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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教育的对象是人
作者:陈思和

《天涯》 2002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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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初级教育,它的对象是人。而人在接受教育时,不是一张白纸,一无所有地进入接受教育状态。有的东西,人从一出生起就在学习,慢慢地成了人自身的东西,比如生活的知识,如何穿衣走路等;有些东西,是人所不具备的,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比如数理化知识;也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需要通过教育被唤起,这就是人文精神,也涉及到人文学科的教育。
       我常说青少年面对三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生活世界的教育需要通过家庭与社会来完成;知识世界的教育可以由一般学校来完成;而心灵世界最复杂,属于终生教育,可以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来逐渐完善。这并不是说,没有受人文教育的心灵就不完善。所谓的心灵世界的认识及其完善性,是一步步深化的,它主要是通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习与熏陶。我以自身的经验而言,十几岁时读了《牛虻》,根本读不懂其中复杂的人的感情世界,只是觉得小说里的红衣大主教蒙泰里尼是个很痛苦的人,因为他有个私生子,碍于道德不能承认,内心里充满忏悔。我记不得当时懂不懂“私生子”这个概念,但心里充满疑惑,对蒙泰里尼很同情,总觉得一个人年轻时的一个偶然爱情事件,不应该用一辈子的痛苦来惩罚。从这部小说我朦胧地懂得了人的痛苦是怎么回事,后来对于人的痛苦和忏悔问题的理解,最早就是从这部小说意识到的。青少年首先从文学来认识人的心灵世界是不错的,但随着慢慢地深化,就会涉及文史知识与哲学,进入整个人文学科。我认识弗洛伊德的学说是在大学里,当时我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印证自己的性意识过程,就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有道理的,通过他的学说我认识了自己。人文学科本来就是帮助人认识自我,由此及彼,再推向整个人性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包含两种,一种教育是坚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知识积累,积累的过程是灌输性的,这些知识本来存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以外,通过灌输把它送入人的主观世界里去,使人慢慢变得丰富起来;还有一种教育,是以人为能动的活的生命体作前提,人本身具有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用过去的说法,就是人性的因素。人性的因素与知识的因素不一样,人性是人的生命以内的东西,知识是人的生命以外的东西。当然,人不会一出生就意识到“我是人”的问题,“应该怎么做人”的问题是道德范畴的问题,我们能吃能睡还不能说是个合格的人,还必须要有一种良知来支撑自己的行动,这样一种东西是通过点点滴滴的教育来把它唤醒,因为它是被遮蔽的东西,光靠科学是不行的,光靠技术训练也是不行的,它需要文史哲的长期熏陶和教育。
       这两种教育,前者姑且称作是技术知识教育,具有工具价值;后者姑且称作为人文教育,更重于精神价值。两者从方式到形态都不一样,并非是完全和谐的。如果对人文教育也采取灌输性的方法,有时反而压抑了真正的人性的因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政治课那么多,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政治课程属于人文教育,如果不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只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那只能是这么一种后果。如果不处理好这样两种教育,可能学生最后把知识的因素都接受了,但人性的因素却越来越遮蔽了。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
       其实关于人文教育的困境,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它与所谓的全球性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整个世界潮流就是强调技术知识教育,国家对教育的要求指标充满了计量化的特征,这也可能会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但人文一方面的欠缺所造成的后果则很少有人在考虑。大家可能知道金华市一个中学生不堪教育压力残杀母亲的事件,这类事不仅仅在中国发生,外国也是有的,美国校园里那么多的暴力行为发生,本质上就是美国独尊技术知识教育,缺损人文教育的恶果。还有日本,人文教育的危机相当严重,我与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是心抱忧虑的。有一位六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直接对我说,日本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体上失败了,所以人文教育不可能没有危机。我们有些专家教授少见多怪,出几次国,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日本学校的现代设施或者文化艺术的公共设施,就以为日本的人文教育好得不得了,这种皮相的看法,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人文教育是什么。我看到过一则报道,日本几个中学生向老师借钱,老师不愿借给他们,他们居然把这个老师活埋了。我不知道这个事实与金华的那个弑母者有什么区别?灌输式的人文教育没有把人的内心中的真善美的能量唤醒,反而把这些人性的好的因素压抑住了,扼杀了,所以才使受教育者对人性的好的因素由反感到仇恨,爱变成了恨,友谊变成了残暴。人与人之间变成不平等,一部分有力量的学生就可以任意欺凌弱小学生,所谓的小霸王的现象在日本中小学里极为严重。其结果是少数男生飞扬跋扈,大部分男生都唯唯诺诺,法西斯的因素把人性真善美的因素压抑住了。日本经济高度发展了,人性力量反而薄弱,反而法西斯化。并不是说日本人都要法西斯主义,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正气抬头,知识分子人文力量强大,即使有个别政客坏种也成不了气候;只有当民族的正气抬不起头,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伤害,大多数人在权力面前都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坏种一旦窃取权力就会呼风唤雨、形成气候。而这样的人文状况,多半是与人文教育的失败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会失败?又往往与国家片面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从而忽视或者掩盖了人文的危机有关系。
       所以,民族的疯狂往往是由民族的奴性开始的,而奴性是人性压抑的后果之一,这与人文教育的不健康和整体性的失败关系密切极了。我一直想要研究这么一个课题,像德国这样具有发达人文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法西斯主义?像日本这么一个讲究礼仪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方面都蒸蒸日上的时候,会爆发文化大革命?这与经济发展、教育实践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的良知如何在日甚一日的权力运作下步步退缩,直至毁灭?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与人文教育的失败有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历史阶段里,往往要求万众一心,集中追求同一个现实的目标,比如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称霸世界等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教育上会有意无意地压制另外一些因素,当国家举出一面旗帜要大家朝一个方向跑的时候,会以一个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会遮蔽甚至失落某些暂时不需要的东西,比如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容易显现出来。它的失落不容易被注意到,等到大家集体发现就来不及了,已经无法阻止邪恶的爆发。
       我在不久前听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播过一个有意思的节目,报道了两位科学发明家,一位科学家的所有科学发明都与市场需求挂钩,认清市场、申请专利,现在已经积累了几亿财产。另一位科学家也一直在搞科学发明,但他从兴趣出发,不考虑市场的需求,虽然成果累累,却一贫如洗。我没有看到这个节目,只是听人介绍。我不想对这个节目和这两位科学家做什么评论。只是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科学家的道路,有点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技术知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前一位科学家肯定是社会的成功人士,他的所作所为会得到全社会的鼓励;后一位科学家的命运,则有点像人文学科在今天的处境。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唤起人的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一种根据兴趣爱好支配下的劳动行为,一种心灵世界的多样化,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些目标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但人性向自由的追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目标,只有人是有意识地追求自由的动物。人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创造了那么多科学成果,推动了物质文明,是为了什么?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人更自由、人性更完善么?如果站在人文的立场上看,所有的物质文明、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是追求人性自由的象征。人不可能达到永恒的自由,只能通过阶段性文明发展来证明自己是否自由。以这样一种标准来看,这两位科学家的道路正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二律背反,我们正在处心积虑地使教育市场化,努力使教育直接转换成市场成果,却看不到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培养人的人格和精神,唤起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不仅是人文教育最根本的价值所在,也是一切教育的根本立场。现在显然是人文学科不如社会应用学科,文科不如理科,理科不如工科,实用的、能够立刻转换为市场效益的学科总是得到社会各种各样的鼓励,而人文学科,如果不能直接转换为社会财富的学科,往往也作为一个摆设、一个稀有品种而保存,任其自生自灭。在这样一种教育机制转换过程中,我不禁想发问:如果缺失了人文教育行不行?也许,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这也就是说,在他眼里文科是无关紧要的。假如现在我们把大学的人文学科全部砍掉,只发展自然科学,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大概也会搞上去的。但问题是,缺少了心灵自由精神去搞自然科学和市场经济,那么,即使国为强国,民为富民,但这样的国民终究会成为怎样一种素质的国民,我是不敢预言的。德国纳粹是如何形成的?“文革”中红卫兵的野兽本能如何被煽动起来的?不都是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吗?为什么国民强大了富裕了反倒变得野蛮了?上一世纪人类最大也是最可耻的教训都记忆犹新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文精神是如何体现,如何获得的。其实,什么是人文精神真是一个难题,很难说得清楚。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不一样,在古代,可能儒家的那一套就被认为是人文精神,在今天理解就不一样。古代知识分子认为世界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那就是“道”,“道”坏了,天下就大乱了,黄宗羲、顾炎武好像都说过这样的意思。现代社会当然没有了这个“道”,但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个性充分发展的向往,对社会正义的理想,即我们通俗地称为良知的因素,大约永远不会消失的。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结构里,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人文精神都有所不同,需要我们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的专家来结合实际状况努力探索,我觉得所谓理论创新正是体现着这种精神。
       人文精神是可以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实践来逐步探索体会的。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大约是不可逆转了,我们已经走进WTO门槛里了。但是,我们的人文教育是否也必须进入西方的模式,也必须把技术精神和科学精神绝对化,而使我们本来的人文教育传统毁掉?人文教育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巨大危机,人文社会科学也面临着萎缩的结果,只要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全球性的经济体制下讨论人文学科教育,最重要,也是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西方强势话语下坚持民族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可能。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整个国际的规律和全球化的趋势,要按照国际资本主义预设的目标去培养我们的青年?还是应该按照我们国家的实际状况和经济发展需要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恕我直言,目前教育领域崇尚技术知识教育、压制人文科学教育的倾向,是危险的。
       因此,我的看法是,越是在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时代里,人文教育的地位就越是重要,没有人文教育不行,只有灌输式的压抑人性的人文教育也不行。那种以工具价值为主体的知识教育与以人格培养为目的的人文教育不是平等的,而是人文教育要高于知识教育,从根本上制约教育。这才是“教育的对象是人”的主要意义。如果问我,理想中的人文教育的位置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学和大学里,人文学科的教育都应该摆在首位,贯穿到一切学科(当然是包括理工科课程)的教育中去,只有在接受了必要的人文的美学的教育基础上,再来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应用性的知识。当然,培养一个大学生,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是很难教条地理解的,人文教育也未必就一定能培养出人文精神,但反过来理解,如果没有人文教育,就更加丧失了人文精神获得的条件,这是一个通过实际的操练慢慢培养人文精神的途径。如果少了人文教育做根本,不仅是教育的不健全,也是民族的不健全。
       陈思和,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笔走龙蛇》、《鸡鸣风雨》、《写在子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