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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物理学教授、建筑工程师或者历史学家，这些称呼之中少了某种特殊意味。“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历史份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这些人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然而，不会有多少人接受这个拗口的名称。专业技术不能说明一切。他们还是愿意说，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批学有专长的匠人。
       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铧犁。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涵义——“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开始被视为某种文化资本。如同货币资本一样，知识的巧妙运作可以产生巨大的利润。不少企业之中，管理权和决策权很大程度地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大哲学家萨特走上街头发放传单，身患白血病的文学教授萨义德依然关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或许是普罗米修斯，或许是堂·吉诃德。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述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当然，如何投票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票箱常常如同伟大的魔术师那样将鸭子变成了白兔。一个评委起劲地为另一个申请者评功摆好，慷慨激昂，唾沫四溅；另外几个评委点头称是，同声附和；然而，打开票箱之后竟然是零票——那一刻的哄笑的确摧毁了许多曾经不言而喻的原则。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有时还别出心裁地递交请愿书，征集签名。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些能言善辩的人。的确，知识分子的本领就是使用巧妙的辞令制造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哗众取宠和虚荣心会不会在某些时候变成了骚乱之源？
       ……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能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作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辞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一个作家记录了一个笑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某教授无意冲撞了一个工人。工人站在街上大荤大素地骂了一番，可怜的教授只能发抖地指着工人：你，你是结核菌——大约那时的结核病还是难以治愈的顽症。另一个寓言之中，实用哲学的嘲弄更为优雅一些。一个饱学之士乘舟渡河。他洋洋自得地问渔夫，你会欣赏音乐吗？渔夫摇头。饱学之士一声叹息：呵，你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又问：你会欣赏绘画吗？渔夫摇头。呵，你又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再问：你会欣赏文学吗？渔夫仍然摇头。呵，你的另外四分之一生命又消失了。顷刻之间，风浪大作，渔夫问：你会游泳吗？饱学之士惊慌地摇头。渔夫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呵，你要失去全部的生命！
       D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
       早晨刚刚睁开眼睛，D教授就开始思索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一泡尿憋不住了。他不得不从温暖的床上跳起来冲入厕所。哗哗的撒尿声中，他悲哀地察觉到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异于常人的秉赋，再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也得撒尿吗？
       为什么一定要思索呢？D教授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顽固地钻牛角尖的家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什么事都想找到一个道理，这种人肯定被自己折磨死。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是知识分子的愚蠢。自作聪明的人往往忍不住发言的欲望。祸从口出，这就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改不了这副脾气呢？几千年的时间还是没有读懂《庄子》吗？
       D教授突然想到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批对于真理感兴趣的人。知识分子可以看电视肥皂剧，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打电子游戏机，吃麦当劳快餐或者热衷于买彩票，甚至因为稿费的拖欠与杂志编辑翻脸——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必须对真理感兴趣，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一个偶然的原因，D教授曾经混入一批小官员组织起来的饭局。D教授意外地发现，这些围绕着酒桌的小官员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机敏。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彼此斗酒，调笑挖苦，转述种种“荤段子”，纵论高层人事变动，个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他们对于各种勾心斗角和权术伎俩的洞察力令人惊叹。当然，他们不时转过身来“教授”、“教授”地叫着，敬酒的时候透露出十二分敬意。可是，D教授觉得自己的口才和社会见识远不如他们。酒桌之上的D教授木讷笨拙，丝毫显示不出课堂上的激情和风姿。临近终席，D教授忍不住惋惜地问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小官员：为什么不从事学术研究呢？他肯定比D教授周围的大部分研究生更聪明。这个小官员耸起眉毛爽朗地哈哈大笑。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解嘲地说——这玩艺不好用呀。
       D教授纳闷了许久。现在他明白了：真实的原因是——这些真正的聪明人对于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决不肯因为思想殿堂上的真理而牺牲手边利益——哪怕仅仅是耗费心思。
       大学是一个奇怪的空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如同蚂蚁似的聚居在这里。大学的围墙和大门通常是象征性的。某些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和大门，而是东一幢楼、西一幢楼地散落在整个城市之中。身穿运动服和牛仔裤的大学生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科系，班级，教室，某一个教授的课程，当然还有考试——他们是被某种思想向心力、某种知识场域组织起来的。大学的建筑物背后隐藏了一座思想的城堡。曲径通幽。
       大学之中真正的领袖人物并非校长，而是那几个轻易不露面的著名教授。当然，别把他们想象得如同电影明星。那几个教授多半身材矮小，头发斑白，步履蹒跚，其中一个还时刻戴着助听器。这几个老教授多半穿一身皱巴巴的老式中山装。他们偶尔也会到教室讲一堂课，言辞平淡得很。想不出他们当年如何在剑桥、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锋芒毕露。大学里许多新生都有机会听到这几个教授的一些难以置信的轶事。某一个教授可以倒背一整部经典，某一个教授依靠自学而精通四门外语，还有一个教授曾经用一种独特的简单方式证明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数学定理，如此等等。因为一代又一代学生神情崇敬的传颂，这些无可稽考的轶事竟然成了另一种版本的大学校史。这些教授的天才吓住了人们，以至于无人胆敢提出这种傻问题——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处？没听说“本体”、“绝对理念”这些概念或者“E＝mc2”表明了什么，不清楚宇宙的起源或者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蝴蝶，人们不是照常安居乐业？
       大学具有一种知识至上的传统。大学只管知识的生产和囤积，知识的使用是另一批人的事情。现今，工业化组织和信息技术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论文、调研报告和学术著作蜂拥而至。知识产品的库存严重积压。然而，一个秘密想象仍然支持着大学：所有的浪费都会得到补偿。历史的某一个秘密时刻，囤积的知识可能发生核聚变，产生出震撼社会的巨大能量。其实，只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科学家——马克思也好，爱因斯坦也好——脱颖而出，整个世界都会享用不尽。
       思想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思想没有必要唯唯喏喏，或者按照口令列队出操，立正，稍息。思想者力图发现真理，这种真理是否权威的言论并不重要。教授们常常站在讲坛只灌输一个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不像箍桶匠或者厨师的师徒关系。教授并没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秘技传给学生，学生也不负责给教授端洗脚水或者倒尿盆。只要言之成理，学生可以脱离教授的庇荫自立门户。为什么行政组织松散的大学如此活跃？思想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思想无拘无束，灵感不遵循八小时工作制。因此，大学保存了自由自在的风气。许多思想生产者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时间表之中。一个访问过美国大学的学者感叹地说，他居住的那幢公寓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人出门、回家、吃饭、睡觉、读书、写作。实验室只有一条规则：随时向你开放。
       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峻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大学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某些富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优先考虑，研究软件的开发肯定比研究一张古老的棋谱有意义。知识生产也是一种竞争，大学如同工厂的厂房。计件取酬，多劳多得；慢吞吞的乌龟不能掠夺兔子的荣誉。必须毫不客气地将隐藏在悠闲与自由背后的懒虫曝光，甚至逐出知识分子之列。
       管理——一个多么时髦的概念。大学制订了一系列制度，颁布种种指标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制度、指标的经纬线找到自己的坐标。当然，这个坐标肯定会及时地显现于大学财务科的终端屏幕上，成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行政级别：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辅导员；
       学衔级别：院士，博士生导师，各种专家称号，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课题级别：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教育委员会设立的课题，学校设立的课题，系设立的课题，青年课题；
       奖励级别：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学会奖项，学术刊物设立的奖项，初出茅庐奖；
       刊物级别：权威刊物，核心刊物，SCI检索系统，SSCI检索系统，引用率，转载率；
       学位点级别：博士点，硕士点，各种研究中心，学科基地；
       学位级别：博士，硕士，学士，某些时候博士后也是一个头衔；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许多故事的结局令人联想到二桃杀三士的典故。
       一个专治史学的退休教授特地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大学办公室，训斥主管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曾经是他的学生。老教授气咻咻地说，你们定了无数指标，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有的人只要两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有的人出版一百部著作仍然什么也不是。课题剥夺了想象的空间。数量放弃了深思熟虑。石破天惊之论在哪里？呕心沥血之作在哪里？必须明白，自由才是天才的土壤！老教授的拐杖把地板敲得嗵嗵响。
       副校长毕恭毕敬地请安，让座，上茶，点头称是。的确，不该用任何规则约束天才。然而，不得不设立规则证明谁是天才。否则，第二天就会冒出五百人要求享受天才的待遇。如果没有定期的数量要求，一些人永远会信誓旦旦地许诺明天拿出本世纪的巨著——但是他们已经五年不动笔了。您老人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建议？
       这所大学之中，D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也有格外的份量。尽管D教授的耳边不时拂过隐约的警告，他仍然勇气十足地打开寓所的大门。
       现在，这个客厅为什么萧条了呢？涵义暧昧的威胁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舞会，麻将，电视肥皂剧竟然是瓦解D教授客厅的强大对手。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家正儿八经地钻故纸堆了。他们明白，客厅里的机智无法发表在学报上，成为申报职称的依据。
       D教授只能在客厅里向他的研究生讲述知识分子的特征。研究生规规矩矩地双手叠在膝上，洗耳恭听。说到动情之处，D教授慷慨激昂。当然，D教授明智地回避了该不该因为真理而放弃生命。这个问题过于严峻，布鲁诺只有一个。D教授自己就做不到。
       D教授觉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进入教学大楼的梯形教室。那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毫无兴趣。他们正在崇拜表情夸张的周星驰，所有的人都会背诵《大话西游》的经典片断。用知识分子问题和周星驰抢夺观众必败无疑。系里的办公室也不是谈论严肃主题的适宜场所。仿佛已经形成一个默契——教授们相逢的时候决不谈论学术。哪怕多说几个专业术语也会让人觉得在炫耀什么。正规的学术会议上不得不端足了架势，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之后附带五分钟的学术讲评。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行。会议刚刚散场，教授们就迫不及待地扯掉领带，开始闲聊。哪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说过，这是一个闲聊的时代。可以聊一聊住房的面积，空气污染程度，下一任校长人选，哪个班的女学生漂亮，甲单位开出的讲座费是否比乙单位更高——就是不谈学术。
       是不是D教授的声音太大了呢？里屋传出教授太太低沉的女中音——行了行了，别搞得跟真的一样。洗耳恭听的研究生们有些惊慌。他们不明白该不该表现出听到了教授太太的讥讽。D教授停了下来，手里摆弄着一支铅笔，陷入了沉思。如此频繁地遭受太太的嘲笑，D教授早就丧失了不悦之感。他只是被这句话拨动了：跟真的一样。
       一本正经的宣讲令人觉得虚伪。D教授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最不讨好的风格就是正经和严肃。仅仅因为表述吗？正经和严肃的主题必须适当地搭配幽默，俏皮，挖苦，千万别像中学语文教师那样热衷于抒情的排比句。还必须善于自嘲。据说幽默和自嘲都是更高智慧的表现。某些报纸副刊上——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的豆腐块小文章何等地俏皮！做不到幽默和俏皮，至少还可以学一学电视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一副快乐无比的表情，动作夸张地大喊大叫，偶尔做一个鬼脸，这也比正经和严肃提神。D教授突然明白，周星驰是对的。
       D教授仍然有些不甘心：那么多人生活在剑拔弩张之中，幽默和自嘲怎么就突然变成主导时代的美学风格呢？笑一笑就太平无事了吗？深邃、愤慨、凝重、紧张、激情、温婉——这些风格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十分偶然地读到“著书癖”这个词。
       知识分子就是著书立说的人。某一部分思想刻在竹简之上，印在纸张之上——书籍诞生了。思想不再跟随身体死去、朽烂；思想脱离作者头颅遍地旅行，思想逃出了时间的巨掌而传诸后世。于是，知识分子名垂千古。
       遥远的古代，只有那些伟大的思想者享有著书立说的资格。书写如此艰难，文字仅仅顾得上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言九鼎。没有人会在甲骨或者竹简之上刻写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所以，作者是崇高的，书写的工具是神圣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阅读有限的几部著作。
       印刷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终于解除了书的神秘性。如今，书籍生产已经完全失控。历史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跨过一条门槛——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毕生也无法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个人毕生也读不完世界上任何一天出版的新著。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书籍正在淹没这个世界，谁知道哪一部著作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呢？
       另一些教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他们宣称，他们的职业即是鉴定书籍的质量。可是，这些鉴定是否可靠？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文豪曾经被负责鉴定的教授们遗忘多时。如今，相似的遗忘仍然时时发生。这终于导致鉴定的鉴定。于是，鉴定的鉴定的鉴定成为书籍繁殖的另一个重大理由。这时，人们企图打捞的真理是不是越漂越远？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夹上皮包，西装革履地踱出门来，别人仍然要叫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会明智地对大师们表示必要的敬意，然后向其他无名之辈仰起脸来——谁认得谁呀！
       我们当然也修炼过，算得上半个学术内行——我们这一批人至少都曾经大学毕业。我们基本上看得懂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找到一批学术刊物或者几本学术著作，摘出这一篇的观点，挖出那一本书的材料，改一个开头，加几句结尾，然后将拼装出来的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寄到另一家刊物。我们照样成果丰硕。愿意熬夜的人熬夜去吧，愿意钻图书馆的人钻去吧，我们仅仅是一些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我们从来不想装扮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天才，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庸。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说来，大师们桌上洒下的面包屑就能够混圆肚皮了。这太好了。
       一批迂腐之徒在那里鼓噪什么学术规范，企图把我们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恨这些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他们：省省事吧，早着呢。全世界的名牌商品派生出无数的假货，工商部门累死累活也抓不过来。那些大企业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别人的口袋，抄几篇文章算什么——又不是印假钞。没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我们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你们想充好汉就冲着那些窃国大盗耍威风好了，和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百姓开练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一字不改地照搬——这种活我们也干过一些。如今的许多论文网站上就可以搜索到，下载到电脑里就算大功告成。这么做的确增添了暴露的概率。可是，诱人的利润让我们毅然决然地冒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生哪得几回搏，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也有一些独到的诀窍。通常，我们仅仅将这些论文发表于地区级小刊物或者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上。小刊物的编辑比较好哄，那些博士硕士一般不到这些角落查阅资料。对于我们来说，读者越少越安全。
       当然，即使运气不好东窗事发，我们也不会束手待毙。编辑部必须承担剽窃事件的部分责任，因而编辑们通常愿意做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麻烦的是一些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们少见多怪，查资料时偶尔发现了问题，就自以为揪住了惊天大案，不依不饶，非得告白于天下不可。这也难怪。如今成名不易，他们无非是逮住一个机会展览自己罢了。没有这些愣头青插手，事情多半可以私下了结。该破费就破费一些，这时我们决不会吝啬。
       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好欺侮。如果对方的要价离了谱，我们就会反戈一击。纠缠不清、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先声夺人都是一些常规的伎俩。是不是剽窃哪里那么轻易辨认清楚。偶尔我们也会摇身一变，冒充学术警察扰乱他们的视线——古代的兵法称作掠阵或者劫营。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时间紧张，也没有多少钱聘请律师；我们一摆出持久战的架势，他们就得撤退。根本用不着雇佣什么黑社会打手，几个匿名的恐吓电话就会叫他们六神无主。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已经活得不错，也不能不叫我们活。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急怒攻心容易中风，退一步海阔天空，该选择什么不必我们手把手地教。
       我们也见识过一些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要杀一儆百，以正视听。这时就得变换一些手段。一个哥儿们遭到了伏击，眼看脱身不得。他提了两大包礼品，敲开那个老爷子的门。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一五一十，从实招来——我就是靠这篇论文评了副教授，当上系副主任，老婆的农业户口迁到城里，孩子的读书有了着落。您老要是揭开了盖子，我身败名裂是罪有应得，但老婆和孩子又得滚回乡下。这个事情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该怎么办，请您老给一句话。那些书呆子们哪见过这种阵势？老爷子目瞪口呆，老太太吓得面如土色——你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保证不揭发！保证不揭发！哈哈，如今这哥儿们的日子不是还滋润得很？
       还有些哥儿们艺高人胆大，气魄不凡。某一个学术会议上，一个哥儿们偶尔听到同屋的教授介绍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下午开会的时候，他果断地抛开了原先的讲稿，即席宣讲同屋教授的观点——当然宣称是自己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那个教授就坐在台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还能说什么？另一个哥儿们做得更漂亮。花几文小钱，仿照刊物的版式印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伪造一份目录，然后找一本权威学术刊物的封皮装订起来。他就是靠这篇论文充当成果评上了教授。其实，随便拉住一个文学教授或者法学教授问一问，哪一个记得住四五年前《文学评论》或者《法学研究》发表了哪些论文？没有人会到图书馆查原件——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别人有神仙法，我们会鬼画符。西装革履踱出门，我们不叫知识分子还能叫什么？
       这些年D教授热衷于购书，藏书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只要书名有些意思，他就不由分说地买下来。书架插满之后，只好一叠一叠地摞起来。有时，D教授不得不久久地站在书架跟前，搜索隐藏其中的某一本参考书。当然，他从不焦急——这种搜索犹如捉迷藏游戏一样有趣。虽然D教授不可能逐一阅读收藏的书籍；可是，坐拥书城与君临天下异曲同工。D教授常常点一棵烟，独自在书房之中享受这种感觉。从客厅返回书房，这是D教授这些年的退却路线。
       D教授太太并不反对购置各种必备的参考典籍。令她百思不解的是，有什么必要为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书而破费呢——这与那些时髦女郎的时装狂热又有什么差别？D教授当然嗤之以鼻。购书雅事，时装算什么？一壶清茶，信手翻阅，不求甚解，欲辩忘言，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情趣。D教授时常构思一个更有韵味的书房。裱一副对联？置一架古琴？书架上挂几个京剧人物脸谱？命名书房为“某某斋”？如果窗外种得上几株芭蕉更妙。执一卷线装书，听雨打芭蕉，这种日子还有什么遗憾？
        我时常毫不客气地奚落D教授的理想：矫揉造作。假古董爱好者。仿造遗老遗少做派的赝品。玩物丧志。
       最后一个词刺痛了D教授。他历来瞧不上玩物丧志的角色。一个同事精于古玩，一个亲戚擅长品酒，他侄儿熟知一切足球明星的技术特点和身世绯闻，他太太把麻将玩得出神入化——摸牌之后大拇指一按就知道这是七条还是八饼。然而，D教授丝毫没有钦佩之意。雕虫末技，壮夫不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尖刻地挤兑D教授：一册在手不就是玩书吗？你的潜意识之中不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吗？你所热衷的这些著作或者玄思妙想，或者浅吟低唱，作者并没有皱起眉头商议国计民生；品尝这些著作无非是传统文人不断念叨的“风雅”二字。当今的哪一个富豪人家缺了风雅？名牌轿车，高尔夫球，牛津口音的英语，一流的大学教育，昂贵的西装，叭儿狗或者波斯猫，对于各种世界名酒如数家珍——这不是风雅又是什么？多读几本书又算什么玩艺儿？
       D教授断然将知识分子与那些富豪人家隔离开来。他不想加入“为富不仁”的一族。然而，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学的特权：许多人汗流浃背地忙忙碌碌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悠然地坐在书斋里阅读和写作。只要有学科名义——文学，数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掩护，皓首穷经也罢，一目十行也罢，所有的阅读都可以伪装成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可是，旁征博引地索解“锦瑟无端五十弦”这句诗的隐秘涵义，兴师动众地考察某一个姓氏的源头，呕心沥血地证实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知识究竟有什么意义？
        D教授开始为大学的特权辩护。
       知识背后隐藏了三种关系：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
       第一，知识仅仅是求索真理，或者说，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曾经认为，那些古希腊的智者仅仅为了摆脱愚蠢而探索哲理。他们的求知和学术不存在实用目的。哲学即是一种驰骋思想的自由学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也许，二者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区别——披一件简朴的布袍坐在街头晒太阳，纵想宇宙或者自然的奥秘。这些思想者既从容又疯狂。他们不关心世俗问题，也没有将智慧与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联结起来，这是他们的从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因为思想而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例如苏格拉底。这是他们的疯狂。
       现今，为知识而知识仍然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1978年初，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签名支持自由欧洲知识委员会成立宣言：《以文化对抗极权，不容讨价还价》。知识分子的思索必须绝对自由。“我们拒绝认为文化除了对神秘和创造性行为进行不知倦怠的探究之外还具有任何其他意义。”文化即是自由。要求文化服从某一种社会目的就是制造极权主义的土壤。“在一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让大家作出相同的回答，而是要捍卫一个各种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坚持自己的回答或拒绝一切回答的世界。”
       可是，这种文化自由不言而喻地封锁了一个选择——独裁。独裁的爱好没有列入文化自由的菜单。这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另外，文化自由还有一些理论的麻烦。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知识？其实，人们对于许多问题茫然无知。谁发明了斗鸡？哪一个国家首先将拨浪鼓作为孩童的玩具？短裤的起源是什么？拉链的历史何时开始？峨嵋山一共有几级台阶？猪还是羊先成为人类的食品？既然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教授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环绕于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学科周围？“自由”这个漂亮的字眼无法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知识的轻重缓急？
       第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许多人愿意复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既然如此，当权者必定处心积虑地调集这一份力量，巩固某一部分权力或者颠覆另一部分权力。他们的视域之中，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就是权力格局内部的一枚砝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将知识奉献给王权。为“王者师”或者“学而优则仕”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合作遭到了不少白眼：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权力的强奸只能留下孽种。
       其实，权力的青睐曾经造就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特殊机遇。中国古代的某些“士”集聚权势人物周围，充当幕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频繁出入权势者的客厅，得到他们的庇荫。现代社会无非是形式复杂一些。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国家和权力机构对于尖端军事技术的追求。
       如果权力欣赏真理，知识分子有没有必要伸出手来？——权力能否欣赏真理？
       这些深刻的疑问导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爱因斯坦曾经以出人意料的热忱投入世界政治。他甚至得到邀请出任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的生活被政治和方程式撕裂了。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政治的意义在于现在，而方程式的意义是永恒的。”
       第三，知识如何打入市场。这个问题突然进入历史舞台的聚光灯。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投资者都苏醒了——求知的传统再也压抑不了勃勃的欲望。房子，汽车，名牌服装，出国旅行，种种体面的社交场合。辛苦一辈子总不能两手空空。生产者有权利索取酬劳，投资者要求回报。这是天经地义。耻于言利是传统的陋习。生子当如比尔·盖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知识分子是一批出售知识产权的商人。价格证明一切。两耳不闻窗外事，箪食壶浆，故作清高，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于是，A真理与B真理不再平等。市场称出了它们的不同斤两，并且标上了不同的价格。一批古老的学科遭到了冷遇。古汉语专家的收入不可能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或者医学专家相提并论。每一个学科都在勤勉地论证自己的现实价值：专利，国际市场，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传统，高科技，新兴学科，国粹，精神文明，智力开发，实用技术……总而言之，高价收购我们的知识产品并不会吃亏。与求知传统一起消失的是知识分子的自尊、矜持和严谨。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这是让人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些相似的深刻疑问尾随而至：市场能欣赏真理吗？市场是不是另一种权力体系？口气尖锐，情绪激动——当然，这些质疑形成的论文仍然标价出售。
       这些质疑考验的是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是体制之外异质的声音，还是体制内部的生产者与维修者——葛兰西所形容的“有机知识分子”？
       据说隔壁一幢楼的H教授即将出任某一个厅的厅长。这个消息形成了不小的波澜。H教授的面部表情和可能配给的轿车型号都是众人的研究内容。
       一些人热衷于这种传闻：H教授桀骜不驯，口无遮拦，几度在公开场合抨击某些官员。现在干脆任命一个职务，封了他的嘴巴。这带有招安的意味。
       一些人相信，H教授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学术之外的效应。数十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开始赢利了。文化资本与经济收入或者官衔职位之间具有种种复杂的换算关系。H教授的一系列社交活动终于盘活了这一部分资产。收帐的时候到了。
       一些人对于H教授任职的意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辩。正方认为，任何知识无不造福于人类。教授们介入社会理所当然。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频繁穿梭于政府大楼与大学教室之间。否则，一肚子的诗书不是成了屠龙之技？反方认为，学术是批判污浊现实的利器，真理与功名方枘圆凿。如果H教授带上了乌纱帽仍然游刃有余，那么，他的品行就十分可疑。
       一些人对于未来的厅长表示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听说厅长日程表通常提前半个月排定，并且广而告之地通知下属。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前呼后拥，唯唯喏喏，其实不过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已。教授好歹可以支配自己——“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一些人正在为未来的厅长担忧。他们了解H教授的雄图大略。H教授的学术报告大刀阔斧，纵横开阖，锐气十足。然而，现实恰恰是一个甩不开脚步的沼泽地。H教授带上满脑子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理想的方案上任，但他的大部分精力必须处理另一些事情：A办公室破了一个热水瓶，B办公室的打字员与C科长拌嘴，D处长保存的一份设计图不见了，E副处长的母亲中风住院治疗……即使累得吐了血，摆布这些杂碎又算什么功绩呢？
       一些人忿忿不平。天道不公，怎么就看上了这个家伙？一个瘦巴巴的副教授向许多人暗示，他本该是真正的考核对象——因为H是个教授，占了先机。其实，出任厅长的首要条件是行政经验，而不是教授不教授。扼腕长叹的时候，这位副教授忘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笑话：郊游活动的时候，他甚至算不出二十七瓶矿泉水该付多少钱。
       还有一些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暗暗收集H教授的论文。他们深谙一个崭新的秘密：大众传媒时代，挑战名流可以产生奇效。成名的捷径就是奉行知识恐怖主义。一旦名声在外，所有的极端和激进都会得到谅解，甚至是众人津津乐道的学术逸闻。H教授成为这几个新生代知识分子锁定的目标。打击厅长的学术观点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同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不避嫌疑地为厅长大人辩护。他的任命书就是我们的冲锋号——一个新生代知识分子明目张胆地说。
       不久之后又传出消息——厅长似乎另有人选。一大批人无法确证这个消息，急得上窜下跳。H教授的太太到了超级市场购物，另一个教授的太太上前搭讪。她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忍不住就带上了挖苦的口吻：当不当这个官还不清楚，官架子倒是先有了！H教授的太太淡淡地回了一句：皇帝不急太监急。当不当这个官，你们比H教授还要在乎！
       D教授决定给他的侄子回信。他的侄子打算放弃一个公司的职位，重返大学深造。他的侄子原先是理工科学生，现在竟然想选修一个文科的学位。这个念头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于是，D教授收到了侄子的询问信——D教授能够为文科说些什么？
       D教授在回信之中写道：
       的确，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为两大集团——文科知识分子和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彼此讥诮，互相瞧不起，都觉得对方有些愚蠢。根据斯诺《两种文化》的描述，这大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至少在目前，文科知识分子处于守势。文科知识分子对于理工科知识分子的了解和尊重超过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了解和尊重。也许，报酬多少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医科教授，或者一个计算机教授的薪金远远超过了一个文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这或许是工业时代的必然现象。理工科的知识终于变成了机器和能量——变成了社会的巨大财富和国家的军事技术。“科学万能”的意识潜滋暗长。“科学”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时，文科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字训诂、历史学、神学或者文学黯然失色。他们的晦涩思辩和种种古怪的思想观念仿佛脱离了历史而成为智力的空中楼阁。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时常对文科学生说：我们的理念很简单。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你们制作那么多理论体系又有什么用呢？不少文科学生的确无言以对。许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之下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这是科学蔑视玄学的时代。
       这的确是两种不同谱系的知识。文科知识是不是面临废弃的时刻了？——人们真的可以脱离文科知识了吗？的确，文科知识分子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多少物质财富——他们更像是一批观念生产者。可是，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生活多大程度地由各种理论观念组织起来的？如果不存在家庭观念、父子观念或者财产观念、人权观念，这个社会的运转肯定是另一种方式。许多关键的理论观念如同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铆钉。不少理工科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是为了“国家”或者“民族”而工作。“国家”或者“民族”即是这个时代关键的理论观念。没有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国家或者民族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或者“民族”只能以抽象的理论观念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脑子之中。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可能召唤无数的志士仁人；千百万从未谋面的人彼此视为同胞——一些人甚至愿意为这两个观念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抛弃性命。所以，许多理论观念的威力并不亚于军舰、大炮或者某种新型的计算机。这些理论观念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核武器，是否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是否允许底层民众在大众传媒之中发言，如此等等。另一些理论观念可能编织到经济活动之中，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一种美学观念与建筑设计、室内装修或者服装行业的关系，生活质量的观念与旅游、饮食或者交通行业的关系，这些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列举许多。
       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嘲笑文科知识分子的智力水平，这一点你不必在意——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子常常不对称。一流数学家与三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对比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恶作剧式的批判并不是把矛头指向文科教授的智商。另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批评文科知识分子信口开河，文科知识分子的结论似乎是拍拍脑袋变出来的，而不是一系列实验数据的产物。这种批评本身就有许多信口开河的成分——因为批评者并未读过几篇象样的文科论文。当然，理工科与文科之间的确存在差异。理工科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最新的成果——新的方程式一旦成立，旧的定理随即寿终正寝。文科提倡竭泽而渔——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必须清理论述这个问题的所有资料。一位机械学教授见到我正在阅读十年前出版的一部理论著作，大为惊讶。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许多论题甚至必须从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开始。文科知识分子时常反复地回到人类的某些基本观念，例如善、正义或者真和美，他们的前沿问题是，历史之手如何重新定义这些基本观念。
       有趣的是，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训练不一定制造出标准的体制维护者。标准的体制维护者必须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之下成为赢家；而文科的知识训练时常诱使人们追问这些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浪漫的想象或者乌托邦理想往往将游戏规则的缺陷映衬得格外刺眼，这也是某些文科知识分子成为体制之外批判者的原因。哪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愿意尽量压缩批判者的数量呢？于是，文科知识分子往往比理工科知识分子更为频繁地被宣判为不受欢迎的人。
       当然，这些简短的描述无法全面地阐明“两种文化”的分歧——这仅仅为你的专业选择提供某些参考。更为深刻的认识或许只能出现在你选择了文科之后——也就是选择了你所不熟悉的那种知识体系之后……
       D教授没有提到文科知识分子之中特殊的一族——作家。或许可以沿袭古代的称呼：文人。我明显地感到，作家的形象与通常的知识分子远为不同。
       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科举制度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想当状元的读书人必须写得出一手八股文。阐释经典，捎带谈一谈国计民生。文人就不一定了。饮酒，狎妓，作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作家不像多数知识分子那么正规、理性、刻板，迂腐的冬烘先生靠边站站。浪漫、感性、生气勃勃或者放浪颓废既是作家形象的魅力所在，又是作家性格之中的致命毒素。某些兢兢业业的官员和一批铢两悉称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共识：文学知识分子的狂热常常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干扰。人们开始用“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命名知识分子身上的两种气质。显而易见，作家存有更多“波希米亚”式的冲动、叛逆而不是“布尔乔亚”式的品味和体面。尽管现今的许多作家同时是一个教授，但是，我宁可相信，二者属于不同的原型。为什么许多作家不买批评家的账？批评家的理性和一套一套的概念显然近似于教授们的把戏。
       教授们学富五车，谈天说地无一字无来处。游谈无根是他们彼此讨伐的贬词，论断的份量取决于论文背后注释的数量。无论是精辟的结论还是精致的废话，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左顾右盼，东拉西扯，理论的援军多多益善。作家也提出了“读书破万卷”的口号，但是，他们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个性”是作家的命脉所系。他们的杰出想象仿佛是天启之物；他们的思想仿佛不是来自圣贤的教诲，而是某一个生活的顿悟。他们的夸张、任性或者激愤都可以借助“个性”的名义赢得人们的颔首微笑。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是一个教授的鲁迅，告诫年轻人“不读中国书”的鲁迅是一个作家的鲁迅。
       作家的“个性”剖开了理论的形而上学遮蔽，恢复感性经验。所以，作家时常走出理论的殿堂，返回有血有肉的民间。许多作家乐于表明自己见多识广——少拿这一套哄人，我们是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不是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子。他们上通三教，下知九流。人间烟火熏黄了文学。可是，文学之中感性的、个别的具象又有什么意义？虚构的故事不可能如同某种特殊的技术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小说之中的人物无法走出纸面，哪怕仅仅为生病的人端一碗水。平平仄仄仄平平，诗人何为？“床前明月光”或者“春眠不觉晓”无非制造了某种心情体验而已。或许，就是这种心情体验解除了理论观念重重叠叠的覆盖？文学重新启动了感官、情感、细节、形象、个人视域。感性再度察觉到理论观念业已打包封存的生活。于是，在文学那里，杂技演员或者盆景不仅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而且也是一种高超的扭曲。失业工人的日子不仅显现为最低生活保障线，而且显现为一个佝偻的身姿与无告的眼神。文学制造的心情体验或许会证实理论观念的高瞻远瞩，或许会敲破理论观念设置的骗局。的确，浪漫、民间、感性、叛逆、个人视域的综合症时常导致许多作家天然地倾心于民众，倾心于人道主义和“左翼”。
       浪漫、感性、叛逆造就了作家的特殊风姿。许多作家置身礼俗之外，自诩性情中人。我行适我素，名士自风流。然而，如果浪漫、感性、叛逆汇集到“自私”的大麾之下，个体解放的意义仅仅是拒绝公共戒律和回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从“文人无行”的事例到嬉皮士诗人的怪诞行径，人们都可能看到感性的革命如何悄悄地变质。这时，作家有理由回顾“知识分子”称号的缘起：1898年，爱弥尔·左拉率领一批作家、教师签名抗议德雷福斯被捕。知识分子群体走上历史街头的时候，擎旗的人恰恰是作家。
       一个作家曾经认定，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找不到感觉的一批人。这曾经是一句名言。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缓过气来了。他们不再像是凄惶的一族。我想从装束、语言和风度这几个方面勾划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
       装束：那些小知识分子一律结结巴巴地套上了西装领带。见了生人就迫不及待地奉上名片。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上所有的头衔和职务，中文英文一应俱全。一些名片背面还说明自己业已出版几部著作，甚至摘一两句著作之中的警句，或者某一位书评家的评语。偶尔遇上一两位高大的洋教授，他们一定会仰起头勤勉地自我介绍。也有几个小知识分子钟爱不修边幅的形象。可是，他们的休闲马甲与络腮胡子都显得十分刻意，仿佛是借来的。相形之下，大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神态自若。他们衣饰随意，无拘无束。敢于穿中式对襟衫，敢于穿大花衬衫，也敢于穿廉价的地摊货。通常，他们某些小癖好——例如，喜欢收藏各种地图，或者，经常忘了带房门的钥匙——远比他们的装束闻名。大知识分子大雅大俗，甚至有些魏晋风度，例如，伸手向看门人讨烟抽，或者披麻戴孝地到老母亲的坟头号啕大哭。如同大人物不必使用移动电话一样，大知识分子也不用名片——天下谁人不识君？
       语言：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不善辞令。彬彬有礼的客套和繁琐的限定语远不如某一个县长或者镇长夸饰的演讲辞风趣。然而，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说得出许多县长或者镇长不可企及的故事——旅居海外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几个知识分子从生活之中消失了——他们仿佛从生活甬道的某一个安全出口走了出去。人们快要彻底忘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出现于生活的某一节车厢之中，并且捎回一批真伪莫辨的传奇：形形色色的异国风情，世界名牌大学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洋鬼子被中国菜惹得食指大动，国际航班上遇到了一个拥有几家大公司的富翁，如此等等。当然，许多知识分子缄口不提旅居海外的性苦闷或者租金便宜的狭小寓所之中的诸多烦恼，他们强调的故事结局是拒绝高薪聘请而返回故土。这些人的言辞之间时常夹杂了几声英语。某些关键的名词和动词换成了英语单词，有时甚至必须佯装想不起这个词的中文该如何翻译。这是曾经出洋修炼的语言证书。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味了时髦、高贵、修养和不凡的经历。这有助于冲淡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印记，制造“国际学者”的形象。反之，不谙英语是许多知识分子自卑的理由。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像朱自清这种大学者——暗暗地为说不好英语而焦虑。迄今为止，我仅见到一个诗人对于英语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她仅仅掌握三五十个日常用品单词。在英语国家旅行的时候，只要她说出相关的几个单词，对方就会根据当时情境将这几个单词连缀为各种句子，积极猜测她的意图。这甚至制造了某种类似猜谜的兴趣。这种大胆的语言策略或许受到了诗歌结构的启示？
       风度：每一代知识分子似乎都拥有自己的风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书呆气，例如只穿一只袜子出门或者开会时躲在厕所里演算数学。他们也有机心，也有杂念，也会勾心斗角；但是，这一切必须包藏于安分守己的表情背后。那个时候，拙于言辞是取信于人的首要条件。现今，许多盛年的知识分子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从国家要员的行踪到美国新型的潜水艇，从舞厅里卖春的小姐到几家著名公司的盈亏，他们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之间，一些人仿佛什么书都读过，提及一系列世界级的著名大师犹如谈论邻居；另一些人仿佛什么也不必再读——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天天看足球或者下围棋。可以从他们之间发现才气，胆识，尖锐，自负；但很少看得到安详的神态，甚至看到羞涩。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不会羞涩的人意味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
       南帆，学者，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冲突的文学》、《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