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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四月影会与天安门四五运动息息相关。难忘的1976，丙辰清明。中国人在这一年的春天表现出了非凡的情感、骨气与才华。天安门广场上绽放出了由花圈、诗联、人群组成的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这一切不可能不吸引我，不可能不打动我。从一月到四月的日子里，我一有时间就带着相机往那里跑，究竟照下了多少个胶卷我不清楚，只知道最后从中选编了约三百幅照片，配上文字序号，装裱在白卡纸上收进一个半尺厚的木盒里。照片题名叫《国丧》，为了记录这次全国人民自己为敬爱的总理举办的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隆重丧礼。
       这是我的第一套摄影作品。我实在是低估了这套作品的作用和价值，当时我控制不了它的出借和流传，《国丧》在社会上的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02
       《国丧》使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其中一些就是以后四月影会的同仁，如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拍下很多很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的照片的李晓斌，他在看到《国丧》后和我见面交谈，那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情，使我至今难忘。
       另一位当时在京东定福庄当中学教师的王殿贡，他在看到《国丧》后一夜之间以欧阳逸冰的笔名赋下了那么多和那么好的配诗，真让我刮目相看。这当是“诗兴大发”一词的一个注脚。以后，在为这套照片配诗的基础上，欧阳逸冰创作了歌剧《护花神》——听说他后来又成了某红火的古典电视连续剧的编剧。
       《北京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因《国丧》而采访了我几次，我只能跟他讲：不错，我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个艺术家，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好的摄影专家。但我不是斗士，不是四五英雄，当时与我有同样情怀的年青人何止万千。我与他们不同的，仅仅是我手里刚巧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当不错的相机，再加上一点艺术灵感，也许还该再加一点天真迟钝；我么特别的风险以至危险，那么，又从何谈起什么“英勇无畏”?
       03
       1978年，一些社会贤达单位出面，将我和另外几个年青人借调出来，编辑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而我这时已经感到有些累，对此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我实际上在编辑组几乎没有干什么(也许在酝酿着另外干点什么)，这暴露出我性格上的一些弱点。画册幸亏有吴鹏、高强、李晓斌等众哥儿们在那里盯着。约一年后终于出版问世，轰动朝野。我却在上面挂了个虚名，一想到这，就汗颜难禁。
       《人民的悼念》编辑组以及画册中一些主要作品的拍摄者，成了走动很勤的朋友，这其中起码有吴鹏、高强、罗小韵、李晓斌、任世民、王立平、王苗、李英杰、许琢、赵介轩、张炬、刘世昭、任国恩、凌飞、马建刚(马建)、黄云生、贺红宁等。作为一代热血青年，我们通过画册表达了我们的不羁和反叛。作为一伙自视甚高的业余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我们更为不满的是当年摄影界的说教、粉饰、虚假、平庸、因袭的现状。
       一个想法应运而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另起炉灶，不拜神佛，组织自己的影会，举办自己的影展，显示中国即将诞生的或说是已经诞生的新一代摄影家的存在和实力。
       04
       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谁（是不是我？）提名叫“四月影会”的了，不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不同意好几人提名的“四五影会”。这一回咱们光玩艺术行不行?别老拉扯上别的。
       展览的题目，赵介轩提出叫《自然、社会、人》，我马上同意。我想到了我在初中时常放在床头的苏俄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我很喜爱这套书，也很喜爱这个书名的节奏感。在第一回展览的前言中我将《自然、社会、人》的含义作了阐述：“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
       现在很多人想当然，顺嘴而出就是“四五影会”，似乎“四月影会”这几个字对他们来说太拗口了。而在二十年前的那一段岁月里，四月影会这几个字对我们来说就几乎是一切，为此我已忙得没工夫上班，没工夫过日子了。
       四月影会是当年北京，或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大规模民间艺术团体之一——如果不说第一个的话。
       有了“四月影会”这面大旗，下一步就该招兵买马了。
       05
       有一次，一位玩相机但不照相的朋友，说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个外号叫金大头的人，据说相照得很好，据说“份”很大，据说住建工部大院。他打听了地址后就带我去了。我们敲开了门，少东家出迎，虽然他也姓金但既不是朋友认识的金大头也不认识朋友认识的金大头……一阵尴尬。
       很明显，我们弄错了。我们忙不迭地道歉后就想开溜。少东家却很大度地将我们让进了客厅，一阵攀谈后，没想到他竟既玩相机也照相，相片拿出来后，又很是让我暗暗吃了一惊，有些作品我自叹弗如。
       之后，金大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开创四月影会的重要人物之一。很多作者送来的业余级底片，都是经他自告奋勇而制成了影调鲜明的专业级的展件。
       金大少名叫金伯宏。和金伯宏的相识是“歪打正着”一词的一个注脚。但我至今仍纳闷那另一位金大头是位什么样的高隐，我们这么闹腾竟也不见他现身显形。以后，金伯宏留洋回来成了北京“世界公园”的奠基人。在一次正做着梦的乘车途中，他被撞断了脊梁。从此，他将不可能再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是，除此之外，我却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变化，金伯宏还是金伯宏，金伯宏就是金伯宏：他依然那么精明，有效。不久前，《中国摄影报》用异常长的篇幅登载了他的回忆《我在美国学摄影》。我上次回国，他送给了我他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红旗下》；又跟我畅谈了他筹建“中国民居园”的计划和实际进展。
       06
       北影，新影，科影都有家属宿舍，座落在新街口，那里汇集着一群轻狂的演艺界子弟。听说其中一些佼佼者结了一个摄影团伙，经常聚会，展评作品，切磋技艺。我很想去探一探虚实。
       某天下午，拉了晓斌给我壮胆(这当年也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儿)，我俩摸进了新街口。屋里光线很暗，墙上挂满了照片，他们正在办一个影展；房主池小宁是个黑黝黝、脏兮兮、头发乱蓬蓬的大孩子；一个中年人埋坐在沙发里，并没有因为我们进来而起身；另外几个小伙子脸上的气氛似乎也看不出轻松和友善。我们没多说什么，在他们目光的注视下，屏住呼吸仔细地观看了这些照片：有些很有些想法和技巧，但他们毕竟岁数小，有些作品看来还是“嫩”了一些。我们心里有数了，这才将邀请他们一起办影展的来意说明。
       “等等”，埋坐在沙发里的中年教父狄源沧这时不紧不慢地发话了：“你们看了我们的片子，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片子再说吧。”
       之后，我们约了时间。
       之后，这一伙年青人来到了我家以及李晓斌家。
       之后，大家都成了四月影会第一回展的参展者。
       之后，我们越来越熟，我才知道这伙年轻人原来是如此地善良可爱和才气横溢。之后，我也才逐渐了解了狄源沧那广采博收的深厚学识，精辟不群的艺术理念，循循诱导、诲人不倦，言之有物的治学精神，从而越来越敬重他。
       新街口这一伙子弟的名字是：池小宁、张岚、吕小中、范生平、李恬、任曙林、陈凡、孙青青等。和这一伙的相识是“一场虚惊”一词的一个注脚。
       张艺谋的那部在欧美叫好又叫座、在香港却没人看的《秋菊打官司》，以及上映时弄得京城万人空巷的四十集大型演义电视剧《雍正王朝》，就是由新街口的池小宁掌机拍摄的。
       07
       参加过四月影会展览的，很多人都去过东四三条三十五号。那是影展收稿、议事的地方，也是那时我的家。这是个四进的北京大四合院，想当年住一家人时肯定齐整辉煌过，说不定是个什么王府，现在住进八十几家人，就面目全非了。
       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天井院子里。在西耳房地区有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是我的，每月房租1．9元。我的房门隔着一米多宽的走廊，几乎正对着公共女厕所的门，上厕所的老太太、小姑娘都必须从我的门口经过，所以我的门上总垂着一扇厚帘子。烦人的是这层帘子却无法挡住从对面传来的那些清晰可辨的寒寒串窜和稀里哗啦的声响。
       这种老宅子是没有暖气的，我一个人住，每天早出晚归，从不在这里吃饭。那时我的生活还没有讲究到每天要吃早饭的水平，中饭在单位食堂吃，晚饭在小饭馆或不定哪个朋友家吃，我哪里有本事和工夫伺候蜂窝煤炉子。所以冬天屋内“非一日之寒”，我经常不脱毛衣，戴着帽子睡觉。早晨心一横钻出被窝，脸盆里剩水结冰了，牙膏冻住了……
       我屋子里没有炊具没有餐具没有茶具。有很多瓷器，但没一件能用，都是为了摆架子上挂墙上看的。
       收稿的日子是在春寒料峭的二月至三月。每星期二的晚上，一张张熟面孔、生面孔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东四三条三十五号的这间西耳房，真不知当时街道居民委员会是怎么研究这个“情况”的。
       屋里经常满满腾腾地挤塞着二三十个人或更多。大家穿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各自捉对儿熙熙攘攘地谈着与影展有关无关的各类话题。照片摊在床上，我则坐在床边埋头看照片，节奏很快地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谈有关展览展件的正事，每当感觉到有人敲门时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地方站!”
       记得有一次的话语是这样的：“咦，吴鹏说他今晚来怎么还未到?”“我早到了，只是挤到现在还没有挤到你跟前!”
       08
       四月影会送展的照片，绝大多数来自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之手，很多照片的题目不痛不痒，可有可无或根本就没有题目。无法就这么一杯白开水似的端出去。我决定越俎代疱，对此进行加工：该加题目的加题目，能配诗文的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每一个字，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而这事我认为有时间，有力量，更有必要去做；而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照片作者的同意。
       这个活，一开始是我自己做，以后发现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比我更胜任。以后她又引荐了浓眉大眼的福州军区诗人叶文福。
       在我工作单位农业出版社那密不透气的暗室里，叶文福和我反复翻阅着成堆的作品，时而吟诵，时而疾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着。中午我去食堂给他打一份饭，买上一个半肉菜，算是对诗人的犒劳。就着定影药水呛人的酸味，我们边吃边干……
       现在很难想象会有人不署名，不拿钱，去为别人的作品呕心沥血地润色；也更难想象没经过本人的同意就由着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上涂抹增删。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让我有些后怕。也许，这就叫四月影会吧。
       09
       办展览得有个前言。谁来写？政要首长？社会英模？艺界名流?摄影大师?(中国有摄影大师吗?)……似乎都不合适。
       我一想到如果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先看到的是某位大人物的前言，就觉得这事实在太滑稽。如果真这样，就不叫四月影会了。
       这个前言谁也不请，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写。
       那么我们之中又由谁来写呢?环顾四周，似乎舍我其谁。
       四月影会连续三年展览的前言，都是以王志平三个字署名。我倒觉得这无名之辈的“王志平”以及那扭扭歪歪不见帖谱的“书法”，主要不是属于我的，它们本身就是四月影会的风格和组成部分，是四月影会不同于以往官办展览或其它展览的重要标志之一。
       10
       办展览总得要有个像样的场地。先是有人说西城区文化馆展厅不错。于是我们找到了在文化馆画画的江大海。江大海毕业于美院附中，当时算是个不太熟的朋友和同龄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想到江大海说：办影展借场地可以，但是我们预先要审查照片。
       我心说：大海是不是吃错药了?
       别的都好商量，审查照片没门!
       又有人介绍到中山公园，我们的原则依然是：艺术上的事我们自己负责，你们不用审查。没想到他们说：我们是园林局，不是文化局，你们挂什么我们不管，但我们要考虑经济效益。好!拍板成交，签字生效。事情走到这一步了，赔点钱算什么!
       中山公园将平时养花的兰室出租给我们，场租500元(或是800元，我记不确切了)。影展门票三分钱(0．03元!)一张，由公园派人来兰室门口卖(他们便于控制)，门票收入的一半再归公园，我们得到剩下的一半。
       如果平均每天卖不出1000张门票，我们的门票收入就不够交场租，看来我们是稳赔不赚。而中山公园是稳赚不赔的，要知道，所有专程来看影展的人都还需另外买一张更贵的公园门票人园。
       公元1979年4月7日，中国摄影史上也许不可或缺的一页掀动了：四月影会第一回《自然、社会、人》影展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兰室被挤个水泄不通!
       展览的盛况我想一定会有人津津乐道过，我不再赘言。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居然没有赔钱!记得有一天在兰室外的草地上，我大学的同学张亚利过来跟我说：“我可是买了五张票来看你们的展览的。里面人挤不动，汗味太大，看一会就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再买一张票憋一口气进去。你们真缺德，就不能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吗?”
       11
       1980年春，北海公园画舫斋，大家正在布置第二回展，手忙脚乱，昏天黑地。突然我眼前一亮：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地走过来一个干净帅气的现役军人。鲜红的帽徽领章，英武高大的身板，白里透粉的面孔好像永远带着微笑，微笑永远带着两个酒窝。而二十年前，据说我瘦得不像样子，那些日子里不用说洗澡，我一定有好几天没有好好洗脸了，反正我也从不照镜子，不知头发胡子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与这位光鲜的军人相比，我自惭形秽了。
       “请看看这些照片，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展览。”他脸上的笑容让人感到十分熟识。我在衣服后襟上狠命地蹭了蹭手，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他带来的夹子。这些黑白照片洗得像他本人一般干净帅气。我选了几张，说：“真帅。快，自己找框子，找地方挂吧。”
       这是王文澜，以后摄影界的京城大腕，银屏明星倪萍的“孩子他爸”。
       王文澜的那一笔钢笔书法也很帅，记得以后在美术馆的第三回展布展时，他和我推着一个能滑动的小几，上面摆着白卡纸和黑墨水，在刚挂好照片但还没起名字写题签的镜框前巡行。我们俩一合计，他手起笔落，唰唰唰，一张张作品帅气的题签就这么轻易而正式地诞生了。
       12
       我不是四五英雄，但有人是，比如说贺延光。初次见面，他又瘦黄，脸上结构突出，明暗交接线清楚，白眼镜上架着副浓黑的眉毛。尽管说话谦恭而诚恳，但我不会走眼：这是一条汉子。
       一个念头总在我脑子里转：他刚从大狱里出来。
       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但不是因为照片。
       他带来的作品我记得有张老干部合唱团之类的黑白剧照，照片上有一股凝重感，然而却看不出有什么才气和技巧，实话说，这片子如果是王苗、晓斌拍的，我就扔一边去了。但当时我说：行，挂吧。
       与贺延光我始终没有来得及深谈和深交，但他最后还是让我走眼了：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能将新闻照片拍得这么有角度，有力度和有深度。
       13
       王立平现在是国家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电影乐团团长……以及一大堆官衔。即使二十年前，仅靠一曲红遍全国的《太阳岛》，他也是我们这伙人中名气最大的角色。只是因为我不懂音乐，不识简谱，所以才始终对他敬畏不起来。我只把他当作一个朋友和兄长。他的事业很多，但四月影会无疑也是他心上的事业。
       他是四月影会重量级的谋士。他那精细周全，过于隐重的逻辑；款款而道、咬钉嚼铁的口才，确实为四月影会建树多多。
       好像常有人在说：王立平掺和四月影会图的是名利。我却总有些不以为然，利是不用去辩说的；名呢?大名鼎鼎的王立平还犯得着以四月影会谋名吗?相反，如果仅考虑自己的名声，我想他在风言风语前也许早就金盆洗手，一推六二五图个耳根清净了。又不是闲着没事干。，他没有避走，这正是王立平的可敬与可爱之处。
       14
       我对政治和政治人物从来很外行，无欲、无能、也无权进行什么评说。但就对四月影会而言，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些父辈曾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或曾仔细地看过我们的作品，或曾善意而中肯地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他们是胡耀邦、邓立群、王任重、何康、周巍峙、冯牧、刘迅……
       15
       画家广军在四月影会后与朋友组织了五月版画会，后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当时他带着他的弟子和女朋友之一、金发碧眼的瑞典女郎章凯莲来看我们的展览。章凯莲兴奋雀跃，两眼放光，马上找到我用汉语结结巴巴问能不能购买作品。我当时并不认为照片是可以买卖的东西，但答应以后选照片送她。
       以后我和张艺谋说了这个事，他很痛快地答应并很快原汁原味地复制了一组他的参展作品：象征意味强烈的黑白人像《难忘的年代》寄给我，并附了一封诚挚热情的信，信中大加赞扬四月影会的事业。我记得照片上和信上张艺谋三字的签名都是一笔连写的，有点怪。可惜此信这回我没有找到，而章凯莲也已不久前在北欧不幸玉殒香飘。
       这一组经大导演亲手制作并有亲笔签名的珍贵照片现在不知流落何方。
       16
       我觉得四月影会还有太多的故事没有说完，很多朋友，甚至是一些更为亲近的朋友我还没有开始去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仔细清楚的人，而二十年又是一个不短的岁月，如果上述文字有什么出入和不当之处，我愿意更正并向有关朋友致歉。
       王志平，摄影家，现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国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