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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阿根廷的举国骚乱震惊了世界，对与它国情酷似的紧邻巴西而言，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西走上了积极追求现代化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巴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巴西奇迹”，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强国。然而，在巴西经济高速发展、财富急剧增加之时，巴西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却日益凸现，由此造成了国内十分严重的贫困问题。目前，巴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以及贫困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从根本上而言与巴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关，它给巴西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后果，从而构成了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巴西所遭遇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一“现代化陷阱”，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罕见，因而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巴西所经历的这一惨痛教训，在给我们带来深切反思的同时，也为当今正在推行现代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前车之鉴”。
       举世瞩目的“巴西奇迹”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巴西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随着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150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巴西。在拼命掠夺巴西的木材、黄金和矿石的同时，葡萄牙人还大规模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从西非输入大量黑奴作为劳动力。1822年，巴西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889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自1930年代瓦加斯当政以后，巴西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行工业化，但收效不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巴西仍然是南美地区一个幅员辽阔但依旧贫困、落后的国度，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巴西历届政府走上了积极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力求以工业化来提高巴西的国际地位。巴西历届政府领导人都认识到：“工业化是变革巴西经济的惟一道路，……没有工业化，巴西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1951—1955年瓦加斯再次当政期间，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全面制定并实施“全国经济重新装备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期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7％，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8.1％。巴西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的农业国地位开始改变，并朝向“工业——农业国”迈进。1956—1960年库比契克上台以后，为了实现竞选时提出的“五年内实现五十年进步”的雄伟誓言，加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发展消费品工业为主，逐步创建生产资料部门，使工业结构走向多样化。库比契克执政期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3％，工业产值年增长10.7％，巴西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为以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代初，巴西政局经过几年的动荡之后，1964年军人干预政治并建立了军政府。此时，巴西政府采取了“高增长战略”，强调扩大出口和出口的多样化，1968—1974年间，巴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大飞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超过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速度，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巴西奇迹”。稍懂数学的人都知道，一个数量每年复合增长10％，七年就会增长一倍。因此，“用更加戏剧性的话来说，巴西在1968—1974年这七年间，把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了相等于它历史上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的累计总数”。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它使得巴西从居资本主义世界第十五位一下子上升到第八位，巴西的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并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
       在军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间，巴西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与此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成功地维持了增长的势头。1998年时，巴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5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强国。
       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昌盛，使得巴西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逐步进入普通巴西人的家庭，巴西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七、八十年代以后，小汽车在巴西的消费量逐步增加，这表明巴西人的生活质量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此外，整个巴西，尤其是其西南部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早已成为历史，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镇，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最为繁华的城市，并在世界上也负有盛名。在这些城市里，耸立着直冲云霄的高楼大厦，街道上跑着世界知名的高级轿车，还有豪华的游乐场所和迷人的海滨浴场。置身于这些城市里，你仿佛到了美国的纽约，或者是日本的东京，因为这些城市的市容市貌和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向美国看齐。为此，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丝毫不会怀疑，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发达”国家的富裕社会之中。这一点，也许就是工业化给巴西社会带来的最为直观的“奇迹”吧!
       “奇迹”之下的“两个世界”
       不难发现，巴西现代化战略的推行极为成功，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努力，巴西已经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对此，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巴西的发展和进步，使它有机会成为第一批跨越分隔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鸿沟的主要国家之一。”可以说，巴西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强盛，为巴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巴西在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70美元，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国民都能告别贫困，走向富裕，巴西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推行工业化进程中，以至于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后，由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极其不均，巴西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从而使“巴西收入分配之悬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巴西与其说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毋宁说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换言之，巴西的工业化虽然是成功的，但是少数人攫取了工业化的成果而走向暴富，而大多数人却因没有得到应有的一份而陷入贫困；如此看来，这种发展只是针对少数人而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贫困的延续乃至加剧。巴西本国一位学者不禁为此感叹道：“巴西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世界——不仅是富裕与贫困的两个世界，而且是内部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巴西成为一个“失衡的世界”，它体现在巴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贫富差距，该系数处于O-1之间，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均；按照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以0.4为“警戒线”，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可见，巴西的基尼系数从1960年就达到0.5，就超过了“警戒线”，而且总体而言，一直呈缓慢增长趋势，而同时期内，巴西经济一直在增长，尤其是1968—1974年间还出现过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充分表明，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同时在加剧，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是经济低迷时期，都是如此。近十年来巴西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601的水平上。可以发现，目前巴西的基尼系数早已在“危险状态”上下徘徊，而近十多年来巴西社会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实在是非常侥幸。不过，在不少学者看来，巴西社会已经“命悬一线”，一旦有任何外来的风吹草动，社会动荡就在所难免了。
       社会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巴西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上，而且更确切地体现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财富占有的极其不平均的基础上。巴西的“经济起飞”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然而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政府推行“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开始加剧。有材料显示，绝大多数巴西人并没有从经济“奇迹”中获得好处，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所垄断，贫富差距由此拉大。巴西全国主教会议当时的一份文件指出：“1960年，5％最富有的人的中等(平均)收入相当于50％最贫穷的人的17倍，而在1976年是33倍。”可见，巴西的“经济奇迹”使得那些坐享其成的富人和为之流汗的穷人之间的鸿沟急剧扩大。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世界银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占有国民总收入的统计清晰地反映出巴西的收入分配状况。1989年，巴西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占有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0.7％，而收入最高的10％的富豪们的收入，与全国其他90％人口所拥有的总收人大体相当。社会财富的如此集中，收入分配的如此不公，使得巴西在这方面堪称世界之首。据巴西报纸透露，巴西高级职员工资甚至超过瑞士、日本和英国同行而仅仅低于美国同行。巴西少数艺术家和运动员，年薪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其中一些足球明星的资产数以亿计，跻身于富豪之列。
       在巴西，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之间的贫富鸿沟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逾越。有材料表明，1995年，巴西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国内生产总值的17％和国内私人财富的53％；相比之下，美国的相应比例仅为8％和26％，可见巴西财富集中的程度超过美国两倍以上。鉴于巴西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对比确实令人震惊。巴西的贫富鸿沟因此同其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闻名于世。
       巨大的贫富悬殊，在巴西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那些高收入的富豪阶层，穿行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住着豪华的私人别墅，拥有各种多辆高级小轿车、游艇和私人飞机等。他们生活方式极为奢侈，一位富豪为其女儿出嫁举办的酒会甚至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令欧美的富豪们咋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数千万巴西人生活于贫困之中，他们衣衫褴褛，整天在为生计而奔波，一天到晚干着苦活，却只能维持自己的温饱，有时甚至无以为生，汽车、游艇、别墅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所有的巴西人，依据其收入的不同，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而对于巴西社会的这种极端不平等，有学者痛斥道：“在这个国家，人们经常说这里的贫富悬殊就像印度与美国毗邻，那里有一些像加利福尼亚式的那种大腹便便的阔老，也有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种瘦骨嶙峋的饿殍。”(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第157页)
       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巴西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由此而形成了极为严重的贫困问题。由于遭受欧洲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巴西的贫困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延续，独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也是如此。然而，自六、七十年代巴西实现了“经济起飞”以后，国民财富迅速增加，此时贫困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这种贫困处于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 中，贫富之间的反差非常刺目，因而巴西的贫困 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93年公布的官方资料，巴西政府承认国内有3200万贫困人口。即便按此保守的数据，巴西贫困人口的数量也极为惊人，大体相当于加拿大或者阿根廷全国总人口数。而且随着世纪之交巴西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货币的贬值，又有许多人陷入贫困之中。
       在巴西这样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之中，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其生活境遇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里约热内卢。在这座巴西最为繁华的城市里，却生活着180万贫民。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住在城市周边的低矮的贫民窟中。在距离世界上地皮最值钱的勒布隆海滩附近，有一座夹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垃圾场，这就是该市最为著名的贫民窟集中地——罗森阿。贫民们居住的小木房和鸽子笼似的小木棚在这里十分紧凑地排列着，到处是拥挤的人群，遍地都是粪便，到处堆积着破烂的垃圾，散发着难闻的刺鼻的气味。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任何排水沟。衣衫褴褛的孩子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仍然在尽情地嬉戏，而那些三三两两、蹒跚过往的面色苍白的行人脸上，分明流露出生活的艰辛和世道的沧桑。在巴西另一大城市圣保罗，也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民整天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法活下去，生存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首都巴西利亚的科克区，是贫民的聚居地。这块弹丸之地上，住着数万名穷困人口。即便如此，科克区的居民们也“好景不长”，他们没有这块土地上的居留权，小茅棚经常被市政当局强行拆除，使不少人沦为流浪汉，生活没有任何着落，许多人无所适从，从来也不知道明天靠什么来过日子。流传在巴西各贫民窟的一首民谣是他们无可奈何的生活经历的最好写照：
       我离开了土地，被逐出了家园，
       像真正的乞丐一样，我到处游荡。
       城市在扩展，魔爪伸向四方，
       我无处立足，又重新流浪。
       曾任巴西政府计划部部长、有“巴西经济奇迹之父”之称的德尔芬·内托有句名言：“把馅饼做大，分而食之。”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巴西的“馅饼”确实做大了，可由于种种原因，这块“馅饼”并没有“分而食之”，极少数人占有“馅饼”的大部分，大多数人只能吃些“粉屑”，或者只能“望饼止饿”。
       偏颇的政策因素
       在巴西经济高速发展、国民财富日益增多的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差距为什么未能逐步缩小，反而不断加大呢?换言之，巴西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何在?这是巴西本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关注巴西发展模式的学者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此，笔者试做分析：
       偏颇的经济发展战略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巴西政府决定全力推行工业化。但是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方面，巴西领导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财富要先创造，其后才能分配”。他们笃信“涓滴(TnckleDown)效应”，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必然的，尽管社会下层可能会为此蒙受苦难；但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财富的不断增加，“涓滴效应”会出现，使得收入和财富自动向社会下层流动，其苦难会逐步减轻，而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平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巴西历届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经济增长成为巴西统治者追求的惟一目标，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则完全被他们抛之脑后。事实上，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完全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公正原则，是在急功近利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一种不利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它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获益，因而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这种)发展战略远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发展战略最终会给穷人带来好处，也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
       此外，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巴西政府采取了积极扶植和干预措施，但是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领域，却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听任少数人囤积社会财富，有时甚至采取向高收入者倾斜的分配政策。曾担任过巴西军政府财政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奥·西蒙森指出：“由衰退和半衰退经济向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变时期，通常需要做出牺牲，这包括收入集中，即将收入集中在某些人或国家手中，增加企业利润，使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增加，使他们拥有消费积累。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过渡的结果，必然导致技术工和非技术工在市场上的差异，市场鼓励有技术和有管理才干的人。”可见，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和依此制定的政策决定了分配的倾向，这种带有明显偏颇的政策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自工业化推行之日起，通货膨胀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经济。巴西的通货膨胀开始于1959年，当年物价总指数上升了40％，并持续加速上升达五年之久。从“经济奇迹”期间的1960年代末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愈演愈烈。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放弃货币主义而采取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即用赤字来刺激消费，从而促进工业生产的增长。尽管这必然引发通货膨胀，但政府智囊团认为，经济发展应优先于通货膨胀而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结果，1968—1974年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达21．7％。197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历届政府为稳定经济、降低通货膨胀率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结果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经济增长的势头被遏制住了。这样，巴西政府开始面临困境：要么让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要么以阻止经济快速增长为代价，来降低通货膨胀率。权衡之下，政府选择了前者。这样，1982—1987年，巴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地步，1988年突破了四位数，达到1037．5％；1989年陡升至1782．9％；到1991年，由于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通货膨胀率才降至480．7％。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社会下层深受其害。不可否认，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工人的工资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工资的增长很快就被通货膨胀抵消了，在很多情况下，还出现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比如在1985年，工人工资收入比前一年增长30％，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28．0％，这使得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成为一句空话。
       通货膨胀使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对比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指数中，生活必需晶的上涨幅度最大，而低收入者在这方面开支的比例也恰恰最大，因此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深。比如在1987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65．9％，食品价格猛升。当时买一升饮料和两块面包就会花去一个工人“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1974—1975年对全国家庭抽样调查表明，在贫困家庭中，用于食品的开支约占收入的50％；低收入者的惟一选择就是将工资立即转换成生活必需品，因而深受其害。由此可见，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拉大了巴西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强国，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数非常庞大，如果巴西政府能够把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真正用于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以提高其生活水平，那么巴西的贫困问题不会如此严重，贫富鸿沟也不会如此之深。然而，巴西在推行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一马当先，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迟迟滞后。而且由于政府推行高积累、高投资的发展战略，因而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多。根据政府公布的报告，1996年，巴西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支出为1220亿雷亚尔(约合61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就横向比较来看，在与其同组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巴西的年人均收入位居前列，但是巴西投入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巴西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一方面，巴西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远不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制定权被富有阶层所垄断，因而这一制度在建立和具体推行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即对于富有者的政策性倾斜。
       以教育为例。巴西的教育分为三个档次——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数拆显示，巴西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无法接受基础教育，而更大的差异反映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这部分贫困人口中90％以上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几乎没有。可见，在巴西，收入越低，接受教育的档次也越低，因此“巴西的教育制度主要面向上流社会”。然而，就巴西教育投入的分配来看，1990年代一项统计表明，巴西教育经费的60％投入高等教育，这一做法，只会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富人子弟受益，而不利于低收入阶层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此，巴西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阿尼济奥·特谢拉博士评述道：“我们迄今为止在这个国家创办的教育从未面向民众。这是为我们的(统治)阶级办的教育。”除了教育以外，巴西的富人和穷人在享受其他社会福利方面也极其不平等。就医疗而言，穷人生病不得不去水平较低的公立医院和诊所，而富人则往往选择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大多受到政府的资助。失业津贴在某种程度上使穷人受益，但是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这些津贴大多流进了那些被“正规行业”(往往是那些工资收入较高的行业)解雇的工人的腰包中。而养老金的分配模式更为集中，主要被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所垄断，有统计显示20％的最富有阶层得到了养老金的三分之二。据1996年巴西一家杂志公布的材料，巴西34名参议员和107名众议员按法律规定属于“已退休人员”，他们不仅可以享受议员的高薪，而且还享受原单位1—4份养老金。平均来看，141名退休议员的月养老金为3620雷亚尔，而普通工人的月养老金平均只有126雷亚尔，仅相当于前者的三十分之一。由此看来，那些最不需要社会救助的富有者从社会政策中受益最多，而那些急需救助的贫困者所得到的还不及平均数。这反映出巴西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深刻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现代化的副产品
       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贫困现象的蔓延，作为巴西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而出现，它刑于巴西整个社会造成了持续而深远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使巴西国内消费市场总体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又使高档消费晶需求增加，这对于巴西经济的全面、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在巴西，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垄断，而社会上有几千万人的收人水平仅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无力购买其他消费晶。这种需求的减少必然导致消费市场萎缩，从而使工业的发展缺少后劲。在国际市场被欧美及日本等几个大国所垄断而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巴西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只会阻滞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当今世界，对任何一个推行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同资金、技术一样，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工业发展重要因素之一，正如马克思早年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可见，走向消费市场是生产的最终目的，而且在今天，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拥有市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以此来看，由于巴西社会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低下，使得巴西在扩大市场方面障碍重重。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巴西的私人消费的增加幅度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市场萎缩。此外，在1981年和1983年，巴西工业生产两次出现负增长，其指数分别为-5．3％与-6．8％，这与国内市场萎缩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巴西财富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他们的高消费生活刺激了对汽车、家电、通讯设备等耐用消费晶的需求。由于技术原因，巴西国内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及质量还远远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高档消费品、满足富有者的需求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开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当相当一部分资金被富有阶层用来满足其高档消费需求时，对于国内基础工业的投资必然会相应减少。而为了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巴西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巴西外债总额高达1591．3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巴西因此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巴西的工业化“奇迹”建立在负债经营的基础上，根基很不牢固，随着还债高峰期的来临，巴西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挺过难关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外债)来发展经济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外债的数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否则一旦进入还债高峰期，国民经济很可能崩溃而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2001年12月，欠下1320亿美元外债的阿根廷因为还债高峰期的来临以及经济的持续低迷等原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哄抢浪潮和政治动乱，政局动荡不安，这给情况类似的邻国巴西无疑敲响了警钟。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社会下层的贫困化，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由此引发各类犯罪现象，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许多国家的经历表明，在工业化推行之初，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普遍有着较高的社会期望值，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当工业化初步成功以及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以后，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依然处于(相对)贫困之中，一部分人口甚至走向绝对贫困，这种情况下，社会下层往往心理失衡，对富有阶层和整个社会产生对抗情绪，与真正因为维持基本生存而铤而走险相比，这种失衡和对抗心理更容易驱使社会下层走上犯罪之路。对此，美国学者杰克逊·托比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贫困(本身)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在富裕国家的相对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比在贫困国家的真正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更有可能因贫困而不满。部分原因县因为富裕的工业国家也并非无堂；财富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分配在此岸比对永恒的拯救的关注更重要。大量的宣传工具……在所有人中间激起了对奢侈豪华生活方式的欲望，所有这些都说明为什么社会经济的被剥夺，对于富裕国家的穷人比对于穷困国家的穷人具有更大的刺激性。”
       杰克逊·托比的分析在巴西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城市中，为争取就业和提高工资水平，工人的罢工连续不断。据巴西报纸统计，1989年共发生了3708起罢工，参加人次达1281万；1990年发生2029起罢工，参加人次达931．6万。在农村，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以及小农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据1989年12月10日《巴西日报》报道，在最近的25年中，巴西农村发生的暴力冲突不断，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200人，受伤人数更多，不少农场被焚毁。
       此外，由社会贫困化引发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巴西与日俱增。以巴西第三大城市洛奥里藏特市为例，1979—1984年，全市有34％的家庭遭受过抢劫或偷盗。另据1991年9月25日《这就是》周刊报道，1990年巴西有一万多人被谋杀，而1991年上半年，仅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巴伊亚州和首都巴西利亚，就有5190人被杀。巴西的社会治安之混乱，已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巴西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暴力犯罪的猖獗，对于正在推行现代化的巴西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成果的严重威胁。虽然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目前的巴西仍维持稳定局面，可一旦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或者债务危机到来，就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为巴西社会已是一个有着深刻裂痕的社会。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鸿图伟业，而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过于悬殊以及社会下层的贫困化，势必造成社会下层营养不良、健康恶化以及受教育不充分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到他们参与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人的现代化”难以实现，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以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从英格尔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现代化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促成一个国家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巴西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国民身体素质的衡量标准主要反映在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的指标上。婴儿死亡率是体现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标志之一，巴西的婴儿死亡率在拉美是较高的。此外，巴西医疗卫生状况总体上仍不尽如人意。各种传染性疾病，特别是痢疾、流感、肺炎、肺结核、麻疹和破伤风等，时常在贫困人口中蔓延。由于贫困而导致的缺医少药，使得这些疾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巴西人口死亡总数的40％左右。巴西儿童的死亡率在世界上也居于较高水平。巴西儿童不仅无法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而且因家庭贫困而导致的营养不良状况十分普遍。对此，巴西社会活动家纳尔逊·查弗斯大声疾呼：“在……医院里，饥饿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主要的疾患。伯南布哥的70％的孩子营养不良……在生命的发育时期和童年的前18个月营养不良将引起决定性的智力缺陷：60％的孩子缺乏大脑神经元，而这种损害是无法弥补的!”儿童是国家的未来，／L童健康状况的恶化降低了巴西人口的身体素质，严重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想像，一个人若不具备健康的体魄，将很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坚作用。
       现代化的参与者不仅需要健康的体魄，同时也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然而在巴西，贫困化的加剧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下层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巴西接受中等教育者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很低，至于高等教育，则几乎被上流社会所垄断，社会下层通常无法问津，这无疑影响到巴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受教育机会的不充分，导致巴西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由于巴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有限，而经济的发展又急需文化素质较高和有一技之长者，从而导致这类高级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文化素质低下、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在巴西市场上严重“过剩”。
       巴西，是否会成为又一个阿根廷?
       从巴西的经历可以知道，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两极分化是一个危险的误区，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陷入这个误区，都可能对几代人造成重大伤害，同时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发展道路。实际上，这一误区不仅仅出现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就出现过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英国在这方面的失误虽然为后来的各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但仍有不少国家不断地陷入这个误区，这并非因为它们未听说过英国的教训，而是因为它们出于各种原因置其后果于不顾，自觉或不自觉地径自又走向这个误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总想把经济先搞上去，唯经济增长数字是瞻，而社会公正似乎可以置于第二位——巴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
       然而，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巴西。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也表现得相当严重。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埃及、南非等等，虽然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但是少数人攫取了工业化成果，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少提高。同在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由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两极分化相当突出。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为什么不能缓解甚至清除贫困，反而会拉大贫富差距以及产生新的贫困呢?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每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都具有一种分配社会利益的功能，即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以及由各种文化传统所制约的方式，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按照某种固定的渠道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但如果发生了社会变革，就意味着原有的模式失去效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
       现代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原有的利益分配模式遭到破坏，社会财富的流向也发生新的变化。在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形成之前，社会财富很容易控制在一些新兴的社会集团手中，这时，如果国家不对社会财富和利益分配进行适度干预，而像巴西那样为追求经济发展而放弃社会公正，那么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就会变得特别严重，以至于最后影响甚至阻碍整个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物质产品极为充裕的现代社会，富足与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很容易引发社会危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所比喻的那样：“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崩塌……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的确，现代化带给人们一种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理想，假如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处处不平等，尤其在财富分配方面反差巨大，那么人们对现实社会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是导致现代化翻车的一个危险禁区。巴西邻国阿根廷在2001年岁末所经历的社会动乱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妨关注一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阿根廷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战后，从庇隆时代开始，阿根廷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势头迅猛，1997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8位，人均收入8570美元，位居世界第28位。作为1990年代拉美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国家，阿根廷一度成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的样板。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01—2002年的岁末年初，阿根廷国内由哄抢浪潮开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政局动荡不安，短短十五天换了五位总统，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纪录。毫无疑问，阿根廷今天所遭遇的这场危机，给当今许多与阿根廷情况相似的社会两极分化及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其中就包含当今的中国。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指出：“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考虑到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需要直接考虑到……被经济增长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很大部分的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的确，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模式，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正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不做到这一点又事关现代化成败，巴西的经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促使我们去深切反思。
       刘金源，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潮汐英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