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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的那幢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到冬天，为了修补裂的墙缝，抵挡旷野的风寒，父亲总是又挑来一担石灰，再泥上一层。可是春节还没有过完，那墙又了。新刷的一层石灰一块块地掉，露着斑斑驳驳的老墙，像破旧的棉袄补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
       墙是刷了一遍又一遍，石灰是盖了一层又一层，低矮的老屋却越来越残破了。夜风从那裂的墙缝中呜呜地灌进来，吹得人全身冰凉；老鼠在腐烂的楼板上跑去跑来，灰尘又纷纷落到人的脸上。屋顶的檩子烂了一块又一块，稀稀落落的瓦顶已不能遮挡那突降的暴雨，每当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总是在手忙脚乱地抓寻着脸盆，水桶，甚至是碗。
       但屋里还是漏湿了。不是打湿了床上的被子，就是弄脏了挂在墙上的衣物，一连几天，屋里全是霉湿味儿。外面已是阳光普照的晴天了，屋里地面还是稀溜溜的，踩上去一滑一颤。小妹光着两个脚丫在上面踩去踩来觉得好玩儿，可苦了缠着小脚的祖母。见外面天晴了，祖母就去晒被子，还没出门，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条胳膊被摔断，吊了几个月的绷带。祖母是劳动惯了的人，占去了一只手，做事很不方便，整天就唉声叹气。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祖母只能用一只手拿着匙子舀。桌上的碗像是有意跟祖母做对，一舀它一让，碗里的饭总是舀不到嘴里去。祖母气得扔了匙子：这个破破烂烂的老屋，真是伤了老心!我们觉得好笑，父亲却重重地长叹一声，让人感到无限的压抑。于是我们都噤了声。偷偷地望一眼父亲，看见的是满脸自责的惆怅。
       这房子虽然残破而丑陋，却是祖父常常压制我父亲的资本。祖父常说盖这幢房子是如何如何地操碎了心，抱怨父亲不如他能干，没有为家庭做出什么贡献。祖父不仅要吵，有时还要动手。有一次，听父亲对祖父说：你不就是盖了这几间泥巴屋吗——祖父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拎起一把椅子就朝父亲砸过去：泥巴屋，你做一幢试试?!这幢房子，老子做了三回。过日军烧了两回，涨大水冲倒了一回。老子像你这个岁数已经做了三幢屋了，你呢?!我不敢去看祖父摔出去的椅子是否砸着了父亲，但是往往只听祖父这么一说，高声争吵着的父亲就再没有回敬祖父的声音。
       父亲是“文革”前的县一高毕业生。他有知识，却在那个年代发挥不了作用；他有绚丽的梦想，到头来也未能建起一幢土瓦房。
       父亲决计做一幢新房了。至于父亲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我已经不太清楚；但那次摔断祖母胳膊的事显然是加快了父亲做屋的步伐。
       父亲实施做屋，是从捡墙脚石开始的。记得那一天，已经很晚了，饭菜端上了桌，一家人饿着肚子，等父亲回来一起吃晚饭。天暗下来，父亲没有回来；天上的星星出来了，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母亲出门去找，也不见父亲回来。祖母吊着一只胳膊走进走出地到门外望了好几次，祖父却等得不耐烦，扒了一碗饭，摔下碗筷上了床。我们先是觉得饿，后来又不感到饿了。父亲到哪儿去了?夜越来越深，小妹趴在桌上睡着了。又过了很久，才听见父母的说话声和挑着担子的吱呀声。我跑出门一看，朦胧的星光下，父亲正把竹筐里的石头嗵嗵地倒在稻场上。原来队里放了工，父亲又摸黑到河滩里去撬石头了。石头把父亲的手指砸出了血。见父亲进门时举着流血的手，吊着胳膊的祖母就忙忙地为父亲找布片，一边唠叨着说：要想好看，累死好汉。做屋，做屋，做屋是件容易的事啊，这屋又不是不能住——
       从此，父亲每天放工后都要挑一担石头回家。满筐沉重的石头压弯了扁担，流淌不止的汗水湿润了汗渍渍的衣衫。父亲似乎不知道累，啪啪地将那满满的一担石头倒在稻场上的杏树下，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又撅着竹筐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也就习惯了，知道父亲若不挑两担石头回来，再晚也不会吃饭的。有时，我从外面寻了一篓猪草回来，做完了分给我的家务，见母亲在烧火弄饭，我就去河滩寻找父亲。别人家里已关上了大门睡意盎然，可那夜鸟低叫的空荡的河滩里，还晃动着父亲躬身撬石的孤单身影。
       祖父听说父亲要盖房子，鼻子里哼了一声，一脸的鄙夷。他不相信父亲有这个能力。然而父亲的石头却是接连不断地一担担地挑回家来，一块块地从竹筐里滚出来，一排排地码在稻场上。我们在外面玩耍，或是放学回家的路上，见了石头也会抱回家，虽然我们捡回的石头是那样的小巧。但一天天过去，稻场上的那堆石头越来越多，四四方方的一堆，浩浩荡荡地铺占了半个稻场。祖父这才相信父亲是铁了心了，回家时也会扛着一块石头。于是，我们一家男女老幼，组成了捡石头的大军。
       正当一家人齐心协力地捡石头的时候，分田到户开始了。各家各户不再集中从事统一劳动，人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有了充分显示自己才能的场地。水稻制种，技术含量高，收入也很可观，别人望着那长着秧苗的稻田不敢承包，父亲却包了一块又一块。都是一样的种子，都是同样大小的秧田，父亲制种的收入却比别人多得多。这个时候人们才像突然意识到我父亲的存在。人们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请父亲去指导他们的责任田。我们也因为父亲而常受到别人的尊敬。在人们对父亲由衷的称赞声中，祖父终于明白，有知识的父亲并非他所想象的无能。
       父亲比以前更忙了。别人分田到户是越来越清闲，父亲却像有干不完的事。选种，下种，育苗，移栽，扬花，授粉，除草，防病——一边做着自己的，一边不断地被人请去到一块块田里逐个辅导，还要抽出时间去捡石头。每当我清早起床出门上学的时候，父亲已吱呀吱呀地挑了一担石头回来了。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气魄：要盖就盖一幢全村最好的楼房!
       那段时间，父亲常常一人在那块空场子里走去走来，用脚步丈量着长短，计算着做楼房的料子；别人来串门，他也不管别人愿不愿听，把人家扯到稻场上，面对那方垒起的石头，比划着自己做楼房的构想。那一脸幸福的表情，仿佛向人展示着已经做好的高楼大厦。
       然而由于过度的劳累，父亲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十年。
       许多新房建起来了，一家比一家建得漂亮。而我们，仍住着那幢老屋。连原先一年一度的墙面粉刷也顾不上了。父亲治病要钱，我们读书要钱，田里的化肥农药也要钱。墙壁只好裂着。千疮百孔的老墙成了嗡嗡翻飞着的土蜂的巢穴。
       父亲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常常坐在门口，望着秋日的杏树飘零着枯黄的落叶，慢慢坠落到那堆石头上。一片，二片，三片——像是正在飘逝的一个个日子。
       家里是越来越拮据了。新学期开学，祖母只好拿出了积攒多年的一捆棉花，那是她准备做寿衣的。然而卖得的钱仍不够交我们的学费。不懂事的小妹因报不上名，回家大哭。
       只要是听说了的医生，我们就去请来看，只要是听说了的药方，我们就去抓来熬。可是我不知为父亲请了多少个医生，也不知为父亲买了多少副药，更不知为寻找那传说里的医生和奇特的药方磨破了多少双鞋，受了别人多少的冷眼，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医治好父亲的病。父亲看着小妹痛哭，沉默了许久，然后像被抽尽了身上的血似的做出了决定：看哪个做屋，把我们的石头卖了——父亲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很痛苦地慢慢扭过脸去，望着稻场上的那一堆石头。祖母听见，说，他做屋，我不做屋啊?祖母留着那方石头，就是留着全家人苦难里的希望。
       在家里，我们都闭口不谈谁家又做新房的事儿。村里新房落成鞭炮热烈的时刻，也正是我们家沉默的开始。家庭的不幸催长着我们兄妹稚嫩的心灵，残酷的病魔研磨着父亲勃勃的雄心和那不甘人后的意志，他眼里不再有咄咄逼人的光芒，奕奕四射的幻想，只有沸水冷却后的沉静和冰凉。
       在风雨飘摇中，我们的房屋是越来越残破了，有一边墙仿佛是不胜岁月的重负，已向一旁微微地倾斜，只好用一根檩子撑着。老屋就像病入膏肓的父亲，在新居落成的欢闹的鞭炮声中，于林立的新房狭窄的空间里，拄着拐杖，仰望高远的天空，和那天空中一去不复返的鸟群。
       别人的新房一幢接一幢地竖起来，我们稻场上的石头却仍寂寞地堆在那里，落满了层层的枯叶。它成了鸡的舞台了，每日一开笼，鸡就跃上去，高唱着一个又一个艳丽的黎明。
       病重的父亲仍忘不了他的那一堆石头。最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也还要我们把他扶出门，拄着棍子靠着石堆站一会儿。如果见有石头掉下来，他就会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石头艰难地举起来，往往又累得一阵不停地咳嗽。石堆上长着野草，爬着青藤，在春风中摇曳着盎然的葱绿，而靠着石堆的父亲，脸上却是一片无望的灰暗。
       父亲去世了。咽气的时候，他仍扭头望着窗外。我知道，他是在遥望那方石头。
       几兄妹都参加了工作，都在单位分得了住房，再做房子已没有了必要。但是那堆石头却一个也不少地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有人要买，却被祖母断然拒绝。
       祖母虽然什么也不说，但我知道那堆石头一直压在她的心上。若见稻场上的石头坍塌了一角，祖母就会像不见了东西似的朝屋里大声喊。祖父越来越老，耳朵已丧失听力，往往祖母大声地喊半天，喊得左邻右舍都奇怪地从院墙上探过头来看，屋里的祖父还是没有听见。祖父的耳朵虽然听不见，但视力却很好，见是稻场上的石头掉了下来，祖父就会赶忙趔趔趄趄地走过去。这时祖母就会拄着棍子靠着大门，凝望着祖父摇摇晃晃地将那掉下来的石头一个个抱起来，又费力地举上去，小心翼翼地朝石堆上放着，像是怕惊醒了一个睡熟的梦。他们生存的目的，仿佛就是为了呵护这一方垒得整整齐齐的石头。
       那方方正正的一堆石头，就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多少年已经过去，当我回到老家，再次站在那堆石头旁的时候，上面已爬满了青青的藤叶了。
       远亲
       随着岁月的流逝，祖母的娘家就只剩下一门亲戚了——舅爷爷，祖母的亲哥哥。
       舅爷爷无子无女，双目失明，虽然有一个老伴儿，但是眼睛耳朵也不太好，舅爷爷说什么，她都不知道；那鸡跳上了灶，舅爷爷连声呵斥，舅婆婆仍是看不见，往往舅爷爷气得高声大骂：这个憨婆娘！如果有病有灾的，他们二老的日子就更艰难了。
       对舅爷爷的牵挂，成了祖母的一块心病，也是我们一家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祖母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失明的舅爷爷相依为命，俩人的感情不能说不深。如果长时间听不到舅爷爷的消息，祖母就会食不香，寝不安。在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祖母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咀嚼着，仿佛难以下咽。终于说：不知道他舅爷爷怎么样了——舅爷爷又成了我们一家人的话题。而我知道，只要祖母这样一说，我们就会有一餐好吃的。记忆中的日子总是清苦的，只有去探望舅爷爷的时候，一家人才改善一次生活——因为总要弄了好吃的给舅爷爷送去。那时总是吃不饱，看见了好吃的东西，更是不知饱足。见那碗里还有，就又伸了筷子去拈。但筷子还没有伸去，父亲的筷子却先敲到我们的头上来了：那是给你舅爷爷留的，还吃!舅爷爷的地位高于任何人，我们吃不饱的，要先给舅爷爷留足，我们没有吃过的，也要让舅爷爷先尝。
       小时候，总想跟着父母去走亲戚。但是到舅爷爷家去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缠，父母也是不会同意的。只是到我们兄妹快到上学的年龄了，祖母才说：让他们去吧，该认一认路了。
       要过两道河，要翻一座山。父母背着我们过河，湍急的河水把父亲的双腿冲得颤颤巍巍，父母背着我们上山，汗水又浸湿了气喘吁吁的父母的衣衫。父亲把我从他的背上放下来，一手拿着给舅爷爷送去的食物，一面擦去脸上的汗：叫你们不要来，硬要来，自己走!那崎岖不平的小路觉得越走越远。这时才知道到舅爷爷家的路是如何的难行。
       舅爷爷的房子低矮而阴暗。桌椅上全是一层厚厚的灰尘，有鸡刚从那屋角落的鸡窝里生了蛋，见有人进来，一路惊叫着跑出了门，屋里地上全散着一地的稻草；水缸盖上全是灰，用手一摸一道印。想舀水来擦把脸，水瓢刮得缸底生响，也舀不出半瓢水，且那水里全是尘碴。进了舅爷爷的屋，父母还没有来得及歇一会儿，就又卷起袖子干了起来。撑起窗栊，光明涌了进来；清除了地上的垃圾，抹去了桌椅上的灰尘，洗净了锅盆碗盖上的污垢，屋里顿时清醒亮堂起来了。然而父母累得已不想吃午饭。自己动手弄了饭吃了，就又要忙着去舅爷爷的菜园里除草、挖田、栽种、浇园。回家时，还要再给舅爷爷的水缸里挑一满缸的水。
       去探望舅爷爷的事，已成了我们家的一个负担。父母们要在生产队里做事，多数时间是正读书的姑姑们在星期天抽时间去。不管是谁去了，都要帮舅爷爷做千篇一律的家务。姑姑们一从舅爷爷家回来，祖母就要问舅爷爷家里大大小小的情况，如果知道舅爷爷因被眼睛也不大好的舅婆婆牵到菜园里挑水浇田，又碰伤了腿，祖母就会痛心疾首：这个死瞎子，死不得好几回!还活着做什么!还想问什么，那疲倦的姑姑已躺在床上睡着了。舅爷爷生活的艰难，又会让祖母情绪低落几天，吃饭的时候，又会慢慢咽着，像是被什么哽住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姑姑们一个个长大，一个个出嫁了，去探望舅爷爷的事儿自然落到了我们兄妹几人的头上。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去，畏惧那跋涉的路途的艰难，畏惧舅爷爷家务的繁重，但是，更同情祖母对舅爷爷的挂念。祖母牵挂时的唉声叹气，比父亲的棍子还要疼痛地敲打在我们的心上。
       如果刚下过几天的雨，河水还没有完全消退，那搭在河里的独木桥是不敢过的，只好等着有过桥的大人，求他们把我们牵过去。到了舅爷爷的家，我们按父母在家的吩咐干着每次去必做的事儿，扫地，抹窗，洗灶，抬水，除草，浇园——我们都很认真地干着，因为父母说，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来问问舅爷爷，我们是不是很勤快，否则，小心你们的皮!父亲警告我们说。我们都怕舅爷爷说做事不勤快，虽然每次走得很累，只要进了舅爷爷家的门，也会学着父母来的样子干起来。可是舅爷爷并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事，总是说，屋里是这样的啊，歇会儿歇会儿!往往还阻碍我们去菜园里劳动。舅爷爷关心得最多的，是我们一进门，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家，路上好不好走。为争着表功，我们就更夸大了路上的艰难，如何过的河，过河时是如何的艰险，如何翻的山，翻山时是如何的勇敢。可是舅爷爷听了并不表扬我们，只是一脸黯然地说：我把你们害了!
       舅爷爷时刻牵挂着我们兄妹的安全。他放心不下我们回家的安全。我们去了，他先是吩咐舅婆婆给我们煮鸡蛋，然后就拄着棍子摸出了门。中午吃饭时才又拄着棍子摸进门来，脸上一脸的汗，衣服上常常沾满了泥——那必定是又被什么绊倒了。进门就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那神情像是解决了什么大问题。原来他是去问有谁将和我们同路，好将我们兄妹托付给别人。如果实在找不到与我们同路的人，他的脸上就是一万个不放心，一面把平时积攒的自己舍不得吃的煮好了的鸡蛋一个接一个地塞进我们的衣袋，一面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路上小心。而我们兄妹并不感到路上的安全有多么重要，往往是摸着衣袋里舅爷爷装进去的温热的鸡蛋，兴高采烈地出了门。有一次，我们过河时不小心，小妹掉进河里去了，打湿了衣衫，得了重感冒，光说胡话。舅爷爷听说了，垂下头说：我害了几辈人啊——
       有时，我们家也会把舅爷爷接到家来玩。吃饭时要给他挟菜，洗澡时要给他倒水，连上厕所，也要人牵着——这不像在他自己的家，虽然看不见，却已摸习惯了。舅爷爷住不了几天就要回去，祖母很不高兴：才来几天，送去送来就是一个负担!只听舅爷爷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小声地跟祖母说，都忙呢，再说，住在这里又不是长法。
       舅爷爷仍坚持回去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又要去探望。家里的事越来越多，学校对学生管得越来越紧，整天除了忙不完的家务活儿，星期天也有做不完的作业，到舅爷爷家去的事就越来越感到是一个大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开始晓事，无论我们怎么辛苦劳累，舅爷爷再问过河和家里的情况时，我们只说是好，别的什么也不说。但舅爷爷却知道，我们回家去的某日河里又涨了好深的水，要绕过河，又要走多远的路。舅爷爷仍是不安地说：我把你们害了——
       过年时，我们照旧要把年货给舅爷爷送一些去。到了舅爷爷的家，我们把带去的年货拿出来，一一告诉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若是以往，舅爷爷虽然看不见，也会用手摸一摸，然后吩咐舅婆婆把这些东西保存起来。然而这一次，他却对我们送去的年货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兴奋地对我们说，上一次来了一个卖炭的，会算命，说是他活不过七十岁。我顶多活到明年的春天!他那双眼深凹下去成了一个八卦的阴爻的脸上，流露着孩童般的轻松和幸福。
       舅爷爷是越来越老了。先前，还能叫舅婆婆牵着，一手拄着棍子，挑了一桶水浇菜园。后来，舅婆婆本来不太好的眼睛几乎失明，而舅爷爷也无力再去挑水浇菜了。粮食，政府还能救济一部分，可是那吃菜，就成了大问题了。如果我们隔一段时间再去，那菜园里定又长出了一腿多深的杂草，而菜苗，又多半枯萎了。也有人劝舅爷爷到养老院去，平时一向随和的舅爷爷却发了脾气：我又不是没有人照顾!我的外孙子一站一大路——我们也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到养老院去。舅爷爷幽幽地说，儿啊，不是我不想去，是去了怕对你们的名声不好……
       春节过完了，春天也结束了。我们到舅爷爷家的时候，他常常是一脸的失望：那个卖炭的是个日白佬(说谎)，说我活不到两个月，可是我又活了快大半年了。听他这样说，我们就很难过，可是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安慰他。我们回家跟祖母说了，祖母听了长叹一声：真是那样，也是我们一家几代人的福份。但是我们分明看见祖母偷偷抹了一下眼睛。每临我们辞别时，舅爷爷仍是把那煮好的还微温的鸡蛋硬朝我们荷包里塞，一面叮嘱我们在路上要如何地小心。当我们回过头来，舅爷爷还拄着棍子站在门口，那盲眼的脸仰望着落日，一片深深的沉悒。
       有一天，来了一个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的人，我们家谁也不认识。进了屋，他才说，他是来报信的：舅爷爷死了，是自缢而亡的。我们听了这个噩耗，一齐望着祖母。死了是福。祖母只说了一句，也不管那来报信的人，兀自拿着篓子锄头，仍是到菜园里锄草去了。
       祖母一直在菜园里锄地，锄了一块又一块。中午吃饭时，我们喊了几趟，祖母仍是不回来。末了她说，你们先吃，我还不饿。祖母在菜园里锄了一天的草，把前天才锄的地又重新锄了一遍，一块块地，锄得整整齐齐，像刚切的豆腐块。那天，祖母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只是一整天没有吃一口饭。
       父母去办完了丧事回来，说，舅爷爷自缢的前一天，还叫舅婆婆牵着到菜园里提了水浇红苕苗的，身体好好的。听了祖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那饭又哽住了，便去倒了开水，泡了，和着碗里的饭一齐吞下去。
       舅婆婆到了养老院。不多久，也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不再说关于舅爷爷的话题。只是偶尔做了一顿好吃的，祖母就会说，如果你舅爷爷还在——说着，祖母又哽住了，又去倒了一杯开水。我知道，祖母吞下去的，是涌现出来的她和舅爷爷一起度过的那些相依为命的日子。
       舅爷爷的自缢，对我们是一种解脱。我们感到了轻松，同时也有了失落。原来亲情并不全是幸福，有时也是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痛苦。
       歇凉
       在蝉的疲惫而嘶哑的鸣叫声中，那黄昏便低低地来临了，微风有了些许的凉意，时时吹来的农家瓦舍上的炊烟味儿和田野里已经成熟的苞谷气息，又使乡村的黄昏在凉爽里平添了宁静的安详。
       早有人出门来，端了一盆水，泼湿了门前大树下的一块地。倘若是那些讲究的姑娘媳妇泼的洗衣水，顿时又有了淡淡的湿润的香皂味儿。
       太阳落山了，月亮在那树梢上挂着，像节俭的人们点着的一颗不太明亮的灯泡，幽幽地照着静下来的村庄。人们吃了饭，搬了椅子，轻摇着芭蕉扇，到树底下来歇凉了。一会儿，那树底下就有了三五人。在树叶的轻轻摇动下，人们张家长李家短地消磨着白天劳作的疲乏；而孩子们汇到一处，又必定去追逐那眨着眼似的萤火虫去了。
       深蓝色的天幕上，月亮是越来越亮，像一个铜盆，渐渐地积满了清亮亮的水，似乎就要溢出来了，又像是为那夜风的吹拂，影影绰绰地荡漾着，仿佛映照着什么东西。大人们用芭蕉扇指着那月亮说，那是牛郎在山上砍柴呢。仔细地一看，确乎有那么一个人在月亮上挥舞着斧子。
       河水反射着粼粼月光，潺潺地流淌着，像一尾硕大的鱼，乘着月色悄然游去。忽然的一阵水响，从水里露出一只牛头来——那是谁家的牛还在困水呢，只见那从河水中伸出的牛头轻轻一甩，亮花花的水珠四溅，像是撞碎了那明晃晃的月亮。
       从小河里吹来的风有了丝丝的凉意，夜深了。在大树下歇凉的人们也散去了，山村便渐渐少了人的喧闹，仿佛也恹恹欲睡。
       一声呼唤凉幽幽地传来了，那是谁家的母亲在召唤未归的孩子呢。
       在那凉幽幽的呼唤声里，天边的月亮仍盈盈地亮着，而那清亮亮的河水却是远远地流淌而去了。
       
       点灯扑蛾
       那蛾子是秧苗的天敌，它在苗丛里产卵，不久小蛾出世，啃食秧苗，一片青葱葱的秧苗不几天就卷了，黄了，田里就要减产，农人们一年的汗水就会付之东流。要保产的办法只有一个：灭蛾。
       夜幕降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出发了，人人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一个脸盆，朝那在晚风中浮动着墨绿色波浪的田畈中走去。早有人提了一大桶煤油，站在田堤上，给你的煤油灯装满了油，然后告诉你隔多远放上一盏煤油灯。多半是要选一处田堤的高地，将脸盆装了水，把点燃的煤油灯放进去，像在水中亮起的一座灯塔。那躲在秧苗丛中的蛾子在夜的海洋中看见了这灯火，便会飞过来，围着煤油灯翩翩起舞，正当它高兴地翻飞的时候，冷丁地一不小心就掉进脸盆的水里去了，颤抖着那被水浸湿的双翅，在水里游几下，也就不动了。也有勇敢地直扑火焰的，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径直落下水去了。
       那一畈田野，全是这成百上千的灯，在夜幕里闪着光，像一片繁星，在那蛙声如潮的夏夜，你怎能分清哪是天上的星，哪是地上的灯呢。
       那煤油灯便一直地亮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人们才踏着一地的露水来吹灭这燃了一夜的火焰，那一缕清烟在清凉的晨气中袅绕着，散发着一股油烟味儿，而人们却去忙于清点那脸盆里的飘浮的蛾子，看这一夜能挣多少的工分。
       有时，那扑蛾的油灯也会被风雨扑灭。去秧田里点灯的时候，天正好呢，回家的时候天上已有三三两两的星星，只是燥热着，无名的蚊虫时时于暗中撞着汗津津的脸。睡到半夜，忽然就刮起风，下起了雨。闪电在上空炸响着，风雨抽打着窗户。那秧田里的煤油灯，还亮着吗？在暗夜的茫茫中，于风雨的交加里，从那清明的灯罩里执著地亮着微微的灯光。
       ——那可是农人的希望啊。
       谭岩，现居湖北远安。已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