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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但我们终于让它变成了现实！”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执行主席皮埃尔·卡兰姆（Pierre Calame）如是结束他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他的话，或者不如说他的雄心，他的气概，他无与伦比的坚定和自信，激起了全场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
       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皮埃尔同时也是策划、主办这次大会的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ondation Charles Leopold Mayer）及其支持的“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Alliance for a Responsible,Plural and United World）的总经理。在整个大会进行期间，到处可以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但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被他迷住了。说“迷”也许有点夸张，也许说“钦慕”更准确些；但还是让我说“迷”吧，否则不足以模糊我从中析出的诸多复杂成分，包括惭愧、惆怅乃至沉痛。个人魅力在这里只是某种终端显示，事实上真正让我倾心的是形象屏幕背后跃动着的伟大文化抱负及其行为风格，那就是：面对当前人类社会的普遍危机和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拒绝对无可奈何感做出让步。我们相信，也看到地球上的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建设一个更负责、更团结的社会，一个尊重人的尊严与文化差异的社会，一个生物圈的审慎而谦虚的管理者的社会，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关注未来，不断使其机制适应新形势的社会”，为此必须“永远不将思考与行动分离”（《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概况与1996年/2000年规划》，第7页，第15页）。
       说实话，最初在与邀请信一起寄至的会议材料中读到这些话时我没有太当回事。当然决非是无动于衷，甚至可以说当时心中确曾热乎乎地滚过久违的激情浪头，但也仅仅是一个排浪而已。浪峰跌落后，继之而来的是更深更大的迷惘和更为熟悉的无力感，仿佛那道突兀的激情之浪只是为了显示这种落差。对于曾经听惯、用惯，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反抗“大词”的我来说，那些来自另一历史语境的、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说法，似乎成了某种“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或“重”）；而为了消解这种“轻/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追问：这些法国人究竟要干什么？我知道法国自十四世纪初腓烈四世起就有所谓“三级会议”的传统，而这次会议最初拟定的名称就叫“全球三级会议”，那么，他们是要借助某种古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谋求解决当前的人类问题的同时，推广自己的价值吗？如果是，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权力考虑？“联盟”或“大会”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力机构，那么，它会是一个压力集团吗？抑或是一个思想库？但不管怎么说，这类名称听起来都有点老虎吃天、大而无当的感觉。为了平衡这种感觉，当联系人再次来信，要求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地域文化特点，提供一份有关对人类现状的思考或建议文件时，我几乎是故意选择了一首今已不传的山东民谣作为解析对象，期冀以此“小而又小，想落天外”的方式，暗合，而不是迎合他们所探求的解决之道。
       因此，直到2001年12月2日午后两点，与会者集合在各自所属的地区引导牌下，在一派喧天的鼓乐声中等候进场时，我心中持有的，毋宁说还是某种文化观光客的态度。我猜想中国代表中持有类似态度的远非我一人而已，否则人们不会对大会组织工作的某些失当或混乱如此敏感而津津乐道。法国人在这方面确实也不够周密甚而有点笨。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巴黎换乘时的安排：本来二十多人一辆大客车直接拉到里尔，既省时间又省事，或许还省钱；然而他们偏让乘高速列车，且疲疲沓沓毫无统筹观念，结果在机场接待处磨蹭两个半小时，到车站误车又白白等候近三个小时；虽说接待者都是些打义工的大学生，缺乏经验情有可原，但又倦又饿蜷缩在le salon的硬塑料椅上干耗不能不让人沮丧万分。如此的待客之道，如此的效率，而又是如此庞大的会，天知道会开成什么样子！那天我和同行的张炜兄可算是把各自的讽刺才能发挥了个够，最后想到或可多多逃会以为回报，才算找到了心理平衡。
       但尚未等到开幕式结束我就已经明白：讽刺固然表明了私见之偏，逃会也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主人的周到和排场令人不好意思（四个多小时的开幕式，有一半时间用来逐一介绍与会代表），而是因为会议本身所凝聚的巨大的人文情怀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与会的约四百五十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从总统候选人、驻联合国大使到普通农民，涵括了不同的领域、阶层和职业，除我而外，可谓群贤毕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国退役军事将领竟达九人之多，其中包括四名上将，分别来自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加拿大；此外还有一人颇令代表们，尤其是中国代表另眼相看，此人当年曾是格瓦拉的弟子，现为非洲某国的农民领袖，头发花白，皮肤黝黑，五官紧凑，两眼精光四射，一望可知受过特殊的革命意志锻炼。阵容之盛同时也表明了主办者、与会者的忧患意识之深。开幕式上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围绕着同一主题：和平，这种不约而同突出了全球和平发展的渴望与难度。法国前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致辞的题目就叫《无论何地，选择和平永远难于选择战争》。在他看来，和平是讨论或谋求解决任何问题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它迄今还是一门人类必须勤学不辍的功课。罗卡尔素以擅长美文著称，好几位在会上担任翻译的同仁说到他这篇祝辞之文采斐然时，都情不自禁地击掌叹服，眼看就要绝倒的样子；不过我敢肯定这不是罗卡尔意欲追求的效果，他肯定更愿意看到为之绝倒的是本·拉登和小布什。当然很难设想这两位不在场的潜在读者会为一篇美文所动，但远不只是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正在进行的、同样远不只是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讨伐战争显然在场，以致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性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化、某种程度上是急剧恶化着的国际环境不但没有冲淡，反而突出了这一筹措已达十数年之久的大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无论是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还是“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及由其主持制定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纲领》，我都是因应邀出席此次会议而第一次知晓，但作为联盟前身的“威泽雷小组”（Vezelay），则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所耳闻了。印象中只是欧洲的一个环保组织，曾发表过一份颇具影响的报告，题目好像叫《拯救地球》。那时环保问题还很少进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视野。记得是1993年前后，一次《德国诗歌年鉴》的主编访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安排一批中国年轻诗人与之交流。在连续两天各自介绍作品后，这位主编忽然问道：“环境保护早已成为欧美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我听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中国诗人在作品中有所涉及。请问你们有这方面的诗吗？”中国诗人们一时无话。后来大概还是我勉强应对了一句：“中国诗人们目前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改善人文环境，环保主题恐怕一时顾不上。”不用说这样的应对就普遍的人文精神关怀而言过于褊狭，且多少有点强词夺理；然而即便时至今日，假如有老外问同样的问题，我仍会勉强如此作答，否则不足以表明我们的特殊性，不足以遮蔽，或揭示另一种真实。
       但当初的威泽雷小组时至今日却早已几上层楼。参加完这次盛会回头再读《联盟简史及其纲领》，真令人感慨万千。小组成立之初的八位科学家无疑都是目光深远的智士。对他们来说，环保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临界点。1987年作为集体智慧产生的第一个小组文件就强调：“面对重大不平衡的危险和新的大自然，全面变革势在必行。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它涉及到价值、权利、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社会的传统管理、调整方式不能够完成对变革的实施。” 这一基本判断后来为“联盟”所传承并予以进一步具体化，事实上成了它存在的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没有以“坚定地追随人道主义理念”为决策宗旨的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支持，则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基金会的创始者夏尔-雷波奥·马耶（1881—1971）和著名的诺贝尔颇有相似之处。这位有着爱尔兰血统的瑞士人既是作家，又是化学家、金融家、哲学家和慈善家。他虽生于十九世纪，但对如何为二十一世纪进行准备极为关注，为此而终生积累财富，希望死后这些财富能服务于科学与人道事业。他的希望没有落空。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全力资助，威泽雷小组迅速完成了向“联盟”的蜕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运动和集体工作空间。到1996年，其成员已由最初的八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分布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用二十余种语言工作；研究科目也由最初的四个主题扩展为十二项任务（对应于古希腊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利特完成的十二项业绩），并衍生出六十多个工作小组，范围包括价值、能源、军工转型、工业生态、金融市场运作等；这十二项任务后来又被归整为七大项目、五项策略，前者分别为：1，地球的未来；2，反对社会排斥；3，科学、技术和社会；4，国家与社会；5，农民农业、社会与世界一体化；6，文化间交流；7，建设和平。后者分别为：1，经验与交流；2，经验交流网络；3，圣-萨班聚会；4，经验积累；5，鼓励首创精神。很显然，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就是围绕上述项目，并充分运用有关策略组织的。
       十余年间一株幼苗长成葳蕤的大树离不开肥沃的土壤。我不知道能把智慧、金钱、人类福祉和艰苦卓著的工作凝聚在一起的，除了深厚的人文传统还能是什么。这和国内前些年盛行的“经济搭台，××唱戏”完全是两码事，也无需诉诸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中常常佩戴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当然，就思想倾向而言，并且是按照欧美的尺度，说“联盟”带有强烈的左派色彩乃题中应有之义。里尔历来就是法国左派的大本营，本届大会的会址被选定在这里自有其道理。当大会执行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到，《国际歌》当年就诞生在距会场几百米远的地方时，引起了远不止是中国代表团座席上的一阵小小的骚动。在距里尔仅数十分钟车程的湖北市（Roubaix），纪念1848年起义的巨幅装饰油画高悬于著名的艺术和工业博物馆展览大厅，俯视着沧海渐成桑田，而那一年也正是极大地影响了其后世界历史进程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头。把两个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件放在一起比较是危险的，正如把两个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命名勾联为同一所指是危险的一样；然而，就其危机意识、批判精神和内在的运思逻辑而言，联盟的《纲领》又确实令人每每想到《宣言》，甚至可以说，二者有很大程度的异曲同工之妙。《纲领》开宗明义，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基本需要的未满足、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利用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如果将其转述为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显然并不勉强；在分析由此造成的三个主要的不平衡或三重危机，即“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平衡”或危机的共同肇因时，《纲领》把针贬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发明的‘现代性’”：
       我们的世界在近两百年里迅速演进，西方世界发明的“现代性”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传播……在三个危机的中心，无法不看到科技发展的现状、劳动分工的突出、市场的膨胀以及不断增加的商品与金钱的流通等，简言之，“西方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引起的后果，或对于某些人而言，就是“现代性”的后果……藉着它所施展的魅力和它所拥有的效率，现代性被披上不同的政治外衣，变成各大陆精英们的参照系。强权关系和市场规则共同化解了商品关系以外的价值和交换关系，由此离析了传统社会。
       当然不能将“现代性”简单地等同于《宣言》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系统，但后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其社会和发展模式的原型，正如“全球一体化”是其极致一样。《纲领》对此施以的批判同样是从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入手，并且同样入木三分：
       现代性的两个支柱——贸易自由和科学——本应当是为人类进步服务的工具，而今天，它们却更经常地被误认为是目的本身。于是，按照时髦的经济神话，所有贸易自由化，无论是商品的还是金钱的，都会在一切领域内，保证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处于一个自动的和最理想的平衡状态。同样，按照科学主义的神话，虽然存在着问题和破坏，科学与技术和工业的结合，终会带来解决办法并导致人类进步。由之，重归市场和科学便万事大吉了。
       ……
       然而，科学与市场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价值危机，甚至其发展还加剧了这一危机。着眼于掌握和控制人与外界事物的科学和技术，鼓励了弱肉强食的态度，将大自然、生物界和其他人类降低为工具，并遗弃了那些更全面、更谨慎和更受尊重的方法，而正是这些方法执著寻求着人与其生存空间之间的相依和谐。对权力的狂热战胜了对智慧的求索。市场一方，正在将生命与事物的价值减兑为它的货币价值，它鼓吹致富是人与社会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它将精神置于物质的支配之下，为了保持其运转，它不断地制造新的购买需要，不惜因此而转移用于基本需求的精力和智慧，直到以短浅之利而毁长远之计。结果是：许多社会道德崩溃、腐败普遍化、藉吸毒逃避社会、对他人和环境麻木不仁、青年人彷徨失望……我们的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加速状态……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大。地球与生物的基本平衡，如同后代的利益一样受到威胁。
       总之，无数人们为之神往和欢呼的“全球化”前景，被以一种同样是“全球化”的危机方式从反面表述出来，以支持如下一种总体判断：“假如我们的世界继续以其现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人类将自我毁灭。”
       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在耸人听闻，就像没有理由就此推论说，这是一个“反现代性”、“反全球化”的纲领一样。以大量科学研究为依据而作出的判断永远比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后者只是唤起了我们对毁灭和宿命的本能恐惧，而前者却意在激发我们的理性、道德和良知，激发我们介入未来的能动性和造福子孙的责任感：
       我们断言不存在宿命。因此，严峻的威胁或复杂的挑战只应当坚定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令我们放弃。因为有能力思考未来，人类和他们的社会拥有着能够指导其选择和决定的丰富的原则。
       其结论与其说是乐观的，不如说是建设性的。它同样充满某种“全球化”的眼光：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类应当展开一场精神的、道德的、知性的和制度上的广泛革命。进行这一革命所需要的行动指南，将只能在那些最好的传统和文明中，在最充沛的激情中寻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联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绘制，并最终提供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蓝图呢？看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无论从其性质、宗旨，还是工作方式来说，“联盟”都不是一个司令部，甚至连参谋部也不是，而仅仅是一个通过持续的对话、交流，不断寻求差异和共识的空间。这种自我定位本身表明，“联盟”所呼吁的“革命”，其本身就经历了革命：“它并不想只是揭露问题和进行抵制，而是疾呼创造多种选择的必要性”；它无意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片面意志，恰恰相反，是要打破并超越这方面种种固定的成见，凸显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它当然可以说是一架历史进步的发动机，但更不如说是人类文明能量的交换、增强和发散器；它的难度显然更大，因为它无意使伸张正义的过程同时成为谋求强权的过程：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跌入各种权力的陷阱，而试图始终面对并诉诸大写的“个人”；它不寻求任何意义上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而希望在坚韧而持恒的努力过程中，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绿色和平革命”。这样的革命有实现的可能吗？我相信所有唱过“英特纳雄耐尔”的人对此都怀有一种复杂的历史意绪。曾经紧紧抓住几代人身心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使我们学会了以谨慎和质疑的态度对待所有的革命，包括“革命”一词本身；但更需要深入探究的或许应该是：在什么情况下，革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什么样的方式，才有可能成就真正造福人类的革命？国际共运失败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永远放弃那种末世论和社会工程学混而不分、认为可以通过按图施工方式统一规划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革命”企图；这种企图和革命的要求同样古老，并至今仍显示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当听到某位本国代表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为人类伦理制定一个准则，剩下的就是如何遵守的问题时，我惟有在心中苦笑。
       人类责任伦理成为里尔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就此达成并不断保持基本共识，乃是实行上述“绿色和平革命”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要使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阶层，处于不同境遇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利益诉求、奉行不同价值理念的人群齐心协力，建立某种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包括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重大危机，保障人类的繁衍和这颗星球的存在，除了从责任伦理入手外，恐怕也别无他途。
       联盟选择了拟定《人类责任宪章》这种庄严的公约形式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联盟看来，目前的人类社会大致依赖两根支柱撑持，其一是《人权普遍宣言》，强调个体尊严及其权利维护；其二是《联合国宪章》，强调和平与发展。这两根支柱在其各自设立的适用范围内，促成了人类社会，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无可置疑的进步；然而，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众多新的挑战，这两根支柱已不足以承受未来的变革，为此就需要第三根支柱，即地球宪章。它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宪章，着眼于调整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而《人类责任宪章》将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文本。
       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宪章》草案，据介绍最初是由一个来自二十一个国家，使用十七种语言的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进行了历时三年、遍及全球的“人类价值交道口”实验考察的基础上，于1999年共同起草的；其后又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复经过日常生活方法的考察，再交由一个“智者委员会”评审修定，这才提交给大会。一个连同“导言”在内尚不足三千字、五分钟即可读完的草案文本，背后却凝聚着这么多的劳动和心血，其郑重和谨严，真令人肃然起敬；但更有说服力因而更应看重的，或许还是其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甚至比文本本身更好地阐释着，所谓“基于人类责任的全球社会的民主治理（gouvernance）”为什么是一种可能的前景，而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
       大会的程序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致性。当然，和所有的会议一样，它也有一个中心主题，一份日程安排；然而根据我的体验，在具体运作中，其预设性却被降到最低，而显示出随机、互动和自下而上的特色。与会代表先是按其所司社会职业分为企业家、公民、渔民、社会福利和健康、工程师、哲学和跨宗教、记者编辑、地方官员、科学家、股东、妇女、青年、军人、公务员、国际公共机构、居民、艺术家、司法人员、民间非政府机构、政治家、金融家等二十余个团体组，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两天后则从中提炼出十七个专题供代表们自由选择，以寻求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最后又回归到各自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以更具体地探讨问题并提出建议。在此过程中，《宪章》草案始终既是起点又是落实处，既是原则的框架又是讨论的平台。它对更多共识的汲纳是与充分寻求差异互为条件的。联盟的工作人员一再用太阳花的花盘来譬喻二者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天才发明；而这个譬喻同样适用于大会的运作方式，只不过需要给予更复杂的动态理解罢了。
       一帮素昧平生的人，谈不上受任何利益的驱动，为一些就其现实性而言与个人似乎八竿子打不着，而相形之下又只能顿觉自己渺小的问题，每天八小时规规整整地坐在一起，大约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其本身可以说就是人类责任伦理的体现。当然，仅仅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人类确实需要一部《责任宪章》，如果说这部宪章确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首先是因为这方面存在着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实现不可的主义。问题永远比主义更为重要；而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成问题的是认为人类根本不可能，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就此达成任何共识。这同样是一位本国代表的高论。“什么共识？”他带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轻蔑表情说：“纯粹是扯蛋！不同的社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肯定有不同的责任伦理。”“幸好这是一次公民会议，”我闻之不免暗暗心惊：“否则跟着的或许就是一份白皮书什么的，那可就真的扯了蛋了。”不过照我的猜度，所谓“扯蛋”不过是一种意气用事的说法，其本义是“没有用”。
       说“没有用”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错。当一位埃及作家在发言中再三提请关注在他的国家里严重存在的文学、文化方面的“禁绝”问题、作家艺术家饱受审查之苦的问题时，他能指望会后这一切就有所改观吗？当Sureshwar D. Sinha，一位前印度海军将军，指着一幅古老的印度版画（画面上一对青年男女在恋爱，神在一旁含笑相助），大声疾呼正是对宗教精神的遗忘导致了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自我中心成了当今最主要的流弊，为了在人类之间真正建立平等（“平等是神的旨意”），必须建立一种神圣的意识，由人自己来创造本应由神创造的和谐与爱时，他能指望有谁会站出来，让克什米尔前线的枪炮应声止息吗？一位秘鲁政府官员（据说是驻联合国代表）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无用”观。这位在小组发言中一再强调《宪章》的合法性问题，强调一定要找到使人类共同伦理得以落实的途径和世界性机制的智士，在被推举到大组作交流时，却固执地将大会能否就当前的阿富汗局势发表一个宣言，作为他是否继续参与交流的条件。当不知所措的会务人员百般解释无效（“您的建议很好，但这是两个问题”），最后表示无能为力时，他一声不吭地收拾好材料，挟着皮包就大步流星离开了会场。
       可以为“没有用”找到无数支持的例证；然而，把它们加在一起也构不成对一个根本性追问的反驳，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一种——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在内——弱肉强食的暴力秩序（无论它看上去是赤裸裸的、“野蛮”的，还是曲尽其妙的、“文明”的）及其后果？这实际上也是对所谓“现代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的一个根本质疑。对以“效率”为神经中枢、按照“生产/ 消费”的结构关系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来说，“有用性”肯定是一个至高的、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惟一的标准和尺度；可是，还有比强权和强权逻辑更“有用”的吗？“没有用”的背后是无力感，而无力感恰恰对应着强权和强权逻辑；可是，最大的强权和强权逻辑是什么呢？不正是哈维尔曾经分析过的、人类社会在（过分）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那种非人格化的、无名的、不负责任而又无可控制的主宰性力量（“大机器”的力量，它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吗？正如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强权和强权逻辑，各式各样的无力感（即便在同一社会、同一文化内部也是这样，比如，我的无力感和说“扯蛋”的那位就决不是一码事）；然而，在这样的“主宰性力量”面前，它们却有可能异口同声说“没有用”，换句话说，找到合谋逃避责任的共同口实。
       不过，真正无可回避的肯定不是该不该建立共识、协力负责的问题，而是负什么样的责、怎样负责的问题。只是在这里，无力感才显示出它复杂的历史意蕴和致命之处。当有人在地区组讨论时说到“对我们来说，责任宪章同时也意味着权利宣言”时，我听到四周一片掌声。多么热烈而压抑的掌声啊，它不但表达了瞬时的激情，也凝聚了某种错位感，甚至构成了某种反讽。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今的国际战略地位为双重背景，这种错位感和反讽在我们的自我镜像中会变得更加触目：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然而我们当下的普遍伦理状况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纲领》所谓“最好的文化和文明”因素之一）理应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责任伦理有重大贡献，然而，作为它的传人，我们究竟是在实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令其发扬光大，还是在加速度地令其弱化衰减？世界或许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应该说这一点在会上令人印象深刻），它在期待中应该是一种古老文明和新兴力量的混响，然而，为什么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在倾听自己的时候反而会感到意志虚弱，声带发紧……
       人类责任伦理的核心是对生命本身的责任。从道德的角度说这应该是一个绝对律令，但在现实性上却不是无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形成。一种德谟克利特原子式的存在是既谈不上履行自身的责任，也谈不上对生命的多样性负责的。如果说，里尔大会期间我所受到的最大刺激，是意识到我们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还有多远的话，那么，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重新审视并试图走出我所说的那种“熟悉的无力感”。这和充当了九天虚幻的“世界主人公”无关，却和一些总是在我眼前晃动的身影，或回旋的声音有关：一个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说他五年来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人类伦理（他当然可以很方便地去查词典）；一个拥有十二个孙辈的老太太（我记得她叫贝卡，法国北部热耐人，从大学退休前是政治学教授，社会学家），却还在满腔热忱地表达她对未来责任伦理的关注并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说到妇女问题，她说她最佩服的就是俄罗斯的“战士母亲同盟”……由此我看到并相信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化，而我们既没有，也不会外在于这种变化；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着眼我们面临的问题有所行动，我们就在参与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既不会由经济增长的高斯曲线，也不会由遍地的高楼大厦，或我们钱包饱满的程度来指明，因为它来自并不断返回我们内部的精神大地；正是经由这样的大地，真正的个人（大写的“个人”）和公民社会得以形成，而人类和全部生命世界将重新显示为一个整体。
       唐晓渡，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