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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我从报上剪下了一幅川端康成的照片，他嘴角下垂，眼睛看着斜上方。那种孤冷、清寂、隐隐的惊恐和戒备，我从未在别的作家那里看到过。
       川端康成从他的幼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条死亡的河流里，两岁丧父，三岁失母，七岁时外祖母病故，到了十六岁，唯一的亲人外祖父也撒手而去。我想，一个在凄凉中生活、并且总是想着自己是孤儿的人，大概脸上就会停留着这种表情吧。
       我内心的表情是否正是如此呢?
       那种隐约的惊恐，是我最熟悉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小镇上，三岁丧父，母亲常年不在家。我经历了饥饿和失学，七岁开始独自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几乎就是一块专门砸向我胸口的石头，它的冰冷、坚硬和黑暗，我很早就领教过了。
       我不信任这个世界，怀疑一切人。八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从乡下来镇上看望我，她给我买了我喜欢吃的叉烧包，但我却认为她在里面放了毒药。种种阴暗病态的念头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面对现实，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不击自碎，不战亦败。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
       我很早就开始记日记。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亲和远在别处的母亲，又像替我阻挡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们从我的笔下，返回我的心脏，成为我黑暗内心中的光芒。现实被及时地忘记，人在幻觉中变得强大。文字们一个个手执剑戟，精勇突进，有多少凶恶的仇敌，被它们一剑封喉；又有多少从未得到过的柔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经过文字，变成花瓣落回到自己的肩头。
       从日记出发，到达诗歌，又从诗歌到达小说，二十多年来，写作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不写作我会陷入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不安，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断了顿。写作则使我安静下来，重建信心，进入一种明亮的兴奋状态。写作顺利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健康，人生美好，愿意活到一百岁。就这样，写作冲淡了我的恐惧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我生命早期所看到的那样处处黑暗。
       我从版图最边远的省份来到北京。我的家乡北流县，有着古代流放犯人的关口，叫鬼门关，民谣里说的“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就是指的这个地方。我成年以前并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事实上我更不满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长中焦虑、烦躁、惊恐不安，时刻盼望着逃离故乡，到远处去。我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来到北京。
       现在我在北京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东南西北，我同样无法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北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远在我的身外。“虽信美而非吾土”，有时我会想起古代诗人王粲面对一座壮美的楼阁时的感慨。
       就这样，故乡在我离开它多年之后才最终来到我的心里，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变得更加崭新和陌生，我认识的街道已经消失，熟悉的树木不见了，大片的田野变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语也夹杂了一些普通话和广东话，这使它变得奇怪，有一次文联在一家宾馆里请吃饭，饭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话而不是本地话报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乡，一定也像一个异乡人吧。
       我住在东城一幢高层建筑的八层楼上，我女儿从五岁起就在阳台种玉米，至今已经种了几年了，因吸不到地气，又没有充足阳光，结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儿总是白欢喜一场。我想我有一半像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我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现在成为了一个靠写作生活的女人。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我逐渐平静下来，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愿意看得更多一些，自2000年的5月到9月，我一个人独自上路，四次进出北京，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我看到了无数的田野和山脉，看到了乡村的集市与学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队伍和晒在马路上的麦子。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将放弃文学的野心。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写作，就让文学像细菌一样潜伏在我的肌体里吧，让它们与我一起，与万物共生长，或者，与万物同消亡。
       我曾经如此畏惧这个世界，世界却以文学拥抱了我，我惟有感恩。
       (本文为作者在2001年9月在中日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林白，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汁液：一个人的战争》、《说吧，记忆》、《玻璃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