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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迪厄与诺齐克去世
       2002年1月23日，当代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于同一天去世。
       布尔迪厄(1930—2002)是社会学界大师级的人物，早期致力于建构反思性(reflexive)的社会科学。生前为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布尔迪厄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成为法国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他创办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是法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学术刊物。布尔迪厄和德里达、福柯虽然是先后同学，但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影响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形成的。布尔迪厄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包括《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学术人》、《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区分》、《自由交谈》、(世界的贫穷)等在内的近三十本著作，涉猎面极广，而且完全无视学科的分类界线，从社会、宗教、政治、国家，到体育、教育、艺术、科学、语言、文学研究等各方面，布尔迪厄都有精辟的论述。晚年，布尔迪厄主要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他曾发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欧洲运动。
       诺齐克(1938—2002)是西方战后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三十岁即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和艺术院院土，他的代表性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曾产生广泛影响，并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包括《哲学的解释》、《反省的人生》、《苏格拉底的难题》等。生前，诺齐克与罗尔斯、德沃金等被并列为当代自由主义三大家。
       (李泽顺)
       全球新俗套
       刚刚去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生前在和美国加州贝克兰大学教授罗依克·瓦岗合写的《全球新俗套》文章中，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条件下，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征服人们的思想。
       文章说：一段时间以来，在所有的先进国家中，不论是传媒知识分子和高级记者，还是国际公务员和雇主，全都心领神会地在使用一种奇怪的新语言以及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社区主义”、“多文化主义”、“弹性”等。这些新俗套不知何时突然冒出，眼下却几乎已成为挂在所有人嘴边的口头禅。
       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传播，“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概念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这是名副其实的符号帝国主义的产物。由此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和有害。因为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为新自由主义卫道士所推崇，而且也得到了文化产品制造者(研究人员、作家和艺术家)和以进步自居的左翼人士的捧场。
       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其目的旨在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其特点则是把与特定历史经验相联系的特殊需要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全面推广。这些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只是辩论俗套的概念和命题，因其发源地在美国，被人们信以为十分重要，因而从柏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伦敦到里斯本，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以中立思想自居的各大国际机构、保守派的思想库、慈善基金会、名牌大学和重要媒体，无不起劲地充当传送信息的驿站，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俗套当作万能钥匙四处分发，让仓促命笔的专家学者有点超现代的飘飘然感觉。
       后福特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美国社会，被当作衡量各种事物的范例和标准。这个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这个全球符号的麦加圣地，其特点就是破除国家的社会福利性，大力加强国家的惩治性，镇压工会运动，实现建立在“股票价值”基础上的企业独裁。而这一切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则是职业不稳定及社会不安定的普遍化成为经济活动的优先推动力。
       就拿围绕着“多文化主义”而进行的辩论为例，这个从欧洲输入的词语原来用以确指文明圈中的文化多样性，而在美国却被用来掩盖对黑人的继续排斥、“美国梦”神话的危机、由公共教育以及破产而连带产生的“机会均等”的危机。随着当今对文化资本的争夺日趋激烈，阶级不平等的差距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不断拉大，作为掩盖这一危机的面纱，“多文化”这个形容词其实并不意味着学术经典对边缘文化的承认，而是让大学在国家甩手不管的背景下，充当中等和上等阶级的再生产工具。
       美国的“文化主义”既不是概念，也不是理论，更不是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却自称对这一切无所不包。这个用来应付门面的招牌之所以在知识界有其地位，完全是由于许多人以讹传讹的结果。也就是说，“多文化主义”带着美国民族思想的三大坏毛病，重新向世界各地输出：1.“小团体主义”：即把被国家官僚奉为经典的社会分化确认为认识准则和政治要求；2.民粹主义：用对被统治者的文化和观点的颂扬去代替对统治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分析；3.道德主义：在社会经济世界的分析中，力图阻挠实施健康合理的唯物论，因而在承认民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陷于无结果、无休止的争论。正当哲学家们在“文化承认”的问题上高谈阔论时，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种族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因受名额限制，被赶出了小学校门。
       再说“全球化”，这个多义概念的作用，说到底就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使人们以为跨国家力量对比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演变的长时段分析，人们发现“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是各国政府为心甘情愿地屈从金融市场的意志而援引的一个“修辞用语”。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推行的非工业化措施，扩大不平等的措施，以及收缩社会福利的措施，不但不是对外贸易增长的必然后果，而是反映着阶级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转移。
       美国在把反映本国社会结构的感知范畴强加于其它各国，力图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殖民征服，这只能导致一切看华盛顿的眼色行事。这些新俗套鹦鹉学舌般地模仿科学，给统治者的社会宿命论穿上理性的外衣。它们深入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及公众的头脑，有着足以呼风唤雨的能量，因为它们既是制定政策的工具，又是进行政策评估的工具。正如科学时代的所有神话一样，新俗套依据一系列相互促进和相互呼应的对立和等同，展示发达国家当今社会的变化；国家少管或不管经济事务，但又强化其警察和惩治机构；破除控制资金流向的法规和放开就业市场，但又削减社会保障和鼓吹“个人责任”。由此，市场便成了“自由”、“开放”、“灵活”、“生动活泼”、“流动”等等的同义语，而国家变成“强制”“封闭”、“死板”、“千篇一律”、“停滞”的代名词。
       新自由主义理性在从事文化生产的两类典型人物身上获得了完美的知识体现：一类是在幕后为部长和雇主准备技术文件的专家；另一类是弃教职、投靠当局的官方传媒顾问。他们的使命是以学术的形式为国家贵族和企业贵族草拟政策方针。而典型中的全球典型，无疑当属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结构化理论之父”、不久前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他是各种社会学传统和哲学传统经院综合的代表。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等原因，英国位于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中立地带，这就使布莱尔和吉登斯可以起到特洛伊木马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子们从此放心睡觉，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潘格罗斯(伏尔泰《老实人》中一味粉饰太平的典型人物)。
       (张慧君)
       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
       英国(观察家)杂志最近刊登了格雷·帕拉斯特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文章，批判性地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四个步骤。
       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
       他抨击世界银行的官僚作风。举个例子，世界银行几乎对每个穷国都有援助计划。据世界银行表示，这些计划都是在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后作出的。但作为一个内幕知情者，斯蒂格利茨说世行的考察研究主要依据于对该国的五星级宾馆的考察。它包括会见一些乞讨般的、热情的、手持草拟的结构调整计划的财政部长。接着，世行会在每个国家身上实施它的“四步曲”。
       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最令斯氏痛心的是，受美国支持的寡头控制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计划剥夺了俄罗斯的工业财富。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一半，带来了萧条和饥饿。
       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
       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斯氏把这叫作“热钱”(HotMoney，指为获取高额利润或保值而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的流动资金)循环。现金以不动产或货币形式流入某国进行投机，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
       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玻利维亚去年发生的水价的骚乱、今年二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
       斯蒂格利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现在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作“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那也是关于开放市场的，”他说：“与十九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氏认为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
       (张文海)
       信息分权与过渡体制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者李稻葵日前在《财经》杂志发表《分散的信息与受制约的政府》一文，认为中国在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实际上创立了一套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约束政府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关键之处在于信息的分权。文章说：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经济要长期发展，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很好的制度。而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所说，是怎么防止对个人的侵权倾向。实际上，最主要的、最可能对个人侵权的是政府。在发达国家，防止政府侵权的基本制度有三条：一是法制，二是分权，权力分立，三是民众参与公共决策。而中国的发展似乎与此不同，所以成为一个谜。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杨小凯、萨克斯(JefferySachs)、胡永泰(WingThyeWoo)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虽然成功发展了二十年，但因为缺乏规范的制度保证，政府行为得不到约束，未来的增长无法持续。以崔之元为代表的另一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之谜很好解释：就是因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新的、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
       文章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很全面。事实上，解释中国的增长之谜实际上是要回答两个分问题：一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二是政府有什么动力来推进这种制度安排，并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关于这一基本问题，李稻葵与白重恩(香港大学)、钱颖一(美国马里兰大学)及王一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持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的第三种观点。可将之称为过渡体制(transitionalinstitionalism)论。
       具体说，这种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分权。也就是说，在改革中，政府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观察能力、所掌握的信息量比改革前大大降低。或者说，经济的透明度降低了。一方面政府想收税，另一方面又收不上来，因为手被绑住了，眼被蒙住了。这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信息分权解决了政治学上的政府承诺的问题(TheCommitmentProblem)。因为信息分权与其他分权不同，一旦实施，很难回头，很难将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信息再找回来。更具体地讲，这一过渡性制度安排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匿名金融交易(anonymousbanking)；其二是温和的金融压抑(nnancialrepres-sion)。
       所谓匿名金融交易，包括三种制度安排。第一是允许大量的现金交易；第二是匿名存款。当然，从五十年代起，人民银行就有替客户保密的规定，但当时是对个人的，单位绝对不能有匿名存款，改革中这种限制事实上已经放宽了；第三个制度安排是事实上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各单位以匿名的方式设立各种“小金库”，其中大部分是单位以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匿名金融交易导致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是用现金交易，政府很难直接观察到企业和私人的经济活动；其次，政府也面临维持社会稳定的约束，没有准确信息情况下的盲目摊派会使社会不稳定。信息分权起到了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导致了政府的税收不可能太高。个人和企业积极性上升，经济规模扩大。但税基也同时扩大，国家税收绝对额也增加了。
       关于温和的金融压制，是假定不允许资本跨境流动，政府知道，私人只能把钱存人银行，而银行是国有的，一旦资本进入国有银行，而政府规定的国有银行的利息率又很低，远远低于开放金融市场后的市场利息率。国家从很低的利率中可以得到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利率低使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政府可以从银行获得更多税收，这是一种间接的收税方式；第二，国家短期内可以借个人的钱，用于补助国有企业；第三，由于利息率很低，国家发行的债券利率稍高于这个种卑就可以出售，因此利率低使发行国债、筹措资金的成本下降。因为政府从上述安排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所以形成了改革中过渡性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文中，李稻葵还呼吁对实名存款制的执行应慎而又慎，以防伤害民间的积极性。
       (刘起云)
       李锐谈《银城故事》
       最近，著名作家李锐谈到了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李锐说，在写《银城故事》之前，我还有一部关于银城的长篇小说叫《1日址》。那是十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城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城市。我虚构了这座城市，当然，不是凭空虚构，在这所有虚构的背后有我的故乡的背影。我的祖籍是四川自贡。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盐城。深刻的血缘和精神联系是家乡给我的最大馈赠，让我终生报答不尽。如果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我那些以吕梁山为苍凉背景的小说，表达了人对苦难的体验，表达了苦难对人性的千般煎熬。这煎熬既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同时表达了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当苦难把人逼进极端的角落时，生命的本相让人无言以对。而我的银城系列，还是这样的追问，但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的。历史成为我这两部小说隐含的主角。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在用《旧址》做了一次表达之后，我总觉得不满，不够，远远不够。于是，就有了十年之后的《银城故事》。虽然只有十三万字，可写它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完之后，又放了几个月，又做了一次通篇的增改。我觉得《银城故事》远胜于《旧址》，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
       李锐说：《银城故事》有一种对所谓历史进程的否认，对所谓大写的历史的否认。我对无理性的历史有种深深的厌恶。对用“合理的历史目的”合理地杀人深恶痛绝。这可能是“文革”留下的遗产吧。听了太多神圣的谎言。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
       在我的小说中，有一种双向的煎熬。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双向的煎熬。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遭遇了残酷的解体和失败，为了“救中国”，无数人流血牺牲找到的那个“真理”，在“文革”当中把中国带进更深重的失败。当我们从浩劫之中挣扎出来，再一次向别人寻找“真理”的时候，却发现别人的真理也出了麻烦。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真理，所谓西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机。我们是同时从里到外地遭遇了价值否定，这个从里到外的意义失落，真是旷古未有的煎熬。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这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小说表达的困境。
       (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