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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西雅图世贸大会后，厄运似乎总是伴随着原本风光无限的“资本主义总管们”的每次聚会。每当有国际大型经济会议举行之时，伴随而来的肯定是一群群反对贸易自由及全球一体化的示威人士。因此，“资本主义的大小总管们”在摆好姿势，面对众多的“狗仔”记者，“绽放出笑容”的时候，那笑容里，总会有一丝丝的阴影飘过，那阴影来自觥筹交错的会场外那武装到了牙齿、严阵以待的警察，来自那无数示威者的愤怒的呐喊。这一幕在2001年4月20日召开的魁北克美洲国家第三次政府首脑会议上又得到了上演。
       有三十四个美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的魁北克第三次美洲国家峰会，着重讨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问题。在美国这个“当家人”的支持下，这次会议成了美洲国家的一次大聚会，美洲国家的首脑几乎都出席了这次峰会，其中包括二十一位总统和十三位政府总理，只有“异类”古巴被排斥在外。由于有了西雅图和罗马的前车之鉴，当地警察严阵以待，但这个平日安静平和的城市还是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名抗议者，他们冲破警察的封锁线，愤怒地高呼口号，像乌云一样，笼罩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午后的“快意征程”中。
       两天后，4月22日，《纽约时报》发了专栏文章，对扰乱了这次“和平的盛筵”的魁北克的抗议者们进行了谴责。站在《纽约时报》这个宏伟的讲坛上发出谴责之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先生。克鲁格曼先生是当今经济学界的超重量级人物，几欲问鼎诺贝尔奖。他在中国的名头尤其响亮，因为他早在199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文《亚洲经济的神话》，就像神一样地预言了“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他来中国参加《泡沫经济学的回归》中文版的发行仪式时，受到了明星般的宠遇。美国左派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2001年6月号的编辑部文章中，以《资本主义的明星级斗士》(APrizefighterforCapital-ism)为题，对此次争论发表了评论。
       伟大的克鲁格曼教授自认为自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者。在这篇专栏文章中，他首先称赞了魁北克街头抗议者的用心和出发点，但同时大笔一挥指出，问题是这些示威者是愚蠢的。“警戒线之外的抗议者，无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都是在好人办坏事：使贫穷者更贫穷。”他认为，如果穷国里的穷人们不能在跨国公司设在当地的工厂和公司里找到活干，他们就只能变得更穷。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不在当地雇佣童工，他们只能在街上找更糟糕的活干，许多少女最后都会堕落为妓女。这些跨国公司实际上是造福无穷，上帝保佑跨国公司!
       克鲁格曼教授精辟地指出，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明白，“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因为它们为外国公司卖力的工人工资偏低才产生贫穷的，事情的逻辑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国家贫穷不堪，才使那些即使在我们看来是很糟的工作，对于穷国中的苦命人来说，也常常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克鲁格曼教授对贫穷作了一种本质性的理解，《每月评论》杂志正是从将贫穷历史化人手反驳克鲁格曼的。《每月评论》反驳说，如果贫穷是由长期的帝国主义压迫，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殖民主义，是由于奴隶贸易和其他原因造成原有社会的全面摧毁，事情的逻辑还能是这样的吗?如果跨国工业公司和穷国的少数统治阶级相互勾结，对穷国进行永久的奴役，事情的逻辑还会是这样吗?
       用克鲁格曼教授们的理论来说，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可利用的经济剩余的再投资。农业、矿业和工业中的盈利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是，这些行业中的赢余是否会用于有益的投资，则是一个可以存疑的问题。获利者会将所得的“浮财”用来建造豪华的宫殿，过上“妻妾成群、奴仆如云”的生活，或用来发动战争。如果是这样，这些赢余不仅没有造福于人，反而会为害于人，成为“压迫人的力量”。从而，穷国永远只能成为穷国。从这一观点出发，《每月评论》杂志提出了它的观点：导致穷国积穷，以及穷国与富国之间财富差距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是穷国产生的那些经济赢余被转移到了富国。这些“慈善家”一般的跨国公司，这些工作的“赐予者”，这些环境的掠夺者，同时又是财富的偷运者，将穷国的财富“自肥”于富国，给富国的财富之山“锦上添花”。不仅如此，只要“自由市场的铁律”永在，这种财富的抽离将继续使整个世界受资本中心的奴役。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每月评论》杂志也像经济学教授一样，“用数字来说话”了。它提出了一组1998年西半球各国国际收支结余数字(见下)。这组数字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包括“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当然也不包括所谓“流氓国家”古巴。计人该组数字中的内容包括：各国的进出口额；投资的净收入，如投资利润、贷款的利息；个人之间的资金转移，如海外劳工寄回家的血汗钱；跨国公司和银行等的投资和贷款的资本国际收支。1998年西半球各国收支结余(单位：百万美元)
       1.商品货物
       —38821
       2.货运
       —11651
       3.服务(除货运之外)
       —3088
       4.投资收入
       —54294
       5.其他收入
       +957
       6.现金转移
       +17219
       总计
       —89678
       第一个数字表明，除美国、加拿大和古巴之外的美洲各国，其商品货物的进出口差额达到了380亿美元。《每月评论》杂志认为，跨国公司应该对这巨额的赤字中的很大一部分负责，因为这些庞大的跨国怪物虽然也是出口商，但它们同时又是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辅料的进口商。第二个数字表明了通过轮船、铁路或汽车将货物从国外运进或运到国外过程中支付给外国资本的费用。第三个数字“其他服务”指的是为了保证货物的运送，这些国家支付给外国资本的除运费以外的费用。第四个数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显示了“跨国公司”的受惠国是如何报答这些“施惠者”的，它们包括：外国投资者得到的分红和利润、放款给这些国家的外国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外国政府得到的利息。只有最后两个数字是正的。现金转移出现正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移民或短期“外劳”将现金汇寄到国内的家庭。总计结果是，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1998年在现金国际收支上留下了一个“大洞”——一个高达900亿美元的赤字“大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这种局面绝非今天才产生，它是长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
       实际上，美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债务负担，而且，这个压得全世界都喘不过气来的负担到今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日渐增大的趋势。但是，此赤字非彼赤字。用《每月评论》杂志的话来说，在美国这儿，赤字是一个宝贝，可以“促进财富的增长”，而在拉美那儿，则是一场灾难，使经济“走进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产生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各国的中央银行中都储存有大量的美元，以防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时之需。那些躺在金库和中央银行帐号里的美元犹如僵死之躯，产生不了任何收入。为了“救活”这些资本，各国的中央银行就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得到一点点的利息，虽然很少，但聊胜于无。这些从各个中央银行流人的资金抵消丁美国国际收支的部分赤字。另外，各国的资本家和“暴富阶层”都将美国看作是保存其财富的理想天堂。说到底，谁有美国这样足以摧毁全世界的军事实力呢?更不用说，美国这个天堂还为“钱生钱”提供了那么多的机会呢!就这样，美国的赤字被不断流入的“外资”抵消了，最不济，美国人还可以开动印钞机，多印一些“国际硬通货币”。
       拉美国家就惨了，它们不能用比索、雷阿尔或苏克雷来支付外债，它们不是“国际硬通货币”，那些出售商品，提供服务，贷出款或者不知用什么方法得到利润的人只认美元、欧元和日元。这样，那些被赤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穷国只能要么继续从外国银行贷更多的款，要么想尽办法，“进一步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结果，每年到期需支付的外债越来越多。如上面那组数字中提示的，1998年一年中，国际收支赤字中的60％是用来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外国资本的不断流人，势必大量增加这部分赤字，从而使越来越多本来可以用来发展自身经济的资金被外国资本家抽走，“这给穷国的社会稳定埋下了一个导火索”。
       但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并不这么看。克鲁格曼教授在他专栏文章的末尾写道：“第三世界国家迫切需要发展出口工业。但是，它们自己无法发展出口工业，除非这些产品是在西方人认可的条件下，由工资微薄的工人生产并销售的。”《每月评论》杂志用不无调侃的语调说，“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忠诚，这些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们双眼盲视，头脑僵化。”因为，只要资本在继续统治，穷国就算扩大了出口，也只能用来偿付那像雪球一样不断滚大的外债。他们看不到在穷国进行结构和阶级权力变革的可能，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扩大出口，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也是必要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外国资本干的坏事并不仅仅在于剥削工人，它们更是奴役整个社会的一种力量，使穷国独立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可能性丧失殆尽。
       何吉贤，学者，现居北京，发表有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