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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电视新闻里那些漂亮、整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以职业所要求的冷漠声调说出“人体炸弹”这样一个词的时候，我总是自己问自己：这世界怎么了？是不是发疯了？为什么会出现“人体炸弹”这样可怕的东西？为什么面对这样可怕的事情我们还能坦然面对，并不觉得恐怖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在关掉电视之后我们还能把这世界看成是正常的，还能正常上班、下班、去散步、去聚会，似乎那只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冷漠，这冷漠是不是一种不道德？或者至少是我们的道德有了裂缝，里面生出了蛆虫？
       有两张照片牢牢钉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两个女孩的照片，一个名字是安达利布·哈利勒·阿克拉斯，十八岁，高中学生。一个名字是安达利布·哈利勒·塔卡特卡(新闻里只有中文译名)，二十岁，家住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市附近拜特费贾尔村，身份不详。媒体对她们的介绍很简略，只说前一个女孩在“将要牺牲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她还与家人和未婚夫一起，谈论一定要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再结婚”；而对后者则说“看上去充满青春气息，对生活充满热爱”。可是这两个女孩分别在今年3月29日和4月12日分别在一家购物中心和一个公共汽车站引爆身携的炸弹，造成共计近百人伤亡的惨剧。毫无疑问，她们是恐怖分子。她们粉身碎骨的目标不是以色列的坦克和大炮，而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但是，我相信，面对这两个女孩儿的遗照，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当我们伸出手指，指认她们是恐怖分子的时候，手指会犹豫，心灵会战栗，不管那是多么轻微，或是多么严重。因为照片上两双美丽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向我们问道：我们粉身碎骨，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目光是严肃的，也是温和的，可这温和的质问却是无形的高压，力重千钧。
       对布什和沙龙来说，这样的质问不论怎样温和，也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允许的。依他们的逻辑，因为她们的爆炸锁定的目标是平民百姓，所以她们就是恐怖分子，没什么好说的，为消灭这些恐怖分子，布什正在发动一场全球化的战争，向全世界派出坦克和大炮。但是，这逻辑像纸做的锁链一样不坚固，一扯就断。1945年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炸弹。这两颗代表着人类最高科技水平的炸弹锁定的目标是什么？是日本的舰队？是日本军队的大本营？都不是。谁都知道那是拥有几十万平民百姓的城市。它们顷刻间在蘑菇云的照耀下化为乌有，几十万人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大爆炸中被烧焦、被熔化，这是不是恐怖？要说凡以伤害平民百姓为目标的行为都是恐怖活动，那么还有比这两颗原子炸弹更恐怖的恐怖活动吗？
       安达利布·哈利勒·阿克拉斯和安达利布-哈利勒-塔卡特卡这两个女孩的质问并不容易回答。
       诗人翟永明有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六千颗炸弹砸下来
       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所
       六千个弹着点
       像六千只重伤之眼
       匆忙地映照出
       那几千个有夫之妇
       有妇之夫 和未婚男女的脸庞
        这“六千颗炸弹”落下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屡遭轰炸的柏林。关于这首诗，还有这六千颗炸弹，翟永明在一篇短文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诗人在柏林举办的一次朗诵会上读了这首诗，会后，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耐心地等待翟永明与周围听众交谈完毕，然后走上来认真地告诉她：一，柏林遭到的轰炸不只六千颗炸弹，应该是更多；二，柏林那时没有“夫”，因为“夫”们都已经被送到前线去了，“城市里只有妇女和孩子、老人”。说完这两点之后，这位妇女并不等诗人解释(这首诗与诗人阅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莱尼和他们》后的感受有关，“六千颗炸弹”只是从这感受中引出的诗歌意象)，就转身自顾自地走了。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在很多类似的活动里经常发生。但这位德国妇女的认真纠正使我想了很多。她这样坚持地提出两点“纠正”到底要说什么？或者说，她这简短而严肃的类似两点声明的纠正，究竟要纠正什么？这是位中年妇女，显然不可能经历过上个世纪那场造成亿万人死亡(仅中国就死了三千八百万人)的世界大战，但我以为她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对现代战争的疑问：在据说人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高文明的时代，文明人之间的战争为什么总是要用千万吨的炸弹去炸“妇女和孩子、老人”，让他们粉身碎骨？沿着她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坦克、机枪和轰炸的目标严格只锁定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情况又如何？会有那么多的人死亡吗？凡对那段战争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只能回答：不会。那么，既然人类有了这么多了不起的进步和成就，既然他们的文明之光已经有能力在黑暗的宇宙深处光芒四射，这种对孩子、妇女、老人的经过精密理性运算的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谁来解释？
       对这位德国中年妇女，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指责：你是个女人，你不懂战争，也不能理解残酷本身就是战争一个铁的规律。但是，还有一个人和她站在一起，从伦理学的层面提出同样的质问。他就是写作《正义论》的罗尔斯。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五十周年的时候，罗尔斯发表文章认为广岛轰炸是一种罪恶，不但如此，盟军在二战期间所有针对平民进行的城市轰炸都是罪恶，因为无论针对德日等法西斯国家进行的战争具有怎样的正义性，在战争中轰炸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最起码的道德界限。越过这一界限，正义和道德从根本上成了空话和废话，战争变成屠杀，屠杀变得合法。尽管罗尔斯的批评今天早已淹没在现代媒体的喧嚣声中，如同那位德国妇女的声音一样微弱不堪，但这种批评声音仍然在种种关于正义、关于人权、关于和平的美丽而虚伪的论说中，深深钉进一个楔子：正是在人类取得无数进步奇迹的二十世纪，战争暴力从整体上形成规模空前的恐怖行为。炸弹这一暴力形式的发明，使人类进入炸弹后的时代，它不仅把千百万人的血肉之躯炸得血肉横飞，而且也把进步和文明的梦想炸了个粉碎。
       因此，恐怖并不是少数恐怖分子的恐怖，恐怖已经是今天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删除的组成部分。
       这是我们面对安达利布·哈利勒·阿克拉斯和安达利布-哈利勒-塔卡特卡这两个女孩那询问的目光时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当我们指责她们从事了恐怖活动，指责她们以自己的身体当作炸弹投向的目标不是以色列的士兵，而是以色列的平民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理由的虚弱。她们的做法只不过是后炸弹时代暴力逻辑的一个延伸，不管她们的爆炸比起在广岛上空原子弹爆炸是多么微不足道，但逻辑并无不同。我们不能说服她们，也不可能说服她们的后继者。我们不能让她们信服，当一个爆炸行为锁定的目标是平民百姓，只是因为行动的主体是国家就合理合法，而行动主体是普通的个人，那就是罪恶，那就是暴徒。
       这是不能服人的。但是今天布什和沙龙们以铁和血强行实行的正是这样一个逻辑。当以色列的直升机和坦克在杰宁狂轰滥炸的时候，当那里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任意枪杀，或者在被炸碎的房屋下被活埋的时候，他们企图让世界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问题是，由于对国家的迷信，由于现代媒体与国家之间的牢固的共谋和联盟，由于富裕和贫穷之间那深不可测的鸿沟，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并且认同这样的铁血逻辑。特别是在中产阶级社会，享受着信用卡、网络游戏和在精品店购物的富裕生活的人们，就更容易支持国家的坦克和大炮。不愿意自己去购物中心买东西的时候被炸弹袭击，他们就乐意看到自己的政府去用炸弹袭击别人，乐意相信那是反恐怖活动的需要。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更高的组织层面上和更冷酷的理性计算中进行着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当然，他们更不能理解，恐怖活动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对文明社会的挑战，恰恰相反，它深深植根在当代文明的内部，它是当代文明的自家人。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安达利布·哈利勒·阿克拉斯和安达利布·哈利勒·塔卡特卡这两个女孩的恐怖活动，就和沙龙的恐怖活动毫无区别。尽管两者都源于二十世纪文明的一个逻辑，在正义名义下屠杀平民百姓是一种合法手段，前者和后者还是有根本的区别。一个是以青春的生命之躯，一个是以最先进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这个对比使人的神经难以忍受，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抗又迫使人思索。
       我们还是不能不面对两个女孩的询问，她们究竟为什么甘愿做自杀炸弹？
       如果以身体做炸弹仅是她们两个，那可以说她们受了蛊惑，或是被骗，或是盲从。但是这两个女孩不过是许许多多爆炸中的两次爆炸，在她们之前，在她们之后，都有长长的队列，何况，我们至今看不到这队列的尽头。
       只有一个理由能够解释这一连串的前仆后继的爆炸，那就是绝望。只有极度的绝望才能召唤那么多生命自愿地走向毁灭，并以此毁灭别人。随着一声声爆炸，这些绝望的人们都已经粉身碎骨，他们，还有她们，想以这种冷酷、恐怖的方式表达自己绝望的处境，反抗这使他们生存无望的世界。不断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杰宁难民营的悲惨景象，可以说是这种绝望的最充分的表达，那是还飘着硝烟的一片废墟，废墟下掩埋着正在腐烂的尸体。那些在富裕社会里生活的人，看着这废墟能够想象生活在这废墟上的人该是怎样绝望吗？他们更不能想象，不只是在杰宁，不只是在巴勒斯坦，绝望正在全世界蔓延，杰宁的废墟其实也是那些生活在穷国，生活在第三世界亿万无望的人的处境的象征。但是，全世界的媒体和舆论机器都被动员起来，极力掩盖这一可怕的事实。它们假装这世界是个美好的世界，科技在进步，市场在扩大，资本在流通，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它将给人类一个更繁荣富裕的世界。可恨的是还有恐怖主义活动，只要消灭了恐怖分子，就天下太平。可是，这种妄自尊大，这种自欺欺人，不正在一次次的爆炸声里渐渐变成歇斯底里吗？
       可以断言，只要这个世界的统治秩序不根本改变以消除普遍的绝望，以恐怖来反抗恐怖的战争就绝不会停止，目前也许不过是刚刚开始。
       李陀，《视界》杂志主编，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