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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在读了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十年后，一个人从偏远的小城来到北京这个园子；像铁生一样看见那苍幽的古柏朱红的园门和那座被封闭的祭坛；听见满园子的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铁生说每根树下他都去过，差不多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过他车轮的印痕。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他忽地残废了双腿，一个人摇着三轮来到这个园子，一连几个小时想着关于他的死……但当我来到地坛，我看不见他留下的车痕，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他躲藏在哪片林中，躲避他母亲的寻找。那么大的一座园子，他说他车辙经过的地方就有他母亲寻找的脚印。而这一切在众多的来客的脚步中消隐了。我只能在这里想见他心中的地坛，而我看到的又与他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坛。在这里留下自己才能辨识的足痕。
       第一次到这个历代帝王祭地的园子，我有些心跳地穿过那个朱红的南门，顺着那同色的园墙，经过那宰牲亭，来到我受聘的一个文化公司；把自己简单的卧具放置在那间铺有泥色地毯的房间，一个人穿过公园草坪间的甬道、石凳和店铺。白果树的花籽落了一地，我不忍心踩上去。一切都不是作家所描写的那个荒芜的园子，地坛公园在按着人们的要求更换着它的容颜。我穿过北门，一个人在街上配制了几把钥匙，开启这个院内的小四合院的一扇扇门。
       在我离开湖北那个家时，我把那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人，然后提着旅行箱上路了。多年来我生活在那里，是写作让我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这个世界的幻想或寻找新生活的可能。生活在那里却像停滞在一团死水之中。我渴求着流动、变迁；离开了它，迎接生活赐给我的一把把崭新的钥匙。
       我又来到一个集体之中。几十个人居住在这里，操着不同的口音带着不同的长相和故事，从不同的省份来到这里，隐身在各自的办公室。我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公司的一个人员分布图上。公司像一部大型的机器在运行，我成了它中间的一个有用的环节；像它的一个螺钉，我每日编稿，校对，过着每天拧螺钉的生活。中午的工作餐吃得特好，五菜一汤。从长沙来的一个下岗职工很珍惜他来之不易的工作，每日更新着菜谱，让我们乐呵呵地吃喝。他的表现让他的工资又长了许多。我必须中午或晚上出门去，在公园里走动来消食；编辑部的老陈每日都得跑步，他保养得红光满面，在办公室里为一个汉字的读音与同事们争得更是满面朱红，就像公园围墙的颜色。我伏在自己茶色的办公桌上，稿子一点儿看不进去，一个人在那里沉默着，听着公园内隐隐传来的人们练功的吆喝声和那更远的市声；或一个人站在门前，在更换茶水的空隙，呆看着园内的泡桐树落下它们的叶子，打在屋顶或汽车车篷顶端和地面的砖石上。
       那个穿青布工作服的清洁工在我们办公的空隙一个人在院中打扫。每天他用大扫帚将那些泡桐树的喇叭花收走。他看上去已有些老态，但在我为他递上一根烟时看见他的有着汗渍的红光的脸，其实他年纪不大。他已有三个孩子，大的姑娘已出嫁。小的上高中了。从山东到北京做工已两年多了。我问他的妻子，他说在家种地。一年他只回去一次，我问：你的妻子来看你么，他把头摆摆。来回的路费就要花去他几月的工资，那就等于说他几个月白干。想到自己来到北京还没有两月就那么想妻儿，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我很同情地看着他。很多时候他穿过公园，经过那些石凳上抱搂着亲吻的男女，我看着他穿着青布工作服背着清洁桶一个人在地坛公园内消失。这时候太阳把它美丽的光斑撒在绿树下的草坪中，金子一样闪闪发亮。
       一次夜里从街上回来，过西门然后绕过那片柏树，我听见一个人在哭泣。第二天我看到发行室的小张红肿的眼睑。听说小张三十多了还单身一人。她总是用笑脸迎接她的同事。但我看见她的眼睑红了。我听见她把哭声留在了空寂的公园内……
       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这个院子。很少有人谈论自己的痛苦。在这个年月谁会去留心一个人的苦处。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都忍受自己的生活。当你脱离了那纠缠你的东西，另外的一些陌生的难处却又来折磨你，你学习着摆脱它们。人的一生在哪里都在忍受生活，或反抗生活的压迫。
       我和几个同事合住在一起。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屋子，我占据它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个空间在受到挤压。每晚我都听到同室鼾声。人无法睡眠。下班了我想在室内记点日记。这时候老陈总是钻进来看我在做什么。我不自然地把本子合上。我来到编辑部办公室内。老陈不久也会到来，拿什么东西或上一会儿卫生间(其实院内有的是卫生间)。上班了，我们在一起看稿聊天，有时候稿子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我害怕见到汉字。一个爱汉字痴迷的人，怎么对它充满了厌倦。我看到那些我编辑的书，一点感觉也没有。总是想着自己的事，觉得这样把时间耗费真是可惜。以前到书店去看见五颜六色的书脊，人心中升起一个冲动，生出一种肃穆的感觉，而现在这种感觉全消失了。我们把书当成了一种纯粹的商品。我成了一个制作它们的人。一切都可复制，书中的灵韵或气息给消散了。为了进入市场，为了成为畅销书头版头条；我们在编辑之中玩弄一些花样，把广告语写得乖巧诱人。我们泡在图书馆里，把那些老报纸翻找出来，把许多本书翻出来，摘抄，组合，让它们重新穿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时装，去换取进入生活大门更多的入场券。我来北京干什么的?为了写作的梦想?而写作又退得那么远，那么不可能。我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写作它像故乡一样变得遥远，让你无法回去；就像这个地坛公园已失去了它的原貌，一切都在更改，我们现在很难看见一块泥地。人工的东西把这个昔日的祭地场所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各种各样的商品展销会在这里挂起它们的彩旗，把这个古老的园子装扮得日益现代时髦。
       早上的地坛公园真是热闹。到处是各种各样锻炼的人。或踢脚划掌，或闭目在阳光中养神，或打坐参禅像寺庙的和尚；或在音乐声中练着功夫。有一天我发现一群人用自制的大毛笔醮着水在路面上写字，一个长者一口气在地上写下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叫练什么功，人们叫不出一个名堂。我看见他们写的字让路人踩在脚下，隔不了一刻钟就在阳光中看不清了，第二天又有一批长者们来写，担着自制的大水笔，据说这写字的方式让人集中神思，忘掉所有的一切；浸在那个公园的爽气之中……
       当我跑动在这些锻炼的人们中间时，觉得自己过着别人的生活。院子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在我把头隐在那让我无法沉浸其中的文字时，在办公室里听到练功夫的人们长长的吆喝声，在公园上空回荡，侵入我们沉寂的编辑部内。
       写作是什么，我一个人在公园内走动，心想自己距写作越来越远。写作，就是我的家园，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安宁。但是故乡越来越远，自己无法回返。面临各种压力的写作在改变着它的原素。人们在它的身上加诸了额外的重负；它不再是真正的创作，而是一种操作。人越来越变得那么修饰，那么文明。写
       作与人的生命隔得那么远，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在往前走的路上已忘了回返家团的路。我们挣了钱，发富了，我们就回不到写作，这就像肉包子打野狗，一去永不回；你可能生活得很滋润，像我现在在公园内通过走动来消食，但你分明感到自己在流浪。我想回到写作中去但困难重重。我在这个美丽的充满死亡气息的院子里走动，我觉得写作的故乡是那样的遥远。
       1999年4月6日夜晚是一个让我难忘的晚上，同事们都外出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读美国保罗·福塞尔教授的《格调》。它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关于美国社会的等级。他把国家的等级分成九等。他从看不见的顶层写到看不见的底层，他强调一个人是否有品味并非他的社会地位和阶层的高低，而是说他是否有品味或格调。而这些又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家里的摆设，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可以看出来。他提到在那九个阶层之外有一群未曾命名的群类：另类人或x类，这群人大都是“自我培养的人”，他们当中有演员、音乐人、艺术家、有较高天赋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大都是自由职业者。是一群没钱的贵族。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热爱读书，把读书当作人生体验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十分地敬业，工作没完决不放手。他们爱穿牛仔，自己给自己制定规章制度。他们摆脱社会习俗的束缚。他们来了去了全凭他自由的个人意志。当权者看到他们的价值，想方设法网罗他们，利用他们，但他们不断地从网里溜出来，跑掉了。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走动，看见满天的星光，这是我很久后读到让我眼睛发亮的文字，我又获得了对生命的真确感，再一次看清自己所要的。我决定离开这个群体。
       我把那几片钥匙交给了老陈。一个人离开那个院门。想到我开始来到这个陌生的院子，觉得自己要死死地抓住它。把在这里生活看得十分的重要。但在我出走的那一刻，我从哪里来的那股勇气。觉得无所谓了，对所得的一切都不大在意。坐在出租车上，我听到圆舞曲《在波浪上>。多么好的曲子，在波浪上。一片浮动的土地；你在得到的时候就是你在不断地失去，你漂着，没有什么是你长久拥有的，但你在不断地接纳涌向你的一切；你停留在一处，你将失去更多，所以你流动，在波浪上漂泊……
       现在我手中空空，没有了一把钥匙，但它们会不断地到来，等待我去开启命运中的那一扇扇门。生命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一个人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但他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他一直寻找他所要的，选择自己所要的生活。一个人一生就在不断地选择，在选择中过完自己的一生。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一个自然的规则无法阻止，每个人都朝着命定的方向走去。
       在我从那个院子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像那练功夫的人们一样大吼了几声。我仔细看了看四周，没有一个留心我的吼叫，谁会关心你的存在?你一个人来一个人离去。但作为一个个体我感觉到生命中解放的轻快。那天，我看见自己的吆喝声在地坛的上空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我一个人在它的下面渐走渐远。
       柳宗宣，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鹿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