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编者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思想立场有同有异。前副总统戈尔写于老布什当政时期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文本：他们同于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的外交指挥棒战略，异于国内的选票资源与利益分配方案——较之共和党政府的大公司背景，戈尔强调利润必须让位于环保的主张，显然更带有中下层选民的思想色彩。这种尖锐批评在美国被名之为自由主义反对保守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很多现象同名而异实，需要读者辨析取舍，以达健康的“拿来”之效。
       全球环境所面临的新的深远威胁正日益变得显而易见。但我们知道当初自己是怎样造成了这种威胁吗？为什么造成的？如果我们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已不复健全，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一路屡屡铸成大错呢？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必须归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家们在各种环境问题上未尽其所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本身也有严重问题。这一体制不光对环境危机毫无积极反应，其自身也已被人肆意利用，使我们不能为国家的发展方向做出一贯明智的抉择。首先，我们制订政治决策的方式已被政治宣传的新形式和新技术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功效所扭曲，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一条政治信息。不仅如此，它们还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其效果比十年里所有的讲演、辩论会和政治组织加起来所能做到的还巨大得多。
       这些新技术本身并不坏，但它们比我们创立自己的政治体制所用的技术远为威力巨大，以至现在我们还未能领悟它们对这一体制造成的总体后果。新技术常能展示我们完成传统目标的能力，而这些新的政治手段使政治家能够即时赢得选票和多数人的支持，却不去思考我们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我们越来越注重形式，排除实质，而由于政治的实质本来在于选择难以抉择的决策，所以我们尽可能排除的正是那些棘手的决策。它们被隐藏起来，被忽略滞后，被完全忘却。选民的注意力便移到各种巧妙制作的极富吸引力的信息上。手段变成了目的。策略淹没了原则。原则本身往往变成了策略，可以随情势而改变。
       在电子形象制作时代，我们的立国先驱所想象的那种理性交流的作用确实变得越来越小。印象与感情因素充斥了我们的政治领域。候选人能否成功，其“形象修辞能力”与逻辑、知识或经验同样重要。
       经历了许多年的政治家生涯，我这样说是出于个人经验之谈。很小的时候，我从对父母的观察中了解了很多政治技巧。我还知道了这些技巧只是在服务于崇高的目标时才有价值。后来，我学会了我自己电视时代的形象修辞，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在使用一套新的“形象技巧”。但我越来越深受触动的是每一个政治家——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轻而易举地迷失于旨在取悦人的个人自画像和旨在传达某种策略印象的修辞之中。语音调制，十秒钟的“声音效果”，顺口的口号，可引用的引语，有新闻价值的视角，利益集团的玄妙术语，从民意调查报告中复制下来的首要任务，为增强效果的放松，恰到好处的情感——这些就是现代政治的形式。它们汇集在一起，能把最好的政治家从其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
       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经济和各个行业中，个人形象都成了一种技术，成了专业工具。这一点说明了我们文化中的什么现象？每个人都被迫成了演员？在十六世纪的英格兰，演员不得同“崇敬上帝者”葬于同一墓地。这是因为出于技能——即使是为了娱乐——的需要而操纵自己的个人形象被视为信仰上有疑问。当然，今天的演员因为操纵个人形象而尊容有加。而在政治中，这种技巧同样颇受尊崇。政治技术和个人形象技术被电视技术融为一体。
       至少在总统的职位上，竞选所需的技巧与担任总统的技巧具有某种对称关系。总统在电视上与人们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仍然有这个问题：一个靠个人形象魅力当选的总统或许能够有效地交流，但不能保证他或她有能力处理政府的政策或对国家的前程具有明确的和创造性的洞察力。
       对国会议员来说，在电视上展现争得人心的个人竞选形象与当选后所需技巧的关系要小得多。敏锐的形象修辞能力尽管对不断的连任确实很有关系，但与制订法律的工作却全然无关。这些恶疾并不是到电视时代才突然出现。马基雅维里就曾说：“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须是一个演员。”马克·吐温和斯威夫特肯定会从今日的现象中认出他们当初描写的人性冲动。但是，现有的新技术无情地操纵大众思维的力量和它们垄断选举的程度与旧时美国政治中的任一类似现象都截然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最大害处并不在于对选民的直接影响，而在于以间接的方式严重扭曲了人们在印刷媒介时代所理解的民主程序。新的竞选手段常常挤掉了昔日选民与候选人进行的对话。更恶劣的是，它们仿造这种对话，使很多人相信对话仍在进行，而实际上对话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些技术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政治家言不由衷：如果虚伪的观点和人格在权力市场上更加走红，干嘛非得说出真心话，展露真正的人格？缺乏真诚在我们的政治对话中最为突出。“只管眼前，不看未来”已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伦理信条。我们用好说的谎话取代不易接受的，也永远不会说出的事实。更糟的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逃避做出棘手决定的责任。这些决定责无旁贷，却被抛诸脑后。结果，在面临史无前例的严重危机时，白宫和国会的玩忽职守令人吃惊不已。不光是环境问题，看看我们的预算。我们每二十四小时的债款就达十亿美元。同时在危及我们后代的未来，而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政治对话已完全被争取选民一时注意力的危险竞争所取代。未来的声音细小微弱，而现在的声音却震耳欲聋。我们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相信应该少关心后代的未来，而多关心如何更方便更舒适地付我们自己的帐单。所以，我们不去承担决策责任，而只顾把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污染推给后代。
       一个越来越无法避免的结论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本身已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政治对话的肤浅在公众中滋生了犬儒情绪。历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逐次下降，已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同时，民意测验显示，人们现在普遍憎恶政治这个职业。正因如此，选民们已越来越厌烦使用技术来操纵表面的效果以赢得民心。简而言之，大多数人对今日的政治已极感厌倦。此外，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文明不断恶化的危机有切肤的感受，希望改变这种情况，这更加强了他们的沮丧。当然，民意测验也显示了这一点，而这一循环变得愈发使人绝望：重大的改革被屡次三番地许诺，却几乎从不兑现；候选人答应改弦更张，但当选后却一切照旧。随着选民对他们选举的领导干一番事业的能力越来越丧失信心，他们最终对自己能够干一番事业的能力也丧失了信心。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政治体制已不起作用了。
       当事情或机器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图发展或运行时，常常是因为我们还不会掌握或操作它。但这一次我们拒不承认如此。我们美国人毕竟一直是民治的设计师和先驱。我们的制度怎么会失灵呢？会出什么问题呢？
       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当然领袖。自五百年前的伟大航海发现起，西方文明的政治想象便开始集中在新大陆上。那里是第二次希望的所在，以菲茨杰拉德的话说，是“人类最后一次找到能施展才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新大陆的神秘使命似乎以现代民主的诞生而完成。在过去的二百年间，新大陆的承诺变成了一个世人瞩目的共和国。它有能力保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其政治体制的基础是立宪政体，其中每一权力中心都与其它权力中心保持适当的平衡。
       
       作为组织社会的政治手段，政府可以被当作一种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民治政府是有史以来被创造出的最复杂的技术之一。实际上，美国宪法起草者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出他们对推动社会运行的各种流变不定的力量有敏锐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宪法是一部天才机器的蓝图。它用压力阀和减压力在个人的需求与社会的需求，自由与秩序，感情与原则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这部“机器”是一个大胆而极其有效的发明。在人类寻求更好的政治技术的全部历史中，它代表了最关键的突破。以下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今天的世界日新月异，二百多年前制订的这部宪法仍被所有人视为世界上最富有远见的民治政府宪章。
       继往开来的人们目睹这一革命性实验不但获得了成功而且繁荣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对整个人类想象力的魅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尽管它有错误和暴行——掌握着通向人类文明未来的重要真理的钥匙。这些重要真理之一是民治应被理解为走向自由的一段仍未完成的旅程。东欧的一个新领导人哈维尔在1990年对国会两院全体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就曾指出，我们美国人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仍在走向“通往自由的永无止境的地平线”。
       从一开始，我们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就远不止依赖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废除奴隶制到赋予妇女选举权，美国人铲除不公正的欲望一直在不断更新着我们作为领导者的道德权威。但我们并未能一直发掘自己的潜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大战结束，政治吸引力的中心一举从大西洋东岸移到了美国。但是，在那场“为世界能安全享有民主”的战争之后，美国未能承担起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和渴望它承担的领导责任。美国战后转向国内，退出了刚成立的国际联盟，选择了孤立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这一决断促成了以后二十年间的混乱分裂，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些混乱分裂滋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苗。
       那些年月给了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国会两党一致支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谨慎小心地重订日本宪法，承担管理责任。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普遍认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由于1918年后美国国会和人民——不是威尔逊总统——未能承当新的世界领导义务。
       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教训。在面临文明破坏全球环境之时，如果美国不能担当世界的领导责任，它就会再一次使世界滑向混乱。历史就是变革，而变革是生生不息的驱动力。现在，人类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我们在此面临一个抉择：我们或者找出新的方法来引导塑造我们共同的新历史的变革，或者我们被变革随意而混乱地驱使。我们或者走向光明，或者走向黑暗。
       和1918年的情况一样，这一抉择不得不由美国作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8年时是总统具有远见卓识，准备担起领导之责，但人民未能响应；现在，人民看来已做好准备，而总统却没有。海湾战争刚一结束，一项民意测验曾调查美国人民对美国在世界上应起什么作用持什么态度。当时支持“美国利用它的地位来团结其它国家，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人数量空前，达93%。
       无疑，如果美国人被问及是否支持真要这样做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时，结果会大为不同。实际上，几乎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美国人反对征收更高的化石燃料税，而这是改变我们的政策以使其对环境更加负责应该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可惜，这种现象很普遍：美国人常常在原则上表示同意让他们的领导人采取行动，但同时保留固执地反对必须采取的每一项具体措施的权利。一项受人欢迎的主张并不总是能生出一项受人欢迎的计划，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人民和国会支持美国领导欧洲复兴计划的主张，但杜鲁门总统刚一提出要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巨额拨款时，几乎一夜之间民意测验就显示出支持他的人大幅度下降。同样，有一些为了应付环境威胁而必须在美国采取的措施无疑也会很不受欢迎，政治风险也很巨大。但是，美国人毕竟已经开始批准他们的领导人向全国提出挑战，采取大胆、富有远见、甚至很艰难的步骤来正确和负责任地对付环境危机。我在田纳西州各地举行的公开集会上看到，选民们很愿意采取措施以对付环境危机，比大多数政治家估计能够做到的要走得更远——但他们在等待有人领导。我确实相信他们渴望了解严酷的事实并几乎完全准备好全力以赴，做出有效的反应。
       然而，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仍在反对美国出面来领导组织解决危机的全球行动。这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危机已经存在。布什总统曾站在波士顿港口前誓言要当一位“环境总统”，“以白宫效应来对付温室效应”。但在此之后，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他却辩解说：在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温室效应的大规模国际科学研究完成之前，必要或可行的措施并不存在。然而，在等待已久的研究结论呼吁全球采取紧急严厉的措施时，总统却宣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实行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更糟的是，总统及其政府一直采取一些象征性行动，旨在蒙骗公众，使他们相信政府正在做着事情。例如，提升环保局为内阁一级的机构，这使一些不经心的人相信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不过，1991年秋布什为了向媒介“亮相”到了大峡谷，此行引发的讥讽就像大峡谷一样深。必须承认，总统帮助国会通过了旨在减少空气污染的《清洁空气法》，立了一功。虽然这项法案是一个妥协的文本，在通过之前被政府的多项修正所冲淡，并在通过后由于白宫干扰环保局的实施而受到削弱，但仍不失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而即使在这一法案中，总统仍坚持删除所有全球变暖的字眼。不仅如此，政府直至最后仍坚决反对我想添加的修订条款。这一条款要求解决二氧化碳和造成全球变暖的其它气体问题，以便更快地消除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品。
       总统的白宫主任J·苏努努一直公开讥讽全球变暖的看法，全力扼杀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努力。他索取了一个能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特别软件来模拟大型全球气候模型，希望结果能够支持他反对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软件明白无误地确认了科学界的普遍意见。当然，那没关系，他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决心已定。而布什不光批准苏努努以总统的名义制定政策，还批准他去遏制政府内的不同意见。
       国务卿贝克开始他的任期时很有信心。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谈的就是全球变暖问题，雄辩地把它论证为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首要任务。但是，两年之内白宫没有任何行动。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其它国家指责美国不断为自己的拖延辩解毫无道理，使贝克公开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所有报道都说明白宫主任对他充满几乎无法抑制的敌意。在这一切之后，贝克于1990年末宣布：由于他拥有石油公司的股票，所以他本人继续参与全球变暖问题将会引起利益冲突。我把贝克国务卿当作一个好朋友，并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尽管如此，人们不禁会问，他从全球变暖问题脱身，为什么却并未退出关于我们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政策、海湾危机及其它对石油公司有直接影响问题的讨论呢？看来，从全球变暖问题脱身与他灵敏的政治感觉有关。这种敏感告诉他：他不可能在与苏努努的争论中获胜。此外，他也许也不想与白宫一直坚持的灾难性的和不道德的政策发生关系。但是，不管国务卿参与不参与，国务院在美国政策的制定上仍在起重要的作用。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不止一次小心谨慎地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联手，使关于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谈无功而终。
       为什么总统和他的白宫主任对如此紧迫的问题如此充满敌视？他们倾全力与每个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的人做斗争。例如，一家电视网的节目主持人告诉我，一份有关全球变暖严重后果的报告发表的当天，苏努努的一个助手E·罗杰斯就召集电视网的主管，劝说他们贬低报告的重要意义，进而在晚间新闻中对它进行低调处理。罗杰斯至少安排过一次与沙特人有关的会议。他于1991年退出苏努努的班子，去当一位与BCCI银行丑闻有关的沙特酋长的代理人，直至他收受的六十万美元使布什的助手们大为不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客户。在担任苏努努的得力助手期间，罗杰斯是强迫新闻机构贬低全球变暖问题的一个最积极的白宫发言人。白宫总想在新闻报道中加进自己的“印记”，这一点并不新鲜。但为什么对这一问题特别敏感呢？当一位在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主要科学家J·汉森博士向我的小组委员会描述某些地区气温升高与旱灾增多的关系问题时，白宫官员检查了他的证词，并坚持要他把这一现象描绘成“基本出于预测”而不是“很有可能”，而后者是从他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
       布什的白宫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避免面对环境的事实呢？是因为必要的变革会使选民和乐于维持现状的公司惶惶不安而足以造成某种政治危机吗？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布什总统拒绝在这场危机中承担领导责任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如不很快纠正，将被后代人视为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然，我作为民主党人评价布什总统的表现，难免具有党派色彩，而拒绝采取行动的也不只是他一人。国会以及国家大多数的领导人都应受到指责。但是，美国是一个真正有条件领导世界面对一个全球性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的国家。英国首相梅杰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是布什总统的坚定盟友，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同。他在1991年谴责美国不采取领导行动：“美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世界期待着它在这个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上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如果本世纪的历史能够起些向导作用的话，可以确定地说，假若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世界，完成拯救全球环境的大规模变革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反过来，如果美国决定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尽管向我们文明新模式的转变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波折，但不进行这种转变的后果却是不堪设想的。此外，美国这样做几乎肯定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就像我们几乎每一次发挥领导作用都获得过的那样。而且，如果美国真能够同意促成和协调有效的全球性行动，它将再一次挽回它的承诺：美国是地球上人类的最终的最美好的希望。
       充任这种领导需要想象力。我们有先例可循。以前，世界曾面临一次只有美国才能抵抗的恐怖威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集中营显示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真实意图。那时，人们严重缺乏的是历史性的想象力。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对此的反应很迟缓。很少有人能想见随后发生的大屠杀。但现在回顾起来，残忍与毁灭的模式看来清晰可循。当欧洲的战争越来越逼近时，甚至在犹太人被赶到一起送往集中营时，很多人仍拒绝认识将要发生什么。各国领导人顾左右而言它，消极等待，希望希特勒不像他看起来的那样，希望世界大战能够幸免。其后，当飞机拍照揭示了集中营的真相时，很多人装作未曾见到。但是，虽然世界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希特勒做出反应，但罗斯福总统正因为面对的是希特勒，才在很短时间就对爱因斯坦有关制造原子弹的信做出了反应，跨越了一个道德警戒线的门槛。
       现在，另一种警告预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大屠杀。但是，能够使我们对环境变革的新模式更加敏感的道德警戒线在哪里呢？各国领导人再一次在闲扯，希望危险会消散。然而，一个生态的“纳粹集中营”显露出的迹象今天已清晰可见，而我们却仍不愿相信全球环境崩溃这一最糟糕的噩梦能够成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多快地认识到危险。政治家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肯采取行动呢？
       对危机采取积极的行动常要求我们深刻地改变思维方式。东欧和苏联最近的变革告诉我们这种变革能够多么迅速。但是，推动剧烈变革的力量常是庞大复杂相互对立的思想观念。它们就像造成大陆漂移和地震的地壳板块，发展得相当缓慢，最终以巨大的力量相互挤压。在欧洲，一个名为民主的庞大思想四十五年内沿着横穿柏林的警戒线与一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庞大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地缘政治冲突的松动减低了把板块边缘衔接在一起的摩擦力，其程度刚够使板块滑开，于是突然来了一次猛烈的升降，造成了巨大的地震，震倒了柏林墙。这些变革在尚未发生之前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当人们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时，可能的政治变革的规模便扩大了。同样，随着我们对环境的看法发生变革，我们也可以扩大政治变革的规模。全世界公众的觉悟现在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正感到对改革的欲望做出反应的压力。但没有人想看到巨震随之发生。我们希望，对危机做出既积极又有计划的反应能够减少以后发生巨大的板块冲撞的可能性。我们面临的选择很清楚：或者等待变革强加于我们，从而使发生灾难的危险加大，或者我们主动进行一些困难的变革，从而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决定性的因素将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开明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必须积极发挥作用，以便普及对问题的认识，制定实际解决办法，规划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实际工作必须由每一个人来做，而政治家要帮助他们做出新的必要选择。
       每一个关心这一问题的男男女女必须享有要求和参与治理生态问题的政治权利——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东欧的严重环境问题表明，自由是有效管理环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美国，最肮脏危险的垃圾场极不平衡地大批集中于贫穷和少数民族社区。那里的人们由于种族或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相对而言政治权利很小。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都被剥夺了发言权，无法参与制订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所以他们的生活和环境都受到破坏。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拯救环境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把民主政体推向世界上更多的国家。
        但是，在我们努力促使其它国家的政府对人民更加负责时，我们也需要密切注视正在妨碍我们的民主体制正常运行的问题，并加以解决。通过加强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我们就能使新的环境管理者出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区。
        这项工作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做出集体决定的基本体制不能正常运行，那么这既是我们何以现在已一头撞进了一条迷谷的重要原因，也是解决由此引起的问题的障碍。能否改变我们与全球环境的破坏性关系？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加敏锐地认识到如何使民治政府对关注环境做出反应。全世界关注环境的人每年要增加数百万。事实上，环境运动和民主运动必须相互结合。人类文明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管理，同样急迫地也有赖于我们对自由的管理。
        反对这两种管理的顽固力量同出一源：贪婪、自身利益、以急功近利的行为破坏体制的长治久安。我们的政治制度现时的弱点反映出我们推崇权宜之计，不珍视我们的自决能力。我们对削弱政府的责任心和公民对政府的信心的严重问题重视不够。太多的人现在感到没有办法对政府制订的重要决策施加影响。大规模运动的赞助人有办法接近决策者而普通公民没有，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决策的效果而一个普通选民则无能为力，能从政府决策中获益的自私的个人与群体能够加速渔利而广大公众利益却被抛诸脑后。当政府的不负责是因贪污腐化而造成的时候，对民主的损害便尤为严重。而在很多国家，贪污腐化是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从千万个例子中仅举一例：滥伐马来西亚东部沙捞越州热带雨林的特许权正是州环境部长本人出售的。尽管他的官方职责是保护整体环境，他却靠出售毁灭环境的特许权使个人发了财。
        但是，为个人发家而贪污腐化所造成的道德妥协虽然丑恶，却还不是最严重地损害我们对自由的管理的因素之一。一个更隐蔽更普遍的诱惑是争取和占有权力的欲望，即使这意味着要躲避棘手的抉择和无视现实真相。在这方面，对民主管理最致命的威胁之一是缺乏领导。实际上，尽管比想依赖某个“强人”的脆弱专制，民治政府有很强的弹性，但没有领导的民主事实上却极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在飞速变革时期，领导人富有远见，促使人们对危险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至关重要。依我看来，布什总统正是在避免充任这样的领导，而集中精力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在其它情况下，他的表现可被视为平常，但在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下却不是这样。
        或许，对我们管理自己命运的最严重威胁——比其它所有威胁加在一起还严重的威胁——是如此多的人觉得正在驱赶我们的变化已然走得太远，获得的冲力已然太强，以致我们的力量已不足以驾驭它。他们担心这种力量正在驱赶我们的命运，而我们能够做出的反应却过于笨拙迟缓。我们藉以对未来做出抉择的政府机构和体制确实笨拙庞大，但为了补救民主政府做出的允诺，我们必须使这些机构负起更大的责任。仍然陷于过去的人必须被推赶向前，洗心革面——尽管他们并不情愿。
       而除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之后，或许最笨拙迟缓的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了。
       （选自《濒临毁灭的地球》一书）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