但联系激进主义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传统积怨，它显然又不是一桩简单的文坛笔墨，却与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阵营的大抉择有着更深广的联系。在《斥反动文艺》中，郭沫若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他首创出几个形象性的形容词：红、黄、蓝、白、黑。红、黄色是指沈从文，蓝色指朱光潜，黑色指萧乾，犀利而尖刻地为他们画了像。他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势力而活动着。”而所谓朱光潜的蓝，是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在严重而峻急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个人与命运之关系犹如以卵击石的背景中，郭沫若的现实比喻绝非是一时戏言，他的批判可以说是既格外逼真，又扣人心弦。谁都知道，在历史关头，它发挥的是一石两鸟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敏锐地发现，郭沫若这篇檄文才会“写得如此激烈”。这一动机，就连外国学者也洞若观火，认为那绝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在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肃清“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新的时代清理障碍。
“表态”当然还会有另外的表现，例如“歌颂”解放区文学。与郭沫若、茅盾俩人在各种庆祝、团拜场合频频出场恰成同趣的，是他们对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的高度赞扬。1948年5月至11月，随着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明显占据主动，香港左翼文艺界兴起了“白毛女热”和“小二黑热”。5月25日至27日，《华商报》连续推出刘尊棋和欧阳予倩的文章《〈白毛女〉在解放区》、《祝〈白毛女〉上演成功》。当月29日至6月9日，由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新音乐社联袂的歌剧《白毛女》在九龙普庆戏院联合公演，一时盛况空前。看过演出的郭沫若当即指出：“《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他特别提醒人们，“单是欣赏故事的动人或旋律的动人，是不够的。故事固然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旋律固然是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茅盾则鲜明地使用了《赞颂〈白毛女〉》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标题。在文章中，他一反常态地运用了三个排比句，称赞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佃农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其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另外，作者还对怀疑《白毛女》不是中国歌剧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对小说《小二黑结婚》的现实意义，郭沫若进行了有意识的扩展。他表示，“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在《新社会的新社会人物》一文中，茅盾不单指出了小二黑不同于五四以来文学形象的时代意义，还把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创作模式作为新的事物来提倡。
正像这两部作品一开始就不是按照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创作，而是为了形象地演义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郭、茅的文学评论当然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评论——是不能过于当真的。在某种意义上，《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是一种解放区式的政治性写作，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写作。作为中共早期党员和中国革命“同路人”的郭沫若、茅盾，几乎不可能不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其实，在1948年之际，无论你是拥护也好，批判也罢，无论你是赞颂也好，附和也罢，你都无法真正超出时代的转折，自由地安排个人的命运。有意思和值得考究的，倒是萧乾在《拟J·玛萨里克遗书》中对郭沫若等的回应与谴责。他说：“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这些道理，在郭、茅二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同样是深受中国传统士人精神教化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灵魂的底线。但作为左翼作家中人，他们与自由主义作家的差异即在于——更懂得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是精神上的浮士德，但又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的战士。更确切地说，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经世致用的准则和行事方式。
迟疑与展望
老舍此时正在美国纽约那座“园林极美、地方幽静”的作家书屋雅斗。两年之前，他和曹禺应邀来这里访问和写作，时间为一年。曹禺后来按期回国，老舍因为要写《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和其它原因滞留下来，直到1949年底才回北京。解放后的研究著作通常喜欢把这一时期的老舍描绘得非常苦闷，恨不能立刻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但近来翻看《老舍自传》，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1948年2月4日，他在致友人高克毅的信中说：“‘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3月4日却致函高道：“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两封信，等于否定了急盼回国的臆测和主观想象。此时，老舍一方面麻烦缠身，另一方面也想在这里，或者其他地方——有所发展。心情欠佳的直接原因是《骆驼祥子》的译者、美国人伊文·金不仅曲译和随意删改原作，而且拒绝付给老舍应得的版税；“延展”则为继续寻找《离婚》的译者，并促成电影《骆驼祥子》拍摄，扩大自己作品在美国的影响。对此，替老舍打抱不平的沃尔什夫人（即著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给老舍作品版权新代理人劳埃得的信中有更具体的解释：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有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
沃尔什夫人的亲笔信为我们研究老舍的心态和处境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如果往下读《老舍自传》，还会有更重要的收获：我们发现，他1948年4月6日到1949年9月12日间致代理人劳埃得及友人高志毅、楼适夷的信，几乎全与“翻译”、“与译者商讨稿酬”和“电影拍摄”的事有关，国内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影响。例如，他原打算就给《四世同堂》译者浦爱德小姐“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但当对方坚持“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时，便做了让步；又例如，为打赢与伊文·金的“奥林匹克赛”，出一口恶气，他安排郭小姐出任《离婚》的翻译，并为终于赢得保护原著版权的法律协议而兴奋不已；他还在文中盛赞雅斗这座各国作家写作的天堂，称赞它“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的幽雅环境，以及“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的闲散和优越的生活。多年前，他就坦然声称道：“我自幼贫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由此，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大致的线索：假如不是签证到期、周恩来这时盛情相邀，老舍说不定还会像这样漫游下去。因为尽管他时常抱怨美国“不太舒服”，但他毕竟在生活上是个现实主义者，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更何况国内的战乱刚刚结束，谁知道是否还有雅斗这样好的写作环境？老舍毕竟是老舍，没有郭沫若、茅盾那种自觉的党派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他只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一个比较纯粹的写家而已。因此，像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一样，他这时对精神自由尚朦胧地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虽然他的观望中，未必就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对“革命后”的隐忧。
巴金也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国、共两党交火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的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谁都知道主要的斗争是为了‘权力’，‘权利’和‘阶级’的利益。”他甚至宣称：“一部法国革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而绝没想到，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与他期待的大革命，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璧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5月5日，在致沙汀的信中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收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然而也非常真实的印象。全中国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不过，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1950至19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是：巴金这时的真实心态和处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巴金当时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黄源抗战中参加新四军，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于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时代。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形成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有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显然，从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到这么一个转变，是快了一点，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和铺垫。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巴金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都不设防。
在《〈雷雨〉序》中，曹禺曾这样分析自己：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
这段话，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的注脚，但不妨说也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率剖析。在熟悉曹禺的人眼里，“胆小怕事”和“惶惶不安”其实是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中，还夹杂着某种“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思想”。然而作为现代话剧的大师，曹禺又是舞台上的强者，是左右并安排他人物命运的艺术主宰。戏剧与生活，是曹禺必须面对、却是两重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在戏剧中他永远是“主动”的、出击的，而在生活面前却总是被动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明了我自己”。
大概是因为这种被动性，1947年初，刚从美国返回、应邀任上海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和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不久的曹禺，就受到了旧日学生兼秘密地下党员刘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的“包围”：“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由于抗战时期在重庆时就与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相识，他对共产党并无恶感；由于目睹国民党那些接收大员以接收之名大发横财的种种劣迹，出于知识分子当时那种普遍的义愤，他甚至还接受了学生们两周一次在育才中学参加政治学习的建议，读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它革命书刊。正如他在回答为什么执导电影《艳阳天》的问题时所说：“中国人有一副对联，叫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横额：‘莫管闲事’。这，我认为不对。我们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恳切做事，不怕麻烦，不怕招冤。”但从《艳阳天》的导演意图和剧情看，曹禺在艺术世界中又是相当自觉和清醒的：主人公阴兆时是一个明辨是非且敢于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律师。魏卓平所办的孤儿院因为靠近码头，而且比较偏僻，被当过汉奸的巨商金焕吾看中，并强行收买做了秘密仓库。阴兆时明知金焕吾有钱有势，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起而为魏卓平辩护。因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约上签字，事情已无法挽回。不久金焕吾因囤积居奇被人揭发，秘密仓库遭到查封。他迁怒于阴兆时，指使恶人在阴四十寿辰当天殴打了他并在其家中大砸一通。最后，经阴兆时激烈抗争，法庭判决金焕吾犯汉奸罪，孤儿院房产也完璧归还。剧情一波三折、波涛汹涌，由于有著名电影演员石挥（饰阴兆时）、李健吾（饰金焕吾）、崔超明（饰杨大）、石羽（饰魏卓平）等“加盟”，影片打出“好人没有活路”的鲜明主题，电影一开演即在国统区各大小城市引起了轰动。
影片上映已是1948年的春天，这是曹禺对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的特殊献礼。“我不明了我自己”，但又希望在时代的抉择中有所行动，这种矛盾与期待相掺杂的行为模式，不是曹禺一个人，也是他所属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48年前后的真实写照。在分析老舍思想的矛盾时，有人曾指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国民党失望，同时渴望共产主义的那种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渴望着一种个人精神自由也才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曹禺每到晚上偷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对战场上的胜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此，他还与老同学和朋友孙浩然做过一次严肃的长谈。据孙浩然追忆，“他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的，他要走这样一条为人民的道路。他说：‘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等待全国解放的到来。他谈得很深，也很严肃，他同地下党的关系，主要是由金山负责联系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为他搞到的。”然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是戏里戏外也好，被动与主动也罢，决定着曹禺去留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道义感。如前所述，1948年的蒋家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全面地贪污腐败、连年征战不止，它不光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更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光环，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与颠覆。“道”与“势”尽管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中经常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但知识分子以“道”自重依然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曹禺自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而政治权威多少都要具备某种合法性（或曰“合道性”），“合道”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也许正因为如此，194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持“道”来批评政治的，他们把“弘道”的担子完全放到了自己肩上——曹禺的思想行为应该说就是这一伟大传统的真实体现。1948年前后，在历史最后谢幕之前，曹禺的黄泛区之行，是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应当时救济总署之邀，他与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乘飞机视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黄泛区，对当地老百姓濒于生存极限的生活状况十分惊讶。出于义愤，曹禺对同行的美国救济分署官员当面予以了谴责，原因就是后者用粮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显然，曹禺对国民党政权的遗弃，是一种“道义”上的遗弃，而不像郭沫若、茅盾那样是政治上的遗弃。这一点，决定了他与郭、茅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也预示了与后者虽然殊途同归然而却稍有差异的命运。
南渡与北迁
如果说1926年的南迁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第一次迁移，1937年是第二次迁移，那么1949年初前后将意味着是第三次迁移的开始。而这最后一次迁移，深刻刻划了现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归宿及其命运。据《胡适传论》作者介绍，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已在暗中做胡适的工作，条件是只要他不离开，将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他继续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登上了国民党派来的专机，临行前抛下了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几乎同时，陈寅恪也乘国民党的专机南飞，不过他不像胡适去了美国，而是留在了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广州。1948年12月13日，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梁实秋，乘火车离开北平，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栖息地。在此前后，共产党地下党也加大了把大批民主人士和著名作家转移到解放区的力度，他们似乎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虽然激烈、却没有裁判的竞赛。而就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大决赛中，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主角。
1948年末某夜，香港码头风急浪高。郭沫若化名丁汝常，与一批民主人士登上中华轮秘密离港北上。他明确表示：“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12月1日，轮船抵达丹东石城岛。这是郭三十五年前留学日本时的途经之地，睹物怀旧，不免感慨万端且想象丰富，一时兴起，居然与人结伴到西郊的五龙背温泉大洗了一番。五天后，改乘火车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受到优厚的接待。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主持、各界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上，郭沫若放声朗诵了亲撰的诗，其中有“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的夸张句子，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云云。此间，淮海战役告捷和国民党军队主帅杜聿明被生擒、天津解放、蒋介石下野等震撼人心的消息频繁传来。1949年刚刚翻开新的一页，又传来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收编的新闻，郭沫若当即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告知行踪：“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毛、朱随即也发来唱酬式的电文，上云：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进展顺利，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关系甚大，表示欢迎诸公前来解放区。从1925至1949年的24年间，郭沫若给世人留下的始终是“在途中”的深刻印象：1926年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随大军北征，一路上，他对中国这场新式革命不遗余力地热情鼓吹；一年后，却写下骆宾王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大胆激烈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十年；1937年，他返国与蒋介石“握手言和”，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几年后又与蒋闹翻，创作出露骨的讽世之作《屈原》，令共产党大为快慰而国民党方面恨之入骨……然而，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残酷性，郭沫若以文人形象参与政治的人生道路又是艰险崎岖、一波三折的。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眼里，他是精明强干且能适应各种政治风云的政治家；而在各类政治寡头心目中，他不过是一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手无缚鸡之力、酸腐夸张的文人而已。这注定了他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极其尴尬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他走进新中国之后的“开局”与“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迈进新时代的“历史瞬间”时受到的礼遇甚高。1949年2月底，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三十五人到达北平，中共数名高官前来迎接，计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和彭真等。半个多月后，又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并随同检阅了十万解放军将士。只见西苑机场上礼炮隆隆，万马嘶鸣，情形颇为壮观。
查《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948年11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责成分局和钱之光在“十二月内”务必万无一失地将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几十名重要人士转移到解放区，并对沿线的安全措施做了周密布置。茅盾在众多“重要人士”中列名第八，可见他在高层人物心目中的特殊分量。查国华所编《茅盾年谱》证实，茅盾起程日期当在1948年底，稍晚于郭沫若，同行者有二十余人之多。为迷惑国民党方面，掩护行踪，行前大家还参加了《华商报》的“元旦签名团拜，全部签名刊于当日的《华商报》”。据茅盾回忆，“我们于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元旦那天，李济深在我的手册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意。”从香港登船到大连，茅盾时年五十三岁。在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中，此时已步入老年阶段，所谓“五十知天命”也。这个年纪的中国男人按讲不应该过于张狂的，何况茅盾素来性静，一向以稳重见于世人。但中国还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一说。我们注意到，茅盾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非常罕见而频繁地出现了这样一些极具心理特征的字眼，例如“春天”、“新中国”、“新时代”等等。他写于1948年末的短篇小说《春天》描写了一个“未来的故事”：全国解放后，某农场场长、原国民党起义将军郑洞国忽然“青春焕发”，决心在人生的“春天”里全身心地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当时日本评论界认为这是一篇“幻想小说”，茅盾则不以为然，坚信它是“我的‘预言’”。在《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一文中，他十分抒情地写道：“新中国诞生了，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这也是亚洲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喜事！”而“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他甚至放言说：“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事实上，建立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的时间观，即直线向前的时间观，不仅仅是茅盾本人，也构筑了整个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这种观念，不仅深刻支配着他们的思想追求，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从这个意义上看，确如茅盾所说，它不是“幻想”，而是“预言”中的“现实”。茅盾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是为了“预言”而生活和奋斗的，他们后来的悲剧大约也源于此。在这一角度上看茅盾的香港—大连—北平之行，我们可以断言这其实是现代中国一部分作家人生历程中的必由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昭示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先驱者们的历史归宿。为便于讨论上述问题，我们把茅盾下面的行程和活动列于如下：1949年1月7日，轮船抵达大连，张闻天亲往迎接；2月1日，出席东北各界欢迎大会，发表题为《打到海南岛》的讲话；当月26日，应邀出席北平欢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会；3月22日，与郭沫若、曹禺、柳亚子、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此前一篇文章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应当努力‘除旧布新’，‘跟上时代’”，为此，必须注意克服阻碍知识分子进步的两个缺点：一、优越感；二、幻想太高。二者表面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高度智慧的整合。
离开香港经山东烟台去解放区的曹禺，可以说“秘密”中再夹杂点“狼狈”。许多年后，当时的情形仍旧历历在目：“在香港通过地下党员的安排，我们坐了一条北欧的船回国。我们这批人里头有老一辈的叶圣陶、马寅初，不过十来个人，还有新闻界的赵超构。我们上船的那天晚上，换了六七家旅馆，躲避国民党特务。我们都穿唐装，英国海关问是谁，带路的地下党员就说都是做买卖的，塞了二百元港币给他，就‘好、好、好’。”但狼狈中又带了点“特殊”，当轮船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在后尾随，轮船只得改道驶向韩国，再经韩国去烟台。自十五岁起，曹禺就登上舞台扮演角色，他演戏、导演戏然后又写戏，与现代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在生活中遭逢这种戏剧性，在他还是头一遭——虽然此行充满了神圣的意味。1949年3月5日，运气不佳但最终有惊无险的华中轮靠近烟台港，前来迎接的是当地解放军某部贾参谋长。次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赶来，到曹禺等人的住处看望。晚间，又召开欢迎大会，其间还有京剧演出。这让半生都与戏打交道，而从未与兵打过交道的曹禺不免感到陌生和新鲜。后来有人问他对“新局面”有什么感想时，曹禺答曰：“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正如前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弘道意识”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至上主义观念，对曹禺这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作为五四精神的后继者，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封建与反封建、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深蒂固地决定着他们的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的烟台——解放区之行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更大的带有象征的味道；说它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毋宁说也有寓言的意义。诚如杰姆逊断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是因为，“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是从西方的他者视角讨论问题的，这一视角容易忽略的是研究对象个人的文化语境和深切的历史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曹禺思想选择的主要着眼点。正是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观察，才使我们讨论的那一代人的思想遗产生发出更深刻的意义，使得问题转向了深入。沿着这一思路，就不难理解，当曹禺一行由潍县改乘火车到济南，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时，他为何这么感动，视之“难忘的日子”了。曹禺在否定了国民党的政治“道统”之后，重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的“道统”，从而恢复了精神追求的完整性，建立了新的文化信仰。而且，“他离开北京十五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北京是曹禺读书求学的地方，他在那里写出了成名之作《雷雨》，从而确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北京不是简单的“旧地”和“第二故乡”，而是曹禺生命的出发地，也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实际上，在民族的大乱或大治之际，中国的知识者早就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南渡”、“北迁”的传统。随着女真贵族的入侵，北宋灭亡，大批慷慨激昂的中原志士仁人南渡长江。他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无力回天而且性命难保，只能委婉隐晦地表达压抑的愤恨与家国之思、黍离之悲，在悲愤慷慨之外，又形成了悲哀沉痛的主调。明代即亡，顾炎武、黄宗羲等士人或蓄发明志，一直潜踪息影，辗转于太湖沿岸，晚年终于北游，决心“笃志经史”，或是与义师纷起，挺而抗争。他们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况，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呐喊。诚如有人评价的：“晚明的经世思潮，是一个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学术潮流，它具有日趋鲜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时学术界中人，无论所治何学，救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论题。”1940年代末现代中国文人集团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同样出自上述的大背景之中。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心态各异，但身上浓厚的救世色彩却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南渡”或“北迁”都是一种寻找，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浮士德式的大胆探寻，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精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特别地珍惜与讨论。我们注意到，晚年的胡适、郭沫若、茅盾和巴金有一种共同回到五四的思想倾向，他们似乎开始由各自的歧路回复最初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理据。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骨子里他同周作人一样厌恶古老中国的‘非人文学’”，认为“《
红楼梦》、《
水浒传》所刻画的中国社会都是极不人道的”，因此坚持标榜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的精神。1973年前后，茅盾以旧诗词针砭现实，坦率地流露了对“文革”的不满。而他的诸如《读〈稼轩集〉》中“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的句子，起源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传统，在这里参照的却是五四时代的批判精神。巴金晚年以五卷本厚重的《随想录》而名世，公然宣称：它“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而是一座鲜血淋漓的“‘文革’的‘博物馆’”。由此可见，尽管他们经历了时代的乱离和个人的戏剧性剧变，却始终未离救世与坚持批判精神这条思想的主线，而对个性自由思想的极力维护和张扬，恰恰说明了他们仍然是五四中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人。在此意义上回到“北上”的话题，我们不由得对当年的郭沫若、茅盾和曹禺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理解，同时我们更愿意把其中所隐含的沉重而深远的话题，奉献给今天年轻的读者。
程光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艾青传》、《
中国现代文学史》、《雨中听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