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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庐巍峨
       到庐山的人，大概没有不去花径走走的。去到花径后，大多都会在有着“花径”二字的门前照相留影。大门两侧的刻联“花开山寺，咏留诗人”确也意味深长。门外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尤其黄昏时分，车少人稀，一边有湖，一边是山。倘有风过，山呼水应，不经意间，会觉得不是人间。庐山这个地方，细细地品味，真有无数妙不可言的味道。
       会看风景的人常常比旁的人多一份心眼。他们总会注意到，在花径大门马路的斜对过，有一幢高大巍峨的房子。要说这房子本身并不算高，可它座落的地势却使得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不得不采用仰视。往往人们习以为常地会以为这是山上一处重要的机关，然后想当然地对它望而却步——谁都知道，机关是不得凡人入内的。但有一天，我在朋友引领下，终于踏上了这个台阶，也终于看清了这个房子。于是方知，这里只是一处别墅，像山上其它别墅一样，它曾经也是私人所有。
       可是它与别的那些平易近人的别墅相比，显得多么霸气，多么傲慢，多么特立独行。就连它的名字也叫得不同凡响：吴庐。不是一个优越感极好，喜欢拉开架式摆谱的人，谁会这么个叫法?
       这个房主的名字叫吴鼎昌。
       在我们了解这幢别墅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先认识一下他的主人。
       1884年，吴鼎昌出生在四川的华阳县，但他并非就是四川人，他的祖籍乃江苏吴兴。只是他的父亲吴赞廷长期在四川做官，老了过后，便索性不回老家，跑到成都置田买房，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吴鼎昌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是毫无疑问的。吴鼎昌少年时代便成为华阳县的秀才，以后又到成都读书。在成都获得四川官费，远渡日本留学。同许多早期投身革命的人一样，他在日本期间，成为同盟会成员。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当别人都一腔热血地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关起门来在家练习写小楷，想要回国参加考洋翰林。果然他回国应试后，居然高中。此后，他便进入金融界。在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辗转交替中，吴鼎昌渐渐地升迁。传说，吴鼎昌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想做官。他是一个条陈专家，从清末到民初，他不断地给大官上条陈，出主意。上得多了，终于得到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赏识。梁士诒将他推荐给袁世凯。可恶的是袁世凯这个人选人要相面。他在相吴鼎昌时觉得此人“背后见腮”，认为不宜重用，结果只给了吴鼎昌一个农商次长的官。吴鼎昌嫌此官太小，气得懒得一去。
       后来在段祺瑞的时代，因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的任命，他做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几乎可以说正是这个职位奠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接下去他又做了段祺瑞手下的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在这期间，他终于发了大财。吴鼎昌选择金融业自是觉得自己有此方面的特长。据说吴鼎昌特别会算计，因此他尤其会赌博。靠了他的赌博本领，他跟许多要人拉上了关系。甚至靠了他的赌技，他赢了不少钱。他在北戴河的一幢别墅就是他打牌赢到手的。这个赌注也真够大的。
       旧时官员，自小读诗书长大，不管后来从事了什么职业，或多或少都还会有一些文人酸气，吴鼎昌也是一个。他喜欢舞文弄墨，因而他常常以“前溪”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许多都是谈经济的，因而博得“经济专家”的称号。
       发了财的吴鼎昌曾经跟朋友说，他这辈子想要办三件事。第一是开一家报馆。他认为一般的报馆因为资本不足，只能滥拉政治关系，靠此拿津贴。结果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计划拿出五万元来开报馆，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准备赔光。他只要请一个总经理，一个总编辑，准备好他们两人三年的工资，让他们一心办报，这样，报纸就不会因为政局不稳而关门。第二，他想要办一个储蓄会，用以抵制外国人办的储蓄会。第三，他想要开设一个国际大旅行社，免得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只知道住洋饭店。
       结果，这三件事他都办到了。他投资五万元钱买下了《大公报》，使得当时几乎垮掉的《大公报》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在中国新闻界举足轻重。他发起由当时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创办“四行储蓄会”。这个“四行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的时候达一亿元钱，活生生地把外国入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挤垮掉了。他的这个四行储蓄会投资建立了上海国际饭店。这个国际饭店曾经给中国人带去多少自豪和荣耀。很多人都有愿望在一生之中做几件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很多人的愿望永远只是愿望，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吴鼎昌却是这很少的人中的一个。他想办的这三件事都不是小事情，可是他竟然做得如此漂亮。可见吴鼎昌这个人真不是凡夫俗子。
       吴鼎昌盘购下《大公报》后，请他在日本留学的两个同学胡政之和张季鸾出山。吴鼎昌任社长，不支薪金；胡政之做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做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两人每月三百块钱薪水。三人约定，专心办报，三年之内不兼他职，不得担任有任何俸给的公职。发表文章，观点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如三人观点各不相同时，服从总编辑张季鸾的意见。这是一个有章有法的开端。从此，靠了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笔力，他们这三驾马车将《大公报》拉上了它的阳关大道。
       《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续刊。发刊的第一期，张季鸾即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关于《本社同人之志趣》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大公报》从今以后，提倡“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第一不党，是说他们的报纸与中国各党派系无任何瓜葛，纯以公民地位发表见解；第二不卖，他们认识到“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因此，他们不接受任何政治性金钱补助，也不接受任何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总之，报纸的言论“断不为金钱所左右”；第三不私，报纸不为私用，而是面向全国开放，成为公众喉舌；第四“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后来的《大公报》是否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很难说，可是这四条立场的提出，却不能不让人对《大公报》刮目相看。张季鸾所陈述的观点，自然也是老板吴鼎昌的观点。
       作为传媒的《大公报》，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至深至远的。但《大公报》成为了吴鼎昌通往高官的跳板，恐怕吴鼎昌自己事先也没有想到。隔着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吴鼎昌所作所为，其实可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会为自己报纸抓新闻点的人。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吴鼎昌聪明绝顶，他知道什么时候搞政治投机最合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作为“闻人”的吴鼎昌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内战”的话题进行了“炒作”。他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亲自起草了同盟的十条章程。他们发表通电，署名者大多为上海“闻人”以及工商巨子。他四处发表演说，并将演说稿在报上发表。蒋介石正因“不抵抗政策”面临着来自全国民众的压力，《大公报》以及吴鼎昌的炒作，客观上给了他很大的支
       持。老蒋一方面请于佑任发电报给张季鸾，让他们“缓抗”。一方面也需要有报纸作些许抗日的点缀，《大公报》正好扮演了老蒋所需要的这种角色。
       1932年的夏天，蒋介石约吴鼎昌上庐山面谈。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星期。面对如此良机，吴鼎昌自然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蒋介石对他大为赏识。便是这一年，吴鼎昌算是一只脚踏入了老蒋的门槛。接下来不久，吴鼎昌便组织了一个“赴日经济考察团”，团员有三十多人，都是金融工商界人士，吴鼎昌是团长。此时的他，已俨然金融工商界领袖的一副做派了。从日本一回来，吴鼎昌便坐上了南京政府实业部长这把交椅，从此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可谓登堂入室。作为“闻人”的吴鼎昌自此后便成为了一个官人。
       吴鼎昌的个人奋斗到此也就告一段落。当官的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官场上无非是勾心斗角，你降我升之类，复杂得不得了，却毫无乐趣。但有一件事说起来也还有些意思，说吴鼎昌是一个点子很多的人大概一点也不错。1945年，吴鼎昌调到重庆，给蒋介石当文官长。抗战胜利了，对于蒋介石来说，去摘取胜利果实和继续消灭共产党这两件大事都是他想要做的。可做这两件事都需要时间。这时吴鼎昌替蒋介石出主意了。他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家大计。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不愿意谈和平；如果毛泽东去了，那么蒋介石也可以趁着国共谈判的时间抢先受降，并调兵遣将，准备打共产党。蒋介石以为这是个好计，于是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毛泽东发电报。他们都以为毛泽东根本就不敢到重庆来，所以电报虽然发得很多，可半点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哪晓得，毛泽东竟一飞机到了重庆，一时间弄得他们措手不及。吴鼎昌的这个计策虽然没给国民党带去什么好处，却使得历史多了一段好看的、能让人回味许久的回合。
       1948年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只是他这个官做的时间太短，连一年都不到。1949年，蒋介石“引退”，他亦辞去了官职，到香港做了一个寓公。在去香港前，他把所有的“动产”都换成黄金美钞，准备舒舒服服地度过以后的日子。可惜的是，他在香港还没来得及认清街路，便一病而逝。他死于1950年的夏天。这一年，他66岁。他带到香港的钱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花完了。
       另外，他还背着一顶帽子：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新华社电讯公布出的四十三名战争罪犯中的一个，他的排名在第十七位。
       庐山的吴庐修建于哪一年，我手边找不到确切的资料来认定。有一说是在1929年。1929年的吴鼎昌正做着银行老板和《大公报》社长。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他盖这样一栋豪宅完全有可能。
       二十年代末，山上的传教士因中国时局的动乱，纷然变卖自己的房产。许多中国的商人或是官人都是在这个时候买下了洋人的二手房。但吴鼎昌却没有走同样的路。他非但不去买洋人的房子，甚至连自己盖的房子也不愿意同他们搅在一起。他远离了东谷和西谷，而那二谷正是别墅的密集区。他把自己的房址选择在推车岭的脊背上。在这个地方盖房子，有一点离群索居的意味，可是它却是与山上的最著名的风景点花径和仙人洞遥遥相望。
       吴庐坐落在海拔1090米的高处。它之所以显得高大正因为它建造在山脊上。有钱人盖豪宅与普通人盖家居住房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吴庐无论如何都不给人以家居的味道，而更让人觉得它是用来进行社交或是接待客人所用的。或许正是因为主人的用意不同，因而它与满山家居式的别墅风格大相径庭。进到吴庐，你至少要上颇为高陡的台阶。这台阶是山本身的高陡而造成的。当然，吴鼎昌不会就这么走进自己的别墅，他自是会坐小车的，小车有自己的车道。小车的道路要绕上一绕，方上得山脊。
       吴庐将近七百个平米。主体呈正方形。它的门廊深、宽、高均有三米，前面站着两个大石柱，看上去很是威严，仿佛一个人板着国字面孔又端着一副大架子。不过，有钱人可能就喜欢这么一种味道，他们以为摆谱就得这样，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在别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分别建成八角形古堡的式样。在这里眺望风光，简直是再好不过了。东南角，可望见花径中的繁花似锦，绿荫如盖；而西北角，则可尽收锦绣谷无限风光。远处险峻的山崖，山崖下幽深的峡谷，峡谷中漂泊的云雾，都在这古堡中尽收眼底。站到了这里，你真不能不为吴鼎昌找到这么个好地方盖屋建房而击节赞叹。美庐与之相比，也不能不甘拜下风。美庐虽然精巧秀丽，但却都是人工所为，而吴庐的风景却是天然自成。推开窗子瞥上一眼，景色便一望无边。而且是那样大气磅礴，那样飞舞灵动，那样浑然一体。四时不同，晨昏不同，阴晴不同，景色便也全然不同。大自然的变幻莫测，风云激荡，住在吴庐，便更能真切地感受得到。
       吴庐现在的地址是大林路742号。我去看吴庐的那天，天气晴好。站在马路边仰望吴庐，那种巍峨，竟能使我心里感到一种压迫。你觉得选择这样一个山脊盖别墅，的的确确需要一种气派一种见识和一种野心。
       (有关吴鼎昌的资料，本文参考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七册第25辑王芸生、曹谷冰所著《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特此感谢。)
       熊家豪宅
       其实在庐山上，气派最大、最显得身份尊贵的别墅并非宋美龄的美庐。这幢在我眼里最摆阔的别墅其实距美庐不算太远。想来蒋介石还有些雅量，至少允许一幢比他的别墅还要高大宏伟还要引人注目的别墅呆在他的眼皮底下。不过，这别墅虽然是高大于美庐，却没有美庐的典雅和幽静，更没有美庐那种令人一唱三叹的韵味。相对于美庐，它处处摆就的派头，就仿佛一个刚发财的人，扬眉吐气立在青山绿荫之下。
       这幢房子的主人叫熊式辉，他住在这里时的身份是江西省主席。比起老蒋，他的官当然不算大，可比起很多人，他的官也就不小了。更何况庐山在江西辖内，他是地方官的老大，得以住如此豪宅，也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
       不是江西本土的人，或是不知国民党历史的人，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熊式辉。和汪精卫陈诚他们比，他当然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所以，我寻找他的资料竟是令我自己意想不到的艰难。至少在网上，这三个字被提到的次数甚至比李德立都要少，这多少给人怪怪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熟悉他的人至少比李德立应该多一些才是。
       1893年，在江西安义县万家埠一个叫鸭嘴垅的村子里，熊式辉出生了。他的父亲叫熊仰之。我原先看到这个名字时，总以为是一个大学者或是著名乡绅什么的。这回细看资料，才知道熊仰之只是清政府江西巡抚衙门的收发人员。所以，熊式辉的出身是十分寒微的。
       仿佛越是寒微人家的子弟，越知道读书于自己的意义。七岁进入私塾读书的熊式辉聪明过人，书读得极好，尤其书法，稍下功夫，便练就一手柳公权兼颜鲁公的字体。十岁的时候，收
       发员熊仰之望子成龙，将他带到省城南昌求学，从小学到中学，熊式辉都是在南昌度过的。相对于鸭嘴垅这个小村庄，省城自是一个开放的富有新潮意识的地方，像许多学子一样，熊式辉接收了新的知识，他主张维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也是慷慨激昂。在这种激情之下，弃文从武，几乎是当时热血青年的一股潮流。熊式辉先进了设在江西的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南京的陆军中学。在这里，他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军官学校。他的军旅之路看来走得颇是顺畅。1916年，熊式辉的江西老乡李烈钧在云南与蔡锷等人一起再一次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受李将军之召，熊式辉来到了昆明。但是这次讨袁的大军北上走到一半，袁世凯便一命呜呼了，讨袁之战也就只能结束，多少给人一些不过瘾的感觉。熊式辉并没有在这场讨袁大战中出类拔萃。
       1921年，广东军政府要保送三名青年军官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已是保定军官学校的肄业生熊式辉被选中。他东渡日本，求学三年，1924年学成回国，仕途之路便从此开始。
       熊式辉是与冯玉祥绝然不同的一种军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富有心计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细心过人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绝对服从上司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把马屁拍到家了的人。我猜测与他相处的入，尤其是他的上司，定会觉得有他呆在身边是十分舒服的。
       有一件事很有趣。1931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正在上海的熊式辉得到命令后，即乘飞机前往南昌，不料飞机中途失事，熊式辉从空中摔了下来，又不料他这个人命大福大，在他接近地面的时候突然被树枝挂住，经过这一缓冲再摔下来时，他只摔坏了踝骨。尽管熊式辉从此有点跛脚，被人称为“熊拐子”，可是在一场飞机失事中，只有这么一点伤痛，真不能不说是万幸。
       跛了脚的熊式辉回到家乡江西，真有一番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大贡献的决心。他上任演说时说：“今日之江西，危机四伏，决不是空洞的学问和道德所能救得起来的。”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振兴江西，包括请专家主事，选用人才等等。他的所做所为，对江西人民有没有大用，大约只有江西人自己才知道。只是，他在主政江西时的另一些做法，突然就让我觉得十分眼熟起来。他曾作诗一首，诗曰：“能行不问易和难，两手凭人做出看，持危自有回天力，三字心得汗血拼。”大概诗中有方言，读起来令人觉得别别扭扭的，但所有的公务员都得将他的这首诗当作座右铭。他还写了一首歌词，词意与他的诗意大同小异，他请来音乐家谱上曲，通令全省教唱。他将南昌的德胜路改名为中正路，将修建好的赣江大桥命名为“中正大桥”，他办了一所大学取名“中正大学”，建了一礼堂为“中正堂”，开了一家医学院为“中正医学院”。——写到这里，我突然就觉得行武出身的熊式辉仿佛比一些政客还要政客。难怪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熊式辉特别青睐——至少，他的马屁拍得令老蒋特别惬意。
       熊式辉善拍老蒋的马屁，在江西是颇有名气的。因此，江西人把他称作为江西的“头号茶房”，意即第一号专为老蒋烧茶端水的服务员，得到这个名号可真没什么面子。
       有一次，熊式辉到百花洲晋见老蒋，这是蒋介石来南昌最喜欢住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尽兴观赏东湖的风光。他与老蒋闲聊并在走廊上散步，突然他发现老蒋在散步时，时用手帕掩鼻。聪明的熊式辉当时未动声色，但他已然意识到是湖水散发的臭气影响着老蒋的感觉。于是，他回到政府，立马找来建设厅长，约了他一起到百花洲四下里巡视。面对面地要求建设厅长马上整治湖水，重修湖岸，清除臭气。在这种情景下，建设厅长哪能不迅疾地办理?很快，南昌东湖便调整了流水管道，用红色的石头筑砌了全部堤岸，沿岸植以绿树环绕。洁净而明丽的岸上风光与清亮而宁静的东湖水波互为映照，形成一体。景色令所有来人眼睛一亮。当老蒋再来南昌时，依然住在百花洲，发现眼前景色大变，而臭气全无，真是快意无限，一道命令传下，给予嘉奖。马屁拍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到家了。
       只是民间对下级拍上级马屁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南昌有人给熊式辉写了一个对子，上联为：“半世姻缘兼两顾”，两顾是指顾毓筠和顾竹筠两姐妹。熊式辉原配夫人是顾毓筠，她去世后，熊式辉又娶了她的妹妹顾竹筠。顾竹筠是留日学生，一说她曾拜宋美龄为干娘，另一说她和宋美龄曾拜为干姐妹。从年龄上看，后者似乎更确。下联为：“一生事业在三湖。”三湖指的是南昌的东湖、南湖和北湖。民间认为熊式辉之所以讨得蒋介石的喜欢，乃是他整治了这三个湖的缘故。
       阅读熊式辉的资料，有时候觉得熊式辉这个人的一些做法颇有点搞笑。或许他是认真的，可让我们这些旁人看了总有点忍俊不禁。
       有一回，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要到南昌来视察。熊式辉闻讯后，派了一批官员到九江迎接，他特别指示一个亲信，注意林森穿什么衣服，然后立即汇报。林森一到九江码头，亲信便用加急特快长途电话打到熊式辉那里，说是林主席穿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熊式辉立即下令，南昌市所有县、团以上的军政人员，一律身穿蓝色长袍和黑色马褂前去车站迎接林主席。林森抵达南昌，从火车上下来，发现站台上以及马路边所有迎接他的文武百官，一身穿戴，与他完全一样，惊异之后，于是大为开心。想想那时的场面和林森惊异的样子，实在是觉得有趣之极。
       熊式辉对人才总是格外关注。有一次，他主办一次招聘县长的考试。口试由他本人亲自主持。他出题颇有名士派头，往往稀奇古怪，令应聘者不摸头脑。但也有厉害的角色。口试时，熊式辉坐在楼上，有一个考生，应召而登楼。熊式辉见面即发问：“你刚才上楼来，一共踏了几步楼梯?”这样的题目叫人如何作答?考生听得目瞪口呆，却立即镇定了下来，反问道：“斗胆请问熊主席，你是孙总理的‘忠实信徒’，熟读《总理遗嘱》，你可知道《总理遗嘱》一共有多少个字?”这真是个高手，一下子便将熊式辉问倒。熊式辉倒也不气，反倒哈哈大笑，高兴道：“你的口试及格了，可以录用为县长。”江西人熊式辉在江西庐山这么一个美丽清凉的地方，自然是要有别墅的。1932年的3月，也就是熊式辉在江西走马上任的三个月后，他买下了位于东谷的117号别墅。这原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威廉·约翰·伊莱亚斯的房子。威廉斯的中国名字叫文怀恩。当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都喜欢取一个中国名字，一时成风。有些名字取得土得不得了，而文怀恩这个名字，我觉得还真有些味道，想来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多少吃得透一点。文怀恩是个有财力的人。因为他除了买下这块地皮并建得这么一幢气势宏伟的别墅外，他还买下了159号地并在上面修得别墅一幢。据说，他的背景是美国一些颇有实力的财团。1899年，文怀恩在南京主持南京益智书院，这个书院的支持者们，正是美国的那些财团。
       文怀恩1899年来到中国，1902年买下这块
       面积为4878平方米的山地。他利用这块地盖了这幢足以从气势上盖倒庐山众多别墅的石构豪宅。它矗立山坡，依山而建，三面低缓，易给人拔地而耸起，居高而临下的感觉。它的面前植有参天大树，密集的树叶，使得大门之外的人们仰视这幢别墅时总觉得影影绰绰。
       这是一座体量很大的别墅，但相对它的庭院，它却也只占有了十分之一的地盘。从大门到别墅的阶梯小路，不是直统统地上去，而是稍稍有一些弯曲，弯曲的线条有一种雅致的柔和，阶路两边是流水的小沟。以我的眼光来看，这是整个别墅区最为典雅而有情趣的地方。庭院是很大很大的，里面尽可能地装点着花草树林，用的不是天然的形式，而是园林式的风格。豪华的房子便隐在树木和花草之中，于是多少也沾上了一些隐遁之风。其实，这房子给人的感觉绝不是隐逸之意，它给人更多的感觉却是主人是何等的乐于享受生活。在庭前高大的树下，深挖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这泳池小得让人觉得更像一个只供家人享用的澡盆。但它存在于庭院的树下，存在于自然之中，就给享用的人有了不同的感觉。
       文怀恩这个人看来是一个十分会享受生活的人。二楼朝南一面，敞开着的阳台，格外令人赏心悦目。坐在这样的阳台上，捧一本书，抚一把琴，抑或同二三好友，下棋以及谈天，其快乐真是无以言说。夜阑人静之时，街灯的光亮穿过层层树叶弯曲而来，借着淡淡的灯光和如水的月色，看着对面已成一片暗色的猴子岭，看着坡下灯火如星的长冲河谷，内心深处的情感便在这美丽的夜色中升了起来。你本是愉快着的，你就更加愉快，你本是忧伤着的，你就更加忧伤。
       1908年，司徒雷登在南京学习南京方言，这年夏天他从南京来到庐山，就住在文怀恩这幢豪华的别墅里。以后他再来时，已成为新上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庐山在他的眼里多了许多亲切。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一个动乱迭起、斗争尖锐的年头。这年的初春，英、美、日、法、意的军舰对南京进行炮轰，炸死南京百姓数千人。赛珍珠曾经在她的书中写到这一段过程，因为她们在纷乱的逃奔中，差点被自己的炮弹炸死。文怀恩倒没有死在自己的炮弹下，他是被愤怒的中国人打死的。战乱之中，你杀我，我杀你，最后死的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这真是没办法，说起来也是宿命。文怀恩来中国时二十八岁，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死时约五十六岁，也是运气不好。
       一年以后的1928年，美国“北长老会”将此房产以文怀恩妻子的名义重新在庐山大英执事会注册。
       1932年3月28日，熊式辉在走马上任江西省主席后，在庐山购下了这座豪宅。两年前，在南京，他也在“总理陵园新村”购买了两块地皮修建私宅。在太乙村，他也有一幢名为“熊宅”的别墅。唉，一个人当了官，就可以这样富有，难怪人们都打破脑袋往官场里钻。实在是它给人的好处太多太多。熊式辉为什么这么有钱?民间传说是他在上海当淞沪警备司令时走私鸦片大赚了一把。对此，朝野中也曾经有舆论纷纷扬扬，传到蒋介石那里，老蒋根本不信，反而大骂了一通舆论。熊式辉是老蒋的人，老蒋才懒得管他哩。他跟着自己能赚到钱，就会更加忠心于他，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说起来，不管熊式辉买房子的钱是否走私鸦片所得。但他身居要职，还能兼而赚大钱，想必这钱多少都赚得有些不明不白。
       买下豪宅的熊式辉的欢愉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这年夏天，他便在他气派非凡的客厅里大摆宴席，山上达官贵人，名流雅士，悉数请到。因了这幢别墅，这一年，熊式辉在山上出尽了风头。文怀恩没有享受完的生活，熊式辉接过去享受了。
       熊式辉搬进别墅没多久，有一天，突然发现别墅内的墙上有异物。这玩艺儿着实吓了他们一跳。初始以为是猛兽的眼睛，又觉得仿佛是蛇一类动物的鳞甲。盯了许久，可那玩艺儿偏又寂然不动，只发出亮光。顺光而至，看到的只是一节如树根一样的东西，长五尺左右，宽六寸。着人拿进密室，那东西红光艳艳的，竟不知为何物。熊式辉夫妇忙不迭地请了老蒋两口子前来一观。老蒋他们也识不得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同去的江西省建设厅长龚学遂经考证认为：那是一种变态了的植物细菌。山上潮湿，不管什么在那里都呈一派疯长的姿态。说起来，这样一类的异物也够吓人的。
       庭院的后门，有一幢低矮的佣人房间。战争期间，熊式辉在这个房间的对面修了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顶部是二十厘米厚的钢筋水泥板，在它的上面又加上厚厚的土层，厚土上种着树与花草。尽管费了老大的事，但似乎日本人的炸弹没有炸到这里。因为他们不必轰炸，就径直上山来了。
       抗战期间，熊式辉并未跟着蒋介石一起去重庆。他一直呆在江西或是抗日，或是逃亡，直到1941年才调至重庆，来到蒋介石身边。老蒋派他做了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机构，我想大约不如独自当一个省的头儿来得自在。
       抗战胜利后，熊式辉被调去东北主持接收。以后他便留在了那里，成为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是似乎他在东北干得不咋地，并且利用东北搞经济建设之机，大捞油水，被总参谋长陈诚闻知后，秘派人马去东北暗中调查，并指责熊式辉的贪污腐化。不久，熊式辉便被撤职。老蒋见他后，把他臭骂了一顿，从此他便失宠。
       1949年后，熊式辉到了香港，因苦闷无聊，便行文人派头，与吴鼎昌等人筹办了一个《海角钟声》的诗社，他自任社长。每周一起聚餐，饮酒作诗，以打发寂寞的时光。这期间还发生过一起令熊式辉极其不愉快的事情。他的护照突然被疑有真假问题，因而被香港当局拘捕。幸而他多少有些来头，曾经是香港政府的贵宾，并且还获得过英皇授予的勋章，港府这才免于起诉。想当初他熊式辉是老蒋身边的红人，何等风光。到如今，竟险在这个小小香港失蹄，想想这事，便觉得窝囊。很快，熊式辉便离开香港去到泰国，在曼谷住了两年，又去到台湾。在台湾期间，与红得发紫的陈诚不睦，于是又到澳门，又到香港。居无定所地一直奔波了许多年，直到最后还是留居在香港。然而，这个时间也不长，因为他老了，老了就要离开这个世界。1974年1月，他在香港病故，这一年，他已经八十一岁了。在漂泊的日子里，他曾经在诗社的最后一次诗会上作过一诗：“云梦已吞宁芥蒂，华严初悟即菩提”。一派消极主义的大彻大悟。繁华已过，便是凄凉，人生大抵都逃不过这样的结局。
       倒是熊式辉在庐山的别墅却并未像其它别墅一样，颓败得不成样子。它依然大模大样地立在长冲河谷一侧。蓝色的窗子在青山绿水中，十分夺目。庭院里花红草绿得也很是茂盛，从它的院墙边走过的人们，都不禁会仰望一下这幢别墅，悄然地议论几声，这别墅曾经有过怎样的主人。
       这幢别墅现在的地址是中八路359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从美庐出来，向高处的房子张望，如果你眼里出现一幢蓝色窗框并且十分气派的石构别墅，那就是熊宅。
       方方，作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方方文集》。