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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老白：
       你好!来信收到了，在这之前曾回过一信，想来现在也已收到了吧?
       对于你信中的问题，我根本无法谈，因为我连团员都还不是哩。我也曾雄心勃勃地要申请入党，这是在严申旺的鼓励和提示之下，不敢想的我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向大队支书傻呼呼的，像小孩子对解放军叔叔说：“我要参军!”那样烂漫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当时大队党支部刚刚成立(1971年春节后)，党支部书记是刚刚调来的县下放干部，在我们以为，他有辅助新上任年青的支书的任务。我只向他说了一句：“我想入党。”付(副)支书在问了我是否是团员之后，就说明不要这样慌，先争取入团再说。天呀，我入团要入到哪辈子啊，从那以后，我的热情就减了好多，安分守己不“狂”想了。我向大队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我现在进化肥厂已经快两个月了，龙潭的团组织还不知道在哪儿。就这样化肥厂仍然还没在(有)建起党支部团组织，党组织大概有个临时的。一个人部(总)是经常会计算自己的岁数的吧。
       一个人的组织关系，在社会上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不然的话，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作用、领导作用也就无所谓了。至于组织关系是否有关个人的名利地位，我们抛去不管，根本也不应该管，不论客观存在如何。组织上的入党不可不焦急，我认为，条件不够是一回事，积极取得党组织的直接教育和监督又是一回事，世界观的改造是无尽头的，是一辈了(子)的事，难道可以先等改造好了再去申请入党吗?关起门来悄悄地自我改造，是难的，慢的，效果不高的，经常原谅自己的，会走向脱离群众斗争的。早日入党，也就早日得到组织的信任，就能够得到挑重担的机会和经受锻炼的机会，就能够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因为组织和群众已经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这样，就会较快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为革伞做出较大的贡献。我相信，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真正有共产主义事业心的人，都渴望自己早日加入组织，这可从每一个刚入党的人当时的激动心情看得出。在这方面，抱有任何自我安慰的心理都是有害的，都是放松自己，原谅自己的表现。上面这些就是我的看法。
       到厂一个多月了，我并没有感到很满意，还经常感到不痛快。由于一些人对我的打击，使我带有神经质的戒心和嫌恶感，对人的不信任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到化肥厂后，就连这七八个新女工都没有一个合得来的，今天这个不顺眼，明天那个又讨嫌，没有一个可信的，连一个说得起话的都没有，心里搞得极不舒畅，对那些厦门知青，更是抱着病态的成见。刚来还注意一下对人的态度，到后来发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绪便马上低落下来，索性不理了，任其孤僻清高、任性下去——快要到高一时的我了。后来一件小事使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太过分了!是这样偏(片)面绝对的吗?怎么像小时候那样任性起来——不，不能哪，看看这一个月造成的局面吧，孤立，自个儿孤立自个儿，给自己挖坟墓——这样来达到思想深处与世隔绝的企图。她们看我很冷，说话又很直，爱得罪人，就慢慢怕和我接近了，我从心里也不愿或不敢和她们搞得很密切。那个付(副)支书给我说的话又响起来了：“要对同志满腔热情——要满腔热情——”局面，要打开，一定要打开!像老白说得(的)那样，三个月内。当然我的基础差，来厂第一步就被动了，但不能允许再被动下去了，要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要学习，不能那样片面，绝对，静止，孤立地看问题了。想到这些，我就变得热情一些了，我感到并不是“做出来”的了，因为思想通了一些。看起来还得重点搞思想。
       这星期，我协助财会室算了整整五天的账，一厚本一厚本的，经常算得头都要快炸了，大脑整天都是紧张地工作着，这也是对自己的锻炼吧。虽然我讨厌数字，讨厌这种烦(繁)琐的事情，但也是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我知道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儿戏，而是革命的需要，于是我就以我最大的责任心把工作搞好。虽然由于过度的脑力劳动，头是涨(胀)痛的，可是我心里是愉快的，因为我没有把时间白白混过去。
       我厂出化肥可能起码要在“五一”以后了。试车就要三个月，试车还不知是否成功，化肥厂是高压、高温、易爆炸、易燃烧、易中毒的厂子，需要高度的责任感，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事故，厂子是很难办的。
       春节快到了，起码吧，要放四天假，还没有生产，生产后就三班轮了。我甚至又想入非非到南昌去了。你这个兵种也是服役三年吗?我真想你永远在南昌，三年后有探亲假，就可以到你哪(那)儿去了。
       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思想上还没有稳定，是需要人鼓励的，平时也不能没有鼓励。虽然我懂得我该怎样做，我懂得目标在哪儿，我有决心向那儿走去，但亲友的平凡简单的鼓励，能够增添我的力量和信心，使我的思想尽可能少地发生动摇。
       好了，搁笔。祝
       进步!
       X X(注：此处字迹不清)
       30／元——72苹资料提供者：金夜，诗人，现居江西。
       之二
       爸爸、妈妈：您们好!
       去年的今天，我离开您们到深圳打工，现在正好是整整一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女儿在千里之外的远方想念您们，女儿有许多真心话要告诉您们。
       首先告诉您们一个好消息：昨天，我和十几个同乡姐妹一起炒了老板的鱿鱼，集体转到另一个镇的一家外资厂工作。在深圳，跳槽本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于我们，却像“一九四九年的感觉——解放了”。
       听了这话，您们一定很惊讶。是的，女儿有事瞒着您们，而且整整瞒了一年，如果不是现在跳槽出来了，我还会一直瞒下去。事情是，我以前在家信中告诉您们的有关我打工的一切喜讯——工资一个月有八百块钱、住的四人一间的新宿舍、一天只工作八小时等等，全都是假的!
       实情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我原来打工的那间工厂，根本不能说是工厂，而应该说是一片牧场、一座猪圈。老板是牧人，我们是牲口——是牲口，不是人。爸爸妈妈都知道《包身工》的遭遇吧。
       从一开始，我们就错想了深圳，以为这里是遍地黄金的天堂，只要人一来，就可以弯腰捡金子。我们一行十五人，到深圳半个月，工作没有着落，有人熬不住，去发廊做了洗发妹，或去歌舞厅做了三陪女。我和其他人坚持着继续找工作，终于找到了这家电子厂。工资只有三百多块，但总算是个工作。我们就去了，没想到从此落入虎口。
       一进厂，老板就把我们的身份证收了，说是给办暂住证，但一年也没办下来，我们却从此失去了自由——没有身份证我们不敢出门，因为深圳经常“清理三无人员”，没身份证、暂住证和工作证就要驱逐出境，我们是什么证件也没有。而且，每人还要交五百块钱的保证金，保证不经老板允许不得辞工，否则罚没保证金。交不出可以在工资里扣，等于每个人先白白给他打工三个月。我们吃的是食堂——应该说是食槽，每餐一个汤菜，不，是莱汤，因为一大锅汤只漂着几片菜叶和几颗油星。我们住的是一间旧仓库，白天在里面要点蜡烛，晚上老板把大门一锁(防止有人偷跑)，五六十人在里面睡和拉，臭烘烘的，这不是猪圈是什么?我们每天要工作三个班，上午、下午、晚上各五个小时，一天上班十五个小时。进厂签合同时，老板说每月工资三百五，加班工资一百五，到发薪时却没有一分钱加班工资，他说三百五里面就包括了加班工资的一百五，原来我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两百块!我们明知受骗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最难以忍受的是对人的污辱，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怕有人偷电子元件，监工和老板乘机占女孩子的便宜。上班的时候，把楼道门锁上，不许上厕所，怕有人偷懒，每天上厕所成了女孩子最大的难题。牲口一样的生活，有太多的痛苦，难以一一倾诉……
       葵涌的一场大火，活活烧死了几十个打工者，却无意中解放了我们。有关部门派人来调查，勒令老板整改，我们才得以逃出虎口。现在这家工厂，虽然也辛苦，但是个自由的人的工作，我非常满意。详情再述。
       请爸爸妈妈原谅我，不是女儿有意欺骗您们，而是我实在不愿让您们担心，爸爸妈妈双双下岗，弟弟又在读书，我必须工作，攒钱接济家里，尽女儿的一份孝心。闷在心里一年的话现在终于说出来了。我心里十分畅快。祝健康!平安!
       女儿阿芳上
       1994年8月7日
       资料提供者：王芳，职员，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