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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作家，我应邀参加过很多次关于文学的讨论会议。也为这样的会议准备过许多次的发言。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这些所有的讨论最终都和你自己无关，说到底，当面对着稿纸和键盘的时候，是你独自一人在面对世界和文学。这有点像是走进了书店和图书馆，你会同时看到许多好书，许多别人写的书放在书架上，而你自己要做的，是写出一本完全不同的书放到书架上去。
       就像那个大家都听说过的比喻：看到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虔诚的信徒会说这是神的意志，严谨的科学家会说这是因为地球的引力，辛苦的果农也许会担心今年的收成，而一个孩子会立刻笑着把苹果放进嘴里。谁也说不清楚，看到同样一个事件会产生出多少完全不同的结论。不仅结论不同，仔细想想，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大家到底是否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现在，我们这些坐在斯德哥尔摩宽敞舒适的房间里讨论文学的人们，和黄土高原上在寒风烈日下辛苦劳作的农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看法肯定不会相同。当我们或者机智或者深刻地在讨论“目击者文学”的时候，也许什么地方正有一枚炸弹在人群中爆炸，投放炸弹的人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肯定也不会相同。
       为此，我想讲述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三十年前，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从北京到吕梁山区一个叫作邸家河的村子插队，当过六年农民。当时我们这些下乡的学生被叫作知识青年。有一年的麦收季节，村里发生了偷盗，有人把打麦场上的麦子偷走了一袋。当时的中国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是属于集体的，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偷了生产队的麦子就是偷了集体的财产。邸家河是一个只有十六户人家的小山村，民风淳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公社的领导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亲自从十五里之外赶来破案。可是，经过一番调查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因为知识青年是外来户，都住在专门为我们盖的知青宿舍里，没有藏匿赃物的可能，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于是，无奈之中公社领导决定发动村民投票选举小偷，由全体知青来做监票人。在选举中，一些有亲戚关系的村民们把选票都投给了生产队的会计。因为他一直是这些亲戚们彻底把持村权的障碍。转眼之间，平时看似憨厚淳朴的农民们，立即把一袋小麦的丢失，变成了争夺村里领导权的斗争。那次选举所产生的复杂结果远远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意料之外。它既不是领导希望看见的阶级斗争，也不是破案需要寻找的真正窃贼，更不是民主选举本来所应承担的真正含义。那是我作为目击者所参加过的一次最为奇特的“民主选举”。我之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讲述这个小故事，无非是想强调所谓“目击者”的复杂性。可以肯定，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会讲出许多完全不同、千差万别的“真相”。一个十六户人的小山村尚且如此，我们怎么可能指望对于整个世界和历史做出“客观真实的表述”?更何况，这个真实的小故事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材料和可能性，而文学要做的绝不只是被动的客观记录。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之所以能从这千差万别的世界当中涌现出来，是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刻的体验和情感，表现了最丰富的想象。每一个不同的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内心和眼睛，在这个并不“客观”的内心世界里，有着难以尽述千姿百态的丰富，和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真实。当你走进墓地的时候，会看到一块又一块在阳光下沉默无语的石碑，那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真实的死亡，可只有忽然间看到亲人和朋友的名字，你才会热泪横流，你才会思绪万千。在那一刻，沉默的死亡忽然间变成无尽的怀念和悲伤。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内心世界的对照，那个沉默无语的世界才顿时涌出一言难尽的往事和情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内心世界的对照，那个被眼睛抚摸的世界才有了隽永的人的意味。
       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被强迫只许用一种思想想问题、看世界，只许用一种文体表达自己，甚至只许用一种腔调唱歌，用一种姿态跳舞。为此而专门制造出了所谓的“样板戏”。在那个“真实”而统一的世界里，不知扼杀、窒息了多少“不真实”的内心和情感。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机勃勃和腐朽堕落像野草一样遍地横生，这场变化的深刻和复杂，是任何一个目击者都无法完整表述的。所谓“推动历史进步”这样的大字眼，正在变成对真实生活苍白浅薄的简化，正在变成对许多残酷和黑暗的粉饰。我看到，当年被当作敌人，当作万恶之源的金钱和资本主义，如今，正在和权力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为新的宗教。我发现，人们再一次地用同样的语言说话，用同样的价值标准思想，用同样的道德行事，用同样的腔调唱歌，用同样的姿态跳舞，用同样的名牌产品打扮包装自己。惟一不同的是，现在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流行，为了能够赚大钱而制造流行。为此专门炒作出了名目繁多的流行明星来“引导”市场。为了垄断这个赚大钱的市场，中国的金钱、外国的金钱都千方百计地和权力同谋，不知有多少人情和良知被淹死在这同谋和流行的污水之中。在这个权力和金钱双重专制的世界里，制造出来的是最驯服的眼睛，是最真实也最流行的谎言。正因为 如此，留下内心和情感的真实，留下良知的证言，就成为文学最正当的理由。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作为一名写作者，我现在对任何指导写作的理论都保持怀疑。不管它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后现代”的名义。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采用克隆(C1。ne)技术制造的小母羊在英国诞生，她的名字叫多莉(Dolly)。就像那些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气机时代、电气时代、电脑时代的称呼一；样，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豪迈地宣布：人类从此进入了“克隆时代”。从此，生命可以像电脑 里的信息一样，被完全相同地复制、拷贝。但是，关于是否可以进一步克隆人的问题，也立即引发出全球性的争论和忧虑。因为克隆技术触动了人类生存的最根本的伦理基础。就像人类已经依靠自己的科学技术，灭绝了无数别的生命一样。如今又有人正在打算依靠克隆技术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存在和出生。在这争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恐惧和担忧，那就是害怕生活在一个完全被统一化的世界中，哪怕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科学统一的世界。我们已经经历和看到过，权力膨胀为专制的时候要制造单一的世界，金钱膨胀为垄断的时候也要制造单一的世界。这一次，是“科学”要制造出一个最科学的统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人决定的优劣等级将成为至高无尚的可怕“真理”。对此有科学家说“克隆是原原本本地复制基因，并不会改变群体中的基因组成。真正的原因是克隆没有经过减数分裂和性繁殖的基因重组阶段，因而不能产生新的基因组合。没有新的基因组合会使一个群体不利于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是，只要克隆不是大规模地进行，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里，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但是”的前提。可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是：我们掌握了制造轮船和飞机的技术，于是就造出了炮舰和轰炸机。我们掌握了核能技术，于是就造出了核武器。我们掌握了细菌和生物技术，于是就造出了生化武器。我们掌握了太空技术，于是就造出了间谍卫星和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是在每一次的技术革命之后，都同时伴随着更大规模的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人类几乎是从来就没有遵守过那个“但是”的前提。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的生态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成果”。我相信我的眼睛看到的科学，但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同时看到的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神话，尤其不相信被一些人掌握和垄断的科技神话。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文学每一次背叛了那个单一的世界，当文学每一次同那个单一的世界相对抗的时候，也就是杰作产生之时。正是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创造性，看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看到了最可宝贵的人的尊严。
       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如果有什么“普世的真理”，那就是永远不要用相同的眼睛看待世界，永远抗拒被“克隆”的眼睛。
       (本文为作者参加诺贝尔奖百年庆典，于2001年12月4日在瑞典文学院举办的“目击者文学”研讨会上所做的演讲)
       李锐，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