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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正在流行的现代性叙事的“普及版”，今天是以一系列叙事构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无论是回归传统“文化秩序”还是“上帝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历史理性”都一样)，经济自由主义(按照财产和产权重新恢复划定社会等级)，政治改良主义(建立由科层官僚和经济新贵族联合执政的“精英政治”)，而在历史流域，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个现代性叙事普及版最突出的部分是对所谓“英美式现代性”“普遍价值”的讴歌与“法国式现代性”的离经叛道的“错误道路”的批判——但这不是对现代性的差异性的认识，更不是什么对“区域性差异”的认识，毋宁说这是建立在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极权主义”本质的批判之上的，确切地说，它不过是当代保守政治幻觉、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的表现；或者说仅仅是把既成现实转变成某些知识分子的主观意识，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不过是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历史的注解。这种叙事提供了关于秩序、规范，关于资本、财富，关于精英贵族开明专制，普遍的现代世界历史道路这些当今最为时髦的词句，而联起来却不过是宣告：一个“私有财产”和“资本”支配的，“精英”统治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而且降临在我们头上，在它背后却是“世界大同”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性方案的破产。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当代政治无意识的历史表述。它通过把欧洲的一部分(法国)及其特定历史(大革命)边缘化和“第三世界化”的方式，通过把欧洲的这一部分“排除”出去的方式，来维护一种主流的、普遍的、共同的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批判暴力”的姿态，删除的是现代世界进程中的暴力压迫和反抗斗争，以一个勉强的“权利——契约”范式，掩盖现代性结构的权力本质。
       这种解释基本上是重复了伯克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对历史的道德化理解，并不奇怪，他把革命解释为“法国文化热病”使然，这种“文化品格”里最坏的东西据说是“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浪漫主义”和“社会平等的乌托邦”。于是，在这种解释看来，当时的法国好像只存在激进主义而不存在欧洲最保守的贵族资产阶级，只存在文化浪漫主义而不存在最终奠定了欧洲科学精神的理性精神，只存在愚昧的平等和平均主义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精英观念。但是，即使我们沿用这样的思路，从“文化”角度考察大革命氛围中的法国，不难发现，在当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声音是后者，而绝不是前者，恰恰与英国相比较，情况就更是如此。
       实际上，这样经不起稍加分析的论证，不过是通过“反过来论证”的方式，暗示一种好的、必须被“普遍化”和“普及化”的英国式的文化品格：政治保守主义、科学工程学、管理主义和贵族统治的社会。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样的一场“文化的革命”掩埋了历史的研究，悄然获得思想的垄断意义，它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反革命”，而恰恰是一种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历史的普遍主义文化大革命”及其叙事。这种观点以文化的优劣来解释那场二百年前的革命，目的却是为当代保守政治涂抹一种勉为其难的大众文化口红。
       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也并不在“革命”还是“改良”，“激进”还是“保守”，而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如何理解现实。是把现代世界历史进程描述为暴力、压迫、反抗、斗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形式的演进，还是用一种虚构的普遍性叙事勉为其难地粉饰、掩盖真实的历史，从而为现实的权力结构提供温文尔雅的合法性。这就是当代中国普遍的现代性叙事、“共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维护者，与现代史学界的“区域研究”、“赶超战略”的倡导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我看来，后者虽然没有从总体上怀疑过那个现代性方案，但是，它毕竟质疑了这个方案的普遍性，因而，它对现代进程的权力本质的理解更接近真实。
       历史学界有价值的研究就是这样逐渐被遮蔽的，就是这样最终与政治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合流的。这是一种“温柔的遮蔽”，一种文化策略性的战略性消解；历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现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发现的国家、革命、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被“文化界”的普遍主义的流行口红，温柔的小手涂抹干净了，正像“第三世界”、“亚非拉”对于普遍的现代性叙事和现代化方案不具有典型性一样，“法国道路”对欧洲的现代性传统也没有普遍性。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里不是英国模式代替了法国模式，英法对比只有隐喻的意义罢了，不是的，实际上是“权力／反抗”的真实历史进程，被“权利／契约”的闪烁其辞的解释模式所代替，实际上是：勉为其难的“文化现代性”普及版掩饰了真实历史中的暴力、压迫和斗争。这才是实质。
       现代性叙事的普及版和通俗版正是从法国大革命这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支文化口红没有那么昂贵，但是它很合二十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秩序变幻的时尚，于是它流行，从西方到东方地被不断流行和复制，但是，华勒斯坦和许多人的研究指出：这只文化口红效果不佳，对真实历史来说，它是假货，是赝品。
       我简要地介绍一点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我的归纳中还结合了福柯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著名论断，解释的重点在于，它辩证地批判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且结合它的历史，分析了现代权力统治形式的重要变化。它使现代性普及版叙事中那只屡试不爽的文化口红黯然失色。
       首先，按照这一解释，大革命绝不是背离、否定“英国式道路”的结果，而恰恰是过分仿效、追随英国式道路的结果。这部伟大戏剧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在革命前的法国，英国的一些“范例”要素引起注意与钦佩，因而促使法国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范例”要素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英国贵族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加强。毕竟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贵族身份具有极大作用的国家中，在现代延续最为长久的国家，正是英国，它是具有许多现代资本主义象征意义特征的中心地带。
       罗伯斯庇尔本人对此已经有了很好的论述：“因此，正是法国的法官、贵族、教士和富人给了革命最初的动力。只是到了后来，人民才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我们在理解“英国道路”及其对法国的影响时，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即贵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空前加强。
       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怎样加强的呢?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的。这无论在英国、在法国都一样。贵族利用特权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获利方式，新富利用金钱取得贵族身份。贵族远不是封闭的，而是“过分开放”的。政府急于加紧把以前的权益迅速转化为“财产权”，封建权力不仅得到生存，而且通过把“权力”转化为“权利”，更加繁盛。《自由宪章》没有出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词句，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如布洛赫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特权在经济方面重新发挥了效力。要找我们今天熟悉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历史原型，那么它就在这里。
       所以，“权贵私有化”、“激进私有化”，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必然发生的东西，而需要解释的只是：为什么偏偏在法国发生了一场农民捍卫“村社公田”和“公有制”的革命，结论只能是法国的“权贵私有化”和“激进私有化”程度太过分了，因而引起了社会反弹。为什么法国的私有化进程太过分了呢?这又恰恰是英国的压力，以及过分追随“英国式道路”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始终是与“专制”、“公有制”、“私有制”这三个范畴缠绕在一起的。按照某种解释的逻辑，私有制不会造成专制，因为私有制天然代表“自由”，而公有制天然代表“专制”，革命使公有制成为可能，所以革命不是反抗专制，而是专制的起源。——实际上，没有哪种逻辑比这种逻辑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了。
       私有制不会造成专制吗?在大革命时代，正是剧烈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即贵族资产阶级面向资本主义改革的土地兼并，损害了农民的“村社公田”，才使得改革转向了革命。其中受到资本主义运动损害的农民的“反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保护运动在这种转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爆发的年代离市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还很远，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时间上更远些，但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宣告，私有制的极端形式：贵族资产阶级的特权掠夺式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宣告“英国道路”不再适用，现代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在绝对私有制和贵族新富精英统治方式之外，寻找新的权力统治形式——无论这种新的统治形式怎样，它都必须能够更广泛地动员社会，或更有效地控制社会，于是无论如何权力统治都必须采取更为“合理化”的形式，甚至借助“公有制”的旗帜。
       而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也是这样。这场革命也提出了“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具有强烈“公有制”色彩的口号以及“共和制”的制度理想，如果我们说“公有制是专制的起源”，那么“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专制的起源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公有制色彩的口号，针对的是晚清贵族精英主导的，面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和“新政”，这场改革同样导致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运动，这个权贵私有化的激进改革和“新政”在中国最后一个代理人就是袁世凯，他是“权贵私有化”运动在中国的第一个突出代表，是英国式贵族精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第一个实践者，作为“开明专制”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总统，他又为当时的“英国顾问”和“英美派人士”的“英国道路”理论推向皇帝的宝座。我们毕竟不能忘记的是，袁世凯与其说反对私有制，不如说是“天下为私”、“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大胆实践者，他非常赞成“经济自由主义”，他的一系列“重商法令”是“枪杆子里面出市场”的经典，他反对的不是英国道路“君主立宪制”，只不过是民主共和制度而已。而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都宣告了“私有制”的最极端形式：权贵私有化、贵族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形式不再合法。但是，革命的确没有终止现代权力统治，而是创立了现代权力统治的新的形式，“公有制”和革命曾经是反抗专制的旗帜，在这样的旗帜下，同样也形成了新的现代权力统治形式。这种新的权力统治形式不能单纯从君主身上找，也不能单纯从“人民”身上找，只能从“权力——反抗”的夹缝里，才能看到现代权力制度的这次重要而精密的调整方式。
       具体历史中的大革命实际上是由互相缠绕的三件事构成：
       一，“第三等级”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统治代替了脆弱的君主立宪统治，标志着现代权力统治形式由君主立宪的合法统治，演变为日常行为的规范性统治。第三等级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贵族，而且特别是“懒汉、游手好闲者、戴长发涂脂粉者、放纵享乐与妓女有关系者，一切不工作者、不爱国的人”。这才是一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权力统治方式的调整。为了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把国家凝聚起来搞发展、搞赶超，君主立宪的统治方式是不够了，它需要一种规范所有人日常行为的禁欲主义的道德、一种工作的伦理，这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公民伦理”与日常规范。朱学勤先生曾经生动地把法国大革命称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但是，这里却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道德理想国”的诞生。它标志着现代权力统治方式的重要转化，后来以及今天，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那种现代工作伦理，那种现代性规范，就是通过大革命的“道德理想国”确立的。这就是所谓，法国革命推翻了王权，但奠定了最绝对的、新的王权统治形式：“人民王权”、“人民主权”。
       二，革命所造成的公共秩序的崩溃，足以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引起第一次重大的反制度(即反资本主义制度)运动——法国的“人民运动”。就运动本身来说，它当然是失败了，但这次运动也一直是后来所有反制度运动的精神基础。这倒不是因为法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恰恰因为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在英国制定的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害怕革命。因此，大革命不仅创立了国内的民主，也创造了国际的民主。当然，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大革命如何改变了现代权力统治的国内形式和国际形式，代之以国内和国际的新的现代权力体系。大革命时期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力量调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意味着贵族资产阶级主宰的“英国模式”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独立发展了另一种新模式或者区别于英国的“法国”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在英法两国之间的互相影响中产生，并先后实践了的。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世界经济体中，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回应。在这时期，英法竞争的关键在于两国都自动地作为对立面，卷入了革命之中。为什么当时贵族资产阶级开明君主立宪的方式需要调整?这是因为当时的“贵族”(与资产阶级很难区分)不但不是拒绝“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在于，他们的“开放对于保持秩序的稳固已经太过分，而对于促进该世纪的繁荣需要来说，又过于狭隘”。
       第三，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民族主义凝聚力、工作伦理日常规范、“全民动员”的监督机制和方式、“规范管理”的模式，造成了法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和外贸赢余的迅速增加。它首创了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赶超计划，凭借着这样的制度形式，这一计划在当时差一点就赶上英国，取得成功。
       这又对世界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把英国逼上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是通过战争，通过对荷兰的战争，英国夺取海洋霸权，确立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借此开始赚取大量的无形信用收益——商船队、商业佣金、海外汇款和投资方面的收益，通过这样的手段，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英国才弥补了不断膨胀的庞大贸易赤字，维持国际收支的顺差。那个世纪的“繁荣”就是这样形成的。与其说它证明了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胜利，证明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崩溃，不如说是恰恰相反。这个“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世界体系的结构调整之上的：资本金融区域、商业区域和工业生产区域在“赶超”中达到的相对平衡、互相依赖和各区域动员能力的“饱和”，这恰好是大革命造成的。
       那么，大革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一种落后地区迅速工业化的模式，一种全面动员社会的赶超模式。它还意味着第三等级代表的，类似“新教伦理”的现代社会规范的确立，正是这一点意味着现代性统治方式的重要变化。最后，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反体系”的人民运动所能够造成的体系改良。
       也就是说，除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大革命还为后来提供了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方式，我们经常会从以后的，被称为“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方式中看到它；大革命是暴烈的，但是，它提供的供人仿效的现代化方式则是相对温良的，相对公正的，权力的统治方式也相对灵巧、隐蔽。在这一点上，大革命是“成功”的。
       大革命又是失败的。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它也意味着相对温良的、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道路的失败，这是“温良资本主义”对“顽劣资本主义”的失败，它暴露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是暴力和资本的控制，在当时，就是英国拥有的海洋霸权和金融资本中心地位。在这样的世界体系里面，温良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来说走不通，这是“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普遍的现代性方案”的第一次破产，在那个“共同道路”破产和土崩瓦解的地方，站起来的是暴力和资本控制的世界体系——大革命以它的最终的失败，来说明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真理——丹东说的：“真理，残酷的真理。”
       但是，大革命并没有就此失败，因为全世界还没有真正分享大革命的成就与光荣，大革命的道路和原则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恰恰相反，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由大革命所开创的“发展主义”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也就是1945——1975年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说到大革命之伟大影响，甚至大革命之造福世界，就不能不提这个时期。
       我们要寻找法国大革命的悠远的结果和回声，就必须从二十世纪中叶的三十年去寻找。这个结果就是：边缘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的资本援助和技术推广，福利的提高，欧洲的复兴、日本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中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果——最有说服力的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全球生产的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增长。而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结果，是民族解放运动，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造成的结果，正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使此前备受屈辱的法国大革命恢复名誉，因为它把大革命奠定的现代性方案推向全球，——这才是大革命真正开花结果的黄金时代。
       我们先看看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如何落实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民主”和“国际主义”，看看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力量”就够了：1，被称为“万隆计划”，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作为行动纲领的“发展”意识形态，就是由它们提出的。2，苏联为代表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互经会”，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被称为“第三等级”原则的代表。3，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这个计划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害怕工人运动和苏联、中国；第二，世界体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这一条尤其关键，因为正是大革命发明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社会权力统治方式和发展模式，强化和扩展了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不能维持，何况中心地区还需要后继梯队来消化它的旧家当。
       也就是说，相对于英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力量”在新的世界体系里，扮演了大革命时代法国对英国的角色。当时，由于边缘地区市场的扩大，英国在推进新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国家，来吸收它那些因过时而闲置的技术。而百余年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行万隆精神的联合国在1955—1975年之间，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联合国发展计划”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谈论大革命的失败的最好时机不是二百年前，而是当下，是今天。因为二十世纪最后所发生的事件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的失败”，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失败的国内原因有很多，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迅速“买办化”，官僚从上层发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革命，这突出地表明了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那个现代性方案的失败，正如福柯所说：在大革命失败的地方，才真正暴露出大革命所奠定的那些现代性原则的权力压迫本质。大革命所提供的方案，并不是一条新的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相对于合法的权力统治(私有制)来说，大革命提供的公共惩戒、公共动员的现代权力统治方式，是一种与前者互相补充的方式，这也是两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方式。
       大革命方式的失败当然意味着“发展主义”和“赶超模式”的失败，但是，大革命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后果却更为戏剧性。因为现在是谁接过了大革命的剩余?是谁在利用大革命锻造的现代性叙事呢?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合法统治权，革命迫使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调整，而接过发展主义、自由主义的伟大叙事，就是它们所有的调整中最成功的地方；好像有了这样的叙事做保证，这些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贸就真的成为“非政府组织”、甚至已经不是组织，仅仅是“三级会议”、“人民公社”——甚至——是慈善团体。但是，不是的，它是权力，是垄断资本的权力，是还没有伪装好的压迫性权力。——而此时大革命的先驱若地下有知，睹此情境，却真不知该如何尴尬。
       当年，康德力图在启蒙精神的遗产上创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本世纪四十年代以降，联合国接过了“发展主义”的旗帜；但是，今天，在启蒙精神、现代性伟大叙事、普遍的现代化方案、发展主义破碎的地方代替它们的，不是世界共和国，不是联合国，而是一个新的“三级会议”。
       为了人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这些慈善团体，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新“三级会议”有一点切实的了解，本文公开它们的某些“政绩”可谓适逢其时。这些当今世界现代性叙事的最大代表，“新三级会议”的主要政绩如下：
       1.世界银行提出了，并将它的投资主要面向“私有化”的“结构调整方案”。这首先是医疗的私有化和教育的私有化(第一步总是产业化)，而这两项以“私人保险业”的兴隆为基础，换句话说，只要保险业赚到大钱，多少人病死，多少人失学，无关紧要。结构调整的后果是，医疗教育体系的崩溃，人口素质和寿命的下降，这是一项根本性破坏性政绩。而这就是它们的“博爱”。
       2，“结构调整”还意味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掌管全球债务的名义，迫使那些需要生产的国家还债，将它们逼人通货紧缩和停工停产的境地。目的就是打击工人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调整”、“停滞，＼“失业”是“市场”的需要吗?不是的，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而这就是它们的“平等”。
       3，国际货币基金会没有把投资引向生产领域，而是成功地引向股票投机领域，其最近的成功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谁需要汇率的不稳定和资本的无监管的自由流动呢?是生产“赢了”吗?是市场“双赢”了吗?都不是，是资本自己赢了，其余都输了。但是，这就是它们的“秩序”。
       4，破坏环境。面向大工程的投资为大私人机械制造商大开方便之门，投资公路为汽车制造商制造赚钱机会(为什么不是铁路?)最近，借将中国划人“中等收入国家”，向中国“西部开发”关上了投资大门。而这就是它们的“发展主义”。
       5，关于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首先，它代表的是哪一种“自由贸易”?世界规模上的真正自由贸易规则是在1975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这项计划包括：a，向南方工业晶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的答复是从关贸总协定中去除纺织品)；b，鉴于投资主要进入金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建议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北方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使金融投机更加容易)；c，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这是自由贸易吗?不，这是对自由贸易的全盘拒绝。
       6，结论性的问题：wTO最杰出的作为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关税，但是，贸易增加了吗?没有，因为生产从总体上停滞了。那么，生产停滞了，经济为什么繁荣了呢?但是，什么是“繁荣”，繁荣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准确而客气的说，是经济过“热了”。1975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特征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停滞和流通领域的泡沫化。资本的中心地区以下岗、失业的反生产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管理资本和债务，并将这一作为美其名曰：“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痼疾：对于“金钱”而不是“财富”的兴趣，对于“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的偏执，使世界完全“商品化”，使流通领域压倒生产领域成为资本战略的必然，如今这样的趋势达到了新的阶段，这就是流通领域的泡沫化。在生产的长期停滞背后，是股票、房地产、影视、投机性贸易的膨胀，它制造了虚假的繁荣。——而众所周知，这种“繁荣”却并不是没有边界的，萨米尔·阿明说：“五十年足够了!”——是的，也许不要五十年。实际上，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暖昧的时期。1975年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和调整适应了生产领域的停滞和流通领域泡沫化的资本的战略，这就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不结盟运动的边缘化，“七国集团”对联合国作用的代替。在经过近三十年的世界生产停滞和资本的泡沫化炒作之后，世界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战略的胜利使南北距离绝对地扩大了，更使民族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绝对地扩大了。正是生产的停滞和资本的运作和炒作无可挽回地制造了世界分裂，但是，也为种种反抗运动准备了雄厚的基础，然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由于革命的全球性失败，由于“发展主义”的失败，由于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现代性权力结构规则的破产，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反抗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摩登者说》、《锁链上的花环》等。
       参证文本：
       朱学勤谈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
       日前，学者朱学勤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认为：从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比而言，可分为英美为一对，法俄为一对，双峰对峙，二水长流。
       朱学勤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两对中的“传棒”与“接棒”，都是在战场上分别完成。1783年，英国在战场上失败，却把政治传统的接力棒传给了它的对手美国，后者把前者开辟的宪政方向推向深远，制度文明走得更远。
       无独有偶，1812年，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帝国，也是被沙俄领头的反法联盟打败的。就在沙俄军队占领巴黎期间，哥萨克骑兵席天幕地，放马香榭丽舍大街，这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则为法国革命的炫目色彩所激动，寻访让·雅克，卢梭的浪漫遗迹，下马接受被占领国政治文化的洗礼。再加上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强迫俄国脱亚人欧，实际上是脱亚人“法”。这样的俄国在战场上打败了那样的法国，实际上是打败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过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进革命传统。1812年的胜利者回国不久，果然发动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此后前仆后继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法国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法国革命的接力赛。
       最早发现英法对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维尔就发现英法两国相互在暗中偷窥，悄悄较劲，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决定此后文明的命运。我顺此思路，发现还有后来一幕，即他们的接班人都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在战败时把手里的历史大棒传给了胜利者。那么，这两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通俗地说，问题可能从人性基本假设开始。英美这边要暗淡得多，具备所谓“历史的幽暗意识”。他们至多只能想到这一步：“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需的；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他们不敢碰，更不敢设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运动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彻底改造之。他们至多只敢在制度层面用心，铺陈“繁文缛节”，以监督掌权者人性之恶。
       法俄这一边，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后都是“敢教灵魂换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间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设人间天堂的革命进程遭到阻抗，则阻力必来自最终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
       英国在革命前只有一个弱启蒙启蒙人的理性，是为了认识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无奈；美国革命之前则几乎无启蒙，1787年宪法并不是来自革命前的启蒙成果、国民性之改造，而是建立在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殊，在此基础上摸索黄仁宇所谓“在数字化上的管理”。而法国革命则不然，之前不仅有强启蒙，而且是长启蒙，启蒙是为了认识理性之无限，人性之至善。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无审美，充满妥协，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论，从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则尽可能不触发社会革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则万万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灵魂深处的命。英国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结束，所谓“宗教容忍”，在那个时代几乎是“精神自由”的同义语。美国革命则在宪法中规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彻头彻尾的政教分离，政不归咎于教，教不归结于政。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早在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
       朱学勤认为，法俄革命对中国影响颇深。他说：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始作俑者可能要数梁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有胡适，“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有糊涂之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走到这个时候，它已经离法国的大门不远了。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1992年版第7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日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
       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肖斌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