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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把蔡元培先生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写在黑板上，看看当今的大学生们是如何看待它的。事情当然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救国”这个词让他们哑然失笑。这个词太伟大，太夸张了，学生们这样说。我也觉得如果我用蔡元培的这句话来教育当代学生，肯定失败。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太遥远了，尽管它所包含的理念——建立起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大学的“公共性”，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基石，但是这块基石早已经被取代了。这句名言如今最碍眼的地方就是“救国”两字。如果把读书和救国一分为二呢？我继续问大学生们，假如救国是大学的干路，读书是大学的支路，你们愿意选择哪一条路？当然是支路。学生们的回答是很爽快的。我告诉他们，这是周作人在1920年代用来修正蔡元培名言的想法。我当然没有暗示周作人以后是汉奸所以他当汉奸以前的话也是该否定的。如今在大学中也没有这样的兵分两路。那一条所谓的干路，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中，只是教条、摆设和糊弄学生的把戏。然后我在黑板上又写下了1990年代初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话：“天下兴亡，与我无关。”这回轮到学生们吃惊了。也不应该这样啊！这也太过分了！学生们叫嚷着。但是，我问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如果去掉了救国（我们应该从天下、社会等多种角度来理解“救国”这个词），也就是说，如果把大学和社会的联系断绝了，那这位教授为什么不能说这句话呢？这位教授一定是振振有词地论证过它的合理性的。我们可以从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规范潮流的思想中，揣摩到那教授的心理。那次潮流的核心想法之一就是要让大学的学术脱离与社会的关联。他们认为，如果学术与社会产生联系，学术就无法独立，学术的目的不在经世致用，否则学术会被歪曲。这位教授还可以说明，他的使命是学术，天下兴亡问题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学者的问题，所以与他确实没有关系。——冷漠，大学的冷漠，是从用学术规范来取代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那时刻开始的。
       又有一次，我在讲述1980年代的一位擅长写农民的作家，这位作家以所谓继承鲁迅批判国民性而著称。我让学生们说出这个作家笔下农民形象的特征。这绝对不可能难倒学生们，他们排列出：落后、愚昧、保守、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有独立人格、奴性，等等。我问学生们，当你们排出这些特征的时候，你们的参照系是什么？他们回答，是城市、西方、知识分子。这一点被说出来后，我有点吃惊和悲哀：在他们眼里，城市和农村、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是如此的等级分明啊。我继续问，当你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你们是愿意接近他们，还是远离他们。没人表示要接近他们，而有不少人举起诚实的手了，说明自己想远离他们。更多的人沉默了。大学，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我告诉学生们1990年代末一位大学教师的对当代中国各阶层的研究结论，其中对底层用的是这样的话：“底层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有社会仇恨情绪。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启发作用，所有的人都懂得基本的政治道理。这种反社会倾向和社会暴力倾向对改革威胁很大，已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损害很大，这是比较可怕的。” “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大。”这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而对底层农民的认识也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初那位作家的样子了。对他们的态度也不仅仅是远离和弃绝，而是敌意和警惕。当我念完这段话后，学生们又惊讶了。他们无法跟上学者们的步伐，他们还没有学会如此冷漠地对待生活在最贫困线上的人们。
       在丧失了与社会整体的关联之后，大学的人文性同时必然丧失，大学就根本不会有兴趣思考社会的公正与平等问题。弥漫在大学之中的向钱和权献媚的市侩气息并不是由学生带来的。当教授们把谴责的目光盯着市场主义对大学的破坏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往往是以市场的实用主义作为导向对传统学科的打击，是他们自身地位的降低，是大学似乎不再是独立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成为职业培养基地。但是，光看到学术与市场的紧张关系，在我看来绝对不能描述大学的真实状况。真实的是，没有人文追求的学术与同样没有人文追求的市场共同主宰了大学。真实的是，大学学术的体制化与大学教育的市场化在1990年代是同步进行和完成的。在这里，搞学术是得到支持的，走向市场是得到鼓励的，唯有精神却是无用的，得不到发扬光大。
       冷漠，也许是一种“自然”状况。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造物主将每个人都分离了，使得人和人之间无法体会到肉体的痛苦。不过对人类来说，文化也许能补充这个缺陷，能让人在精神上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这种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精神联系的，能使人们在灵魂上相互沟通的，应该是文化的核心力量吧。但这种力量在现在的大学里已经丧失殆尽。去年，我面对着几位来自韩国的博士们，他们向我讲述在韩国大学里，学生们如何走向底层农村，如何帮助农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真让我感叹不已。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曾是中国大学的伟大传统，而现在这个传统生根开花于异国土壤，在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当作所谓民粹主义的“病灶”了，连号称是知识分子的人也在提防着底层民众了。
       学生不会总是被大学制造的冷漠吞噬的。最近读到的《天涯》杂志2001年第四期“天涯之声网站近期热点”里登载的《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让我产生了希望，感觉到自己麻木一定是走出麻木的第一步吧，这心里话由上海的白领写出尤其有意义。 而昨天，我接待了两位大学生，他们正在干的事情是成立志愿者队伍，要为这个城市下岗工人的孩子做义务家教。
       我祈盼着他们的队伍壮大，使精神的火种还有着燃烧的可能。
       薛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词的言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