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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认为，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恩格斯斥责资本主义婚姻是长期的卖淫。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处于这种“不道德的”“前史”阶段，我们仍然只能眺望道德的远景。“买卖的婚姻”固然不是理想的婚姻；然而，买卖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人类自由的第一步。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女人只是“物品”，部落之间相互交换的礼物。中国古代有倾国倾城的故事，但那往往是一位昏君为一个美人倾倒的充满道德教训意味的故事，很难说得上是平等的爱情。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们是普通物品中的一种特殊的物品，奴隶们根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到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权力被转移到父母手中，成为“包办婚姻”。总而言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女人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女性没有由“身体”上升为“主体”——哪怕是买卖自己身体的交易主体。
       卢周来先生在《利益之外》中说：“加里·S·贝克尔用经济学解释婚姻与家庭。结论很简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是因为选择这个人比选择那个人收益要高。什么爱情，都是扯淡。”经济学家的议论是明快的和彻底的，令人振聋发聩。“包办婚姻”从“门当户对”等交易原则出发，是一种“买卖婚姻”。资本主义的婚姻则更明显地打上了“买卖婚姻”的耻辱的烙印。“包办婚姻”是父母们的一次买卖，现代婚姻则是无限制的自由买卖。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即使是“男才女貌”的“爱情”其实不仅打上了男权社会的不平等的印记，而且也同样带有买卖和交易的痕迹。在现代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尽管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婚姻自由”却使女性获得了“自由交易”和“平等交易”的权利，即使仅仅是形式上平等的交易权——在现代市场社会的“买卖婚姻”中，女性几乎是公开地向所有男性出卖她的“色”和“貌”；然而，正是在这种买卖关系中，她确立了其“主体”的地位。尽管这个“主体”带有商品社会的极大的片面性和耻辱；但是，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仍然是极大的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她不可能独立地行使任何权利，她一直处于屈从和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封建社会权利和义务不是平等地分别施于男女两性，而是片面地将义务强加于妇女。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屈从和附属地位的女性没有获得“主体性”，因此，封建社会男女两性之间很难建立平等的性爱关系，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也因此，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爱情阙如的状态相对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爱情的主题及其咏唱是不发达的。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作为社会“主体”获得解放以后，才大量地产生了讴歌爱情的诗歌和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将爱情神圣化，并且使爱情成为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是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出现的，正如爱情是作为反对买卖婚姻的乌托邦而出现的一样。
       资本主义是一种悖论。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人性，同时也极大地禁锢和压抑了人性。它极大地提升了人性，同时也无情地践踏了人性。资本主义许诺了爱情，同时也从根本上取消了爱情，比任何时代更加彻底地把婚姻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买卖。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所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神话破解的时代。经济人们快活地游荡于神话的废墟之上，美女作家们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身体写作”，并且宣告——“不谈爱情”！
       市场在今天中国仍然主要被看作一种解放的力量，市场经济被人们视为摧毁自由和平等的障碍的唯一的和万能的武器。然而，在市场社会的乌托邦里，唯一行之有效的是商业和欲望的逻辑。商业和欲望的逻辑在摧毁传统的控制的同时，实际上又建立了新的控制。在这个乌托邦里，通行的是欲望、金钱和买卖的权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被简单地化约为经济人。婚姻自由成为两性交易的自由，身体的商品化和婚姻的买卖化发展到极致，使传统婚姻的一次交易变成现代婚姻的无限的交易。
       韩德强先生将“传统婚姻”和“现代交易型婚姻”作了具体的对比，和韩先生对传统的“集体主义婚姻”更多首肯不同，我则以为首先应当充分肯定现代的“个人主义婚姻”。一种不是建立在充分的“个人主义”之上的“集体主义”，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婚姻”往往带有“生米煮成熟饭”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致绑架与挟持的味道，充满了苦难，尤其是女性被剥夺了欲望和幸福，仅仅成为男性的占有品和牺牲的痛苦记忆。我们对于现代交易型婚姻的反抗当然不是反弹，不是怀旧，也无旧可怀。
       置身于市场社会的我们，商业的逻辑是天赋于我们现代人身上的一道似乎是不可解除的咒语，甚至一种原罪。今天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如过去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商业的逻辑强势，我们受到它无所不在的制约。在它面前，我们好像丧失了任何反抗的可能性。我们对于交易型婚姻的不满和反抗，要求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社会和人性的重建，从而使人拒绝成为经济人，并且在个人解放的基础上要求人性的全面发展。
       韩德强先生提起的爱情的讨论实际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让我们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有关爱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正是这种讨论开启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旷新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1928：革命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性》、《沉默的声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